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和西藏組畫， 一個時代的探索

為序。

Mi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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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開始，我小學畢業，1968年開始學油畫———白天畫毛主席像，夜裡臨摹達·芬奇、米開朗琪羅的作品。我記得那些臨摹米開朗琪羅的男裸體紙片，抄家時被抄走了，有趣的是，我不覺得畫毛主席像和臨摹裸體畫有什麼衝突，上海人那時全都坦然過着雙重生活。

紅衛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難見着的外國小說、畫報、畫冊，給散到社會上來了，我們讀民國時期翻譯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學，聽古典音樂，當時流行傅雷翻譯的《藝術哲學》，我看不懂，可是裡面有美術史黑白圖片。上海的知識階層在“文革”中完全中止了活動，北京可不是這樣，“文革”中那些未被打倒的高級知識分子（同時也是高幹）仍然從國外帶回一些資料。我從油畫家王路那裡第一次看到彩色版世界美術史圖冊，是他父親王炳南從外交訪問中帶回來的。高層精英的子弟們甚至聚在一起聽披頭士，彈吉他，吃奶酪，跳迪斯科，讀《第二十二條軍規》之類。“文革”後第一批前衛詩人幾乎全是北京知青。艾青在“文革”前就接待過現代詩人聶魯達，因此這個圈子的子女對西方的感受直接來自父輩。這種可炫耀的北京式文化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1970年我去江西插隊。

上海知青都知道這是勞改，沒人當真以為是去“革命”。

什麼地下詩歌、白洋淀團體，都是北方知青的事，他們集體模仿早期左翼青年的精神生活。我從沒聽說上海知青有這類地下團體。

“文革”初成立的上海油畫雕塑創作室成了上海油畫的惟一中心。我有幸和夏葆元、魏景山、陳逸飛接近，他們是上海美專公認的才子。

回想起來很有意思，那時沒電話，都是騎自行車找來找去，不在家，就等着，聚一堆人臭聊，互相傳看最近的畫。

我現在還懷念那種生活，太單純了，沒有誘惑，沒人知道畫能賣錢。我們最最興奮的就是技巧。看一幅“文革”時期的畫，完全不關心創作思想，只談筆觸色彩之類，同時追求所謂教養，比如畫個少女，神態憂鬱就被認為是有格調，灰色調也被認為有格調，很洋，像蘇聯人———真好笑，蘇聯在那會兒意味着整個西方。
＂

“我畫西藏組畫時只想畫得和米勒一樣，追求我心目中法國式的現實主義。我對西藏既不了解，也談不上有多麼深厚的感情，當年我把西藏的視覺經驗當作法國繪畫的替代，那是一種故意的誤讀。歷史常被誤讀，西藏組畫被神話，也是出於誤讀吧。”

“因為法國鄉村畫展來了中國，那次展覽對我影響太大了，所謂影響，我以為就是開眼界，就是模仿的欲望。這時，我的上海“基因”起作用了：我少年時代的開口奶其實是歐洲的，是民國上海遺留的老派歐洲繪畫。”

“我根本不懂西藏，前一次進藏，我當成是“蘇聯”，後一次進藏，我乾脆當成是‘法國’了。要是沒有去西藏的機會，我不知道我會做出別的什麼事情。而當時所有認同西藏組畫的人，其實認同的既是西藏，又是假想的歐洲繪畫。”

＂我驚異於自己尚未出國前作畫的專注與樸實，後來雖然眼界大開，單是米勒的原作就見到不止百幅，然而再也不能尋回初創作時的純真。現在我瞧着畫中那位女子朝我看來的眼神，不知做何感想：她是我一筆筆畫出來的，然而如今我也成了她目中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