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明目张胆地表达自身对权力、名声、金钱的崇拜感、饥渴感、依附感，对一个自喻为“屌丝”的贱客来说，显然不存在丝毫困难。“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古典文化中所要求的人之尊严，在此灰飞烟灭、荡然无存。

在一个公知被严重污名化的时代，自尊、自强、自爱的公民遥不可见，只有自轻、自贱、自残的贱客，才能够蟑螂般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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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始，中国互联网出现一种古怪的异相，大量网络哄客玩弄一种自认为幽默的话语游戏：他们自来熟的称权倾朝野者为干爹、名动江湖者为岳父、金富天下者为老公。这种在公共领域与权力、名声、金钱无底线的网络调情，以自甘为人子、人婿、人妻的身份定位，话语口蹄疫一般席卷着中国互联网。于是出现了“国民岳父”、“国民老公”之类的新名词。鲁迅小说文本中塑造的阿Q，即若打架，亦要以潜台词为“我是你爸爸”的方式获得精神胜利。一百年后的一些中国网民，看上去宛若阿Q的转基因兄弟：阿Q信奉的是精神胜利法，他们痴迷的则是精神自贱法。在权力、名声、金钱这三个庞然大物面前，“我是你爸爸”式的中国传统精神胜利法，蓦然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了精神自贱法。

它以蚂蚁上树的抱大腿模式，改变为“我是你儿子”、“我是你女婿”、“我是你妻子”等等撒娇套近乎的小字辈称呼，从而响彻互联网。

显然，这是继2005年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定义哄客之后，哄客中出现的又一类别。在哄客中的骂客、赞客、笑客，逐渐沦陷为沉默的大多数之后，贱客一跃成为网络主流力量。在半威权半娱乐的后现代社会，骂客因其骂语道出真相的杀伤力，有可能获得《红楼梦》中焦大一样被捆绑起来、嘴塞马粪的悲催下场。于是一些聪明的骂客选择了沉默，而另外一些不肯沉默的骂客则成为现代版焦大。著名骂客方舟子的遭遇，便是颇为生动的一课。在没有英雄的岁月里，赞客或被资本所收买，转化为专职给新上市的电影、电视、书籍等奉献赞美谋取利益的按摩星人，或成为微信中手指轻轻一按的点赞党。笑客在嘲笑了数十年的芙蓉姐姐、凤姐之后，因匮乏新的娱乐偶像，逐渐审美疲劳，笑声亦渐渐渺茫黯哑。随着骂客、赞客、笑客在互联网上活跃度的锐减，贱客群体日渐崛起。他们以打不死的小强般的自轻自贱的生存姿态日益壮大，形成了一道鲜艳靓丽的贱文化彩虹，悬挂在2013—2014年的各大网站上。

互联网的贱文化早已存在，它在中国生存发育了将近二十年，只是在2013—2014年，迎来了专属于它的春天。互联网贱文化不是大陆的本土特产，而是舶来品，香港演员周星驰的影片便是贱文化的最初母体。1994年《大话西游》在大陆上映，1997年再度走红，导致周星驰在大陆有着难以估量的拥趸。每次周星驰影片上映，无论好坏，皆可在票房凯旋。而周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大多为草根阶层，他们生活空间逼仄，生存环境恶劣，放弃尊严、自轻自贱是其一种基本的求生策略。在我看来，周式影片之所以在大陆走红，只因它是半威权半娱乐社会的最佳镜像：在一个公权力无限膨胀、个人权利无丝毫保障的年代，人只能以自轻自贱的方式苟活，并用虚假的娱乐笑声给自身解压。一些生存境遇与周式影片中的男主人公颇为契合的大陆民众，无非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的鄙贱与渺小。但在1997—2012年之间，因公知群体在互联网的理性引导，雅文化与俗文化互相制衡，贱文化根本无法成为互联网的主流力量。其时，这种贱文化只局限在周星驰的粉丝之间。他们将周氏影片中的台词拷贝进互联网对话，宛如识别同类的暗号或密码，从而形成早期小规模的贱文化群体。

2006年左右，有文章将芙蓉姐姐称为贱客的代表，这显然是一种认知错觉。贱客的本质在于自轻自贱，而非传统话语中他者的叱骂，诸如“犯贱”、“贱人”、“贱货”等等。这些词往往是被动语态，贱客却属主动语态，它大多源于主体对自身的身份确认。自出道以来，芙蓉姐姐一直自认艳如贵妃，冷若黛玉。由此可见，芙蓉姐姐是传统贱文化中的一员，她是阿Q的传人，传承的是阿Q是精神胜利法。贱客则是后现代贱文化的主体，他们是阿Q的反转镜像。贱客们的偶像是周星驰，贱客信仰的是精神自贱法。一旦遇到恶劣的生存环境，贱客们为了生存安全，不但会“低到尘埃里”，有时甚至会“低到裤裆里”，寻求强大之物来依傍，其中的代表性词汇，首推2013年嚣张尘上的互联网词汇：屌丝。

由此可见，贱文化盛行的时代，往往是威权管制日渐严酷的时代。人有求生的本能，为了生存下去，将直立的躯体放低（尊严的象征），对强大之物首先双膝下跪或者匍匐于地，无非是示弱之意：大爷，我比你矮一截，你放过我吧，让我活下去吧。

2013年，是互联网贱文化大规模爆发的一年，大量中国网民自称“屌丝”。彼时，著名导演冯小刚对这种网民将自身譬喻为阳具旁的一根毛的鄙贱称呼，颇为恼火，发微博直接指斥，却受到屌丝群体的激烈反击。屌丝们认为一向颇有幽默感的冯导丧失了幽默感，应该被时代所抛弃。但“屌丝”一词，在表达自嘲与不满的话语之路上，已经走的太远。它已经不是话语的反讽，而是反讽过度之后的自残。自残的回旋镖击穿了反讽者的假面，显露出无知无赖者的投名状：我就是强权（屌）旁的一根毛（丝），我就是要依傍强权，我还要坚定的簇拥在强权的周围……

我们仔细回顾一下2013年的互联网，便会发觉，自称屌丝与国民干爹，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的事物。然而，媒体对这个艳帜高扬的贱文化首席词汇毫无警觉，甚至大张旗鼓的四处传扬。2013年，是文化溃败最为严重的一年。恰恰是这一年，贱客们积累了若干年的贱文化意识形态，从隐学走向显学，一举击破雅文化、俗文化，从而成为互联网主流文化的生力军。

在我看来。2013年是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分水岭。如果说2013年之前，中国互联网文化还在媚俗与媚雅之间摇摆，2013年之后，则与此二者皆无大关联。公知群体的日渐衰落，使得大量网民的认知进入混乱状况。周星驰影片中只解构不建构的自嘲式娱乐，令他们在“媚贱”之路上一路狂奔，永不驻足。

2014年互联网网民忙着与名流们攀亲认爹的文化现状，是2013年贱文化的延绵与继续。大量在韩寒的微博下高声昵呼“岳父”的男性网民、在王思聪的微博下声声娇唤“老公”的女性网民，无非是2013年那些自称屌丝的同一人群。明目张胆地表达自身对权力、名声、金钱的崇拜感、饥渴感、依附感，对一个自喻为“屌丝”的贱客来说，显然不存在丝毫困难。孟子言所言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古典文化中所要求的人之尊严，在此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人情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不是凭借本身的才华、能力、信用、品格等等公平的生活在这个国度，而是依靠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此，找关系、搞关系、靠关系就成了中国人生存法则的三部曲。贱客们在互联网上找爹认父的举措，除了娱乐之外，无非是将现实生活的里的种种丑恶，复制拷贝进互联网，获得一种虚拟快感。

在一个公知被严重污名化的时代，自尊、自强、自爱的公民遥不可见，只有自轻、自贱、自残的贱客，才能够蟑螂般生存下来。站立在贱文化大旗下的贱客们，既解构不了现有的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又伤及自身的存在与尊严。

这是空心人的反抗，在猥亵低下的笑声后面，是寸草不生的沙漠。2015年，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百周年。我们悲观的看到，一百年过去了，公民社会离中国依旧十分遥远，贱民社会却从阿Q到贱客，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