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一伦教授和父亲的患难之交

张文灿

知道冀一伦教授去世的消息晚了点，但是感到非常意外。冀伯伯一直是我所敬重的老前辈，是我文革中的英文老师。后来因为我做了几年奶牛育种工作，与冀伯伯联系更为频繁。还因为父亲张龙志的关系，我对于铭贤历史沿革的兴趣，每次回国探亲都要登门请教，成为无话不谈的良师益友和忘年之交。虽然最近几年冀伯伯从加拿大回国后联系少了一些，打电话也是冀伯母接，知道冀伯伯可能贵体有恙。最近的一次是一年多之前在《铭贤历史回忆》光碟上看到他老人家回忆当年办学的一些情况，冀伯伯思路清晰，身体看上去很好。人步入老年之后，有时死神的降临来的往往比想象的要快。不过，先生能够在96岁高寿逝世，本身已经是一个人生的巨大成就，说明伯伯首先是一个养生有道人。不仅如此，伯伯更是一个治学严谨、有始有终、精诚坦白、毕生奉献的人。

冀伯伯和父亲是学长、师生、知己、同事和生死患难兄弟。他们都是前后从铭贤中学开始自己学生生涯，他们都在畜牧界创造了不同凡响的业绩，分别成为国内养猪和养牛界的奠基和领军人物，都是在山西农大动科系教学岗位上结束自己光辉一生。他们可以说是名校师兄弟，师出同门，前赴后继，源远流长。

两所名校的师兄弟

父亲是陕西榆林人，生于1910年，于1929年由榆林步行到太谷铭贤中学学习，于1933年高中毕业到燕京大学学医。而冀伯伯是山西平遥人，生于1919年，1934年开始到太谷铭贤中学读书。父亲是冀伯伯的铭贤学长。冀伯伯1937年 因为抗战随校辗转南迁到四川金堂，历尽千难万苦， 1940年高中毕业后，就成为新成立的铭贤工农专科学校的第一届畜牧专科学生，同班还有来自山西寿阳的李炳坦。父亲1933年铭贤毕业到燕京大学学医，1935年又到南京中央大学学畜牧，1937年随校南迁到四川重庆，后来毕业留校。1940年回到母校协助筹办铭贤工农专科学校。虽然是专科学校，铭贤竟然能够重金从中央大学聘请到留美回来的许振英等一流教授。据冀伯伯回忆，父亲当时教授养猪学和营养学，算是冀伯伯的老师。

1945年父亲获得国民政府资助到美国IOWA大学学习一年，自己获得资助，直到1947年底获得硕士学位回国。而同年7月冀伯伯获得铭贤资助到OBERLIN 大学停留后于1947年底到IOWA 大学学习。冀伯伯到IOWA 大学后就居住在父亲曾经居住过的房间里，房租每月15美金（父亲清队交待）。父亲又是冀伯伯IOWA大学的学长。冀伯伯于1950年底在犹他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回到铭贤已经是1951年10月。铭贤学院已经今非昔比，被人民政府接受，分成为几部分，农学部分在太谷成为山西农学院。冀伯伯能够坚守诺言，回到条件困难的山西，为学校和祖国带回世界上最先进的养牛科学技术，成为我国奶牛育种和营养学的奠基人之一。成为山西农学院畜牧系五朵金花[1]中比较耀眼的一朵，也是最后谢世的一朵，确实是山西农学院畜牧系的光荣。也是铭贤精神在铭贤之子身上发扬光大的光辉范例。

文革之前的难兄难弟

父亲和冀伯伯都是抱着“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栋梁之才。两人回来都带了几箱子英文书籍，冀伯伯还带回了阔叶紫花苜蓿种子，准备大干一番。父亲回国是1947年，年37岁才结婚生子。冀伯伯1951年回国时已经32岁，还没有结婚。也许受父亲“先立业，后成家”影响，后来结婚时也在36-7岁。新中国的成立后接踵而来的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和拔白旗等一系列运动却使他们这些拥有“留美光环”的“天之骄子”成为现政府的改造对象，批判对象，抬不起头来，喘不过气来。而几个过去留美没有成功的教师，则摇身一变入党，成为“积极分子”和新宠，骑在他们头上。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当做“美国文化侵略工具”甚至是“美国特务”嫌疑，被双双隔离审查半年。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一些专案组的年轻教师希望父亲能够对肃反运动中，在没有事实的情况下被按照“美国特务”审查提意见，鸣冤叫屈。一些学生甚至画了一幅漫画，父亲在中间，头上顶着一位党员副教授，下面骑着冀伯伯。父亲和冀伯伯都守口如瓶，没有对肃反和“党的领导”提出任何意见，仅仅就科学实验条件问题提了些意见，后来居然安然过关。而那几位教师和学生都被错划为右派。这也就是文化革命中所谓的“漏网右派”的来由。

尽管有历次运动的干扰破坏，到文革之前，他们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见缝插针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革和清队中的生死之交

文化革命是中国华夏文明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文明浩劫之一，知识分子受害最深，其中留美知识分子更是首当其冲。父亲由于是系主任、人大代表，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严厉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冀伯伯受到的冲击小一点，但是他们都被双双送到他们亲手创建的畜牧站劳动改造。养猪教授父亲喂猪，养牛教授冀伯伯喂牛。他们在高强度的劳动中，虚心向工人同志学习，按照一个工人的工作量完成定额，兢兢业业，甚至冒着武斗时期的枪林弹雨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

按照冀伯伯后来回忆，文革的经历是他自己人生道路上最为艰难的岁月，近50岁的他喂牛时和年轻工人一样扛麻袋，喂养对生命有威胁危险的公牛，那只公牛后来被军宣队枪杀。不过他说“那几年时间没有白过”[2]。父亲也说“1967-1971年间，我曾以一个普通饲养员身份在南猪场喂猪三年半，没有一天间断”，“虽然业务上有所损失，但对于所谓改造思想来说，我认为是具有裨益的”[3]。仅仅从这一点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位老前辈的广阔胸襟，也仅有为此才能够安然度过那些艰难岁月。因为我自己到现在还对于父辈们在文革中的劳动改造和审查交代耿耿于怀，甚至对于遭受的迫害牢骚满腹，因为我们也受到株连。这些磨难其实也都曾经帮助我们成长。

文化革命中1969年7月23日，军队进入了两派割据的武斗据点。武斗虽然停止了，他们这些一直战斗在劳改第一线的“囚犯”不会再担心在枪林弹雨中死于非命，但是随之而来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却再度使他们进入的遭受人生中最大的劫难和考验。文革初期他们因为在解放以来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宣传孔孟之道受到批判，在清队中却要对解放前的“历史问题”做出深入的交代。因为他们都有留美的经历，“美国特务嫌疑”便成为他们交代问题的重点。这对于专案组和他们自己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无法交待自己“特务”活动的罪证和联系方式，没有电台和联系人。

父亲是一只“大老虎”，是学校的“大案要案”，有十几个人组成的专案组。从1969年底清队开始，他老人家被批斗4次，被隔离两次。根据对父亲日记的考证，冀伯伯和杨兴周教授在清队中也同时被隔离过两次。他们都经历了初期体罚，连续几天几夜轮番审讯、逼供交待的疾风暴雨生死考验和后期旷日持久、不予定案的精神磨砺和劳动改造的肉体锻炼。他们竟然能够活着走出来，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战友和难友的相互陪伴、支持和鼓励。因为人们的攀比心态，而孤立无援是被审查的人最绝望的精神状况。

《求生有道》[4] （清队第一年，1969-1970）

文革深入两派分，文攻武卫硝烟浓。                  

军管戒严息战火，革委清队来势凶。                  

历史现行立百案，留美教授首其冲。                

四番揪斗陷狼窝，口诛笔伐轮番攻。                  

俯首弓腰虔诚面，条条罪状触灵魂。                  

两度隔离落虎口，昼夜逼供烤高温[5]。                 

久罚高凳几晕厥，绝不违心出伪证。                  

玉碎遗罪[6]脱己难，瓦全承爱泽他人。                  

求生有道理开路，屈死无辜冤断魂。                  

宁为公义身殉道，不为私冤枉轻生。                  

真金不怕烈火炼，清白何惧妄罪名。                  

漫漫长夜终有尽，强大内心化坚冰。                  

重会妻儿盈热泪，犹恐相逢在梦中。

按照父亲在清队中的日记，清队运动从1969年11月开始，学校一共立案审查大大小小历史和现行案件96个。经过几个月内查外调，从1970年5月13日开始到1970年6月22日，全校已经召开了4次宽严大会，解放了大部分审查对象，其中包括一些过去有“历史问题”的“右派分子”。虽然父亲、冀伯伯和杨兴周教授都不是“右派分子”，但是已经成为畜牧系中没有定案“一小撮”，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特别是时隔到了20多天之后的7月中旬，那时动物科学系的审查学习班仅仅剩下最后他们同命相怜的3个人了。在第五次宽严大会时之前那天晚上（1970年7月14日），父亲的确沉有点不住气了。他们学习班其他2人在晚上学习的时间突然找不到人了，他误认为他们是被通知去参加准备解放的学习班去了，恐怕自己将成为最后剩下的被孤立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竟然惊惶失措，四出打听，甚至彻夜不眠。结果第二天一早才搞明白原来是自作多情，那两位同事是被紧急安排了劳动任务，并没有被组织上叫去做“有关解放问题”的谈话，结果是虚惊一场。父亲当时朝思暮想，渴望解放和“惊弓之鸟”的心态可见一斑。

1970年7月14日和15日连续两天的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按规定明天就要召开第五次落实政策大会，我很渴望有人唤我去参加学习班去，可是等着没有讯息。晚8时到老冀（一伦）家学习去，老杨（兴周）和老冀都不在，等候了许久，还不见他们回来。这时，我想明天召开大会，领导上和他们谈话去了。和他们谈话是否有我在内是个疑问，我恐有人到我 家去找我去，我又回家，但是，没有人来。

     思想上起了波动，学习班的3个人，这次处理他们2个人，领导上和他们两个谈话去了，不包括我在内，否则为什么不唤我呢？我又分析我们3个人问题的严重程度， 我的问题比他们两个人的要严重的多。如果把他们两个人处理了，听说孙志民的问题也近于扫尾阶段，那么动物科学系就剩我一个人了。我66年在农场集中劳动时预言，大家都解决了，我一个人还会仍然在农场，实现了。总之，疑难重重，忧心忡忡。夜间也不能入睡，幻想如果领导和我们三个人谈话，我不在家，先和他们谈话去了。假如有我在内，他们谈完话后会来告诉我，所以在家等着，他们没有来找我。这更增加了我的疑难，和他们两人谈话没有我，找我做什么？

1970年7月15日（节选）

今早天黑时就起床，打算早到猪场将猪喂了，去参加上午举行的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可以解决我的思想问题。大会因故推迟举行了，这将我昨天晚上的疑难问题解决了。特别我到南（猪）场后看见老冀他们将昨天下午堆的草堆已经堆好了，这说明昨天晚上他们两人不在家学习，是来劳动堆草了。当然组长决定不学习也应当告诉我一声，以免我疑难重重。

作为“待定案”的被审查人员，除了继续检查交待问题外，每天主要的工作是监督劳动改造。父亲在清队期间，除了几次为休假的工人顶班喂猪，为母猪接产（甚至睡在临产母猪旁边）外，参加过大田除草、挖渠；麦场打麦、浇场、守夜看场；泵房搬砖；修理猪圈、出粪；为学校冰场漏夜浇水以及为学生宿舍和科学楼打扫厕所。为了尽早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在劳动中拼上了老命（他患有有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等疾病）。以致后来被学校评选为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在校内外多次报告自己的心得体会。

【哀江头】  《挑战厄运》（清队第二年，1970-1971）

百案皆定留孤影，愁云窒息霜染鬓。                     

政治标签累妻儿，代代株连何时尽？                    

为永翻身立壮志，改变厄运下决心。                     

大田除草赛锄艺，挖渠浇地比干劲。                    

浇场挑水步如飞，泵房搬砖头似椿。                     

修圈担灰弯扁担，出圈叉粪重千钧。                    

三伏打麦汗透衫，数九浇冰[7]冻深更。                    

夏夜守场伴雨露，冬宵接产猪旁眠。                    

三尺猪舍洒碧血，万言日记录心声。                    

蒙冤愈深愈奋进，天若有情也动容 。

估计杨兴周教授解放的时间要早一些。而父亲和冀伯伯的解放在第五次宽严会后，又经过了长达7个多月的煎熬，一直到了1971年2月20日，父亲终于接到通知，准备和冀伯伯一起在学习小组上汇报自己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收获。这是被审查者要“解放”的标志。那一天父亲写下了他自从清队以来的最后一篇日记：

1971年2月20日

       今晚已经定案的人们，在班里向大家汇报一年来思想改造的收获、体会和存在问题。之后群众提出帮助意见。党这样做，是从政治上关怀每个有历史罪恶和现行罪恶的人。使他们做脱胎换骨的改造，迅速地赶上革命群众前进的步伐。

       会上，班长宣布让老冀和我准备，也向大家汇报。我很想向大家汇报，希望能得到群众的帮助意见。

历时近两年的清队审查正式结束，父亲和冀伯伯终于可以象其他人一样，可以“抬起头来”名正言顺地参加教研组的活动，参加大会小会了。不必以“被审查者”的身份，低三下四地在“另册另类”里做一个每天除了被呼来喝去地劳动改造，就是规规矩矩地检查交待“问题”，没有任何基本权利和尊严的“监下囚”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享有“梦寐以求”的工作权力。可以说他们两人是同一天解放的患难兄弟。

文革中的英文导师

我和冀伯伯的交往始于文革后期的1971年。那时我们这些中学生和全国千千万万大中学生一样，从1966年开始“停课闹革命”，不幸离开学校学习课堂已经5年时间了。文化革命“罪文囚儒”，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鄙视和迫害都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有“读书越多越反动”的官方定论和对于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官方评价。父亲虽然在文化革命中因为毕生追随“孔孟之道”，“成名成家”而受到严厉批判。但是他在骨子里，他的素质、本能良知都对于文化革命中“指鹿为马”的淫威不服气，不屈服。他老人家每天劳改回家后，精疲力尽地半躺在床上，看着我们每天出出进进，将读书的大好年华，黄金岁月付之流水，痛心疾首。因此苦口婆心地偷偷劝告我们继续读书学习。按照文革中的说法，父亲这个历经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对付政治运动有“阳奉阴违”的一面。

我们开始对于父亲的劝告不以为然，经过几年的政治运动，插队锻炼和当工人的磨练和切身体会，我们对于父亲高瞻远瞩的劝告才慢慢地理解了。因为虽然经过父亲拼命改造，经过我们本人的积极努力，二哥和我终于在插队之后分配在集体单位工作。我在太谷油刷社，二哥在50里外的范村铁业社学徒，工资都是18元。我们每天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而焦头烂额，到了此时此刻，想到了父亲的教导，回想到能够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甚至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1972年虽然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却不可能让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子女去夺回刚刚被无产阶级占领的教育阵地。

父亲的鼓励下，文焕和我开始将过去中学的英语、数理化课本翻出来，开始自学。我们的老师就是父亲的朋友们。数学、物理的问题请教陆智良先生，化学问题请教郭定成先生，英语问题请教冀伯伯和陈经纲先生。

父亲非常高兴，一向勤俭节约的他破例为我们买了晶体管收音机，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当时算是“偷听敌台”）。文革中九死一生、饱经批判斗争的父亲为了竟然默默支持我们学习，不怕被再次挨整。现在想起来，也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的胆略。为我们那时也没有高考，甚至学校的教学都没有恢复。我们的学习是就是为了充实自我，等待时机。甚至受到大多数同学们的取笑。

由于父亲的关照，我们在农学院小学部五年级，11岁时就开始学习英语，从字母歌开始。那时教我们的是大学里的名师，错划右派陈经纲老师。1964年考上太中，英文老师是错划右派方坚予老师，我曾经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英文考试每次都是100分。到了1971年，我的英文已经忘的一干二净。父亲告诉我，冀伯伯过去在铭贤中学教过3年英文，可以找冀伯伯学习英文。我拿上中学课本，开始向冀伯伯学习英语国际音标。冀伯伯不愧当过中学英文老师，他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发音非常标准，而且非常耐心。一再告诫我们要加强基础训练，要学会“听、读、写”，要背诵单词和课文。我虽然开始学习英文，但是受当时“读书无用”的影响，顶多想阅读外国资料，听听广播，不觉得口语有什么用。因此不注意发音的准确和拼读，只想能够认识几个英文字。英文口语的训练几起几落，在后来到美国、加拿大之后不得不再次得到重视，那已经是几乎20几年之后，再从头来过。基础不牢，一次次返工，回想父亲和冀伯伯的教导，联系到文化革命“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害死人，害了几代人。学习知识就应当打好基础，融会贯通，切忌片面和一知半解，一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一辈子遗留在那里，成为饶不过去的拦路虎。

在铭贤建校100周年校庆之后，2007年我回去探母，顺便去拜访冀伯伯，他赠送给我一本由山西农大编著的《冀一伦教授的无悔人生》。纪录了他的毕生求学经历，工作经历，工作成绩，发表论文，同事评价，家庭等方方面面。他欣喜地告诉我学校百年校庆活动重点表扬了畜牧系的两位先辈，一位是父亲张龙志，一位就是冀伯伯。因为《张龙志文集》也同时由山西农大出版。两位教授的传记和文集都是百年学校献礼大作，也是在铭贤学校和山西农大百年校庆中仅有的两本有关个人传记和文集，在国内外省内外造成较大影响。我最近几年在把父亲清队的日记和生平编著成为《张龙志传》在海内外发表。2013年初寄给冀伯伯和学校内的几位老师，冀伯伯、陆智良和徐琳等老师对这本书的评价都不错。同年8月我去OBERLIN大学访问，赠送了山西协会一本《张龙志传》。在山西协会图书馆，我也看到了冀伯伯的《冀一伦教授的无悔人生》一书。

在得到冀伯伯去世的消息后，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冀伯伯的信息， 知道由冀一伦，王春元编著的《奶牛管理技术》一书已经于2011年出版。那本书是冀伯伯逝世之前在加拿大探亲期间的辛勤心血之作。也是他漫长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里程碑。

谨以此文作为对两位老前辈的怀念。

  【七律】 纪念龙志一伦患难兄弟

秦晋学子师同门，半世同僚若弟兄。                         

千里辗转避东寇，万里重洋取西经。                             

暴雨狂风催劲草，熔炉烈火炼真金。                         

顺境逆境锲不舍，猪界牛界叱风云。

父亲张龙志与冀伯伯1973年摄于农大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