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匹茲堡大學的時間不長，我們之間的交往也大致只是在我研究室中每周一次在工作後的談話。但是，這一段交往在我數十年教學生涯中，確是相當特殊的記憶。小波的妻子李銀河在匹大讀博士學位。她的導師是楊慶先生，我則在歷史學系執教，還有一個社會學系合聘的職務，於是，我也列名在銀河的學位導師小組之中。那時候，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為數不多，對於台灣來的教授及同學，頗存疑心。小波夫婦對我卻全無芥蒂。我一向對學生一視同仁，只要找我問問題，從來大叩大鳴，小叩小鳴，不找我，我也不會追着學生盤問。　 
    銀河有社會學專業進修的程序，小波卻苦了！匹大是有一個東亞語文學系，而其功能則是訓練洋孩子學華語，文學部分相當單薄，小波已是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家，在東亞系實在沒有值得他修習的課程。匹大有項“獨立學習”的功課，還有一項“個別指導學習” 的課程，等於學生與老師之間一對一地“吃小灶”。小波遂於得到我的同意後，掛在我的名下註冊上課。
    我自己的研究專業是古代史及社會史，文學不是我的本行。只是研究社會史，本來就不能自我設限；再則我生性好奇，東抓一把、西找一把，確有雜亂之弊。小波每周三的下午上課，照章辦事，應是兩小時討論，我們二人其實都不在乎規定，有時一拖就會談一個下午。有時也會因事停一次，下周補足，再加上一個下午。我們討論也不完全有教材，即使指定了閱讀資料，一談就跳到別的題目，又派他一些其他資料研讀。總之，這是一堂相當自由的討論課。歐洲大陸的大學，這種師生交談的課程，其實是研究生上課的常態。美國大學上課，有大綱，有進程，有報告……一板一眼，反而呆板了。我在匹大任教三十餘年，通常從眾，照章行事。只有 “吃小灶”的功課，才有不拘形式的討論。再加上小波的學習興趣，本不在史學，也不在社會學，於是我們的對談無所設限，任其所之。小波的朋友大約都知道，他坐姿松鬆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師生二人東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
    我們的話題，一部分是他的作品，通常我閱讀他已出版的文章，詢問撰文背景。在這一節骨眼上，他陸陸續續回憶一些下放的經歷，工作的環境……凡此對我了解中國大陸的情形大有幫助！他娓娓道來，不溫不火，但是我還是能感覺到他內心的激越———其實，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波濤起伏，五味雜陳，不能自已！歷史的巨變，真必須吞噬自己的兒女嗎？
    我們也討論他的文字。第一次檢討時，我特別提醒他，文字是礦砂，是鐵坯？是綢料，是利劍？全看有沒有鍊字的淬鍊功夫。我想，這一番話，他是聽進去了！他後期的文字精當洗鍊，確是花了功夫推敲過。　 
    另一部分談論的主題則是中國文化的轉變脈絡，尤其近代一百多年的變化，我記得曾經建議他閱讀1930年代及抗戰時期的文學作品。他也介紹大陸1950年代以後數十年文學界的大致情形。我因之得益不少。 
    他對於傳統文學中的傳奇，相當熟悉，我只是幫他理清從南北朝志怪小說、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間說唱腳本及三言二拍——這一系列的長期演變，現在回想，小波是文學的創作者，不是歷史學家，這些過去的資料其實都是觸發靈感的素材。編排成串，還是羅列眼前？其實未必有什麼大差別。我以自己專業的思考方式，凡事都要查考來龍去脈，也許反而將活潑的靈感泉源，弄成繁瑣的譜系，於創作靈感竟可能有負面的作用。
    我們在討論近代中國文化的演變時，不可避免地會牽涉到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對比，也會推敲一些重要觀念的涵義，這些觀念，例如自由、民主、民族、人權……又都與生活息息相關。小波對於這一系列觀念，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則將這些觀念在西方文明中的形成背景、演變過程，及不同時空條件引發的闡釋，盡我能力之所及，希望能有所釐清。然而，這些觀念自從引入中國以來，常有模糊不清的缺陷，深入討論這些問題的中文著作，本來就不多，西文專著，往往又有繁瑣的毛病，我自己在思想史領域的功力十分淺薄，小波也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深入探究。於是，這一系列討論的議題，雖然我們二人都體驗到其中的重要性，恐怕難免落入浮光掠影的老毛病！重要的是我們都將這些觀念當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終生執守如一。　　 
    我與王小波的交往，只是以研究室中的對答為主，他的日常生活細節，我所知不多，因此無法回答編輯提出的問題。
    二十年了，我不時懷念王小波，也珍惜我們之間的這一段緣。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我教過專業上有了成就的學生，總是彼此啟沃，幫助了我學術生命的不斷更新。王小波不在我的專業領域之內，他卻是一位情深義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領悟力強的青年人。我也難得有一位學生不受專業課題的拘束，東提一問，西提一問，從四面八方“突襲”。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懷念那些問答中埋伏的機會與對人間的深情。（文/許倬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