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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1月8日，胡德平在深圳大梅沙論壇閉幕式上發表演講，對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議發表了看法，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進行了新的解讀，他表示，依法治國要求人民民主專政也應該受到法律約束，國家治理現代化在於調和社會平衡而不是階級鬥爭。他說：“我們建國以後搞的很多階級鬥爭，說句實話，是無謂的，有什麼意義，解決了什麼問題。以後那麼多的冤假錯案，那不是以後也都是一風吹了嗎？真正的問題我們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解決嘛。”他認為，四中全會把階級鬥爭和專政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

要尊重人權，否則就會天下大亂

在演講中，胡德平表示，今年，當他知道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要對依法治國的理念作出一個決定的時候，心中是充滿着期待的。但同時又想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對國家、對法律曾有過明顯的論述，就是說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表現，在《決議》公布前一個月，一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引起社會上廣泛的討論，這表明了這場爭論不是偶然的意識形態上的風波。

9月23日，求是雜誌社旗下的《紅旗文稿》刊發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的一篇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聲稱國際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所以人民民主專政是萬萬不可取消的，必須堅持，必須鞏固，必須強大。文章發布之後，迅速在思想領域引發熱烈爭議。胡德平上述講話中提的文章即指此篇。

談到階級鬥爭和專政，胡德平稱，在中國的上層建築中沒有哪個理論比法學理論與之聯繫最密切的理論了。他說，比如，馬克思在大學是學法律的，他終身都堅持一個觀點，他對法律說明了資本主義社會法的本質就是由資產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他終身都是這麼一個理論。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法律就是取得勝利，掌握政權的階級意志的表現，這表明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是他們的說法。

四中全會《決定》又是怎麼說的呢？《決定》中說：我國的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要恪守以民為本、立法為民的理念，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的擁護。兩者的說法我覺得是非常不同的，胡德平說，列寧在1918年10月他的著作中說：無產階級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獲得和維持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

“我們國家當舊的剝削階級和統治階級已經消滅，其舊的生產關係和所有制已被新的社會關系所代替，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還能像列寧說的那樣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嗎？”胡德平認為，如果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到頭來只能是人民受到另一部分人民的專政，全體人民也會受到自己專政的迫害。就是被打倒的剝削分子也不是要消滅肉體，也要尊重他們的人權，適當的時候他們應當獲得公民權，否則就會天下大亂。中國人民不應該忘記這一教訓，應該向猶太人學習。

“要依法打擊那些權貴勢力階層”

胡德平表示，現在《決定》當中珍重生命，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律的基本屬性，人與人之間法律不再劃分階級。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眾執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決定》的這些文字中我看不出來還要對哪個特殊的階級、特殊的階層有特殊的描述”。法是對全民而言的，是對所有的全民而言的，這個法它的意義就在這裡。

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民又豐富發展了它的內涵，改革開放以後除了公民大眾以外又出現了多種利益群體，新的社會階層，這是人民範圍的變化和發展，這些新的社會階層都在我國憲法中有明確的地位，都受法律保護，他們之間的矛盾，其內部的矛盾都要依法解決處理。“即便不排斥用階級的觀點分析我國的現實社會存在的社會關係，也根本無需再用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方法去解決，這是我黨治國理念的一大飛躍，是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巨大進步，也為階級鬥爭和專政的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其意義特別重大”。胡德平說。

要落實這個，當然進程還是非常艱巨的，這將使我國社會內部的各種社會關係更加和諧，富有活力，但法律絕不保護，還要依法打擊那些權貴勢力階層的、同人民大眾利益相對抗的特殊利益集團。

胡德平表示：“我中心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這個法治做出這個決定來了，不管它貫徹得怎麼樣，我覺得我們應該有這麼一個自信，應該看到這個國家的變化，就是我們黨把階級鬥爭和專政理論找到了一個依法治國的出口和通道，我覺得這個是我學習法律我感受最深的一點。”

自曝致信周永康內容

談到腐敗問題，胡德平表示，黨內一些巨腐大貪，隨意踐踏社會主義法治，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安全感上的心裡底線，有段時間讓人特別之恐怖。“其中我也是一個，就是在一段時間裡面我覺得我們社會怎麼成這個樣了。”

胡德平說：“2010年10月，我曾給周永康寫過一封信，一是轉去一位老同志的信件，因為他要求我幫他反映問題；二是說明了我當時對政治走勢、社會秩序、治安的一種極為焦慮的態度。”

胡德平在演講中透露了信件的內容：

永康同志，你好！某某同志送我一信，信後教訓我，你不要嫌我老了還管閒事，我與你父親胡耀邦都是一個戰壕里的生死戰友。這封信我沒有轉，第二天他夫人問我轉信之事。我說“某老”（他還有一個身份特徵，是老將軍）為什麼不直接送給周書記？她回答：秘書不辦。這位老將軍已經換了三個秘書，秘書幫他孫子入軍校時反要收錢，天哪，我國的政治風氣、司法工作出了什麼問題呀？我轉送此信，請你閱之！

胡德平表示，“以後對重慶的唱紅打黑支持最力的就是他（周永康），每次講話都給人們一個很恐怖，不知我們國家的政法法治怎麼發展。”

落實依法治國起碼要兩代人

另外，談及中國爆發的一些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胡德平表示，儘管都和境外反動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邪惡勢力必須依法打擊，但是這類突發性的矛盾也不會短時期消失，但是也不能完全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解決。“矛盾尖銳了、矛盾複雜了，成百人的受傷了，我們如果只有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階級鬥爭才算是一個鬥爭，我覺得太簡單了，它不是階級鬥爭，但是同樣也很尖銳複雜。”

其實專政變為通用詞語，就是武器。胡德平表示，作為過時的剝削階級被消滅，人們真正獲得主人翁地位的國家，國家機器越來越重要的職能就是調節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矛盾，動員資源組織生產、發展經濟、維護秩序、保證治安、繁榮文化。“我想當我國人民完成了兩個100年夢想和目標的時候，我國的國家機器就會為每個國家公民的生老病死，從搖籃到墓地的生命活動盡職盡責，這個也是國家機器的一個任務啊。不是像某篇文章說，只要到了共產主義階段國家才消亡，階級才消亡，我們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幾百年，你再來個發達階段、繁榮階段，那要多長時間？”

胡德平表示：在這方面，北歐國家，歐盟不妨作為我國國家機器的一個參照物，你可以不照辦，但是要和人家比一比。歐盟各國已經開始在車同軌、行同輪、書同文的歷史過程中進步了，我覺得這個也是現代化治理所需要參考的一些國家實例。

胡德平最後表示，四中全會決議是一次對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新的社會關係，國家和公民關係的重大調整，其意義非常重要，也非常深遠。但是真正要落實這個決議，沒有一代人、兩代人實際上是不行的。一代人，20年、30年也可以，取個中數25年吧，我覺得起碼也要有兩代人。

因為他（習近平）說了，讓中國人民可以通過依法治理，讓每一件案件都要體現社會的公正和正義，我覺得這個任務太艱難了。我們離這個目標儘管還這麼長，但是需要每個人都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