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信口雌黃，虛如偽蛇。
中國的記者，跳梁小丑一個。
上串下跳，卻無法逃脫。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言辭冷漠，從來不會感謝祖國。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逞凶作惡，只能自食惡果。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喪盡天良，把謠言傳播。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為非作歹，卻終究不能逃脫，法律的束膊。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如飛蛾撲火，化為塵末。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還想立牌坊，只能是傳說。
中國的記者，其實都是妓者。
吹拉彈唱，奏的卻都是給自己送終的輓歌。

悲哀啊，中國的記者，你永遠都只能是

供當權者玩弄的妓者。

日軍對中國國民性的調查

日本軍隊對占領地域或預設戰場有所謂“統治資料”的調查內容，是日本兵要地誌關注的要項。其中有當地“國民性”或“民族性”的調查和評述。

從現存的當年侵華日軍編印的各種中國的兵要地誌看，大多有所謂“對占領地的統治資料”和“國民性”的調查，與上述日軍參謀本部或大本營陸軍部的規定項目詳略不一。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日軍1937年編印的《長江下流地方兵要地誌拔萃》，對江南地區中國漢民族有十七條的概括性總結：

一、個人主義。愛錢財和儲蓄觀念強，缺乏國家觀念，不關心政治。
二、同業者合作，同鄉人團結緊密，商業道德觀念強。
三、愛面子。
四、極富附合和雷同性。
五、保守而尊大。
六、實用主義強，恩義感薄弱。
七、天命觀念強。
八、形式主義重，巧於詞令。
九、富於妥協性。
十、上層階級人士極盡怠墮享樂之能事，而一般百姓極勤勉，性敦厚，身體強健，耐勞動。
十一、長於宣傳，易被宣傳所鼓動。
十二、猜疑心重。
十三、情況惡化時極脆弱。
十四、守成觀念重。
十五、尊重祖先墳墓。
十六、對強者屈服順從，對弱者虛張聲勢，也是他們天命觀的反映。
十七、迴避責任。

另外，日軍對中國人地方特性總結為“長江流域一般懦弱，移住南方者多血性進步，而北方人則是保守的”。

對廣東人幾乎沒好話，
對湖南人沒有一句壞話

綜觀當年日軍參謀本部根據現地偵察所獲情報編印的兵要地誌看，除一些重要方向的“急就章”，日軍對中國各省的居民的特性大多有簡要的評述，特別是對少數民族聚居省區。

我們以廣東為例。日軍參謀本部1938年9月編印的《廣東省兵要地誌概說》，對廣東人評述幾乎沒有一句好話：“當地漢族人先天與一般中國人不同，比北方的中國人勇敢富有團結力，敏慧、狡黠頑固，性極殘忍”，“歷來兩廣地方惡漢兇徒四處為盜，在此處作戰要特別注意後方的警備”，“排外，排日思想旺盛”。

同是日軍的兵要地誌，台灣軍司令部1944年編印的《台灣兵要地誌概說》對廣東人和福建人是另一種看法。廣東人“性勇敢、質實、克勤克儉，富於理智，雖厚交誼，但頑戾固執”。日軍對當年在台灣居住的福建人的看法是“性溫和、長於商才，耐苦，可成為優秀產業人、經濟人。敏捷、雖有輕佻浮薄之弊，但易服亦易叛”。日軍1935年《福建省兵要地誌》中“對占領地的統治與觀察”說：“福州人優柔，廈門人敢為。因此，在福州地方以威嚴使其屈服較容易，但在閩南地方，人們不怕威脅，以威嚴使其屈服必然會招致奮起反抗。這一點要引起注意。”

抗日戰爭中，從武漢失守到1944年夏秋時節，日軍占領長沙、衡陽，有將近6年時間湖南大地成了中、日野戰軍主力激戰爭奪的戰場。中國第九戰區官兵主要對手是武漢為中心的日本第十一軍。1943日軍參謀本部根據現地作戰日軍情報資料匯總的《湖南兵要地誌概說》卻對湖南人沒有一句壞話：“古來富有尚武風氣，好學，士多，世利淡，慷慨進取。本省自古以來有出武將及碩學之士的傳統，今日當地居民軍人和海外留學生比其他省多。其商人缺乏機敏，因而主要都市的商業多為外省人經營，以浙江、江西人居多。質樸勤勉為本省人的特長，農夫勤於耕作，勞動者、船夫、轎夫等下層堅忍力行……”

日軍1929年《浙江省兵要地誌》說，由於浙江氣候溫暖、物產豐饒，人民生活小康，因而富於柔情，如杭州人淳良且敢為，寧波人舉止快活，思慮慎密。1943年日軍《江西省兵要地誌概說》對江西人的評述為江西“北部水陸交通方便，受外來思潮影響稍有些輕佻浮薄的缺點”。日軍對廣西人的評述似乎較為客觀，如廣西漢族的特質為：“一般質樸彪悍，忍耐力強，刻苦勤勉”其體格特徵為“比中國北方人身材短，體重輕。一般體力弱。”而對瑤、苗、壯族，日軍則認為“一般勇敢、堅忍，有服從心。但偏狹頑迷”。對廣西這些少數民族的體格，日軍記述“一般強健，以善走路，動作敏捷著稱”。

對苗族等少數民族敘述較為具體的是，1938年7月日軍大本營陸軍部編印的《雲南省兵要地誌概說》。日軍對苗族的記述為：居住在“雲南省中部、西部和南部，高度在 9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之上”， “身軀矮小，平均身高1.55米，頭形廣大，皮膚赤黃色，頭髮漆黑直狀”，“性情一般魯純單純，溫和。受漢人影響兇惡的熟苗的風俗、禮儀、語言等漢族化，從事農耕畜牧，佛教徒室內掛觀音或關帝像”。

彝族，特別是白彝，日軍認為是“比較優良的民族，有獨特的風俗和獨特的文字，是樂天怠惰的種族。”日軍對雲南藏族的看法為：“面貌鼻根陷，眼色黑，口大、唇薄、額寬，皮膚黃銅色。性情溫和，喜好音樂，舞蹈優美。但精神貧乏，對喇嘛的話盲從。”瑤族“容貌、風俗與漢族相似，使用漢字”。“山地居住的通常蒙昧，性兇惡。平原居住的較聰明”。對滇緬邊境地區的佤族則說“居住在山嶽之頂，用上等的木料造家屋，形成廣大的村落……有頑強的抵抗意識”，“一般文化程度低，主要從事狩獵”等等。

侵華日軍在《台灣兵要地誌概說》中將居於台灣的人分為日本人、台灣人、土著、把中國人列為“外國人”。而文字中對土著的高山族稱為“高砂族”，而且只有做背夫的片字只言“高砂族挑擔能力，壯年者25—30斤，每日行程20公里”。但在所附《土著居住分布要圖》中將高砂族的分布、人口數、以及民族特點以圖表形式編繪，一目了然。日軍認為大野兒族，即泰雅族為高砂族中“性最彪悍獰猛排外、好爭鬥”；亞米族，即達悟族“性溫和順化，營農業、刻苦耐勞”；培旺族，即排灣族“稍彪悍性伶俐”；保隆族“雖鈍重，但獰猛固執”；曹澳族，即鄒族“性彪悍，但服從官令”；曬塞族，即賽夏族“性溫和，漸近於本島人之習慣”；夜美族，即阿美族“最原始，但性溫和，從事漁農，擅長在海中之工作”。

日軍怎樣評述中國人？

不僅是日軍作戰之用的兵要地誌記載占領區的國民性，1939年3月，駐天津的日本經濟侵略組織“旭組河川運輸部”秘密印發的《北支河川運輸及支那的河川》一書中，筆者發現還有《支那人的國民性和常識》一章。概述如下：

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氣質。中國人之間可以隨機應變，因此，凡事都可以解決。但如果有日本人介入的話，事情就會變得複雜化。這不僅因為他們對國際意識的反應及不能貿然地做出判斷的緣故，還因為他們之間的國民性以及思維常識性認識相通的原因。日本人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常以自己的思維意識作為基礎去處理和解決問題，所以必然會引起糾紛。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具有豁達的國民性，但這種國民性在日本人看來已經過時，因為它涉及的是面子問題，波及到上至高官下至百姓的廣大範圍。這裡指中國的所有豐衣足食的民眾，不包括下層的無產階級。但對與這些民眾以下的無產階級，也同樣主張面子，也就是說是一種極端的唯我獨尊的獨特的國民性。恰當地處理面子問題的語言是“沒法子”。“為面子竭盡全力而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時，為‘沒法子’”、“用盡了萬全之策而沒有達到目的，為‘沒法子’”。責任與放棄也出自面子以“沒法子”來處理。然而，日本人以自己持有的思維意識為基礎來為人處世而被稱為“一根筋（固執）”。在日本人看來“靠不住的中國人”，在中國人看來“專橫的日本人”，這樣一來造成了很大的隔閡，使其相互感情發生了對立。自尊心很強的中國人的國民性遭到了歐美物質文明思想強烈的滲透，無形中樹立了白種人了不起的概念，歐美人也儘量地以自己的優勢自居。之後，中國人通過日本的侵入看出了日本財力、文化的劣勢，十分敏銳的中國人的國民性逐漸開始發生輕視日本的傾向，“日本不如歐美（先進）”，為此，“排日”逐漸上升為“抗日”，“對歐美的崇拜”逐漸變為“依賴於歐美”，由此導致了本次不幸事件的發生。

日本系統研究中國國民性並直接為侵華戰爭服務的則是1943年由曾任東亞同文書院教授大谷太郎撰寫出版的《支那國民性與經濟精神》一書。作者將“事變”即戰爭爆發過程中中國人的世界觀及國民性的表現，歸納為十二條。其中指出：“因為是真正的虛無主義者，所以一方面搞這種‘徹底戰’，一方面又湧現出大批機會主義者，做出和平姿態，使事變更加熱鬧。”“由於富於局部的合理性，長於算計，故往往使合理性走向非合理性，太算計卻招致損失……對於日本方面當初的不擴大方針，中國方面卻使之擴大，將日本軍隊引向上海、中支（即中國中部）。循着同樣的軌跡，為了對日勝利而把被他們同樣視為‘夷狄’的英、美、法、蘇聯引為朋友，依靠第三國的援蔣行為而持續抗戰。而這些第三國的援蔣顯然是從各自的利益出發的，並非出自真情實意……”

以上等等，正是這些偏執的誤判，使得日本侵略者低估了中國人民抗戰到底的決心和意志。

日軍對漢奸的“利用”策略

日軍的兵要地誌除調查“國民性”之外，對占領區的民族講“利用”。如1928年日軍參謀本部派遣到中國東北進行偵察的報告《洮南·昂昂溪·扎蘭屯西方地區兵要地誌資料》中就有一節《蒙古人的利用》，記述當地蒙古王公及居民對日本的態度，及利用的謀略建議。還特別指出“當地人認為張作霖被炸死是日本人的陰謀”。

日軍對占領區“利用”方面着眼頗多的是1937年編印《長江下流地方兵要地誌拔萃》。其中“對地方官民的注意事項”一節，首先是“關於綏撫利用的注意”，我們看看日本人如何收買漢奸的：

一、避免官吏蒙賣國的污名，保護其體面。
二、用金錢操縱，若他們表面有清廉的君子名譽心，當用隱密的方法收買。
三、對中國人應保持威嚴。
四、與中國人交涉應注意其妥協性。
五、要利用中國人自治精神及地方自治機關。
六、應以地方官吏及自治團體以相當的委任。
七、綏撫利用以漸進的方式施以恩惠。
八、對他們大小的要求，名舍而實就。

漢奸，是日本占領軍的合作者。抗日戰爭中這群人是一個並不算小的群體。據稻葉正夫編的《岡村寧次回憶錄》中說：“後來在我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末期，估計向我軍投降的重慶系地方軍的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即達30萬人左右。”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前線指揮官常抱怨漢奸太多，情報容易泄露。漢奸中的人也是形形色色。在下層，沒有受過教育而缺衣少食的人群容易被日本的小恩小惠誘惑而為求生下水，他們更多的是為了生存。在上層社會中，失意的軍人和政客中有一些成為日本軍隊的合作者和幫凶，想借日軍的力量恢復往日的權勢和地位。漢奸是一群值得研究的群體和歷史現象。

翻閱近年日本藤田昌雄的《陸軍兵器史—虜獲兵器與同盟軍的實態》一書始知，當年抗日戰爭中不僅有為數眾多的“漢奸”，日軍在東北還卵翼了叛賣祖國的少數民族特種部隊，如由360朝鮮族人編成“間島特設隊”負責國境監視任務。由蒙古人編成的第八六八部隊，又稱“淺野部隊”戰時擔任潛入蒙古人民共和國後方擔任特種作戰任務。還有由300名生活在大、小興安嶺的少數民族獵人組成的部隊。平時擔負對蘇聯兵要地誌的偵察，戰時則配合日本關東軍和滿洲軍進行山地游擊戰。此外，還有由320名回族人編成的“騎兵第三十九團”，企圖在對蘇聯作戰時乘馬長驅迂迴西部，擾亂敵人後方。

“日本人的通病”

岡村寧次大將在其回憶錄中說“日本的中國通對中國人的態度或看法，基本上分為兩類：其一，認為考慮到中國人的性格，以誠相見未免愚蠢，應根據利害關係加以斟酌，審慎對待。其二，認為只要確實以誠相待，中國人也會對我信賴，並且樂於共事。我本人則屬於後者。”而事實證明，岡村寧次在華北，是以“三光”政策對待中國人的。

日軍兵要地誌對中國人的評述中令筆者頗為刺目的是對居住在台灣的福建人和江西人都用了“輕佻浮薄”的字句。我曾問過日本教授日語中“輕佻浮薄”即中文中的“輕佻”，我似有些不解。讀稻葉正夫編的《岡村寧次回憶錄》，對日本人有如下評價：“時逢艱危，人人仍在背後說三道四，專事批評，這也是日本人的通病。”看這句話我心遂釋然。注意，這不是筆者所言，而是岡村寧次由衷的悲嘆！

岡村寧次也曾說過一兩句對中國人“感動”的話。日軍在打掃九江附近馬鞍

山陣地時發現中國軍隊將已戰死的日軍官兵遺體及全副武裝包括軍官軍刀

及其裝備品完整的埋葬。中國軍隊的道義使日軍大為感動。

有時，自身的缺點要他人發現。日本人的總結還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