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过三次联络员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1975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年9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101中学毕业的，但离开6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主席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从《红旗》杂志图书室和中宣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1967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第二次’，是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1967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相处甚洽，很谈得来。不一会儿，江青从外边回来了，她到我办公室，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听她这样夸毛远新，我感到很别扭。就在几天前，她从外边同来，一进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孙也没再说什么。毛主席为什么把毛远新留下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远新和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很熟，因此让他帮助做两派联合的工作。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联络员。

    第三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远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联络员。这确实是毛远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联络员。其作为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补充一点，他是怎样做了这次联络员的。2001年，毛远新到我家作客时，他告诉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普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意志为意志，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主席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摘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摘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说他进监狱是“三进宫”

    毛远新说的所谓“三进宫”，是指当局两次准备想让他从监狱里出来，都没成功，以致他继续留在监狱里。1976年l0月8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关在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1982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接着说，材料在监狱怎么写啊？那人说：“好，给你找个地方。”毛远新住到了秦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面不满意，说他“顽固不化”。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1986年经过审判，毛远新被判刑17年。罪名是“崩覆无产价级专政”。毛远新告诉我，接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在这时候，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毛主席写的那些批示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写的东西，那是文献，都要存档的；二是在毛主席书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给他的，希望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个可写报告。毛远新比划着跟我说，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书房的一个地方放着同样版本的两套《二十四史》，那套旧的，是毛主席看过的，上面有他的批注；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毛远新这套《二十四史》？毛远新解释说，在我当联络员期间，我拿毛主席看过的《二十四史》看，有时毛主席也要看，这就发生冲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孩子，这样吧，我给你搞一套同样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注抄在上面，这样我们都可以读了，并且还可以讨论。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况。“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我的时候，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我继续被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丹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1989年3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那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

     ——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公安部的人说，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马接上去说：“我不相信你们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几张去南昌的票！”就这样，第二天，我总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