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要维护无产阶级和工人的利益，但是并不能防止国家与工人群众之间不发生矛盾，完全避免发生罢工。我们不能用利益一致否认利益共同体内部存在矛盾。没有矛盾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符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实际的。发生罢工说明，工人和国家的利益发生了不一致，矛盾激化成了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罢工当然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但是不能说是罢工完全不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

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是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有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自然的和必然地客观存在，是可以通过统筹兼顾，与群众商量解决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中的问题，这种矛盾就愈大。现在国家机关不可避免地存在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不是与人民群众商量办事，而是脱离群众，强迫命令，结果就使矛盾发展为冲突，发生了罢工，“闹事”。

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罢工这种事情，总的自然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群众；但是，既然罢工难以避免，怎么办呢？我们看到，胡乔木所讲的82宪法修改委员会的意见，是无视罢工的实际存在，把“罢工自由”从宪法中拿掉。问题是，无视罢工，就没有罢工事件发生吗？这显然是可笑的幼稚想法；把板子全部打在群众身上，更是没有分析的形而上学，是官僚主义的法治思想。

毛泽东为什么允许罢工？我们看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对于这件事，如果按照胡乔木等人的解释，会认为那个庄的农民的行为不顾全体人民利益，是不能允许的。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总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所以他问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谁有理呢? 应当说，都有理。飞机场该修，农民也该安排好。只是，毛泽东不仅讲理，还有情，对人民的深厚感情。

毛泽东讲：“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他接着高兴地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

毛泽东指出，“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他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我们看到，比较胡乔木解释的道理来，毛泽东讲的是更大的道理。首先，既然伤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也就谈不上真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更重要的，胡乔木讲的仍然是局部的一般的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长久的根本的利益。修飞机场事小，革掉官僚主义事大，这是关系于社会主义根基的大事情。

所以，毛泽东主张：“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他从理论上政治上阐明，“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 怕什么学生上街? 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中共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我们研读了你们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可能就是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上关于依法治国要研究的内容。这些都是大问题，要研究; 但是认为，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必须长久注意的基本矛盾讲的不突出，没有讲人民群众可以对官僚主义说“不”; 没有反映改革以来出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的劳资矛盾和冲突，这就使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片面性，不可能健全完善; 就难以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提请中央考虑“罢工自由”入宪》书署名人：

陈钰堆、李定凯、白阳、赵剑斌、苑军、

张智敏、鲍锋、黄方伯、郝占春、盛桂芳、

王得田、刘国民、盛中智、孟玉林、赵忠智、

胡乔杰、张大伟、齐先明、张林、王连强、

王军学、罗志学、宋志刚、艾兴锋、刘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