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識網)

  北大歷史系教授郝斌的《流水何曾洗是非: 北大“牛棚”一角》今年(2014)年一月由台灣大塊文化公司出版，立即在網上引來不少關注和評論。托人從香港訂購來，再寄到美國家中，手不釋捲地讀完，感觸真是良多。

關於北大“牛棚”的反人類的暴行和受虐者的心境，季羨林的《牛棚雜憶》(1998)寫得也十分細緻，但《流水何曾洗是非》與之相比，不僅涉及一個人自己的經歷，還有眾多中國一流學者的群像，他們中有向達，鄧廣銘，周一良，羅榮渠，邵循正…也提供了更多關於暴行的細節材料。作者對於幾個當年作惡多端的北大學生紅衛兵，直稱其名，決不用XXX代替，讓人感到暢快。更重要的是，作者對文革中的一系列現象進行的剖析和反思，使得這本書的深度超過一般的回憶。

作者親眼目睹著名歷史學家，敦煌學的奠基人向達在1966年的一天的受辱經過：紅衛兵抄了向達的家(行話曰“採取了革命行動”)，發現向達的茶几上放着毛澤東瓷像，對面桌子上是一隻張着嘴的老虎。紅衛兵(注意此處不是中學紅衛兵而是北大的學生)堅持認為老虎張着嘴對着毛主席，說明向達在發泄對偉大領袖的仇恨。

作者描述出身湘西土家族，性格倔犟剛毅(書中有例子，此處不重述)的向達此時“訥訥無言，沒有分辯，沒有反抗”，“屈倒雙膝，跪倒在毛主席像前，並遵照學生的命令一字不差地口念: ‘我有罪!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

四十年後，郝斌對這一幕的反思在於幾個方面：一，對於學生的思維邏輯。郝斌寫道：

“…也許有人會問:是這兩個學生智力低下?還是他們無理取鬧? 我們可以斷然回答: 都不是! …任何一個人， 包括我， 甚至向達先生本人，凡是親臨其境的,都能真切地感受到，那兩個學生是按照自己的認知行事，說話，呼吸，都有一股堂堂浩然之氣…我們深知，這不是個人行為，在他們的背後，站着全校的學生，乃至千百萬的同齡青少年。”他認為，學生是被控制和操縱的：“在那個年代，在為理性的溫床已經形成之際，偏有那麼一些人，一些以為民心可用的權術之士，從中操縱，上下其手…他們的推波助瀾…害得整整一代青少年染上了恣意追求情緒和暴力的群體性綜合症。”

二，對於責任，可能針對前兩年有人就紅衛兵暴力問題提出追究老師的責任，郝斌指出，如果個別學生有不良行為，老師難辭其咎，但當時的青少年幾乎個個如此。他質問：“這樣的責任，是幾個當老師的能擔當得起來的嗎?”

三，對於向達表現出的和本人的見識，閱歷，以及“為人憨直，是非分明”的個性不相符的忍耐和順從，郝斌的推測是：除去無奈以外，“向先生深知，他面對的不只是兩個無禮小子， 而是一種社會和時代的病症!在他一位飽諳世事的老人眼裡，那兩個年輕學生，精神已經處於非常狀態，病得不輕，他心生幾多憐憫也說不定，有哪家的長者會跟自己的病態孩子去較真呢? 何況，這還是一種配以暴力的‘紅衛兵文化’與弱勢的正常文化之間的衝突!”郝斌最後把向達的表現解釋為一種“胸懷。”

向達下跪請罪的時候究竟在想什麼，旁人都只能推測。在我看來，“胸懷”說可能稍微拔高了一些。我想，當一個鐵骨錚猙又飽諳世事的老人，一個學養深厚的智者最後變得如此“訥訥無言”，“屈倒雙膝”，可能僅僅是出於體弱多病的老人對暴力的恐懼，郝斌在書中描述，在幾個小時的罰跪之後，時年66歲的向達已經無力站起來…也可能，向達對他所受到的質問所體現出的荒謬和愚昧程度感到震驚和絕望。向達對於國民黨政權和日本侵略者都作出過知識份子的鮮明回應，但面對如此愚昧的邏輯，整個時代深入骨髓的病症，可能會徹底失語。在經歷了“集體拔草”的懲罰和那場著名的“集體罰跪”事件之後，他想必已然明白，他正面對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空前絕後的“病態文化”，而他自己所追求和代表的學術文化，正如郝斌教授所說，只不過是“正常”然而又多麼“弱勢”的。他已經不可能，也不屑於去回應那些無比荒誕的問題，更不可能去挑戰鋪天蓋地的病態文化，只能選擇一種“隨你怎麼說”的態度了。人面對純粹的“惡”可能會挺身而出，面對“愚”以及“愚”和“惡”的混合物倒真可能束手無策，繳械投降。

向達於1966年11月24日因病重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