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理论。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英国哲学家、作家赫伯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是一种政治倾向。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这一思想说明社会进步和变革的不可避免，也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的退化不可避免。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一样，经常被卷入关于优生学的争论。
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理论在欧洲思想界很常见。达尔文之前的启蒙时代思想家，如黑格尔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思想家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天然特征。托马斯·霍布斯在17世纪写成的著作《自然状态》中已经出现达尔文所描述的对自然资源的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他社会变革理论的区别在于，它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
达尔文对进化的独特研讨与其他理论的区别在于：达尔文强调自然对人类的发展的影响高于超自然影响，认为人类像动物一样为生物学法则所约束，特别是人口增长对个体的压力。
达尔文觉得“社会本能”如“怜悯”和“道德情感”也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这些进化的结果使他们所在的社会得到增强。他在《人类起源》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所以，达尔文确实相信社会现象也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化观点是，人、特别是男性必须为了在未来能够生存而竞争，不能给予穷人任何援助，他们必须要养活自己，虽然多数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支持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以赋予穷人养活自己的机会，使能够自足者胜过那些因懒惰、软弱或劣等而贫穷的人。
对达尔文生物学观点的另外一种社会解读是所谓优生学，该理论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起来。高尔顿认为，人的生理特征明显地世代相传，因此，人的脑力品质（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那么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即：避免“不适”人群的过量繁殖以及“适应”人群的不足繁殖。高尔顿认为，诸如社会福利和疯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允许“劣等”人生存并且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如果这种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社会将被“劣等”人所充斥。
在德国，恩斯特·海克尔于1899年出版的畅销书《宇宙之谜》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给更多读者。这一现象催生了1904年建立的“一元论者联盟”，其成员有许多名流，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909年该联盟的会员有六千人之众。他们主张进行优生改革，结果成为大众运动鼻祖之一，最终也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源泉之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关联。虽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观简单而言是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然而还有其他更复杂的观念。达尔文进化论基于基因分岔和自然选择理论进行种族划分。基因分岔是指一组物种彼此之间互相分离，从而各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正是由于基因分岔，我们今天才有不同的人种和族群。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另外，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大日耳曼主义者还论证，如果动物在体能和智力上适应其所在地气候，那么人类也是如此。这些思想得到当时的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全力支持，其中包括著名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的种族观念是：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但是在现代社会，当白人成为内部政治争斗的牺牲品时，亚洲的黄色和棕色人种不断地积蓄力量以准备推翻白人在全球的控制权。许多人相信，白种人和西方文明最终被“劣等”种族和文化所排挤掉只是时间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曾在欧洲的一些社会圈子里--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知识分子之间--广泛流传。哲学家尼采创造了“超人”这个概念。在国际政治上，各帝国之间的竞争鼓励了军事化和对世界依照殖民势力范围进行划分。当时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读更侧重于物种间的竞争而非合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可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纳粹德国的领土扩张和种族灭绝政策有重要影响。
威廉·萨姆纳、约翰·伯格斯等美国学者在斯宾塞和达尔文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萨姆纳在188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学》的论文，阐述了人类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斗争，被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书中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但当代历史学家对于萨姆纳观点的解读有不少争议。作家杰克·伦敦也创作了不少许多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但一般来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衍伸出的反博爱主张和种族主义并未在美国社会生根。
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国家开放国门。中国学者严复于1897年翻译了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变法图强”及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达尔文主义自此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社会，“落后就要挨打”这类口号常见于20世纪乃至当代中国社会。
美国和西方社会的左派批评保守派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辩护。有不少人使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普世道德和利他主义。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右派经常反对达尔文主义，却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一些二十世纪前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预见了优生学和纳粹的种族学说。
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特定的政治立场，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论证进步是无可避免的，有些则强调人类不断退化的潜力，还有人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卷入所谓进步力量。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些相关的社会理论的荟萃，正如同存在主义是一些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的总称，而不是一种单独的哲学。
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造就了现代中国（摘编）
邓小平于1978年启动改革以来，3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规模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十亿华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将自己的经济生活从用牛耕作、骑车出行，提升到汽车即将普遍走入千家万户。
在上一代，邻近中国的多个小型华人国家或地区（比如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类似的经济和技术成就。而在以白人为主导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规模较小的华裔少数族群同样取得了巨大的学术和社会经济成就。中国大陆不甘示弱，尾随其后，取得了上述成就。
对于20世纪中叶的西方人来说，他们更加熟知的是中国的赤贫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狂热，故而中国新近的这些成就可能会令其吃惊。
中国现下取得的广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当今西方的主要媒体上鲜见深入探讨。这些媒体倾向于避开对华人民族特点的关注，而对其机构体系、政府形式更感兴趣。不过，尽管后者的作用显然至关重要，中国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发生的社经/政治制度等背景多种多样，并不是单一的。举例来说，香港拥有世上最为自由的市场之一，其经济体系接近于毫无政府干预的纯自由主义状态；而与此同期的新加坡则处在李光耀及其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人民行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是一党专政的国家，政府的指引与控制随处可见。台湾的华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发展路线，同样取得了类似的经济成就。
困境铸就的民族
与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学术界相当不同。种族主义——即认为“不同民族所经历的独特历史，往往会给该民族留下与众不同的内在特质”的观点——在那时占据主导地位。
对于华人，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央集权式的中国社会在长达数千年间保持基本稳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称独特，给华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尽管中国也出现过政治分裂局面，但为时短暂。实际上，这个东亚的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沦陷，东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罗马灭亡后西方所遭受的长达千年的野蛮蒙昧、经济崩溃、科技退步的命运。
而其不利一面在于，最近数百年来，庞大的人口增长逐渐使中国极为高效的农耕体系疲于应对，使得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离马尔萨斯描绘的饥荒仅一步之遥。
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
中国社会以其稳定、长久而著称。从隋（589-618）唐（618-907）时期官吏政治制度逐渐建立，到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千年间同一种社会经济关系一直挥之不去，仅在因王朝更替、军事征服，导致政府上层建筑出现周期性变化的时候才略有演化。
该官吏制度的中心特点，就是中央政府通过优胜劣汰的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任命为地方官员，以此替代贵族对地方的统治。
既然在过去1500年间的大部分岁月中，中华文明均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去占据具有全国性权势的位置，有时不免让人猜测，可能考试的能力已经溶入中国人的血脉，不仅在文化层面如此，即便在生理层面也是如此。不过，虽然这种猜测也许有一点真实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机制不大可能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在科举时代，中国的人口达好几千万，并且不断稳定增长，从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万人口一路增长到1850年的远超4亿人口。但在过去600年间，得以参加科举中最高级的殿试、成为进士的中国人数目，每年却常常少于百人。其中要数宋代（960-1279）的进士最多，但人数也仅超过每年200名。即便我们加上低于进士的举人，这些高等书生的人数可能举国也不过寥寥数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远低于工匠、商人的人数，更别提占据人口绝大部分的务农者了。考试选才制度具有庞大的文化影响，但其直接的基因影响应可忽略不计。
阶层不固定，可流动变化
事实上，尽管西方的观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国惊人的贫困上，中国的传统社会其实具有某些非同寻常、甚至是独一无二的特点，可能在塑造中国人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也许其中最为重要的特点，要算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固定阶层，不同经济阶层之间具备极强的流动性。
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极为悬殊的贫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庄也不例外。法律地位上名义上的平等，再加上经济地位的天差地别，两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来羁绊最少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仅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也是一样（在传统中国，几乎全部人口均居于农村）。
几百年来，中国农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人口密度极高。随着中国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个世纪里从6500万增长到4.3亿，几乎所有土地最终都被开垦出来，用于高效耕种。尽管中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社会，在1750年，山东省的人口密度即已达到荷兰的两倍以上，虽然荷兰是当时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在工业革命早期，英国的人口密度更是仅有江苏省的五分之一。
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向来极为高效，但到了19世纪，随着中国人口的不断增长，在当时科技水平与经济制度的局限下，农业体系的绝对马尔萨斯负荷容量终于被人口赶上并超越。
出人头地与逆水行舟
虽说大部分中国人都是贫农，但在中国这个基本无固定阶层之分的社会里，只要有能力也有运气，就大有向上攀爬、出人头地的机会。每个村子里的富人都会出钱让孩子读书，学习四书五经，预备科举考试。若有哪个富农或小地主家的儿子很聪明，读书又用功，就可能通过科举，获得秀才乃至更高的功名，大有机会去把握政治权力与财富。
现代西方社会的主导理念是“人人平等”，而奉行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社会，则信奉人人生而不平等，正好与之截然相反。但在事实上，后者似乎将前者的理念发挥得更好。极具开拓精神的美国人传诵生于小木屋的平民总统的故事，但多个世纪以来，统治中国的官员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是出自乡下的稻田。像这种事，如果放在大革命时代之前的欧洲，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甚至在大革命时代之后很久也是如此。
这种出人头地、迈入中国统治精英圈的可能性确实值得称道，不过，在中国，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即便是普通农民，只要足够勤奋、勇于奋斗，就可以积累财富，在地方上崭露头角。
然而，在农民有机会跻身上流出人头地的同时，是可能性远大于此的向下流动。境况愈下的可能性极大，这种可能性也许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各种因素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每一代人中，少数能干的幸运儿得以提升其经济地位，但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地位总是会下滑，而那些原本就靠近底端的家族则完全消失于世间。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几乎人人均无可避免地要往下坠落：数百年间，几乎每个中国人到头来均要比其父辈更加贫穷。
另外，中国农村社会这种向下流动的趋势也因“分家”这一传统继承制度而强化。分家的时候，父辈的财产在所有儿子之间均匀分配，完全不同于欧洲人普遍实施的长子继承制度。
富有的家族若想保住其经济地位，而不是随时光推移被风吹雨打去，其每一代人就都得发挥极高聪明才智，利用极其敏锐的商业触觉，努力工作，勤奋不懈，从拥有的田地及他人处榨取大量的财富，才能做到这一点。若在商业运作上出现大的失误，或是懈怠不努力，将面临个人丧身失命、甚或断子绝孙的下场。
对华人种族意义
从很多方面来看，种种历史记载及社会学记录中所描绘的中国社会似乎必然会在其居民的特质中深深烙上独有的印迹。公元6世纪末期以来建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基本保持稳定，变化甚少。在千余年间的大部分时期，因人口过多，每个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挣扎求存。在另一方面，强大的文化传统强调把多多繁衍后代——特别是儿子——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即便下一代会因此变得贫困也在所不惜。中国庞大的人口、统一的文化，都理应会使有利的新事物快速出现并不断扩散，包括在纯生理层面出现的变化。
在中国农村里，即便是较富有的人，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通常也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要与家人及雇农一道在田地里劳作。头脑聪明，对想发财的农夫自然是有利无害，但他们还需要具备干好重体力活的能力、要有毅力、勤奋，甚至连皮糙肉厚胃口好等纯生理方面的特质也包括在内。由于存在这么多种制约因素，任何单一因素的扩散速度就会比在该因素本身即可决定成败的情形下要慢得多，要看到显著的结果，需要以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为基数，优胜劣汰长达几个世纪才会可见。
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如此激烈，必然会在多个层面体现出来。文化等软件方面更灵活、反应更灵敏，因此受影响更大，而较固定的生理层面的变化就缓慢得多。要从中国人的行为表象来判断是软件方面的机制在起作用，还是有其生理基因层次的原因，显然会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艰难任务。但是，中国人在上千年间一直面临这种无休无止的淘汰压力，要说这个过程完全没有在较深的生理基因层面留下其痕迹，那应该是说不过去的。如果对这种重要的可能性嗤之以鼻，显然不是理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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