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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国有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 “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决定》的用词隐晦委婉，但是对于长期关注中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观察家来说，不难做出如下的解读，即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是要对剩余的、为数不多的国有企业实行部分的或全部的私有化。

事实上，今年8月12日，英国权威报刊《金融时报》就以“中国发起第二轮国企私有化”为题在头版做了专题报道。《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试点方案，拟在两家央企引入私人投资。控制着三分之二国企（全国有15.5万家国企）的地方政府将在这次私有化进程中起带头作用。包括上海、北京、广东和重庆在内的地方政府都宣布了对大量国企至少实施部分私有化的计划。上海计划让60%以上的国企引进某种形式的私人投资。”

《破土》杂志的读者是广大的进步青年、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以及有觉悟的先进工人。关于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值得《破土》杂志的读者思考的。首先，中国的领导集团为什么要在目前阶段重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通过对剩余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中国的领导集团想要实现怎样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

另一方面，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企业工人可能的反对私有化的斗争，对于当前中国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将有怎样的影响？这场改革，是否会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一样，使中国工人阶级再次受到重创，并释放出新的、巨大的“改革红利”？

关于后一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当前中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与九十年代有了根本不同。由于这种不同，改革者不但不能够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还可能为中国未来新的转折预先做下铺垫。

从“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说起

中国现代国有企业的前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当时也叫“国营企业”。

熟悉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从满清王朝到北洋军阀，再到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始终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将中国建设为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核心的和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是必须解决农民问题。在二十世纪，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前提，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独立自主的、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国防军事力量。为此，就必须将国家的经济剩余（国民经济产值中超出人口最低基本需要以上的一切部分）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于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的绝大部分，都被城乡统治阶级（特别是被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挥霍浪费掉了，或者被外国帝国主义所掠夺。

所以，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对农村土地制度实行根本的改造，从根本上打倒封建地主阶级，并且打倒在城市中占统治地位但与封建地主阶级发生千丝万缕联系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将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经济剩余全部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强力推进工业化和国防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革命的实际历史进程中，这个历史任务（也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其领导集团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知识分子，即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的领导下，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劳动农民）来完成的。中国早期的近代产业工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但并非主要的作用。

虽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实上主要是以劳动农民为主体完成的，但是要完成国家工业化以及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中国的劳动农民就决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中，而是必须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化来完成对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这既是农业现代化所必需，也是为了国家工业化和资本积累而集中农业经济剩余所必需），另一方面逐步地转移到城市中、成长为中国现代的产业工人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工农联盟。并且，就城市工人阶级代表着劳动农民的未来来说，可以说，这个工农联盟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历史基础）是工农联盟，现代的中国革命就不仅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必须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因为中国革命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发动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来完成的，新的、革命后的国家就只能建立在对广大劳动群众的一系列历史性承诺之上。这些历史性承诺，在事实上构成了1949-1976年之间，新中国与中国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之间的“社会主义社会契约”。

一方面，新中国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经济剩余，致力于国家工业化和国防近代化（现代化），为此就要求工农劳动群众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做出相当的牺牲，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接受较低的物质消费水平（尽管这种物质消费水平与旧中国相比仍然有了显著的提高）。

另一方面，相对于广大劳动群众在物质消费水平方面的牺牲，新中国在如下三个方面向劳动群众提供了补偿以及未来的承诺。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集体负责保障工农劳动群众的基本需要。

在城市，这主要是采取了国家向城市工人提供“铁饭碗”的形式。所谓“铁饭碗”，即国家在就业保障、住房、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养老等方面向城市工人提供全面的保障。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城市工人曾经享受了几乎是世界上最好、最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中光荣的一页。今天中国工人队伍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以及参与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应该了解这些历史。

有一种观点认为，老一辈中国工人阶级所获得的广泛的社会经济权利不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争得的，而是所谓“父权制”国家恩赐的，是某种人为的产物，而不是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自由”交易的结果。这种观点，在某些政治上落后的劳工权利积极分子中也流行着。

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对历史不是无知，就是蓄意歪曲。如果中国工人阶级一度赢得的广泛社会经济权利是所谓父权制国家恩赐的结果，为什么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国不能提供这种“父权制”关爱呢？为什么那么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国家不能提供这种关爱呢？按照同样的逻辑，欧美现代的福利国家制度，也并非自由市场交易的结果，并且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属于“高福利、养懒汉”，岂非也是“父权制”国家的人为产物？

从政治上来说，这种观点的持有者，实际上是配合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思潮，帮助新兴资产阶级向国有企业部门的工人阶级进攻，剥夺他们尚且拥有的残余的社会主义权利。

在农村，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以后，人民公社体制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逐步巩固，并且在七十年代几乎完全普及了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并且为农村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由于这些保障，中国在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已经可以与韩国、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比肩，甚至取得了领先。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认为，中国现有的城乡差别是由社会主义时期的户口制度带来的。这种观点之荒谬，只要稍加思考，就显而易见。难道在革命以前的中国，就不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吗？社会主义时期的户口制度，是对现实存在的城乡差别的承认并且为有计划地消灭这种差别服务。将户口制度说成是城乡差别的制造者，完全是本末倒置。

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势必要由社会上的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农业提供的剩余产品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能够养活的非农业人口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现实历史条件下，一种办法，就是由国家根据农业剩余产品的实有数量，有计划地逐步增加城市人口，以保障城乡所有居民的基本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由自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由货币财富而不是户口来决定粮食的分配，用饥饿和失业而不是国家计划来决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哪一种办法在历史上更为合理，是显而易见的。

向城乡劳动群众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一个基本方面。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保证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这也是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最基本的优越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向城市劳动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就是城市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农村劳动人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制度基础就是农村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即人民公社制度。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二个基本方面，是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劳动人民所做出的一个庄严承诺。那就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简单地说，就是共产党员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都要坚持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广大劳动群众同甘共苦。

以毛主席的党内革命派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与广大劳动群众同甘共苦，才能保证党和国家不变质，也才能用共产党员的榜样力量，鼓舞广大劳动群众在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大庆和大寨就是这种榜样力量的典型。毛泽东时代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巨大规模的农业基础建设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都说明，至少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过坚持党和国家干部要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抓革命、促生产”，社会主义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所谓“激励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调动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增长。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的第三个基本方面，是关于长远未来的期许。新中国认为自己不仅在现阶段要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各项社会和经济权利，而且还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三大差别”），逐步缩小直到完全消除各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实现完全的劳动者当家做主，直至最终建立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

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

现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在相当程度上是围绕着是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契约、还是要破坏乃至完全撕毁社会主义社会契约而展开的。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新生的特权官僚集团开始形成，党内的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集团成为了特权官僚集团的代言人。按照刘、邓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刘、邓认为，必须主要依靠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就要向干部和知识分子提供“物质刺激”；打着“按劳分配”的旗号，要允许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农村富农“多劳多得”。后来，邓小平将这一套修正主义观点进一步发展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毛主席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革命派看来，刘、邓修正主义的实质是背弃中国共产党曾经向广大劳动群众做出的要与劳动群众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同甘共苦的历史性承诺，其结果，必然是破坏并最终完全撕毁社会主义社会契约，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主席将党内的特权官僚集团称之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失去了党内、军内官僚集团大多数支持的情况下，毛主席不得已，希望通过直接发动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造“走资派”反的方法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于广大劳动群众缺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青年学生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盲动性、走资派的强大以及利用了劳动群众内部的分裂、中国被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封锁和包围、世界革命高潮在六十年代以后退潮等历史原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经过了短暂的权力斗争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走资派在1978年巩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胜利。走资派夺权以后，首先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农村——发起了进攻。通过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完成了私有化，恢复了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的私有化，迎合了在相当一部分劳动农民中存在的、长期历史遗留下来的小生产者落后心理。依靠集体化时期遗留下来的规模宏大的农业基础设施，也凭借着私有化后小农的短暂的生产热情，农业生产一度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局面。

最主要的是，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以后，农村的基础医疗卫生和教育体制随之瓦解，并且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化肥、种子等基本生产资料也已经商品化。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者已经无法在农村完成自己的劳动力再生产，而不得不到城市“打工”，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开始获得来自农村的、几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的私有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在八十年代，中国工业生产的主力军仍然是城市的国营企业部门。这个时候，刚刚在政治上巩固了权力的中国共产党的“走资派”（或者按照后来的主流的说法，也就是党内“改革派”）面对着一个将要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重大抉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方针。资本主义复辟开始以后，中国对于西方技术设备的依赖逐步加深。除此以外，走资派官僚、新兴资本家以及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对于进口消费品的需求迅速增长。为了满足进口技术设备以及奢侈消费品的需要，就要求中国的出口快速增长。

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前沿竞争，也不可能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中东石油出口国）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竞争。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依托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转变为可以任由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据此来吸引跨国资本，进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

但是，在八十年代，中国的资本积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障碍。那就是，在城市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仍然向工人阶级提供着各项社会主义权利，城市工人阶级仍然受到“铁饭碗”的保护。由于受到社会主义权利的保护，不害怕失业，不害怕没有住房、教育、医疗保险，不害怕老无所养，城市工人在与官僚以及资本家的斗争中仍然很有力量，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自己的劳动过程。干什么活，干多少活，不完全由厂长经理说了算，国营企业工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受到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习惯的保护。

从工人阶级的观点看，这是一种对劳动者十分有利的经济制度。但是从走资派官僚和资本家的观点看，这就是一种养懒汉、低效率的制度，尤其是，在国营企业中，不可能实行血汗工厂式的超强度剥削，因而也就不能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

对于走资派官僚来说，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己刚刚获得巩固的权力和特权，再去与工人阶级一起同甘共苦，重新过“看群众脸色”的日子（邓小平语）；也不可能放弃对来自西方的奢侈消费品的享受。为了满足这些享受，中国经济就必须“对外开放”，中国工厂就必须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竞争，就必须以低廉的价格为西方跨国公司打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搬开社会主义国营企业这一块巨大的绊脚石。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城市小资产阶级（主要是知识分子）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积极支持者和追随者。到了九十年代，依靠对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的剥削，中国的新兴资本主义部门已经十分庞大，占到了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领导和组织。在国营企业的“老工人”和新兴资本主义部门的“新工人”之间既没有交流，更没有团结。国营企业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由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十分庞大，新兴的资本主义部门又增长迅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处于有利的地位。面对资产阶级的大规模进攻，国营企业的工人阶级孤立无援，又缺乏领导和组织，终于败下阵来。到了九十年代末，大多数的国营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几千万工人下岗。剩余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被改组为资本主义化的所谓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工人阶级曾经拥有的社会主义权利完全丧失了。

中国资本积累体制的潜在危机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繁荣依靠的是对广大中国工人的超强度剥削，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无节制的掠夺，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快速增长。

但是，在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繁荣以后，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矛盾日益增长，中国资本积累体制赖以运转的三项基本条件都正在走向他们自身的反面。首先，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停滞和动荡时期。2009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复苏乏力，或者停滞徘徊，或者陷入新的危机，预示着中国的出口导向制造业即将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再者，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资本积累以后，中国的资源大量耗竭，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各种生态系统到了崩溃边缘，并且社会各界群众的反污染斗争逐渐高涨，日益增长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将对中国的资本积累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制约。

最主要的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资本积累以后，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开始停滞并减少，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增加速度开始放慢，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按照整个生命周期计算的再生产成本。这些因素的变化，客观上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农村的劳动者转移到城市，在城市中定居，其下一代在城市中永久地生活下来，新一代工人阶级在斗争意识、组织能力以及主观的政治和经济要求上，都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大约从2007年开始，工人斗争的浪潮逐年高涨。工人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下图说明了1990-2012年间中国工资份额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工资总额是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城镇其他就业人员（不含城镇个体）工资总额以及农村非农业就业人员（不含农村个体）工资总额之和。城镇其他就业人员和农村非农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根据外出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推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所有非农业部门的雇佣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总额占非农业部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31%减少到1997年的23%。这反映了在九十年代的大规模私有化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大幅度下降了。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工资份额在相对稳定中缓慢上升。至2007年，工资份额恢复到了约26%。2008年以来，中国的工资份额开始出现了迅速上升的势头。至2012年，中国非农业部门的工资份额已经达到约30%，基本恢复到九十年代初的水平。

中国近年来所出现的工资份额上升的形势，反映了中国阶级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在经历了长期的、残酷的资本主义剥削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学会斗争，并且也开始具备斗争的力量。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继续发展下去，就会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现有的资本积累体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现代版的刻舟求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反革命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形成、世界革命的高涨以及二十世纪上半期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风雨飘摇，世界资产阶级被迫对无产阶级和各国劳动人民做出重大的让步，普遍实行了一些社会改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许多外围国家争取民族经济发展的努力也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全面高涨，主要西方国家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陷入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以及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改良主义者手里，世界革命浪潮没有能够发展下去。世界资产阶级在初步稳定了局面以后，在世界范围发起了反攻倒算，大搞私有化、自由化，社会主义阵营被摧毁并被妖魔化。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曾经取得的一些经济和社会权利被剥夺，许多国家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当时世界范围新自由主义的需要并且通过为跨国资本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为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复苏做出了贡献。

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以拉丁美洲一系列进步政权的出现为开端，世界各地人民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到了2008-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局面。中国领导集团对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也一度发生动摇。面对中国资本积累体制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矛盾，中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在怎样应对这些矛盾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领导集团中的一派力量认为，那种依靠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剥削廉价资源的积累模式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要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的领导集团必须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节，资产阶级要对工人阶级让步，资产阶级要将自己多年残酷剥削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拿出一部分出来，承担一部分的社会和环境成本。

与上面这一派力量不同，中国领导集团中的大部分派别认为，中国仍然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改革开放”中产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地实行私有化、自由化，来达到稳定和提高利润率的目的，保证以对劳动和环境的超强度剥削为基础的中国资本积累体制能够继续运行下去。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国领导集团中的“改革派”取得了全胜。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改革派”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以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具体落实自身胜利的结果。

但是，通过所谓“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中国的领导集团是否还能够复制像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的巨大成功呢？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否还将像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被击溃呢？

中国古代有一个“刻舟求剑”的故事，讲的是某人乘船，船到河流中段时，此人不小心把随身佩带的剑丢入河中。这个人没有马上下水找剑，而是在船上做下记号，得意洋洋地说，等船靠了岸，可以按照记号找到剑。这个故事讽刺的是，有些人不懂得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做事方式，而一味根据旧的情况、重复旧的做法，结果必然因为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失败。

中国的领导集团在中国的现行资本积累体制已经遇到重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幻想通过复制九十年代对工人阶级的进攻，来收获“改革红利”，其结局必然如古代那个“刻舟求剑”的人一样，到头来一无所得。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仍然集中在国营企业部门中。只要打垮了国营企业工人，资产阶级就能取得全面的优势，就能长期确立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体制。

在经过了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中国的阶级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天，中国的工人阶级主要是集中在出口制造业以及其它私人资本主义部门中。中国的资本积累在客观上减少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加速着城市化、提高着中国工人的阶级觉悟和组织能力。只要中国的资本积累不停止，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就不会停止，阶级力量对比客观上就会发生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变化。

另一方面，只要中国资本主义仍然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地位，从而无法在技术前沿与西方资本主义竞争，中国资本主义就仍然只有依靠对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的剥削来维持其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就必然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斗争能力以及中国日益枯竭的资源、日益恶化的环境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

在这种形势下，即使中国的领导集团下决心对于剩余的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面地、迅速地完成私有化，即使达到了重创剩余的国有企业工人、迫使他们接受低工资低福利的目的，也并不能改变整个阶级斗争形势对于工人阶级越来越有利的基本趋势。

况且，由于剩余的国有企业集中在铁路、电信、电力、石油、金融等战略性部门，一旦国有企业工人起来斗争，对于资产阶级的“附带损害”也是巨大的。从九十年代以来原国营企业工人的反私有化斗争中，现在的国有企业工人或多或少吸取了经验教训。一旦私有化严重损害了国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国有企业工人在反击中同样可以严重威胁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这种顾虑，目前正在推行私有化的中国领导集团未尝没有“投鼠忌器”的顾虑。

现实情况是，资产阶级的“改革红利”尚未收获，房地产泡沫已开始出现崩溃之势，新一轮改革能否挺过中国经济的急速放缓，尚在两可之间。

近日来，中国的思想界正在为是否有必要重提“阶级斗争”而讨论得热火朝天。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提”或不提，主观上承认还是不承认，阶级斗争客观存在。中国的领导集团曾经有引领中国走上阶级妥协道路的良机；然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选择了“深化改革开放”，也就是选择了各种经济、社会和环境矛盾都在加速深化的现行资本积累体制。

当这样的资本积累体制再也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或许就不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阶级将要主宰中国未来的历史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