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依舊在，歷史未終結

——福山、米爾斯海默、卡贊斯坦圓桌爭鳴紀實

張友誼(康奈爾大學政治系在讀博士生)

1974年的綺色佳(Ithaca),在風景如畫的康奈爾大學校園裡，還是大四學生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坐在教室里，正在仔細聆聽以《美國精神的封閉》著稱於世的美國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家艾倫布魯姆的諄諄教誨。不久之後，他將奔赴哈佛開始在那裡的博士學業，並會遇到另一位對他影響至深的保守主義巨匠——亨廷頓。

比福山稍年長的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則剛結束空軍服役，開始在康奈爾政治系讀博士，系統研究世界政治和國際安全議題，而他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之一，是當時的康奈爾政治學系年輕助理教授卡贊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他那時剛剛獲得美國政治學會最佳國際關係類論文獎，正意氣風發。

福山、米爾斯海默、卡贊斯坦三個年輕人在那時的短暫交會，是1974年康奈爾校園裡的一幅畫中畫。

但誰也沒有預料到他們會在未來的40年中，對世界政治的研究和思潮產生如此持續而深刻的影響。

整整40年後，這三位不再年輕的思想巨人重新聚首康奈爾。

此時的福山早已因為25年前的歷史終結論名揚天下，成為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但同時對布什版新保守主義的好戰趨勢嚴厲批評。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則系統性地對自由民主體制遭遇的挑戰進行了反思，讓許多論者有“福山不是福山主義者”之感。

米爾斯海默則成為美國最著名的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公知”，以一本《大國政治的悲劇》奠定現實主義理論大師地位，而最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觀點當屬“中國無法和平崛起、中美未來必有一戰”。

而在三人之中，卡贊斯坦則最少介入公共生活、最深挖掘學術江湖，對於政治科學研究中慣用的權力和制度概念進行解構，而突出文化與認同在形塑政治中的規制性作用，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建構主義的代表性人物，並榮膺美國政治學會主席和美國科學院院士的桂冠。

本次的圓桌聚會緣由，既是為紀念三位思想者共同的母校康奈爾大學150周年華誕，也是為紀念那篇讓福山一夜成名的論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發表25周年。

《歷史的終結?》一文寫於蘇東劇變前夜，福山本人也因成為極少數準確預測冷戰終結的西方學者之一而聲名鵲起，成為學術圈和輿論圈的寵兒，以迄今日。

歷史終結論對於自由民主體制和開放市場經濟的高度自信，代表了後冷戰時代初期西方社會瀰漫的樂觀主義情緒。

但25年後，隨着以中國、俄羅斯為代表的大批威權鞏固國家的崛起，以及西方近年遭遇的金融危機和治理危機兩大艱巨挑戰，福山本人如何反思歷史終結論?他對於自由民主制的樂觀自信是否依然堅挺?

1 福山是否還是福山主義者?

面對這個問題，福山毫不猶豫的給予了正面回應。在主題演講中，福山堅稱民主化的大趨勢不可逆，2014年全世界不同類型民主國家的數量已經達到120個左右，占據三分之二的世界版圖，相對於1989年福山寫作《歷史的終結?》一文時的世界局勢，已是滄桑巨變。

福山對於政治民主化的樂觀主要來源於對經濟市場化的信心：經濟市場化在世界範圍內已經取得勝利，過去25年間發展中世界貧困的消除和中產階級的崛起，必將為大眾參與和政治民主奠基。25年過去了，縱使冷戰初期西方社會的樂觀主義早已消散，福山在根本上，並未改變繼承自科耶夫的新馬克思主義史觀，依然堅信自由民主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點。

但福山的樂觀主義必須回答三個問題：

第一， 如果自由民主終結歷史，那麼如何解釋近年來非西方模式的崛起和成功?

第二， 如果自由民主終結歷史，那麼如何解釋新近民主化國家陷入的困境?

第三，如果自由民主終結歷史，那麼如何解釋近年來西方老牌民主國家自身遭遇的治理困境?

針對第一個質疑，福山在演講中逐一反駁了伊斯蘭模式、俄羅斯模式和中國模式對於西方模式的挑戰。如果說阿拉伯之春淹沒了伊斯蘭模式，石油依賴和對外擴張也必將弱化俄羅斯模式，中國在過去35年間的強勢崛起則成為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最大困境。

福山首先承認中國的巨大成功源自於中國漫長的現代國家歷史、成熟的威權體制規則和豐厚的儒家治國理念遺產，但也犀利地指出中國的威權體制終究無法迴避內生性的“壞皇帝”(“Bad Emperor”)問題，也更無法推廣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因而無法形成對於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根本挑戰。

針對新興民主化國家的困境，福山再次強調所謂“三支柱說”：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如果說威權過渡到民主相對容易，那麼傳統國家演進到現代國家則尤為艱難。新興民主化國家如阿富汗、烏克蘭等遇到的困難不在於民主的後天缺陷，而在於國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對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國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務缺失的嚴重問題。阿富汗和印度面臨的是國家能力不足的問題，而中國則在法治與民主上進展緩慢，唯有實現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間的均衡，才能實現長久的善治。

針對老牌西方國家自身的挑戰，福山則反覆重申政治衰退的風險，特別是指出美國出現的民主體制與國家能力之間的張力。

原因有二：其一，經濟增長的不平等和財富過於集中，這導致精英緊握政治權力，為他們將來的利益操縱體制;其二，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滲透，進而影響政府。但福山對於自由民主的自我修復能力具有信心，西方民主在70年代也曾遭遇重大危機，雖然調試速度緩慢，但一旦調試成功，就會重新綻放巨大的生命力。

在福山看來，今天美國遭遇的困境並非系統性的治理危機，也必定不會長久陷於極化政治的漩渦之中。

福山的以上論點並不新穎，早已散見於近年的著作和評論中;政治學界對於福山理論的評估和再評估，也已注家蜂起、汗牛充棟。但作為以研究國際關係見長的米爾斯海默和卡贊斯坦來說，他們在圓桌評議的過程中並不拘泥於對國內政治面向的自由民主就事論事，而是着眼於從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的視角，審視自由民主終結歷史對於全球共同體的邏輯後果。

有趣的是，米爾斯海默和卡贊斯坦分屬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流派，對於世界政治有着不同的假設和推演，但都同樣不贊成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不僅僅是當下不贊成，而是25年以來一以貫之的不贊成。

所以，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世界格局也發生了相當顯著的變化，福山還是福山，福山的批評者也依然是福山的批評者，思想頑固的跨越了歷史，從冷戰的終結點投射到全球化的今天，也絲毫沒有改弦更張的跡象。

2 米爾斯海默對福山的三個批評

作為強調權力與利益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米爾斯海默對於福山強調自由民主制度優越性的歷史終結論從未苟同。

-“出口民主易，出口自由主義難”，是米爾斯海默對於福山的第一個主要批評。

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成功建立了形式上的代議民主制，但作為西方民主基石的自由主義理念從未生根發芽。由於缺乏對於自由主義理念的認同，人們經常以短期治理績效作為評判“民主”與“威權”孰優孰劣的唯一標準。“好的”威權體制往往可以一人獨斷、雷厲風行，而“壞的”民主體制則囿於黨派傾軋、議而不決。

所以，在國家能力嚴重匱乏的新興民主國家，我們常常會看到集體性的對於過往威權的懷念和對於現行民主的質疑。對於絕大多數絕緣於自由主義理念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是會喜歡言論高度自由、但公共產品嚴重欠缺的印度，還是會繼續選擇言論高度管制、但公共產品相對豐沛的中國?

-第二個主要批評在於自由民主制不等於和平。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主要集中在國內政治的探討，而較少關注國際關係層面的後果。米爾斯海默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並不能推進和平，恰恰往往成為對外擴張的動因，美國已經成為後冷戰時期對外戰爭的主要策源地。

美國的國際政治學界形成了如下弔詭的情形：重視自由理念和國際規制的自由主義者成為伊拉克戰爭的擁躉，而偏好權力政治與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者則集體登報反對布什政府對伊動武，頗有令人錯愕之感。

民主和平論者認為，唯有民主國家之間才會實現永續的和平。即便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正確的，那麼在全世界所有國家實現民主化之前，自由主義有時會激化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衝突，成為世界政治中不穩定性的催化劑。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充滿着和平主義的迷思，卻未曾料到走向歷史終結過程中可能的危險與陰霾。

-第三個主要批評則更為深刻，直指福山理論的邏輯自洽。

在米爾斯海默看來，自由主義的核心要義就是建立於個人主義基礎上的多元共存，也就是說每一個自由主義者都不會完全同意其他自由主義者關於根本原則的闡釋。

必要國家秩序的存在防止個體之間的不同升級為衝突，但同時也給多元異見的公民社會留下足夠的自治空間，這也意味着秉持自由主義信念的人們會持續爭鳴、論辯，人類歷史也不會終結於某種特定的制度，而是會在人們的爭鳴論辯中繼續發展和超越。

3 卡贊斯坦的解構

相較於“祛魅者”米爾斯海默，卡贊斯坦則嘗試在更寬闊的文明視野中解構單向度的自由主義機制。

在卡贊斯坦看來，福山對於制度的強調失之偏頗，權力與政治的互動並不僅僅落腳於制度，而有着更為豐富的文化向度和知識內涵。

所謂的自由民主制，在美國實際上是自由主義和共和主義的融合，而非囿於代議制民主機制本身。

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二十世紀世界政治的分水嶺，並不是福山所認定的1989年自由民主戰勝共產主義，而是戰後以降的非殖民化歷程中所蘊含的多元現代性。非殖民化終結了西方文明對於現代化闡釋的壟斷，非西方文明的復甦和崛起豐富了現代文明體系。即便是西方內部也發展出多元的民主生態，遠非自由民主這一單一概念可以概括。

冷戰終結以來，人類文明的組織形態更趨異質，通向現代化的道路紛繁複雜，不同國家人民的政治理念和權利觀念也大相徑庭，這使得所謂“自由民主終結歷史”一說顯得單調而武斷。

不同於福山的歸約與簡化，卡贊斯坦充分強調文明進程的複雜性和多元性，認為西方自由民主制最終將成為人類文明組織形態的一個陣營，而非全部。他進而批評福山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征服世界的樂觀態度，認為剛剛發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恰恰證實了市場經濟的內生性危機。因而由所謂市場的勝利走向民主的勝利，也失之武斷。

3 結語

距離三位思想巨匠首次聚首康村，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離福山歷史終結、爆得大名，也已經過去了整整25年。

1974年的世界正處於亨廷頓所謂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發軔期，就在這一年葡萄牙爆發康乃馨革命，20世紀西歐統治歷史最長的獨裁政權宣告終結，第二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延續40年的個人獨裁統治一夕崩解，整個伊比利亞半島和西歐短短兩年間徹底民主化;1989年的世界則處於第三波的高潮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民主化浪潮短短數年間迅速從歐洲席捲東亞和南非洲，勢不可擋。

然而，2014年的今天，民主化趨勢不再如1974年和1989年一樣勢如破竹。

根據自由之家判斷，全球民主化趨勢近年來整體受挫，出現40年以來連續最久的民主倒退現象。針對來自非西方模式和西方國家內部日益壯大的民主倒退和民主危機論，福山依舊堅持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判斷，堅定地認為人類歷史將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完成實現自我認可的鬥爭。

我們在福山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馬克思的單線程史觀，也看到了李普塞特的現代化視角，也在其近年的著作中愈發看到亨廷頓政治秩序論的回歸。但福山還是福山，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非自由民主模式會消融於歷史，這就是福山過去和現在都認可的結論。

米爾斯海默和卡贊斯坦並非民主理論研究領域的專家，他們的研究興趣更多在於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兩位學者對於福山的質疑來自於在自身研究領域中所體驗到的歷史複雜性。本質上兩位學者都不贊同福山的單線程史觀，也不贊同福山對於自由民主機制的簡單化歸約。

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的本質就是鬥爭，所以他不滿足於福山理論的和平主義傾向;建構主義者卡贊斯坦強調文明的特徵就是多元，所以他不滿足於福山理論的單一終結論點。

在他們看來，西方自由民主體制，無論是作為權力實體還是文明實體，都會與異質的權力實體和文明實體長期共存，這一共存過程包含了衝突與合作，但絕不意味着自由民主的獨家勝出。即便自由民主陣營繼續擴大，人類追求自我認可的鬥爭也不會終結於自由民主制，或者說，人類追求自我認可的鬥爭永遠不會停止，或皈依某種特定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遠比福山的敘述複雜，也永遠不會有終點。

福山還是福山，世界已經不是世界。在快速變動的世界秩序中，我們可以預料福山會繼續與米爾斯海默和卡贊斯坦所代表的理論觀點進行爭鳴，福山本人也會繼續搖擺在馬克思、李普賽特和亨廷頓之間。因而，福山在學術共同體內部追求自我認可的鬥爭並沒有結束，他的歷史還沒有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