从Intel到Zynga: 如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CSRI？

昨天，我们终于完成了英特尔人权对话系列的最后一次会议。由于对话历时三、四个月之久（要等待公司各部门的反馈），有一些外部专家没能自始至终参与，也有一些人因为所代表组织的性质（如联合国全球协定UN Global Compact官员）没有积极谏言，Sklar律师和我这两个“始作俑者”从“英特尔人权原则”、“员工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遣词造句、privacy by design（开发设计时就考虑到隐私因素）等、到推动中国从列宁主义一党专政向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转型的“社会创新”这样的长期战略，讲得比较多，不知道英特尔最终如何修订人权政策。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英特尔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已经比别的公司走在前面，对于是否继续介入新的政策的实施，不准备再施加压力。我更关注如何进一步推广经验，帮助别的公司。自然地，我开始建立一个计量加实地调查的社会模型，给每个公开上市的公司评定其企业社会责任指标CSR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英特尔CSRI大致会在A与B之间。

与老牌的英特尔帝国相比，Zynga是一家去年刚上市的网上“社会游戏”公司，主要依赖上个月刚上市的Facebook脸书公司的用户帐号收款，但发展迅猛，2007年成立以来，已经有近3千员工、十亿美元营业额，成为这个行业的主角。不过，与脸书类似，它的股票一蹶不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CEO的贪婪），今天召开首次股东大会，以6.05收场（最高时达到15.91）。

我提前赶到旧金山市中心的Marriot Marquis旅店会场，办理登记后在麦克风边上的位子坐下，迅速浏览会议规则，感受到公司的紧张。大约有五十来名股东和二十来名公司人员出席，主持会议的秘书长一方面强调会议的程序有效，同时尽快宣布正式会议结束，才让股东提问。我第一个发言，指出刚才CEO介绍公司的国际发展（28种语言、18种货币等），公司的2011年报告也比较客观地列举了“扩展国际市场面临的政治等风险”（13页）、“数据隐私”担忧（17页）、“个人信息”管制（18页）、“中国政府不容许脸书进入中国”（19页）等人权、社会课题，却没有一个公共或社会政策部门来应对这方面的复杂挑战。现有的“任命与企业治理委员会”实际上只管任命、挑选董事会。秘书长简短地回复说公司有人负责政府关系。我表示愿意以自己的经验帮助公司，会后再直接交换意见。后来又有四个股东就脸书和股价下跌提问，基本上被财务长用专业性词汇打发掉了。其实，公司的股份被分为ABC三级，而C级专为CEO（创始人）一个人设计拥有，比备受批判的新闻集团、谷歌的AB二级股份结构更不合理，可惜我已经没有权利再提问了。

会后，我像以往那样，在大厅里端着饮料慢慢品尝，观察董事会成员们如何表现。他们没有一个人过来与股东交流。看来，他们有点心虚。我走过去，准备去与秘书长交换名片，却被一位女士拦住，把我介绍给另一个男士。他是VP of Customer Service顾客服务副总，级别和职能都不合适。他说会转达我的电子邮件提议。在进一步计算之前，我感到Zynga的CSRI大致在C和D之间。

自从我1992年得到“经验社会学与社会调查法”专业的学位却被日本和中国政府赶出由金钱和权力控制的“学术界”以来，已经对美国、日本、中国的二十几家公司的社会政策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亲身调查，积累了足够的社会数据。我创建中国社会学的理想并没有被1989年当代中日关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完全葬送，现在，通过政策比较，设立企业社会责任指标，把全球化局势下的公司治理纳入普遍的全球性的社会政策框架，是继续对美日同盟的案例分析，把公共政策研究确立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又一个尝试。我也期待与世界上类似的机构（如UN Global Compact）交流、合作，以“全球社会契约”的方式共同解决全球性的人权、债务、失业、环境、战争等问题。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