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依旧在，历史未终结

——福山、米尔斯海默、卡赞斯坦圆桌争鸣纪实

张友谊(康奈尔大学政治系在读博士生)

1974年的绮色佳(Ithaca),在风景如画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还是大四学生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坐在教室里，正在仔细聆听以《美国精神的封闭》著称于世的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的谆谆教诲。不久之后，他将奔赴哈佛开始在那里的博士学业，并会遇到另一位对他影响至深的保守主义巨匠——亨廷顿。

比福山稍年长的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则刚结束空军服役，开始在康奈尔政治系读博士，系统研究世界政治和国际安全议题，而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之一，是当时的康奈尔政治学系年轻助理教授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他那时刚刚获得美国政治学会最佳国际关系类论文奖，正意气风发。

福山、米尔斯海默、卡赞斯坦三个年轻人在那时的短暂交会，是1974年康奈尔校园里的一幅画中画。

但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在未来的40年中，对世界政治的研究和思潮产生如此持续而深刻的影响。

整整40年后，这三位不再年轻的思想巨人重新聚首康奈尔。

此时的福山早已因为25年前的历史终结论名扬天下，成为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但同时对布什版新保守主义的好战趋势严厉批评。他最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则系统性地对自由民主体制遭遇的挑战进行了反思，让许多论者有“福山不是福山主义者”之感。

米尔斯海默则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公知”，以一本《大国政治的悲剧》奠定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地位，而最具影响力和争议性的观点当属“中国无法和平崛起、中美未来必有一战”。

而在三人之中，卡赞斯坦则最少介入公共生活、最深挖掘学术江湖，对于政治科学研究中惯用的权力和制度概念进行解构，而突出文化与认同在形塑政治中的规制性作用，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并荣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和美国科学院院士的桂冠。

本次的圆桌聚会缘由，既是为纪念三位思想者共同的母校康奈尔大学150周年华诞，也是为纪念那篇让福山一夜成名的论文《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发表25周年。

《历史的终结?》一文写于苏东剧变前夜，福山本人也因成为极少数准确预测冷战终结的西方学者之一而声名鹊起，成为学术圈和舆论圈的宠儿，以迄今日。

历史终结论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和开放市场经济的高度自信，代表了后冷战时代初期西方社会弥漫的乐观主义情绪。

但25年后，随着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大批威权巩固国家的崛起，以及西方近年遭遇的金融危机和治理危机两大艰巨挑战，福山本人如何反思历史终结论?他对于自由民主制的乐观自信是否依然坚挺?

1 福山是否还是福山主义者?

面对这个问题，福山毫不犹豫的给予了正面回应。在主题演讲中，福山坚称民主化的大趋势不可逆，2014年全世界不同类型民主国家的数量已经达到120个左右，占据三分之二的世界版图，相对于1989年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一文时的世界局势，已是沧桑巨变。

福山对于政治民主化的乐观主要来源于对经济市场化的信心：经济市场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取得胜利，过去25年间发展中世界贫困的消除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必将为大众参与和政治民主奠基。25年过去了，纵使冷战初期西方社会的乐观主义早已消散，福山在根本上，并未改变继承自科耶夫的新马克思主义史观，依然坚信自由民主制挺立在历史的终结点。

但福山的乐观主义必须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 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非西方模式的崛起和成功?

第二， 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新近民主化国家陷入的困境?

第三，如果自由民主终结历史，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西方老牌民主国家自身遭遇的治理困境?

针对第一个质疑，福山在演讲中逐一反驳了伊斯兰模式、俄罗斯模式和中国模式对于西方模式的挑战。如果说阿拉伯之春淹没了伊斯兰模式，石油依赖和对外扩张也必将弱化俄罗斯模式，中国在过去35年间的强势崛起则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最大困境。

福山首先承认中国的巨大成功源自于中国漫长的现代国家历史、成熟的威权体制规则和丰厚的儒家治国理念遗产，但也犀利地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终究无法回避内生性的“坏皇帝”(“Bad Emperor”)问题，也更无法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而无法形成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根本挑战。

针对新兴民主化国家的困境，福山再次强调所谓“三支柱说”：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

如果说威权过渡到民主相对容易，那么传统国家演进到现代国家则尤为艰难。新兴民主化国家如阿富汗、乌克兰等遇到的困难不在于民主的后天缺陷，而在于国家能力的先天不足。即便是民主相对完善的印度，也存在国家能力不足、公共服务缺失的严重问题。阿富汗和印度面临的是国家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则在法治与民主上进展缓慢，唯有实现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均衡，才能实现长久的善治。

针对老牌西方国家自身的挑战，福山则反复重申政治衰退的风险，特别是指出美国出现的民主体制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

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增长的不平等和财富过于集中，这导致精英紧握政治权力，为他们将来的利益操纵体制;其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渗透，进而影响政府。但福山对于自由民主的自我修复能力具有信心，西方民主在70年代也曾遭遇重大危机，虽然调试速度缓慢，但一旦调试成功，就会重新绽放巨大的生命力。

在福山看来，今天美国遭遇的困境并非系统性的治理危机，也必定不会长久陷于极化政治的漩涡之中。

福山的以上论点并不新颖，早已散见于近年的著作和评论中;政治学界对于福山理论的评估和再评估，也已注家蜂起、汗牛充栋。但作为以研究国际关系见长的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来说，他们在圆桌评议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对国内政治面向的自由民主就事论事，而是着眼于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视角，审视自由民主终结历史对于全球共同体的逻辑后果。

有趣的是，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分属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对于世界政治有着不同的假设和推演，但都同样不赞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不仅仅是当下不赞成，而是25年以来一以贯之的不赞成。

所以，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格局也发生了相当显著的变化，福山还是福山，福山的批评者也依然是福山的批评者，思想顽固的跨越了历史，从冷战的终结点投射到全球化的今天，也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迹象。

2 米尔斯海默对福山的三个批评

作为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对于福山强调自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历史终结论从未苟同。

-“出口民主易，出口自由主义难”，是米尔斯海默对于福山的第一个主要批评。

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成功建立了形式上的代议民主制，但作为西方民主基石的自由主义理念从未生根发芽。由于缺乏对于自由主义理念的认同，人们经常以短期治理绩效作为评判“民主”与“威权”孰优孰劣的唯一标准。“好的”威权体制往往可以一人独断、雷厉风行，而“坏的”民主体制则囿于党派倾轧、议而不决。

所以，在国家能力严重匮乏的新兴民主国家，我们常常会看到集体性的对于过往威权的怀念和对于现行民主的质疑。对于绝大多数绝缘于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会喜欢言论高度自由、但公共产品严重欠缺的印度，还是会继续选择言论高度管制、但公共产品相对丰沛的中国?

-第二个主要批评在于自由民主制不等于和平。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主要集中在国内政治的探讨，而较少关注国际关系层面的后果。米尔斯海默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并不能推进和平，恰恰往往成为对外扩张的动因，美国已经成为后冷战时期对外战争的主要策源地。

美国的国际政治学界形成了如下吊诡的情形：重视自由理念和国际规制的自由主义者成为伊拉克战争的拥趸，而偏好权力政治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者则集体登报反对布什政府对伊动武，颇有令人错愕之感。

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唯有民主国家之间才会实现永续的和平。即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实现民主化之前，自由主义有时会激化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世界政治中不稳定性的催化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充满着和平主义的迷思，却未曾料到走向历史终结过程中可能的危险与阴霾。

-第三个主要批评则更为深刻，直指福山理论的逻辑自洽。

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就是建立于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多元共存，也就是说每一个自由主义者都不会完全同意其他自由主义者关于根本原则的阐释。

必要国家秩序的存在防止个体之间的不同升级为冲突，但同时也给多元异见的公民社会留下足够的自治空间，这也意味着秉持自由主义信念的人们会持续争鸣、论辩，人类历史也不会终结于某种特定的制度，而是会在人们的争鸣论辩中继续发展和超越。

3 卡赞斯坦的解构

相较于“祛魅者”米尔斯海默，卡赞斯坦则尝试在更宽阔的文明视野中解构单向度的自由主义机制。

在卡赞斯坦看来，福山对于制度的强调失之偏颇，权力与政治的互动并不仅仅落脚于制度，而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向度和知识内涵。

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在美国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融合，而非囿于代议制民主机制本身。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分水岭，并不是福山所认定的1989年自由民主战胜共产主义，而是战后以降的非殖民化历程中所蕴含的多元现代性。非殖民化终结了西方文明对于现代化阐释的垄断，非西方文明的复苏和崛起丰富了现代文明体系。即便是西方内部也发展出多元的民主生态，远非自由民主这一单一概念可以概括。

冷战终结以来，人类文明的组织形态更趋异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纷繁复杂，不同国家人民的政治理念和权利观念也大相径庭，这使得所谓“自由民主终结历史”一说显得单调而武断。

不同于福山的归约与简化，卡赞斯坦充分强调文明进程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最终将成为人类文明组织形态的一个阵营，而非全部。他进而批评福山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征服世界的乐观态度，认为刚刚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恰恰证实了市场经济的内生性危机。因而由所谓市场的胜利走向民主的胜利，也失之武断。

3 结语

距离三位思想巨匠首次聚首康村，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离福山历史终结、爆得大名，也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1974年的世界正处于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发轫期，就在这一年葡萄牙爆发康乃馨革命，20世纪西欧统治历史最长的独裁政权宣告终结，第二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去世，延续40年的个人独裁统治一夕崩解，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和西欧短短两年间彻底民主化;1989年的世界则处于第三波的高潮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民主化浪潮短短数年间迅速从欧洲席卷东亚和南非洲，势不可挡。

然而，2014年的今天，民主化趋势不再如1974年和1989年一样势如破竹。

根据自由之家判断，全球民主化趋势近年来整体受挫，出现40年以来连续最久的民主倒退现象。针对来自非西方模式和西方国家内部日益壮大的民主倒退和民主危机论，福山依旧坚持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判断，坚定地认为人类历史将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完成实现自我认可的斗争。

我们在福山的身影上，依稀看到了马克思的单线程史观，也看到了李普塞特的现代化视角，也在其近年的著作中愈发看到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回归。但福山还是福山，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非自由民主模式会消融于历史，这就是福山过去和现在都认可的结论。

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并非民主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研究兴趣更多在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两位学者对于福山的质疑来自于在自身研究领域中所体验到的历史复杂性。本质上两位学者都不赞同福山的单线程史观，也不赞同福山对于自由民主机制的简单化归约。

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斗争，所以他不满足于福山理论的和平主义倾向;建构主义者卡赞斯坦强调文明的特征就是多元，所以他不满足于福山理论的单一终结论点。

在他们看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无论是作为权力实体还是文明实体，都会与异质的权力实体和文明实体长期共存，这一共存过程包含了冲突与合作，但绝不意味着自由民主的独家胜出。即便自由民主阵营继续扩大，人类追求自我认可的斗争也不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或者说，人类追求自我认可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止，或皈依某种特定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远比福山的叙述复杂，也永远不会有终点。

福山还是福山，世界已经不是世界。在快速变动的世界秩序中，我们可以预料福山会继续与米尔斯海默和卡赞斯坦所代表的理论观点进行争鸣，福山本人也会继续摇摆在马克思、李普赛特和亨廷顿之间。因而，福山在学术共同体内部追求自我认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他的历史还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