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财政即征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经济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则是民众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的高速增长，增加了一些特权利益，但主要用来维持政权稳定。

    国富民穷本身在政治伦理上就很难站住脚。财富由人民创造并不是由国家创造，国富民穷证明国家征收过多。如果征收过多不能导致国家公共服务数量与质量的大幅提高(这种提高本身就不会导致国富民穷)，那么国家为什么要富?是为了国家权力掌管者来使用这些财富吗?这是剥削，是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剥夺，并不符合政治伦理。有人嘲笑西方国家的财政危机，政府穷得揭不开锅，要破产了，这当然是一个经济上管理上的问题，但从政治伦理上看，穷政府则完全占据道德高度。因为他们“穷”的原因，一是征收过少，这会带来“民富”，说明政府不“吸民血汗”。二是征收都用于公共福利，即用于民众身上，没有用在政府身上，“穷”证明政府廉洁。所谓的财政危机，只是在征收与使用之间不大协调而已，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倒是有的政府“不差钱”，会引起人民的疑问：人民很穷，国家却很富，国家的钱是怎么来的?是否横征暴敛?这么多钱你准备怎么用?如果只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你这个政府还具有合法性吗?在政治伦理上，国富民穷的国家是会被有正义感的人瞧不起的。

    国富民穷只有在专制国家才会存在，因为专制国家存在一个权力利益集团。他们需要通过权力来取得利益，还需要通过权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通过权力获得的不合理利益，会带来国富民穷，但不是导致国富民穷的主要原因，即便是极尽奢侈的封建皇帝，他所消耗的财富也有限，倒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不合理利益，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对人民进行控制的系统，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一系统所消耗的财富，要超过权力利益集团本身消耗财富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个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总感觉钱不够用，并不是他的奢侈生活因为缺钱不能得到保证，而是他要花很多很多的钱来保住他的权力，他要建立洗脑系统，进行愚民的思想教化，这要一大批的人来做这个事，需要好多钱。他要对社会进行控制，防止对其权力秩序的颠复。这也需要很多人来做这个事，同样需要钱。他还要扩大获得不合理利益集团的规模，不使自已成为孤家寡人，而构建一个统治集团。由此，国家机器被不断强化，国家费用成倍增加，最终，当人民无法负担时，革命就来了。

    英国人还是很聪明的。第一，他们承认一个王室，不消灭不推翻，并把这当作国家的象征。第二，法律上给予王室生活上的保障，王室也放弃为了维护自已利益的权力，国家省却了一大笔王室为了保住自已权力地位的费用。第三，王室作为一个家族，不会扩大，其它人包括官员无法进入其中。英国人化很少的钱供着一个王室，既保持了一种传统，又没有了维持王室政权不倒的大笔费用。所以他们政府收税，除了付给政府雇员(包括首相法官议员等)与市场劳力价格大体相近的工资外，其他都用于社会公共事务。不会产生维持政权或政府不倒的费用。

    中国的维稳经费已超过军费，国人似乎很惊讶，其实，这只是体制外的费用，体制内就存在一个为了维系政权而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庞大系统。现代政府职能确实有扩大的趋势，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多，更紧密，使政府维护社会个体利益平衡，即维护经济秩序的费用增加。二是现代文明程度的提高，人道主义需要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国家需征收较高的税来实现人道主义。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包括政府费用，都有扩大的趋势。但西方民主国家决没有维持政权不倒的费用，因为它们的政权不是个人或集团的，不存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说法和行为，也就是说，政权不存在敌人。民主国家人民对政府不满，只是对某些官员或一批官员不满，并不是对政权不满，因为他们的政权是民主的，也是公有的，官员只是打工的，官员不好，通过选举叫他下台就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官员只是为这个政权打工的，他们也无法运用手中的权力，利用国家的钱财来保他们的位子，在民主条件下，想保也保不住。所以，民主国家没有维持政权不倒的费用。他们要军队要警察，只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持治安，防止暴力的需要。只有专制国家，才把个人或集团与政权捆绑在一起。他就是政权，政权就是他。

    中国民众供养的“公务员”，是世界上最多的。这些公务员是不是在处理“公共事务”?并不尽然。比如，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正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事务，我们有多少人在做?做得怎么样?相信国人大多心中有数。相反，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又有多少人在奔波?不是开一个会，都需要全国来保卫吗，这需要多少钱?而且要做到万无一失，比之食品安全的处处漏洞，也确实做到了万无一失。不过，由此也充分证明，中国的公务员，中国的财政费用，用于公共事务少，用于维持政权稳定多。依我的观察，中国“公务员”起码有一半不是在处理公共事务，而是在维护政权。比如那些搞宣传工作，控制思想，控制舆论的人，那些政工干部，工青妇的于部，那些装点门面，当作花瓶的人大政协干部，他们的工作大多与他们的称号相距甚远，人民代表不为人民说话，新闻工作者不报新闻，工会干部不为工人维权，更不用说那些对人民的思想行为进行管制的人了。所以茅于轼先生说，作为纳税人，他最不愿意的是，他纳的税用于对他进行管制。这样的国富民穷，是很讨纳税人即民众嫌的。

    专制政权周而复始，被历史学家总结为“周期律”。之所以有这种周期，根本原因在专制统治者，需要维护他的统治权力和地位，这种维护会不由自主的进入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是统治者通过权力征收获得特权利益，引起人们的不满，为了压制人民的不满，他要通过更多的征收，更多的钱来建造控制系统，这些钱并不是用于特权利益，而是用于控制民众。民众本来就不满，增加征收，则引起民众更大不满，为了压制更大的不满，则需要更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当然也就带来更大的征收。如此反复循环，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民众则越来越穷(在经济有较快发展的情况下，民众越来越穷只是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并非绝对的越来越穷)。这正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过程。在这一恶性循环中，统治者的特权利益可能有增加，但征收越来越大主要不是为了增加特权利益，而是为了控制民众，即从民众身上收钱来控制民众。这样一笔钱，民众出得越来越多，怨气越来越大，但对民众的打压也越来越厉害。当这种张力达到临界点，产生断裂时，社会进入动荡，权力重新洗牌。特权者被打倒，新的特权者上台，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

    中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的加速过程中。近一二十年，中国经济确实发展很快，但财政即征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经济增长速度，与此相对应，则是民众收入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的高速增长，增加了一些特权利益，但主要用来维持政权稳定。别看现在中国财政收入很高，还有卖土地的钱，但政府还是感到缺钱。一方面，经济发展了，特权利益要增加，另一方面，体制内想获得特权利益的人越来越多，政府要靠这些人来维持政权，正在步步退让。更重要的是，民众对政权越来越不满，压制民众需强化国家机器，包括言论控制和维稳体系，这需要越来越多的钱。这些钱最终还是由人民来出。还好，经济快速发展，给了征收越来越大却不用民众收入越来越低作代价，民众收入虽然增长缓慢，但还是在增长，张力并未达到断裂的程度。但近二三年经济增长放慢，土地也卖得差不多了，政府还背上了天量债务，而民众的不满却在增加。这种情况下，控制民众的钱不能少，要增加，体制内要保证团结，获得特权利益的人也要增加，所以征收不能少，甚至还要大大增加。当经济发展放慢，征收增加需民众减少收入为代价时，张力必将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