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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一輩或許不太知曉馬洪其人其事?他是中共建政之後的智囊“一枝筆”,但這枝“筆”卻在中共政治風浪的顛簸中,逐漸有了自己的靈魂。之所以沒像其他有靈魂的“筆”那樣落得悲劇性的下場,是因為他的運氣比較好,趕上了改革開放歲月,給中央寫文件時,可以寫進自己有創意的思想
◆高伐林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出現幾位智囊,讓觀眾紛紛猜測原型是誰。馬洪是人們在猜測中常常提到的名字。
明鏡出版社出版了《大風起兮:馬洪傳》一書,筆者抱著很高的興趣細讀。這本頗有價值、但也留下若干遺憾的書,讓我有機會結識了作者馬雅——馬洪的長女。
馬洪其人其事,年輕一輩或許已經不太知曉了?他的官職並不算特別顯赫:最高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他也是中共官方第一家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但1936年參加革命的馬洪,超過一個花甲的人生經歷,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吸引我注意:
他隨高崗進京,30多歲就成了部級高幹,不料高崗垮台,他也受到審查;緊接著又是一個“不料”:他卻被高崗的政敵薄一波所賞識;“文革”後鄧小平雖拒不肯給高崗平反,卻對馬洪相當信任;馬洪被陳雲青睞,卻毅然豁出去不要“前程”對陳雲實話實說,果然仕途再次受阻;馬洪系改革派重要智囊,卻受到趙紫陽當眾訓斥,而他與宋平、鄧力群等保守派又交情深厚,甚至與宋平一度結為兒女親家……
這些看來混沌離奇的遭遇、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就是共和國政壇60年來的現實。秉持“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非友即敵”的政治觀念者,恐怕難以索解。但不知悉這些,就很難理解這個泱泱大國改革開放的難度和特點。
馬洪和陳伯林夫婦養育了四位子女,都事業有成,其中只有馬雅在美國定居,也只有她,最執著地想寫出父親大起大落、多姿多彩的一生,想向世人、後人介紹他的許多珍貴思想遺產。
馬雅出生在中共奪天下的征程當中。上個世紀50年代,她多少也嘗到父親受高崗問題牽連失勢的世態炎涼。“文革”期間她畢業於近來成為輿論焦點的北師大女附中,後到山西插隊。馬雅很幸運地作為“工農兵學員”到北京醫學院學習,畢業後卻因父親的問題“沙裡淘金”被發配到四川簡陽。1976年,馬雅與父親的老友、後來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的長子宋宜昌結婚。
“文革”後恢復高考,一直沒有放棄學習的馬雅應聲而動;1979年,她獲得從研究生中選拔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前往比利時深造。1983年她回國,感受到中國改革、振興勢頭的熱氣騰騰,更感受到兩軍對壘的風急雲低。家事也不太順,1988年離婚,次年年初再次走出國門。她先在斯坦福大學工作,後來獲美國普度大學生物系碩士,與一位英籍人士成家、生了孩子之後,就在美國定居了。
馬雅告訴我,這一次出國七年之後,1996年,她才回國探望父母,但好在1994年父親趁到南美開會的機會,帶著母親飛了過來,將母親留在馬雅這裡,他從南美開完會回國途中再接走。2000年之後,年過知天命之年的馬雅意識到父母時日無多,於是每年回國(除2003年)陪伴父母。
說起來,馬雅寫父親的傳記,不利因素挺多。“文革”中親人離散,自己出國時間又早,80年代起就主要在歐洲和美國生活,與父親共處和深談的機會也比較少,難免對父親複雜的處境、在改革中面臨的挑戰,在感受和解讀上都受到一定局限。但馬雅迎難而上,盡力彌補,閱讀了大量父親留下的筆記和文章。
在《大風起兮》出版之前,因為某種機緣,筆者就讀到了書稿,並與作者有了多次溝通。在該書出版之後,對馬雅一口氣提了十組問題,馬雅兩次以書面方式非常詳盡、坦誠地作了回答,隨後記者又對馬雅作了長時間電話採訪,根據這些資訊綜合整理成如下專訪。
父親被打趴下總能站起來
高伐林:馬雅女士,您好!拜讀了您所寫的《大風起兮:馬洪傳》。這裡我想先問您:聽說您的弟妹們對這本書的封面不太認同,請問是為什麼?
馬雅:他們並沒細說為什麼,不過將父親放在當中,周圍一圈中國領袖級的大人物——有的看上去還不太像正面人物——難免讓人感覺本書是將父親拔高到不是他這個層級的人之列。連我都不太滿意,不過我明白明鏡出版社的苦衷:馬洪這個名字,在海外畢竟知名度不是太高嘛——我兒子十多年前回中國,別人告訴他:誰都知道你姥爺是誰,他在改革中做了大貢獻!但我覺得,就算關心和熟悉中國改革進程的人可能知道他,也畢竟時過境遷了。出版社確定這個封面,是希望讓讀者通過一些比較熟悉的面孔,對一個不太熟悉的人發生興趣。再說了,我父親歷史上確實也與這些人都發生過各種瓜葛。
高伐林:女兒眼中的父親馬洪,是怎樣一個人?如果要您用最簡明的語言歸納……
馬雅:在女兒眼中,馬洪是一個仁厚、開闊的人,是一個對中國改革有貢獻的人。有人曾對我表示不解:你爸是怎麼回事?別人一次被打趴下了,就再也爬不起來了;你爸卻一次一次地被打趴下,又站起來——要不,就是他人特好,大家都想用;要不,就是他人特能幹,不用也得用。
高伐林:隨著您自己的成長和思想的成熟,對父親的理解,也有一個變化過程、有不同的階段吧?
馬雅:是的。小時候剛懂事的年歲,就知道爸爸“犯了錯誤”,但看到和他一起工作的青年都對他很好、很尊重;有的還悄悄地跟我說:“你爸爸很有才能。”所以,我從小就知道爸爸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到“文革”,我很逆反,藐視一切權威,當然也包括父母。爸爸對我很擔心,總怕我出事。1969年,媽媽去了幹校,家人們都將一個個下鄉、去外地。這時爸爸帶著我們去了一趟長城,可能想為大家鼓鼓勁吧?我沒參加。但他張羅著到照相館照一張全家福,我去了。當把姥姥和弟妹們送上公共汽車,他建議我倆步行回家。天色漸晚,長安街上行人稀少,只有38路汽車不時地靠站停車。爸爸告訴我,他十七八歲的時候,認識一個女孩子,也很愛讀書,也多愁善感。他說,這樣不好,無益於自己日後成長。可我很有情緒,說你們當時對社會不滿,就參加革命、上延安;而我對社會不滿,上哪兒?還要打成反革命!爸爸沉默不語。
後來回想,才明白爸爸知道家人將天各一方,以後再回北京團聚很難了,也許連見面也不容易,所以在臨走前給我一些忠告。
我下鄉以後,親身體會到農村很窮、農民很苦,比以前踏實了。1970年,我去娘子關看爸爸,他和我在乾涸的河灘上散步。一眼望去,亂石斑斑。爸爸對我說,一個國家不發展生產是不行的,國家不會永遠這樣下去。他的窗前有一株他親手種植的小樹,向陽,挺直。他對我說,如果他將在這裡終老此生,他要看這棵樹長大成材……
“文革”後,父親成為改革派一員。我考上研究生快出國了,他說,只有在中國,像他這樣的人才能做些事。爸爸當上改革派,我並不奇怪,但我萬沒想到,即使當改革派,爸爸也十分地艱難——他的一生真是令人迴腸盪氣,我在書中沒能把它充分表達出來。
“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
高伐林:馬洪仕途大起大落,什麼事讓您印象最深?
馬雅:“官不做也罷了,但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80年代初當陳雲打算給他“將功折罪”的機會,他竟然這樣對陳雲說。由此,他自斷了仕途,但也以此預言了中國的未來。所以,這是我印象最深、又最為他自豪的一件事,同時也是最為他惋惜的一件事——因為我知道他特別想回計委工作,他對那裡的工作熟悉,更有許多新的想法,連宋平的老司機都記得馬洪當年在計委“號令三軍”時的威風。
鄧小平曾先後派胡耀邦和趙紫陽想拿下計委,攻克這個計劃經濟的堡壘,卻遭到陳雲下面的姚依林和宋平的頑強抵制。陳雲知道50年代初在計委身居要職的馬洪曾請戰回計委,可過不了他這一關。除了馬洪身屬改革派之外,這裡還有高崗的陰影,如果放馬洪回計委,豈不意味著讓他捲土重來?
然而,計委的計劃經濟受到鄧、趙進逼,於是老謀深算的陳雲又設想,如果在馬洪同意搞計劃經濟這個前提下,派他主掌計委,不就一舉多得了嘛:既穩住自己計劃經濟的陣腳,又削弱對手咄咄逼人的勢頭——這是陳雲把馬洪放到火上烤的“雙贏”計策。
我事後總不免在想,為何他不先去就任?就像鄧小平當年發誓“永不翻案”才可出山一樣嘛。我沒有機會向父親提這個問題。他沒有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他有自己的原則吧:陳雲雖是恩師,宋平雖是好友,但趙紫陽是改革同志;更重要的是,馬洪堅信改革,回頭去搞計劃經濟,倒打一耙,不符合他的理念。
一句話為中國推開一扇門
高伐林:回顧父親一生,什麼事最讓您為他慶幸?
馬雅:最為他慶幸的是——說來也好像矛盾:是彭真對他的迫害!如果沒有彭真,即使高崗出了事,我爹也未必斷了當官的念頭,當然,他會是一個比較愛民的官。但彭真對他揪住不放,一再迫害,就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醒悟到不做高官甚至不做官,也能為國家和人民做貢獻,而且這種貢獻也許要比做官更積極和長遠。
在此之前,馬洪是“一枝筆”;在此之後,外人眼中他仍然是“一枝筆”,但這枝“筆”卻有了自己的靈魂。像田家英、胡喬木等都很有才氣,因此被領袖看中,成為御用文人,編寫毛澤東的詩詞和文章。他們一定內心痛苦,等要想真正成為自己了,就得像田家英一樣自殺了……我個人認為我爹的運氣比較好,當他有了自己的思想時,趕上了改革。雖然仍不免給中央寫文件,但寫進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是有創意的思想。從這個角度講,他就像告別儀式上掛出的他那張照片一樣,是背對歷史,面向將來的。
高伐林:您為了寫作這本書,大量閱讀了您父親留下的資料。您認為他對中國最有意義的貢獻什麼?
馬雅:“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我覺得他寫的這段話,簡直是神來之筆!馬洪在84年夏秋時分,為趙紫陽起草了這封給政治局常委的信,鄧小平、陳雲隨後都批示同意。這是中國經濟終於可以向市場經濟轉化的起點。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是多麼、多麼地不容易啊!
高伐林:是的,這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包含豐富的內涵。
雖先天不足,但責無旁貸
高伐林:請介紹一下您如何寫作《大風起兮:馬洪傳》這本書吧。您什麼時候萌生為父親作傳的念頭?
馬雅:父親2007年去世以後,我就想寫了。
高伐林:您父親留下不少手稿、資料?
馬雅:他留下了13麻包的工作筆記——不過,要讀完、讀懂可不容易,不但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而且需要請教當事人、知情人,才能分析和解讀。我儘自己所能採訪、詢問了他的戰友、同志、同事、下級和親屬,尤其一些年紀大的,得到了寶貴的啟發。但是,難度很大。
首先,家裡人有各種顧慮,主要是怕傷害別人,也擔心我理解不了我父親的本意,把我自己的認識加在他頭上,給人誤導。另外,單位里曾與我爹一起工作過的一些年輕人——現在也不年輕了——也持保留態度,主要是認為我常年不在國內,沒有親身經歷改革,不了解具體情況,寫起來很可能會力不從心。我深知“先天不足”,一度很消沉,幾乎打退堂鼓。
但也有老同志鼓勵我說,你爹是歷史人物,也是個悲劇人物,你應當女承父志!有的老同志還提出具體建議:要寫就寫改革,那是他最輝煌的時期。有的朋友鼓勵我,說把你爹的生平寫好了,能給人以正能量……
事情的轉折點是吳家駿編輯了我爹的12卷文集,這才使我的寫作“起死回生”。儘管這12卷文集不如我爹那13麻包的工作筆記原始、真實,但畢竟囊括了他從延安時期到“文革”,到改革中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文章、報告。當剔除了父親不得不說的那些官話,我摸到了他要改革中國的思路,我大受鼓舞。通讀了文集,才有信心寫傳記,作為我爹在改革中所作所為的歷史記錄。
但是,解讀這些政策性很強的文章是一回事,要把它們統合我描述的有關高崗事件和他在“文革”中經歷的文字,則是另外一碼事。我只能把那些我認為對國情、世情具有閃光思想的調查研究,以及相應制定出來的治國方略,略加文字剪輯,幾乎原封不動地搬過來。
當我整理這些方略時,時而慶幸有些已經被採納實施,時而又嘆息多少寶貴的精神財富被白白地浪費掉了!
寫這本書的動機,還有一層,是高崗事件。世人對高崗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一些也多是被人誤導的。我父親至死背了53年黑鍋,可以說是死不瞑目!說來人們也許不信,高崗事件在我家是一個禁言的話題。“文革”以前是不能說;改革中是無暇說;後來我常年在國外,偶爾回家探親,父母年事已高,不願提及這沉重話題;再後來,即使我想問,他們也說不出來了!——很內疚。
父親去世以後,打開保險柜,從批判他的文件中,才赫然看到他具體的“罪行”——如何反對劉少奇的政策,1,2,3……這才恍然大悟當年父母為何不提高崗事件細節的苦衷,因為這些都是“文革”中給劉少奇定罪的證據!得虧我在“文革”中少不經事,對劉少奇“罪行”的來龍去脈不關心,否則真會被逼成精神病!這就是所謂的“燈下黑”。
在我看來他也有過失策,那就是1987年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代替姚依林發言——姚倒是把自己的意見借我父親的口這麼表達出來了,自己躲過了刀槍;而馬洪呢,看去倒好像跟趙紫陽“掰了”!姚依林要真是“堅持真理”的硬骨頭,就自己跟趙紫陽當面鑼、對面鼓地爭嘛,憑什麼讓馬洪去充當“黃繼光”“董存瑞”?馬洪這樣做,興許對國家有利,但肯定對他自己有害。然而,這就是馬洪啊。
背對歷史,面向將來——向馬洪遺體告別,就掛了這張照片。
政見與人格,孰重孰輕
高伐林:您父親有過很多讓外人吃驚費解的遭遇,先後與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叱咤風雲的人物有過各種接觸。 高伐林:您父親有過很多讓外人吃驚費解的遭遇,先後與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叱咤風雲的人物有過各種接觸。
馬雅:哦,這裡我要強調:書中所說的對各種人的印象和評價,都是我自己的個人觀察和理解,父親並沒有對我提過一個字。
高崗重用馬洪,除了與國家新興、東北重建的“天時、地利”有關以外,還有他同高崗之間的“人和”:他們都來自北方偏遠農村,念書都不算多,都在許多人眼中是土包子。但他們都有雄心、有魄力,對建設國家也自有一番眼界。如果光是說搞建設,馬洪在高崗領導下,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薄一波用我爹,不是光因為他識才善任或者念同鄉之誼,他也是看中我爹在高崗事件中不落井下石、出賣和連累其他人,人格上信得過。
彭真為什麼揪住我父親不放呢?我曾聽一些老人說過,彭真心胸狹隘,報復心重;但我也同時聽人說,他對知識分子挺不錯。那麼,也許因為我爹在某種程度上特別刺激他的神經吧。這要追溯到東北往事:解放戰爭初期,他在東北受制於林彪、高崗、陳雲等人,於是呢,其一,40年後,高、林都倒了,他還老想翻那一段歷史的案,要算東北的老帳;其二,他跟陳雲是老對頭,在延安他跟著劉少奇批王明,也奪了陳雲的組織大權,“文革”後兩人仍然面和心不和;其三,劉少奇、彭真幫助毛澤東在廬山整垮彭德懷,後來又整掉習仲勛,還要趁機整肅林彪和陳雲。雖然馬洪與當年遼瀋爭議無關,但他是高崗的人呀,當林、陳抓不著、打不倒的時候,彭真就揪住馬洪泄憤,殺雞給猴看。
趙紫陽。馬洪被趙紫陽當眾訓斥,用趙自己後來對馬洪解釋的話說,“這是說給別人聽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趙紫陽想反擊陳雲、姚依林、宋平,想向鄧小平邀功,所以借題發揮,假戲真做。馬洪由於背著歷史包袱,這回又成了任人踢打的犧牲品——不過這次打擊是來自改革陣營里的同志——從這個角度看,趙可能是同志,但不是朋友。
80年代中期我回國幾年,感受到國內“山雨欲來風滿樓”。我的直觀感覺是:保守派的水平可比改革派高多了,老練,沉着,深謀遠慮,團結一致……那是一種素質,政治鬥爭得齊心合力啊。保守派那邊在嚴密觀察事態發展,及時採取相應對策,而改革派這邊呢,不但沒有對付應變的認真、充分的準備,還不時放出些高論,讓人抓住小辮子。不可同日而語。
陳雲。他是一位涵養很深的人。我爹那次沒有聽命回計委幫他堅守計劃經濟,傷了老人家的心——當年是陳雲在延安從成千上萬青年裡看中了馬洪,創造條件培養他;那次又破例給他機會,使他有可能再度嶄露頭角。但終於談不攏。除了理念不合的失望之外,也有情感受傷的成分吧?後來陳雲老說,有些人是“風派”,出國轉了兩天,回來就說“中國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其所指恐怕也包括馬洪吧?
宋平、鄧力群。早年在人生清純時期結下了友情,經過了包括高崗事件等重大考驗,彼此信得過為人的底線——從我個人來講,除了父母之外,宋平是對我最好的長輩。我甚至有時候擺不平他們之間的分歧:我覺得爸爸對,又覺得宋平也有許多對的地方。恐怕還得拉開一段時間距離,由將來的歷史來做公允的評價吧。但他們兩人都為了原則,而捨棄了個人之間的友情,這既令我難過,也格外增添了對他們人格的敬重。
國事攪擾了家事
高伐林:談到宋平,可能您的感想比較多。
馬雅:是啊,我寫書時最大的顧慮就是宋平。他不但跟我們的父輩是幾十年的老友,他是我的前公公,而且兩代人子女之間,如我的弟弟妹妹同我的前夫宋宜昌,也曾都是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我在書中又不能不寫出宋平,目的不是為了傾訴私事,而是為了說明馬洪為了改革,個人付出的代價有多大——除了與親家掰了,連和幾十年患難與共的老友梅行也斷了私交,真的是“眾叛親離”!
時年90高齡的宋平,來向老友馬洪遺體告別,並慰問前兒媳馬雅。
現在不少當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兇的“改革派”腰纏“億”貫了。我不由得想起,父親曾經說過:“當初改革,還不知道要不要掉腦袋呢。”——胡耀邦、趙紫陽不是已經“掉了腦袋”了嗎? 現在不少當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兇的“改革派”腰纏“億”貫了。我不由得想起,父親曾經說過:“當初改革,還不知道要不要掉腦袋呢。”——胡耀邦、趙紫陽不是已經“掉了腦袋”了嗎?
高伐林:您回過頭來看,認為您離婚歸因於父輩政治分野?
馬雅:不能完全歸結於父輩政治分野,那樣說就太政治化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政治是造成我家庭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與宋宜昌1972年確定戀愛關係,1976年結婚,但他在蘭州,我先在北京念書,後在四川簡陽工作,隨後又出國,長期分居兩地。但是關係惡化還是在80年代中期。那時高層鬥爭非常激烈,我爹對陳雲表示不能指靠計劃經濟救中國以後,宋平的夫人陳舜瑤對我這個兒媳婦的態度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我成為宋家的兒媳婦,原因除了馬洪與宋平私交深厚、我從小對宋平的兒子宋宜昌印象很好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我總認為公公婆婆文化程度高,一定通情達理;而且宋家是有名的清廉。“文革”中我雖然逆反,但以為老幹部分兩種,林彪、江青等是“壞”的,多數人都是“好”的。等到了撥亂反正、“好”老幹部重新當權,國家就會好起來。然而,事情遠比我想像的複雜。我自以為進入一個有文化、有教養、有正氣的家庭,卻逐漸感到很壓抑。
陳舜瑤跟宋平一樣,也是30年代清華大學的,是當時有名的才女——連許多有名的高級知識分子、老教授也這樣評價她。由於她長期養尊處優,處於“人上人”受捧的地位,只在“文革”中才挨整受到衝擊,所以對一般人缺乏同情心。我聽說在“反右”中,她與蔣南翔一起在清華整了很多人,可從來不認錯。在改革中,她是有名的“馬列主義老太太”。而宋宜昌對他母親越來越欣賞,稱她在改革形勢下的孤立有“一種孤獨的美”。我離婚恐怕與這位老人的關係相當大。
寫傳是拋磚引玉
高伐林:您通過本書也表達了您不認同流俗的見解?
馬雅:那有不少啊,例如:過去高崗事件被醜化為高崗個人野心膨脹,向黨奪權;並且通過反對劉少奇,來分裂黨中央。這就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政治鬥爭,庸俗化為高崗的權力野心了,用之來掩蓋毛、劉對於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嚴重分歧,並且嫁禍於高崗。
我認為毛澤東比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的高明之處在於:打破了中國人對蘇俄政治、經濟模式的頂禮膜拜,同時也不盲信歐美,這就給中國提供了繼續尋求新路的思想前提。
我反對驟下判詞,亂貼標籤。可以說司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但司馬光一定是反動的,王安石一定是進步的嗎?憑什麼說孟什維克一定就比布爾什維克壞?憑什麼說孫中山就一定比康有為好?而個人的操守,更幾乎與政治理念無關。在現實中,可以看到許多改革派有貪腐的傾向,而不少保守派則相對清廉。
高伐林:您說過,本書有不少遺憾與不足。
馬雅:是的。在結構上,由於高崗事件對馬洪的一生影響巨大,又考慮到一般讀者並不了解此事件,只好花了較多筆墨來介紹緣由,分量有點過重了。
對於高崗事件和“文革”,因為時間較久遠,看得比較清楚;反而是關於改革,除了我了解細節的一些事件,其它更多的是有關政策和戰略的描述,只好參照文集上的文章;以至於這些很重要的內容,幾乎只能用政論文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缺乏有關父親在“寶鋼論戰”和“上海宏觀規劃”等改革開放大事中有血有肉的實例。所以,本書真正的核心,可能只有專家和研究政策的人才有興趣參閱了。我的想法是,馬洪的生平固然曲折感人,但他這些治國方略才是精髓啊——否則馬洪與其他平生坎坷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也是出於這些考慮,我刪去了一些有個性的關於生活細節的描述,以免喧賓奪主。儘管不刪的話,人情味會重一些,人物將更加豐富和立體。
高伐林:啊?刪去了?那真可惜!希望您再寫文章介紹。
這本書出版之後,您聽到了什麼反應了嗎?
馬雅:書剛出,聽到的反饋還不太多,總的看比較積極,有的說使人們看到那段生動真實的歷史畫面,感謝我這些年付出的努力。哈佛的老前輩傅高義(Ezra Vogel)也向我表示祝賀。也有人提出,對我父親主持和參與某些論證和規劃的具體實例寫得不夠——我希望這本書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其實,對我父親,我的弟弟妹妹們比我接觸更多,他們在許多方面對父母更了解,希望將來他們能寫出自己心目中真實的父親。
記得當我和宋宜昌婚姻瀕於破裂之際,跟我爹談起來心裡很難過,覺得挺遺憾的。爸爸聽後頓了頓,仰頭嘆道:人生遺憾的事是很多呵。我登時醒悟:比起爸爸的遺憾,比起他面對時的從容、自重,我感覺羞愧。
高伐林:您認為,父親有哪些遺憾呢?
馬雅:第一條就是因為高崗事件而終生背上黑鍋,本事不能充分發揮——彭真迫害他,陳雲壓制他,萬里敲打他……甚至趙紫陽也當眾訓斥他;
第二,趙紫陽下台也是讓他真正刻骨銘心的一件憾事。他和趙紫陽一樣,有抱負、有雄心,想為改革中國做一番大事。他倆在工作中一拍即合,配合默契,這種機會不是很多的。趙紫陽這一垮,儘管後來歷屆領導人對他也都不錯,但志同道合的人沒有了,或拉倒車、或守攤子。對馬洪施展才幹來說,天時地利人和的良機錯過了,令人扼腕!
馬雅最喜歡這張父親的照片,認為體現了父親的精神氣質。
第三個遺憾是跟宋平的關係。爸爸話不多,我從小就聽媽媽念叨宋平是好人,特重感情。就連我,無論在農村,還是到了國外,有什麼問題或請求給宋平寫信,總能得到回應。爸爸到了垂暮之年,患了帕金森氏症,有天半夜醒來,說要找宋平,說“有的事還需要同他商議一下”。事後特護問我:“誰是宋平?”我一聽就掉下淚來。
他還有一個隱痛,就是我。聽弟妹們說,我是父母的愛女——我出生在高崗事件之前,也許我容易使他聯繫起一些對生活美好的記憶?爸爸晚年因為患病,說話比較困難,他內心特別豐富,思想特別活躍,自尊心又強,於是更寡言少語,與外界就隔絕了。但聽秘書和司機說,他有時會問起我,憂心我孤身一人流落海外。聽小妹妹說,爸爸臨終時好像還在等待我……
而這,也正是我的遺憾:沒有更早、更深地理解他,有些事還傷了他的心。有一次他想送給我兒子一套他自己寫的書,可我想,兒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長大,懂不了那麼多中文,我爸的談中國經濟改革的書,長篇大論,他哪兒讀得懂啊——我竟然就謝絕了!父親半天沒再說話。這是他的一種寄託啊,你說我多不懂事!現在一想起來,我總是後悔不及。
(本文為節選,全文刊於《新史記》第20期)
馬洪(前左三穿軍大衣者)陪同趙紫陽視察。
馬洪晚年住院,朱鎔基前來看望老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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