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古代又稱作“弈”。“圍”是圍而相殺的意思，“棋”是手執之子，即棋子，因行棋的特點是圍而相殺，所以稱做“圍棋”。西漢揚雄在《方言》中說：“圍棋謂之弈，自關而東，齊魯之間

，皆謂之弈。”“關”，指函谷關（今河南靈寶東），戰國時秦置。齊魯，即戰國時的齊國和魯國，轄境在今山東一帶。所謂“自關而東，齊魯之間”，是指黃河流域的中原及其以東地區。在漢字中，

弈是一個形聲字，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弈，圍棋也，從廾，亦聲。廾的篆文為“ ”，意為竦兩手有所奉，也就是舉手行棋的形象。弈雖為聲旁，但它的篆文為“”，意思是人的手臂，和行棋也

有關係。在古代典籍中最早提到“弈”字的，是左丘明作的《左傳》，時間是魯襄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48年。

關於圍棋的起源，歷史上有過許多不同的說法。主要的有“堯、舜造圍棋”、“戰國人造圍棋”、“烏曹造圍棋”和“容成公造圍棋”說。

據先秦典籍《世本》載：“堯造圍棋，丹朱善之。”丹朱，即堯的兒子。這是最早涉及圍棋起源的記載，也是堯造圍棋的最早記載。後來晉人張華在《博物志》中繼承並發展了這種說法：“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由於《世本》為人所罕見，而張華又以博學多聞著稱，所以後來的人都奉張華的話為圭臬。

唐代詩人皮日休所作的《原弈》認為：“弈之始作，必起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縱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意思是下圍棋講害、詐、爭、偽，而堯則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本，因此，圍棋只能是戰國時那些鼓吹合縱連橫的縱橫家們所造的，不可能是堯造的。

到了明代，陳仁錫在《潛確類書》中又提出“烏曹作博、圍棋”。烏曹相傳是堯的臣子，有的又說他是夏桀的臣子。後來，董斯張的《廣博物志》、張英的《淵鑒類函》等也採錄了這種說法。林應龍《適情錄》則認為，圍棋是容成公發明的。據《列仙傳》記載：“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輔導之事。”

堯造圍棋或舜造圍棋的說法，是最古老的說法，也是最為流行的說法。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就採納這種說法，甚至將其確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歷史學、考古學和人類文化學的發展已

經證明，許多上古的神話傳說都是淵源有自的，是我們了解上古社會之謎的鑰匙。那麼，這個傳說是否可靠呢？是否也是我們了解圍棋起源之謎的鑰匙呢？在給它下斷語前，我們有必要先看看圍棋的特點和古人對圍棋的認識。

圍棋首先和數學知識有關。縱橫交錯的棋盤，黑白相雜的棋子，以及行棋的步驟、次序和形勢的判斷都離不開計算。所以《孟子》說：“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首先肯定它和數有關，只不過是小數而已。其次，圍棋和天文知識和哲學知識有關。局（即棋盤）方棋圓是像地法天，棋分黑白是象徵陰陽剖判。所以班固《弈旨》說：“局必方正，像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第三，圍棋和軍事知識有關。攻防搏擊圍而相殺，猶如用兵鬥法。故馬融《圍棋賦》有“略觀圍棋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鬥場”的說法。桓譚《新論》有“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的說法。至於圍棋的一些術語，如沖、打、征、劫、刺、持等，更是直接來源於軍事術語，再明白不過地表示了它和軍事鬥爭的關係。正因為圍棋是在數學、天文學、哲學和軍事學的基礎上產生的，所以它具有高度的科學性、趣味性、娛樂性和競技性。

圍棋顯然是一個複雜的事物，不可能是一個人一蹴而就的。它應當是許多人長期實踐創造出來的產物，是眾人智慧的結晶。古人囿於科學文化知識的限制和榮古慕聖的心理，往往把一些給後人以嘉惠的事物歸為上古時期的聖人所作，加以頂禮膜拜。如神農嘗百草、燧人氏發明火、伏羲作八卦、倉頡造字等等，都是這樣。“堯舜造圍棋”也不例外。它符合古人那種“聖人作之，後人則之”的傳統心理和思維準則，所以它成了人們最易接受的說法。需要注意的是，否定堯舜個人造圍棋的說法，並不等於否定堯舜時期有出現萌芽狀態圍棋的可能。堯舜時期距今有四千多年，相當於原始社會末期。數學、天文學、陰陽學說和軍事學的知識都有了很大的發展，應該說已經具備了萌生圍棋的基礎。

堯舜時期，在考古學上相當於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時期。從這一時期的考古發掘看，耘耕技術已推廣，農業生產已比較發達。息居村落興起，豬羊等禽畜大量飼養，彩陶製造技術的水平相當高。從墓葬看，陪葬物品多寡懸殊，厚薄不均，私有制的萌芽和階級的分化顯而易見。在這時期的遺址中，還發現了卜骨、帶箭頭的股骨和肢體不全的骨架，說明宗教活動已深入社會生活，部落之間的戰爭十分殘酷，也十分頻繁。最引人注意的是，在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陶罐上，有許多網狀圖案。其中有一些方形的網狀圖案，或縱橫數道，或縱橫十數道，極似圍棋盤。還有一些用黑白二色間隔裝飾的方格網狀圖案，一陰一陽，對比鮮明，又很像今天的國際象棋盤，這些圖案是古人在長期的漁獵生活中，從漁網、獸網形狀獲得的原始審美的表現，它也告訴我們古人對陰陽、對類似棋盤的幾何圖案的認識程度。這些豐富的地下發掘資料給有關上古社會的文字記載以有力的支持。因此，就堯舜時期的社會生活狀況和物質條件看，出現圍棋的萌芽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始社會末期，宗教活動已成了社會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內容，在進行生產、收穫、集會、打仗等活動時，掌宗教的巫士和巫師等為了形象地說明問題，他們可能在地上劃出數道縱橫線道，擺上代表人、星星的石頭，進行解說和主持儀式。

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很有可能是他們有意無意之中創造出了萌芽狀態的圍棋。

不言而喻，萌芽時期的圍棋，除有棋子和畫有線道的棋局外，還不具備圍棋的其他特徵。經過一段漫長的時期，這種萌芽狀態的圍棋逐漸具備了教化功能和娛樂功能，一方面被改造成其他棋類，如六博；一方面被改造成有黑白棋子、縱橫數道棋盤和“圍而相殺”的概念的圍棋。這就是說，圍棋和六博很可能有共同的淵源，因而某些方面頗為類似，以致於後人常常將博和弈混為一談，甚至用博弈特指圍棋。這段漫長的時期可以視作是圍棋的形成期。當它在着法上、概念上同博分道揚鑣之後，圍棋也就正式誕生了。

如果說圍棋的萌芽狀態出現在堯舜時期即原始社會末期，那麼，它的正式誕生應當在殷商之前，至少不會遲於西周。因為奴隸制國家建立後，閒適優遊的奴隸主階級，為其子弟的文化啟蒙和益智增識，為追求更多的文化娛樂，會很快將已具雛形的圍棋，改造成具有固定形式、有一定規則的娛樂性、趣味性更強的圍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