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為什麼被捕？

徐曉被逮捕了。為什麼？ 這是官方熱捧周小平的同一曲戲的另一部分- 舐我者奉為座上賓，膩我者係為階下囚。徐曉是財新傳媒的文化總編，負責選編出版《思享家》叢書。國人喜愛、官人不見待的野夫、高爾泰的書都是她出的。逮她是為了 “消聲”，剝奪她編書出書的權力，是為繼承秦始皇“統一”思想的遺志，讓中國文藝沿着延安文藝座談會和北京文藝座談會指引的康莊大道直奔天朝地府。

趙越勝的文章很好。另附南方周末對徐曉的採訪，徐曉《半生為人》自序和高爾泰的《半生為人》讀後。讀了這些，大家就會清楚為什麼徐曉會被逮捕了。

蔡錚 2014年12月3日

一
趙越勝：思徐曉

二十六日星期三夜，突然夢中驚醒，夢到因幾個字的用法與徐曉爭執。再難成眠，索性披衣夜讀。窗外暗風吹雨，心中隱隱覺有幾分不安。果然，雪上班途中電話告我，徐曉被拘了。

月初和她通話，她說腳骨折了，為了操持一個朋友的喪事，忙到頭昏，手裡拿着稿子邊看邊下樓，一腳踩空摔倒，起來沒覺有什麼事，接着忙。待塵埃落定，腳已腫得像饅頭，這才去醫院打了石膏，醫囑靜養一個月。她嘆了口氣說，這回哪兒也不去了，言語間有點不好意思，仿佛自己做錯了什麼事。我知道徐曉永遠在忙，手頭要處理的事情之多，辦事效率之高，常讓人驚訝，難得休息一回，卻是因傷。好，＂這回哪兒也不去了＂。可誰知，讓人拘走了。走得好遠，一去不知何方。

我問什麼罪名？說不知道，也未通知家屬。真是多此一問。在那塊＂神奇的土地上＂，抓人還需要罪名？＂莫須有＂而已。她姐姐去找人，說是讓“預審總隊”帶走了，理由居然是＂危害國家安全＂。這麼個文弱女子，＂半生為人＂，一直與詩歌、美文為伍，心中滿是慈悲，眼前皆是＂好人＂，最看重的是友誼與愛，是正義與真理。怎麼危害到了＂利維坦＂的安全？幾百萬軍隊再加幾百萬警察，五千億的維穩費，密不透風的文網，割斷信息傳遞的＂防火牆＂，遍布九州的監控網，竟然給不了國朝一點點安全感？這只能是它自己患了被迫害妄想狂，與徐曉何干？

徐曉，不過以她無言的勇敢，鼓舞幾顆迷惘的心靈，用她不倦的努力，澆灌幾株初生的幼苗。她的俠骨柔腸惠及多少朋友。在黑暗降臨的時刻，她燃起一支燭火，給黑暗一點光亮，給冷漠一點溫熱。如果這些作為危害了＂國家安全＂，那這個國家是什麼？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是兇險殘忍的鬥獸場？是高牆圈就的＂動物莊園＂？是踐踏人類基本善的＂屠人場＂？它是1984年的“大洋國”，還是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或者是兩者中體西用的結合，以＂大秦＂為體，以＂大洋＂為用？

徐曉的力行準則是文明社會中一個普通人當持的準則。誠實、自尊、敬業，還有勇敢。這難免跟天朝時下通行的＂潛規則＂相牴牾。但徐曉是個＂執拗人＂，認準的原則篤定持守，絕不曲學阿世，隨風轉蓬。她是個對文字最有敬畏之心的出版人和編者，對那些空洞虛假的頌德文字從來不假顏色。因為她愛先人傳下的文字，不能忍受把它們變成垃圾。但是在濁水四溢之地，持守就是冒犯。而今天朝是周花一類佞人領潮，這類＂張鐵生二世＂雖說不通中文，卻攢得成諛詞，編得成謊言，一朝粉墨登場，徐曉這敬畏文字的人豈能無罪？糞置高堂，玉棄僻壤，正是天朝＂新常態＂。

心靈境界的淪喪，精神道德的敗壞，會牢牢嵌入社會生活，敗壞民族的品性和後代的靈魂，這才真正可怕。一群奴隸，懵懵懂懂地被主人出賣給魔鬼，被驅使着殘殺同類，犯下這種罪惡的人，要怎樣的一道聖泉，才能洗淨身上的血污？

我無言，只為徐曉馨香禱祝。

發表於2014年12月2日《蘋果日報》，轉自“有道雲筆記”

二
徐曉：半生為人

2014-11-30 22:39

來源:

南方周末

徐曉生於上海，長於北京，198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1979年開始發表短篇小說和散文，1982年至今從事記者、編輯工作，2005年4月寫作出版《半生為人》，2014年11月2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預審總隊帶走，據傳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相關罪名。

本文原刊於2005年7月的《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劉天時

2005年4月，徐曉出了她的第一本書，《半生為人》。題材上似乎也沒什麼特別，寫愛人、寫朋友，青春往事、歲月情懷，生死別離、歡笑淚滴……但是，從反饋——每天接到的各職業各年齡的，朋友的、陌生人的，電話、電子郵件、信、手機短信，徐曉非常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寫了一本特別的書。而這個‌‌“特別‌‌”在哪裡？根據大部分的誇讚歸納總結，卻又不稀罕了——‌‌“真實，特別的真實！‌‌”

‌‌“真實，他們說的這個‌‌‘真實’，應該不是和撒謊相對的，而是，一種能力——真實的能力！這個能力，其一是表達技巧，儘量讓文字和記憶吻合，記憶到哪兒，文字表達到哪兒；其二是內心的真實、情感的真實，就是我們到底怎麼看待過去……‌‌”

‌‌“過去‌‌”！徐曉回顧的這個‌‌“過去‌‌”，時間是：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文革‌‌”的末葉，殘酷荒謬壓抑匱乏還在繼續，衝破這一切的對‌‌“正常‌‌”生活的渴望正在甦醒就要發芽；地點是：北京，‌‌“七十六號院‌‌”《今天》雜誌編輯部、詩會的紫竹院、郊遊的圓明園……；人物是，二十多歲的徐曉和她最親愛的人，相愛又相互折磨的愛人周郿英、啟蒙人精神導師趙一凡、才華且個性的朋友北島、芒克、劉羽、田曉青……；故事：蒙冤入獄、和詩飲酒、戀愛、爭吵、患病、死亡、別離……；而這300來頁字字句句，30年來的日日夜夜，有一個緣起，有一個主線，有一個標記，就是：一本持續一年一共12期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

這個圍繞着《今天》的作者、編者、印發的參與者和讀者，形成的鬆散的所謂的‌‌“今天‌‌”社團，它的意義，不只是‌‌“今天‌‌”的詩和詩人（比如北島、芒克、舒婷）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別開生面；更在於——至少按照當年的參與者如今的回憶者徐曉的認識——‌‌“今天‌‌”的‌‌“新人精神‌‌”。

‌‌“‌‌‘新人’的特徵是——以張揚個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達了對主流話語的反抗；以反傳統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戰了革命神話。不管是不是自覺自愿，他們站在了社會的邊緣，與現實的喧囂、浮躁、委頓形成反差，這本身已構成了意義，並給社會提供了意義。‌‌”

理想主義、浪漫主義、懷疑精神……徐曉試圖以個人經歷為線索，通過紛繁的人事變遷，呈現並感嘆。‌‌“我想借用帕斯捷爾納克的話，我想說明：生活——在我的個別事件中如何轉為藝術現實，而這個現實又如何從命運與經歷中誕生出來。‌‌”

如果說，戀舊，是徐曉寫作是讀者共鳴的原因；那麼，向自己，向‌‌“如今已‌‌‘潰不成軍’的曾經的新人、曾經的反叛者‌‌”提問，該是徐曉更執拗更深沉也更悲哀的用意。

‌‌“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反思！那曾經的信仰，是因為原本是錯誤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嗎？是我們壓根就沒有觸到實質，因而不可能徹底嗎？還是我們否定它，只因為不能為我們自己的沉淪尋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

兒子，朋友

沉淪？其實哪裡？！徐曉，52歲，一個失去丈夫11年至今單身的女人，一個17歲男孩的媽媽，一個工作了20多年的出版社編輯，一個當年‌‌“今天‌‌”熱情活力的志願者、一個多年來‌‌“今天‌‌”最熱絡的聚會召集人……旁觀和傾聽她的生活，我們看不到‌‌“沉淪的痕跡‌‌”，或者說，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掙脫沉淪的痕跡‌‌”。

——那是日常的親切，是瑣碎的溫暖，是超越日常的悵惘，是躲避瑣碎的深沉。是生命底色的悲傷和孤獨，是悲傷孤獨之上，我們可以爭取到的最大的安寧和喜樂。

6月1日星期三的早晨，是一個普通的早晨。

4點多，徐曉終於睡着了。失眠了，雖然她現在很少熬夜了，總是要求自己2點前躺到床上。但是昨天，還是失眠了，也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7點多，徐曉起來了。天早就通亮了。她燒上茶烤上麵包，給兒子的老師打電話幫助學校聯繫講座。

家裡只有她一個人，兒子在寄宿學校讀書，只有周末才回來。從上小學就如此，那是徐曉深思熟慮的決定，兒子3歲時丈夫病重，到兒子6歲時去世，她怕她的悲傷敏感和溺愛會妨礙兒子像一般家庭的孩子一樣‌‌“健康成長‌‌”。

恭恭敬敬地聽老師講電話。十幾年來，徐曉一直努力地扮演了‌‌“不給兒子丟面子的媽媽‌‌”。比如，把自己實際上不看重的工作業績向兒子小小地吹一吹牛；去學校的時候總是刻意打扮打扮；爭取評高級職稱也是對他有個交待……‌‌“真是可笑呢，到了對功名甚至對異性都超脫了虛榮的年紀，可是在自己十幾歲的孩子面前……‌‌”

兒子讀的書、聽的音樂、兒子同學的聚會、兒子的體貼、超越年齡的閱讀趣味、成熟的心智……，像所有的媽媽一樣，強烈抑制卻又抑制不住要說的，寶貝兒子，是讓徐曉欣慰的。‌‌“我們不斷衝突對抗，但最終，我們的關係是正面的……如果沒有這個，我還有什麼呢？‌‌”

還有朋友，朋友的聚會。11年來每年丈夫周郿英的祭日，差不多都會有朋友，‌‌“今天‌‌”的朋友，和徐曉母子去西山掃墓。有鮮花、有酒，有對逝者的哀傷緬懷，亦有生者的匡扶友愛。

就在剛剛過去的冬天，北島回國，就在徐曉家，聚了二十多個人，‌‌“今天‌‌”解散24年後最大的一次聚會。窗外是風雪漫漫的今天，窗內是杯酒唏噓的往昔。

徐曉，在偶然的早餐時間，對照着24年前後的兩張合影，對照一張張24年前後的面孔；徐曉，愛撫着時光的刀痕，她需要在桌邊坐下，她需要再把一支煙點燃，再把一杯咖啡滿斟！

還好，有這咖啡濃香的早晨，晨光里她亮亮堂堂溫馨舒適的家。她是多麼喜歡她的家啊。3年前從終日見不到陽光的舊屋搬到這裡，她是多麼滿足——雖然這不過是‌‌“郊區的分期付款的經濟適用房‌‌”。窗前的矮凳、樓梯上方西窗上的花玻璃、整面牆的書架、廚房的綠色櫥櫃……她向你，第一次串門的客人，介紹它們的來歷，誇獎它們的特別之處……

你的奶茶還沒喝完，她又忽然跑到廚房給你燒一碗雞蛋米酒——她一邊翻騰冰箱一邊盯着水就要沸出的爐灶……她是多麼熱愛做飯！早年，她給丈夫和自己的朋友做，一邊在廚房忙碌一邊聽丈夫讓客人，這是我老婆醃的雪裡紅，這是我老婆做的魚頭湯……現在，她給自己的朋友做，撮合他們的戀愛、調節他們的矛盾、問候他們的生活；給兒子的同學做，滿滿一大桌子，喜盈盈地看着他們風捲殘雲，她還要藉機貼近兒子同齡人的‌‌“思想狀況‌‌”……

還有，她還有要欣喜和感恩的呢：在無比多的獨處的時分，當徐曉從工作中回過神來，她會聽見鳥鳴，似遠又近，哪來的呢？……啊，是在廢棄的空調管子裡的麻雀！

繼續脆弱繼續困惑

‌‌“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惟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淒婉，卻飄散着絲絲縷縷的溫情，我願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我的朋友。因為我深深懂得，這對人有多麼重要。‌‌”

二十幾歲，被打成政治犯在監獄呆了兩年，三十幾歲，丈夫臥病3年後拋下她和6歲的兒子故去，如今五十幾歲了，那些曾經切膚的疼痛、刻骨的悲慟，都成了記憶，成了可以講述的故事。

比如，監獄裡的辣菜、烤窩頭片、精神病患者；比如北師大中文系學生的徐曉被叫到辦公室盤問，‌‌“‌‌‘太陽/這血淋淋的盾牌（詩人芒克發表在《今天》上的詩）’到底什麼意思？太陽，難道不是指毛主席嗎？‌‌”再比如，大學畢業後，沒有接收單位，臨時工多年，原因是自己經歷‌‌“太複雜‌‌”……

‌‌“一個人的心，它就是再堅硬，也總該保留一小塊柔軟的地方……‌‌”兒子的同學評價《半生為人》，說的是年輕人流行的詞兒——‌‌“你媽夠狠的啊‌‌”。可是，徐曉‌‌“狠‌‌”在哪裡啊？

就在前天，一個人看電視，普普通通的節目，她看看就哭了。而向來，徐曉都是個愛管閒事的人，‌‌“非典‌‌”的時候看見人家吐痰，趕上前去禮貌地警告；停車場，看見被扔下來的飲料瓶，她先是過去質問，質問而無人理睬自己揀起來……

‌‌“一個人，到這個年紀，還那麼容易被激怒被振奮被感動，還那麼脆弱，是不是好事？但是，真的，當年齡越大，很多年輕的夢想都變成絕望，越孤獨……越要給心靈找一個安放的地方……並不是不想順利簡單地生活啊，可是命運沒有給你……什麼是真實的生活……‌‌”

徐曉，她說她始終還有困惑。這個困惑的具體之一來自工作的‌‌“分裂‌‌”——多年來，圖書編輯徐曉一直在編兩類書，一類是暢銷書，比如行銷數十萬冊的《逆風飛揚》，一類是商業上不成功、領導不鼓勵、而她自己‌‌“真正想編的‌‌”，比如《文革書信集》、《遇羅克遺作》等。一邊是，按部就班地完成單位規定的任務，一邊，主動辭去副總編之職，‌‌“我對自己非常警惕——因為看到太多的人，位置變了，立場就變了，自己卻毫無察覺。‌‌”——作為媽媽，一個沒有爸爸的孩子的媽媽，徐曉需要一個安穩的家，要的不過是‌‌“有限度的自由‌‌”。

‌‌“另一個困惑是，知識分子——如果自己還算是個知識分子——和社會和時代應當保持什麼關係呢？是平行同向的嗎？既要旁觀又要參與，既要向前看又要向後看……知識分子既要潔身自好，又要從哪個角度參與社會進步？……‌‌”

困惑，但並不妨礙行動。徐曉，工作之餘，多年來每月定時呼朋喚友在家‌‌“讀書會‌‌”，近來，又組織參與了‌‌“農村文化行動‌‌”，募款、購書，在貧困山鄉建圖書室。

‌‌“你對我來說，是挖掘靈魂深處的啟蒙者，在你之前，我的精神生活不受任何人包括我自己的觸動，甚至連窺視都沒有，任何行動都是出於一種本能，而且從來也沒有產生過自己不理解自己，自己解釋不了自己的矛盾。現在我時常驚奇地發現許多我自己有、以前卻沒有意識到的思想和情感，它使我產生了很多煩惱……為此我曾經怨恨我結識了你，但是我已上了‌‌‘賊船’。只能這樣，也許總比麻木好得多。‌‌”

這是三十多年前，少女徐曉寫給趙一凡的信。就是從趙一凡那裡，徐曉開始讀《牛氓》、《怎麼辦》、《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就是通過這位‌‌“文革‌‌”期間民間文學活動的熱心發起人，徐曉認識並參與到‌‌“今天‌‌”中來，在‌‌“今天‌‌”，徐曉結識了她後來的丈夫，以及眾多她最親密的朋友……

‌‌“從來沒有否定，從來沒有懷疑——對那段經歷。我本來是最普通人家一個最普通的女孩子；如果沒有‌‌‘今天’，我可能永遠都是父母親人朋友眼裡的乖女孩，日子一天天過去，長成一個小女人，一生就那樣簡單順利地過來……但是，偶然地，我的生活被改變了，因此坎坷，也因此豐富……這是，幸運。‌‌”

三
《半生為人》自序
徐曉

年輕時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夢，寫過幾篇不成氣候的小說，以後結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夢。認為當作家和當賢妻良母沒有什麼兩樣，並且為自己能夠有這樣的認識而自我感動。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職業需要，我不寫任何屬於自己的東西。隨着年齡的增長，又生出寫作的願望，卻沒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氣不足，勤奮不夠，對於寫作心存恐懼。我想，恐怕大多數職業都是可以選擇的，惟有真正意義上的寫作，就像聖徒是被上帝選中的一樣，寫與不寫，寫什麼和怎樣寫，都是被規定好了的。
1994年，丈夫重病多年後去世。我用了四個月時間完成了散文《永遠的五月》。向我約稿的朱偉看後打來電話說：“感謝你為讀者寫了一篇好文章!”朱偉是苛刻的評論家，他的話讓我覺得份量沉重。
我原本是專為自己、兒子和個別人寫的，是為了能夠平靜地面對逝去的遠去的和身旁的朋友們而寫的，但卻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讀者的回應與認同，這成為我繼續寫下去的動力。這裡所說的“回應與認同”，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好評”。事實上，當帶有強烈懷舊色彩和極為個人化的寫作出乎意料地被讀者接受時，使我意識到這種寫作的意義。
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說我的體驗還不算膚淺，那是因為我與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關係足夠深刻；人原本的感覺能力總是強大和正確的，如果說我的文字還不算蒼白，那是因為生活本身已經足夠豐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難，我的喜悅與憂傷，悟性與迷惘，底蘊與限度，都由此而生發，所以，它們是超乎文學的。
不記得是誰說過，一個誠實的人，才有可能是可愛的同時也是幸福的人。同樣，一篇真實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價值的同時也是優美的文章。我認為，與其說文章有好與不好之分，不如說有真與不真之別。即使是虛構，其情感的真實與否也是至關重要的。
我更願意把對作品的接受，理解為對一段歷史的接受；把對作者的接受，理解為對一份情感的接受。為此，我對所有對歷史持有尊重之意、對人生葆有熱愛之心、對生命懷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認為，這首先來源於他們的自愛之心，而愛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長出來的。
這本散文集是以寫人為主的。我把書中所寫到的人物——趙一凡、周英，以及“今天派詩歌”群體中的北島、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湧現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這一概念始於俄國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麼辦》一書的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這本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於中國知識青年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但它與另一本對中國知識青年產生過更大影響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理念上相當不同。兩本書描寫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後者是我們所熟悉的集體主義、共產主義式的革命，這種革命很少為個人的生活和成長留有空間。而前者卻讓我們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僅有愛情與婚姻的位置，而且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作者主張“合理的利己主義”，但並沒有滑向道德相對主義；作者為普通人的自私辯護，但並沒有以此作為真理的棲息地而放棄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這正好成為具有懷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資源。與同時代人遇羅克這類英雄相比，在上世紀末的中國，“新人”的特徵是——以張揚個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達了對主流話語的反抗；以反傳統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戰了革命的神話。不管是不是自覺自愿，他們“站在社會的邊緣，與現實的喧囂、浮躁、萎頓形成反差，這本身已構成了意義，並給社會提供了意義。”(《永遠的五月》)
在那個年代，這一群體所代表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精神以及敢於懷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響了我，並使許多人着迷。我試圖以我個人的經歷為線索，記錄下那個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爾納克的話，我想說明：生活——在我的個別事件中如何轉為藝術現實，而這個現實又如何從命運與經歷之中誕生出來。
然而，這些具有“新人”特徵的反叛者，還沒有足夠成熟的人格，足夠強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作為一個反抗者的姿態，並承擔起“新人”的使命。那段離我們並不久遠的歷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記憶中已經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則被當成是歷史的神話加以徹底否定。毫無疑問，我們應該反思！那曾經的信仰，是因為原本是錯誤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嗎？是我們壓根就沒有觸到實質，因而不可能徹底嗎？還是我們否定它，只因為不能為自己的沉淪尋找到自圓其說的理由？這是對於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如今已經“潰不成軍”每一個曾經的反叛者的提問。
有朋友曾說，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回應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你在任何一種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着的正當性”？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
然而，我們終於還是活着。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着尋找理由；所以我在寫作時躊躇——“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惟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淒婉，卻飄散着絲絲縷縷的溫情。我願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我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有多麼重要。”（《無題往事》）
這些篇章並不能夠完整地表達我的心理探索，它們是片斷的、零星的、甚至是片面的，它們只是構成了我寫作的參照。生活的腳步每天都不停歇，新的困惑每天都在生長，而結論卻總是姍姍來遲。歷史的糾葛和精神的困境，如同情感之於女人，總是糾纏不清。這是寫作的過程，也是生活的過程。
我特別邀請了田曉青為本書的圖片撰寫說明。曉青出其不意的尖銳和深刻，常常令我望塵莫及。看起來散淡甚至散漫的曉青，不僅有着冷靜的觀察力，而且文字也相當精到。請他參與這本書的創作，不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創新，更是提供了另外的視角，使全書讀起來更加有趣。
我要在此感謝那些關注我寫作的朋友，他們作為我的第一讀者，不僅和我共同分享經歷和情感，更重要的是，他們的寫作，尤其是他們的生活，形成了我觀察和思考的維度。
《天涯》雜誌是我的大部分文章的首發刊物，感謝編者始終慷慨地為我留有版面。
最後，我感謝同心出版社的同道，是他們的認同和欣賞，使本書得以面世。
2004.11

來源：文學自由壇

四
弱者的勝利：徐曉的《半生為人》讀後

作者：高爾泰

在《半生為人》之中，那些陋室補丁粗茶淡飯、一掃瑣碎凡俗宿昔晦氣走向別樣生活的人們，一個一個各不相同，又都審美地統一在一個意義的追尋之中。帶着朝露的清氣，帶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一

近讀《半生為人》，感慨萬端。這是一個當年的倖存者，講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們‌‌“從不懷疑中產生了懷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結集的號角，只是歷史潮流的漲落之中，沉澱下來的一些個體經驗。只是一個瘦小，纖弱，坐過牢的女人，在一個接一個地給親人和朋友們送葬以後，帶着一個孩子，在絕境中掙扎過來的苦難歷程。

沒有悽厲的絕叫，沒有劇烈的抗議，沒有深長的悲嘆。萬千心事，凝成了這麼一本，如此憂傷又如此美麗的意義之書。如同天問，如同長歌當哭。

我用‌‌“憂傷‌‌”一詞，作者未必認同。我所謂的憂傷，是指人對於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誕殘酷的年代，還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嗎？有的，那就是叛逆——意義的追尋。荒誕殘酷中的意義，就是對荒誕殘酷的抗爭。那些不能安於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原本分散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由於共同的追尋，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這種人際關係，在商業時代已經不可想象。

這所謂憧憬，可以說是一種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對那些初航時分曾與並肩的水手們的思念；間接地是對一種被理想主義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思念。這個，實際上也就是，對於一種更高人生價值的思念。由於那種照亮生活的理想主義，以及與之相應的人際關係現在已經杳不可尋，所以這個思念，或者說憧憬，就成了我所謂的憂傷。

以憂傷為基調，也就是以情感為主導，只聽從心靈的呼聲。這樣的書寫，只能是個體書寫。不服務於任何共同主題，也不受制於外來指令或需要。因此個體書寫，才呈現出無限豐富的差異和多樣性，各有特點。

徐曉此書，就不同於，例如‌‌“孤島張愛玲‌‌”那種。張愛玲面對的是無數細小蚤子（‌‌“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徐曉面對的是一頭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不僅面對，她還要抗爭。以致她的個體書寫，只能是一種群體意識籠罩下的個體書寫。意識領域群體和個體之間的歷史性碰撞，使全書整體上形成了一個矛盾衝突的張力結構。情感主導的張力結構，作為符號，更像是詩，而不是戲劇。這是本書的特點。

我讀《半生為人》，像是讀一首長詩。幸福或者意義，都只能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得之。人在無過程狀態中對於過程（幸福或意義）的憧憬，具有逃避現實的成分。對於已經逝去的‌‌“意義‌‌”的思念，首先是一種對當前強權橫行無忌人們惟利是圖的現實的逃避。真要回到從前，那份殘酷慘烈，沒人願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換得，那種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說意義）也罷。

所以我說，這是一首憂傷的長詩。說來矛盾，正因為如此，我讀此書的感覺，一方面是切膚之痛歷久長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種審美的快樂，一種慰藉，甚至鼓舞。為那些不能安於無意義狀態的意義的追尋者們，即使在今天的人們已經無法想象的殘酷慘烈之中，也能創造出如此美麗、如此有意義的人生。難免要想一想，他們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二

這本書，比之於龍應台的《大江大海》，沒有那麼波瀾壯闊。比之於齊邦媛的《巨流河》，沒有那麼源遠流長。但書中的人們，各有其心靈的而不是履歷的自我，獨一無二，不可重複。他們在共同的宏觀背景下展現出來的微觀心理，另有其多維的廣闊和縱深，標誌着‌‌“個體‌‌”的存在。特別是在那個，智力在暴力面前、群體在惟一個體面前雙重失能的時代，要透過無數被工具化、數據化、符號化了的公共面貌，發現個體的存在更難。

在無數沒有面孔的‌‌“人們‌‌”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靜的日子裡，我好像才意識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經抗拒過這種疏離的意識，為了不能堅持‌‌“為信仰而獻身的理想主義‌‌”，甚至說‌‌“無可爭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後回憶起來，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當年輕時的夥伴聚會散場之後，不管你是從怎樣豪華的酒店或怎樣寒酸的飯館走出來，走在喧囂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為什麼會陡然生出一點兒嚮往……而當你咔嚓一聲打開房門，走進你那仍然簡陋或者不再簡陋的家時，又為什麼會陡然地生出一絲失落，為你日復一日面臨着的瑣碎而煩惱？‌‌”

不論信仰的是什麼，這種對信仰或意義的需要（或者說缺乏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執著也罷，懷疑也罷，沒有信仰也罷，這份嚴肅認真，都是對信仰負責的態度。‌‌“珍重不從今日始，出山時節千徘徊。‌‌”難道不是更加‌‌“無可爭議地劃分了人格的高下‌‌”嗎？

在那個強迫信仰的時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況懷疑！她因此禍從口出，可謂性格就是命運。1975年，不到20歲的她，在一個嚴寒冬夜被電話叫醒，下樓接電話時，突然被一隻骯髒發臭的帽子罩住眼睛，連襪子都來不及穿，光着腳板就被帶進了陰冷潮濕的監獄。獄中無信息，甚至外面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關到了她所在的監獄，她都不知道。

那時的她，只不過是一個能夠獨立思考，跟着感覺走的好奇女孩。作為政治犯被捕，在當時十分平常。在四壁大牆裡孤絕，任性地亂想。兩年多後出獄，又任性地亂走，結果走進了當年的《今天》編輯部。不管自不自覺，總是處在歷史的前線。不管有意無意，總是投身於不可知的命運。這，就很不平常了。

感覺，有時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獄時，正碰上歷史的轉折。滿街大小字報，民刊如雨後春筍。對於非人處境的共同厭惡和對於別樣生活的共同渴望，使‌‌“個人‌‌”們（工人，市民，大學生，待業知青，復員軍人……）走到一起，形成許多鬆散的團體。自動的，志願的，業餘的，義務的。無機可投，無利可圖，只有奉獻，只有風險。但是都很樂意，帶着冒險的興奮。

《今天》編輯部，同樣不例外。她寫道：‌‌“條件雖然艱苦，做自己喜歡的事大家都覺得很神聖。‌‌”那份有所追求的快樂，那份非功利、無目的因而是審美的人生境界，現在到哪裡找去？在《半生為人》之中，那些陋室補丁粗茶淡飯、一掃瑣碎凡俗宿昔晦氣走向別樣生活的人們，一個一個各不相同，又都審美地統一在一個意義的追尋之中。帶着朝露的清氣，帶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當年投身於《今天》、各有才華個性而不為人知的人們，周郿英、趙一凡、史鐵生、鄂復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劉羽、田曉青這些名字在書中的出現，讓我真有一種，‌‌“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感覺。

三

趙一凡。一個殘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時不辭酷暑嚴寒，奔走於北京各個院校，選錄大字報，收集小報、傳單和當時難得一見的地下文學作品，還有禁書。細心地分類編號，抄寫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寫道，‌‌“一凡當年收集這些資料時有什麼打算，但像他這樣當時就懂得這些資料的價值，並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絕無僅有。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一凡拄雙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屬支撐着，一條腿在地上拖着幾乎抬不起來，可以想象……（他做這些事）多麼吃力，多麼辛苦，除了一凡誰能有這樣的執着和細心？‌‌”

這成噸的珍貴資料，在一凡被捕時沒有失去，是一個偶然；他死前立遺囑要把它交給作者處理，作者因為坐月子未能及時知道，是一個偶然；知道時已經被一凡的保姆賣給了廢品收購站，無處追尋，更是一個偶然。這些偶然因素的隨機遇合，驚濤駭浪攝魄揪心的程度，不亞於宏觀歷史的突發事變，更不是任何一個雨果或者任何一個狄更斯虛構得出來的。我們在痛心疾首之餘，甚至已經沒有力氣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餘燼，而額手慶幸。

餘燼之一是，‌‌“文革‌‌”以後《光明日報》發表遇羅克的《出身論》，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處，埋葬着多少遇羅克這樣的人傑和《出身論》這樣的好文。我感激由於一凡，我們得以見其萬一。但是書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個人。他那面對陌生人時的靦腆失措，白床單下顯得有些怪異的畸形，以及雖坐牢也沒有改變的、不同於‌‌“正統‌‌”的共產主義信仰，協同地組成一個整體——他這個人。我們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們可以奇怪他為什麼如此執著，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因此減少，對於他的愛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鐵生，也是殘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讀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涼的1974年，在荒涼的地壇公園，各自讀書的兩個陌生人，偶然交談起來，她有些在當時看來的反動言論。他說，‌‌“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不怕我告發你？‌‌”她說，‌‌“這裡沒證人，如果你告發，我就全推到你頭上‌‌”。‌‌“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開始了，‌‌”作者寫道，‌‌“這樣的一種友誼，在那個親友間也只能用手握得緊一點兒來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幾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蒼涼傷感的自然氣息的地壇公園才是可能的。‌‌”

在那個用假話套話交往是生存條件的時代，說真話是心靈的呼吸。心靈，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對於擁有自己的心靈、即擁有個體自我的人們來說，只要有機會在某處單獨相對，那個某處就有可能成為地壇公園。就在這同一年，作者遇到東海艦隊的海軍軍人郭海、安曉峰、楊建新……才知道軍人也是人，也有大於安全需要的說真話的需要。她把他們作為體面的朋友介紹給了一凡，直到被一網打盡。

四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編輯部認識和相愛的。結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輾轉病榻，終於痛苦死去。

她是無神論者，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盡辦法，什麼手段（包括賄賂醫生）都用上了：爭取到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最好最昂貴的藥品……無法上班，還要照顧好兒子。奔走於家和醫院之間，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

這一切都是白費，她為此深深地自責：‌‌“我一直以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結果，我願意承受那結果。可我卻從來沒有想過，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結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願意承受那結果。‌‌”事實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誰都願早些結束。首先是為對方，其次是為自己。在無窮的思念中，她給他的在天之靈寫道：

‌‌“……也許，只有你知道，我講述的這些，都是事實。但並不是事實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為你活着而拼盡全力，同時我也祈禱別的。那‌‌‘別的’我不能告訴你，也不能告訴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記得，就在我們等待了五個多月的手術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蹤了一個上午。我回到醫院時，你剛剛用剃鬚刀在小腹部做完備皮。你虛弱得連說話都困難，我卻把你一個人丟下。我去哪裡了？你問我，我說，去辦點事兒。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現在我告訴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廟白雲觀，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幾炷香，放下一些錢，然後虔誠地下跪，磕頭，乞求神保佑你手術成功。同時，我還乞求，如果手術不成功，保佑你儘快解脫……我發誓，你少受點兒罪是我希望你儘早解脫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嗎？其他人相信嗎？我自己相信嗎？事實是，你病着，我有無窮無盡的麻煩。時間、金錢、兒子的成長、我自身的嚮往……那時候，我們並不知道那煎熬會延續三年五年，還是十年八年……‌‌”

筆力千鈞，使人靈腑為撼。

無神論者燒香磕頭，慌不擇路驚心動魄。她這樣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沒有任何人有資格指責她。那樣的指責是以理殺人。她對以理殺人的文化的恐懼，是顯現在深層心理學中的深層歷史學，並不是毫無根據。在以理殺人的文化中，個人的孤獨無助、絕望掙扎都不在話下。一種能夠把這種不在話下的殘酷性充分表達出來，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麼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無藻飾。汗腥氣、淚腥氣、血腥氣、監獄裡陰冷的濕氣，醫院裡陳舊的藥水氣，昏暗燈光下印刷民辦刊物的油墨氣，小街上的燒餅的香氣和糧票的濁氣、老舊四合院裡隨着沙啞歌聲唱出來的酒氣……匯成一股真氣，兼具了（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英國美學家鮑桑葵所說的‌‌“艱難的美‌‌”、‌‌“廣闊的美‌‌”和‌‌“錯雜的美‌‌”。我想這就是所謂‌‌“粗服亂頭，不掩國色‌‌”吧？

五

‌‌“有朋友曾說，‌‌”作者寫道，‌‌“我的寫作美化了生活。為此，我曾想給這本書命名為‌‌‘美化，直至死’。與其說是想回應這善意的批評，不如說是無可奈何的孤絕。作為人，作為女人，作為母親，當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臨困境的時候，你怎樣論證活着的正當性？作為歷史的參與者，作為悲劇的見證者，你怎樣能夠保持內心的高傲和寧靜？然而我們終於還是活着。所以我寫作——正如史鐵生所說，寫作是為活着尋找理由。‌‌”

這個回答中的虛無主義情緒，雖很模糊，但是滲透全書。這是我的主觀感受，很可能作者不會同意。

理想主義者也可能有虛無主義情緒嗎？有的。我們在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理論之中看到過，在章太炎的‌‌“五無‌‌”言說里看到過，在魯迅的許多作品、特別是《野草》諸什中看到過……並不陌生。凡理想，都有個現實的前提。奴隸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嚴……都是歷史中的自然。無前提‌‌“主義‌‌”，不過是一個空筐。誰都可以裝進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烏托邦）的東西。什麼也不裝，讓它空着（如佛陀老莊），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變可能（或不可能）為現實，這就是意義的追尋。追尋就是意義，過程是意義的現實。過程的終結如果不能成為新的追尋的起點，那就會歸於虛無。所以理想主義和虛無主義這兩個貌似相反的東西，實際上走得最近。個體逃避虛無，往往逃入群體（宗教、國族、組織等等）。群體無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態、叢林法則等等）。在這裡，理想主義的徐曉，也還是‌‌“出山時節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常常在寫作中躊躇‌‌”。

躊躇的結果，是刪除了不好的東西，留下了好的東西。‌‌“最終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細節刪除了，也把荒誕和滑稽的故事刪除了。惟獨沒有刪除的是從那個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因為那其中雖然淒婉，卻飄散着絲絲縷縷的溫情。我願意把這傳達給我的兒子，傳達給所有的朋友。因為我深深地懂得，這對人多麼重要。‌‌”

躊躇，是為他人着想。

為後來的人們——因為愛。

為需要被刪節的人們——因為悲憫。

因為對別人重要，所以對自己重要。

別人比自己重要，這就是群體意識。

徐曉的愛和悲憫，植根於天性，本來屬於個體。但同時，這樣的天性，又使她的群體意識壓倒了已經覺醒的個體意識。她力求用理想主義的精神價值，去照亮歷史無序背後的黑暗。她願意在宇宙抹去人類文明的一切痕跡之前，把沒有爬滿蚤子的袍，留存給後來的人們。

這使我想起傑克·倫敦的《女人的剛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對男女在無邊無際、不見人煙的冰天雪地里艱難跋涉。乾糧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終於還是吃完。帕蘇卡餓死前，把一袋乾糧給了理查。那是她每天從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這樣的愛，當然偉大。這樣的意志，當然超強。但這偉大和超強，卻是以超弱——死亡來標誌的。形而下的事實屬於個體，形而上的價值屬於群體。據說群體和個體應當統一，我也這麼想過。但是我不知道，這矛盾該怎麼解決。

不能解決。任何解決方案，其程序設計都必須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為及其後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稱的價值原則背道而馳。一個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個‌‌“不夠資格的政治犯‌‌”）獨立個體，一個但知有道不知有術的純粹理想主義者，只在精神領域、只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尋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對歷史中的自然——這個現代叢林，難免和虛無主義相遇：

‌‌“誰愛得最多，誰就註定了是個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價值何在。‌‌”‌‌“充滿着神秘與眼淚的理想主義……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或許是一抹殘陽，或許是一縷陰影，但對於今後的年輕人來說，那是一種無法想象的存在。在他們身上，構成遺傳的染色體已經變異了。無法理解不是他們的錯。‌‌”

既然如此，既然我們的精神財富到後人手裡必然貶值，我們創造它的努力豈不是無效勞動？血腥暴力荒誕滑稽等等，是我們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義的前提，把它留給後人作為歷史判斷的參照系，讓他們自己去尋找溫暖打造平安，比之於刪除，豈不更好？還有，刪除了故事，還有‌‌“從故事中走出來的人‌‌”嗎？

虛無主義這個怪物，原本與徐曉無緣。我想象，還沒有完全走出群體意識的她，在個體性寫作中與之狹路相逢，一定有些錯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為她已經說了，她在寫作中躊躇）。

為逃避這個怪物，她稍稍進入了童話——我覺得。

六

血腥和荒誕是那個時代的基調，書中提到的部分，已經殘酷到讓我們有切膚之痛，已經殘酷到哪怕只刪除掉一個小小的細節，都會減輕我們的沉重。這些都沒有刪除，不知刪除了什麼？荒誕感是一種至為難得的天賦，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殘雪。有感於荒誕而又刪除，不知是怎樣的荒誕？我不敢要求別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東西攤出來晾，那種要求本身就是殘酷。但是那杯苦酒，一個人咽得下去嗎？

咽不下去，所以刪除。從這刪除，我看到了一種人性中的神性——愛和悲憫；也看到了一種人性的軟弱——無力感和恐懼。

這樣的所謂的美化，帶有逃避現實的性質。逃避，是弱者的天賦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鷹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飛快的腿。托爾斯泰說他讀安徒生，讀了幾遍才發現安徒生的孤獨和軟弱。安徒生以為大人都沒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說話。小孩子更沒有，但他假定有，這是弱者的任性。我讀到那些話時，也是個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沒想出個什麼來。今讀徐曉書，想起那段話，忽然懂了。對於一個陷於‌‌“無可奈何的孤絕‌‌”的弱女子來說，還有比童話更好的避難所嗎？

遺憾的是，她終於沒有逃脫。出獄20年後，她從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經同案的朋友，企圖重溫當年的舊夢。舞台換了布景，角色各已轉型。‌‌“沒有期待中的徹夜長談，沒有想象中的無邊暢想，‌‌”她寫道，‌‌“不知道是我們老了還是社會變了，我常懷疑，以後是否還存在當年那樣的人際關係？‌‌”已經不再存在，還要懷疑一陣，這種精神領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種形式的‌‌“倖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純粹的個體寫作，讓他逃跑得像飛。徐曉帶着群體意識的個體寫作，只能一如當初，‌‌“像個瘸子一樣地走路‌‌”，逃不脫鐵鑄的現實。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也是她的幸運。在那個無數人沒有任何交流空間，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時代，她已經享受過了真正的人際關係。冥冥中似乎還是有一種公平，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有了這麼一本，憂傷而美麗的、震撼人心的意義之書。

這裡所說的意義，是個體存在的意義。在意義這東西已經被解構得片瓦無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價值。這裡所說的價值，是個體精神的價值。作為這個意義與價值的自我賦予者，徐曉已經無愧於她苦難的‌‌“半生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難。徐曉可以免於這種恐懼了，因為她已經有了這麼一本，永遠的《半生為人》。

‌‌“永遠‌‌”二字，我不是隨便說的。特別是，在前面提了那麼多問題之後。在文學中，一種信念，一種情緒，一種自我賦予的意義，只要是真誠的，美的，就是絕對的、永遠的。不要問正不正確，那是科學的問題。科學在證偽中進步，‌‌“正確‌‌”也不會永遠。牛頓、托勒密早已過時，但是古神話和安徒生們還生氣勃勃，並且不存在被現在和將來的天才超越的危險。

魯迅無礙於韓愈，海子無礙於李白。文學的領域是孤峰的森林，裡面沒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遠並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詩，一則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與眾不同，都可不朽，成為永遠的孤峰。

《半生為人》也是，這是弱者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