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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句話為中國推開了一扇門 |
| | 年輕一輩或許不太知曉馬洪其人其事？他是中共建政之後的智囊“一枝筆”，但這枝“筆”卻在中共政治風浪的顛簸中，逐漸有了自己的靈魂。之所以沒像其他有靈魂的“筆”那樣落得悲劇性的下場，是因為他的運氣比較好，趕上了改革開放歲月，給中央寫文件時，可以寫進自己有創意的思想
◆高伐林
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出現幾位智囊，讓觀眾紛紛猜測原型是誰。馬洪是人們在猜測中常常提到的名字。
明鏡出版社出版了《大風起兮：馬洪傳》一書，筆者抱著很高的興趣細讀。這本頗有價值、但也留下若干遺憾的書，讓我有機會結識了作者馬雅——馬洪的長女。
馬洪其人其事，年輕一輩或許已經不太知曉了？他的官職並不算特別顯赫：最高擔任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他也是中共官方第一家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創辦人。但1936年參加革命的馬洪，超過一個花甲的人生經歷，特別富有戲劇性、特別吸引我注意：
他隨高崗進京，30多歲就成了部級高幹，不料高崗垮台，他也受到審查；緊接著又是一個“不料”：他卻被高崗的政敵薄一波所賞識；“文革”後鄧小平雖拒不肯給高崗平反，卻對馬洪相當信任；馬洪被陳雲青睞，卻毅然豁出去不要“前程”對陳雲實話實說，果然仕途再次受阻；馬洪系改革派重要智囊，卻受到趙紫陽當眾訓斥，而他與宋平、鄧力群等保守派又交情深厚，甚至與宋平一度結為兒女親家……
這些看來混沌離奇的遭遇、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就是共和國政壇60年來的現實。秉持“非黑即白”的思維方式、“非友即敵”的政治觀念者，恐怕難以索解。但不知悉這些，就很難理解這個泱泱大國改革開放的難度和特點。
馬洪和陳伯林夫婦養育了四位子女，都事業有成，其中只有馬雅在美國定居，也只有她，最執著地想寫出父親大起大落、多姿多彩的一生，想向世人、後人介紹他的許多珍貴思想遺產。
馬雅出生在中共奪天下的征程當中。上個世紀50年代，她多少也嘗到父親受高崗問題牽連失勢的世態炎涼。“文革”期間她畢業於近來成為輿論焦點的北師大女附中，後到山西插隊。馬雅很幸運地作為“工農兵學員”到北京醫學院學習，畢業後卻因父親的問題“沙裡淘金”被發配到四川簡陽。1976年，馬雅與父親的老友、後來官至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的長子宋宜昌結婚。
“文革”後恢復高考，一直沒有放棄學習的馬雅應聲而動；1979年，她獲得從研究生中選拔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前往比利時深造。1983年她回國，感受到中國改革、振興勢頭的熱氣騰騰，更感受到兩軍對壘的風急雲低。家事也不太順，1988年離婚，次年年初再次走出國門。她先在斯坦福大學工作，後來獲美國普度大學生物系碩士，與一位英籍人士成家、生了孩子之後，就在美國定居了。
馬雅告訴我，這一次出國七年之後，1996年，她才回國探望父母，但好在1994年父親趁到南美開會的機會，帶著母親飛了過來，將母親留在馬雅這裡，他從南美開完會回國途中再接走。2000年之後，年過知天命之年的馬雅意識到父母時日無多，於是每年回國（除2003年）陪伴父母。
說起來，馬雅寫父親的傳記，不利因素挺多。“文革”中親人離散，自己出國時間又早，80年代起就主要在歐洲和美國生活，與父親共處和深談的機會也比較少，難免對父親複雜的處境、在改革中面臨的挑戰，在感受和解讀上都受到一定局限。但馬雅迎難而上，盡力彌補，閱讀了大量父親留下的筆記和文章。
在《大風起兮》出版之前，因為某種機緣，筆者就讀到了書稿，並與作者有了多次溝通。在該書出版之後，對馬雅一口氣提了十組問題，馬雅兩次以書面方式非常詳盡、坦誠地作了回答，隨後記者又對馬雅作了長時間電話採訪，根據這些資訊綜合整理成如下專訪。
父親被打趴下總能站起來
高伐林：馬雅女士，您好！拜讀了您所寫的《大風起兮：馬洪傳》。這裡我想先問您：聽說您的弟妹們對這本書的封面不太認同，請問是為什麼？
馬雅：他們並沒細說為什麼，不過將父親放在當中，周圍一圈中國領袖級的大人物——有的看上去還不太像正面人物——難免讓人感覺本書是將父親拔高到不是他這個層級的人之列。連我都不太滿意，不過我明白明鏡出版社的苦衷：馬洪這個名字，在海外畢竟知名度不是太高嘛——我兒子十多年前回中國，別人告訴他：誰都知道你姥爺是誰，他在改革中做了大貢獻！但我覺得，就算關心和熟悉中國改革進程的人可能知道他，也畢竟時過境遷了。出版社確定這個封面，是希望讓讀者通過一些比較熟悉的面孔，對一個不太熟悉的人發生興趣。再說了，我父親歷史上確實也與這些人都發生過各種瓜葛。
高伐林：女兒眼中的父親馬洪，是怎樣一個人？如果要您用最簡明的語言歸納……
馬雅：在女兒眼中，馬洪是一個仁厚、開闊的人，是一個對中國改革有貢獻的人。有人曾對我表示不解：你爸是怎麼回事？別人一次被打趴下了，就再也爬不起來了；你爸卻一次一次地被打趴下，又站起來——要不，就是他人特好，大家都想用；要不，就是他人特能幹，不用也得用。
高伐林：隨著您自己的成長和思想的成熟，對父親的理解，也有一個變化過程、有不同的階段吧？
馬雅：是的。小時候剛懂事的年歲，就知道爸爸“犯了錯誤”，但看到和他一起工作的青年都對他很好、很尊重；有的還悄悄地跟我說：“你爸爸很有才能。”所以，我從小就知道爸爸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
到“文革”，我很逆反，藐視一切權威，當然也包括父母。爸爸對我很擔心，總怕我出事。1969年，媽媽去了幹校，家人們都將一個個下鄉、去外地。這時爸爸帶著我們去了一趟長城，可能想為大家鼓鼓勁吧？我沒參加。但他張羅著到照相館照一張全家福，我去了。當把姥姥和弟妹們送上公共汽車，他建議我倆步行回家。天色漸晚，長安街上行人稀少，只有38路汽車不時地靠站停車。爸爸告訴我，他十七八歲的時候，認識一個女孩子，也很愛讀書，也多愁善感。他說，這樣不好，無益於自己日後成長。可我很有情緒，說你們當時對社會不滿，就參加革命、上延安；而我對社會不滿，上哪兒？還要打成反革命！爸爸沉默不語。
後來回想，才明白爸爸知道家人將天各一方，以後再回北京團聚很難了，也許連見面也不容易，所以在臨走前給我一些忠告。
我下鄉以後，親身體會到農村很窮、農民很苦，比以前踏實了。1970年，我去娘子關看爸爸，他和我在乾涸的河灘上散步。一眼望去，亂石斑斑。爸爸對我說，一個國家不發展生產是不行的，國家不會永遠這樣下去。他的窗前有一株他親手種植的小樹，向陽，挺直。他對我說，如果他將在這裡終老此生，他要看這棵樹長大成材……
“文革”後，父親成為改革派一員。我考上研究生快出國了，他說，只有在中國，像他這樣的人才能做些事。爸爸當上改革派，我並不奇怪，但我萬沒想到，即使當改革派，爸爸也十分地艱難——他的一生真是令人迴腸盪氣，我在書中沒能把它充分表達出來。
“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
高伐林：馬洪仕途大起大落，什麼事讓您印象最深？
馬雅：“官不做也罷了，但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80年代初當陳雲打算給他“將功折罪”的機會，他竟然這樣對陳雲說。由此，他自斷了仕途，但也以此預言了中國的未來。所以，這是我印象最深、又最為他自豪的一件事，同時也是最為他惋惜的一件事——因為我知道他特別想回計委工作，他對那裡的工作熟悉，更有許多新的想法，連宋平的老司機都記得馬洪當年在計委“號令三軍”時的威風。
鄧小平曾先後派胡耀邦和趙紫陽想拿下計委，攻克這個計劃經濟的堡壘，卻遭到陳雲下面的姚依林和宋平的頑強抵制。陳雲知道50年代初在計委身居要職的馬洪曾請戰回計委，可過不了他這一關。除了馬洪身屬改革派之外，這裡還有高崗的陰影，如果放馬洪回計委，豈不意味著讓他捲土重來？
然而，計委的計劃經濟受到鄧、趙進逼，於是老謀深算的陳雲又設想，如果在馬洪同意搞計劃經濟這個前提下，派他主掌計委，不就一舉多得了嘛：既穩住自己計劃經濟的陣腳，又削弱對手咄咄逼人的勢頭——這是陳雲把馬洪放到火上烤的“雙贏”計策。
我事後總不免在想，為何他不先去就任？就像鄧小平當年發誓“永不翻案”才可出山一樣嘛。我沒有機會向父親提這個問題。他沒有這樣做，可能是因為他有自己的原則吧：陳雲雖是恩師，宋平雖是好友，但趙紫陽是改革同志；更重要的是，馬洪堅信改革，回頭去搞計劃經濟，倒打一耙，不符合他的理念。
一句話為中國推開一扇門
高伐林：回顧父親一生，什麼事最讓您為他慶幸？
馬雅：最為他慶幸的是——說來也好像矛盾：是彭真對他的迫害！如果沒有彭真，即使高崗出了事，我爹也未必斷了當官的念頭，當然，他會是一個比較愛民的官。但彭真對他揪住不放，一再迫害，就迫使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意義，醒悟到不做高官甚至不做官，也能為國家和人民做貢獻，而且這種貢獻也許要比做官更積極和長遠。
在此之前，馬洪是“一枝筆”；在此之後，外人眼中他仍然是“一枝筆”，但這枝“筆”卻有了自己的靈魂。像田家英、胡喬木等都很有才氣，因此被領袖看中，成為御用文人，編寫毛澤東的詩詞和文章。他們一定內心痛苦，等要想真正成為自己了，就得像田家英一樣自殺了……我個人認為我爹的運氣比較好，當他有了自己的思想時，趕上了改革。雖然仍不免給中央寫文件，但寫進了自己的思想，而且是有創意的思想。從這個角度講，他就像告別儀式上掛出的他那張照片一樣，是背對歷史，面向將來的。
高伐林：您為了寫作這本書，大量閱讀了您父親留下的資料。您認為他對中國最有意義的貢獻什麼？
馬雅：“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我覺得他寫的這段話，簡直是神來之筆！馬洪在84年夏秋時分，為趙紫陽起草了這封給政治局常委的信，鄧小平、陳雲隨後都批示同意。這是中國經濟終於可以向市場經濟轉化的起點。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這是多麼、多麼地不容易啊！
高伐林：是的，這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包含豐富的內涵。
雖先天不足，但責無旁貸
高伐林：請介紹一下您如何寫作《大風起兮：馬洪傳》這本書吧。您什麼時候萌生為父親作傳的念頭？
馬雅：父親2007年去世以後，我就想寫了。
高伐林：您父親留下不少手稿、資料？
馬雅：他留下了13麻包的工作筆記——不過，要讀完、讀懂可不容易，不但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而且需要請教當事人、知情人，才能分析和解讀。我儘自己所能採訪、詢問了他的戰友、同志、同事、下級和親屬，尤其一些年紀大的，得到了寶貴的啟發。但是，難度很大。
首先，家裡人有各種顧慮，主要是怕傷害別人，也擔心我理解不了我父親的本意，把我自己的認識加在他頭上，給人誤導。另外，單位里曾與我爹一起工作過的一些年輕人——現在也不年輕了——也持保留態度，主要是認為我常年不在國內，沒有親身經歷改革，不了解具體情況，寫起來很可能會力不從心。我深知“先天不足”，一度很消沉，幾乎打退堂鼓。
但也有老同志鼓勵我說，你爹是歷史人物，也是個悲劇人物，你應當女承父志！有的老同志還提出具體建議：要寫就寫改革，那是他最輝煌的時期。有的朋友鼓勵我，說把你爹的生平寫好了，能給人以正能量……
事情的轉折點是吳家駿編輯了我爹的12卷文集，這才使我的寫作“起死回生”。儘管這12卷文集不如我爹那13麻包的工作筆記原始、真實，但畢竟囊括了他從延安時期到“文革”，到改革中所有公開發表過的文章、報告。當剔除了父親不得不說的那些官話，我摸到了他要改革中國的思路，我大受鼓舞。通讀了文集，才有信心寫傳記，作為我爹在改革中所作所為的歷史記錄。
但是，解讀這些政策性很強的文章是一回事，要把它們統合我描述的有關高崗事件和他在“文革”中經歷的文字，則是另外一碼事。我只能把那些我認為對國情、世情具有閃光思想的調查研究，以及相應制定出來的治國方略，略加文字剪輯，幾乎原封不動地搬過來。
當我整理這些方略時，時而慶幸有些已經被採納實施，時而又嘆息多少寶貴的精神財富被白白地浪費掉了！
寫這本書的動機，還有一層，是高崗事件。世人對高崗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一些也多是被人誤導的。我父親至死背了53年黑鍋，可以說是死不瞑目！說來人們也許不信，高崗事件在我家是一個禁言的話題。“文革”以前是不能說；改革中是無暇說；後來我常年在國外，偶爾回家探親，父母年事已高，不願提及這沉重話題；再後來，即使我想問，他們也說不出來了！——很內疚。
父親去世以後，打開保險柜，從批判他的文件中，才赫然看到他具體的“罪行”——如何反對劉少奇的政策，1，2，3……這才恍然大悟當年父母為何不提高崗事件細節的苦衷，因為這些都是“文革”中給劉少奇定罪的證據！得虧我在“文革”中少不經事，對劉少奇“罪行”的來龍去脈不關心，否則真會被逼成精神病！這就是所謂的“燈下黑”。
在我看來他也有過失策，那就是1987年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代替姚依林發言——姚倒是把自己的意見借我父親的口這麼表達出來了，自己躲過了刀槍；而馬洪呢，看去倒好像跟趙紫陽“掰了”！姚依林要真是“堅持真理”的硬骨頭，就自己跟趙紫陽當面鑼、對面鼓地爭嘛，憑什麼讓馬洪去充當“黃繼光”“董存瑞”？馬洪這樣做，興許對國家有利，但肯定對他自己有害。然而，這就是馬洪啊。
背對歷史，面向將來——向馬洪遺體告別，就掛了這張照片。
政見與人格，孰重孰輕
高伐林：您父親有過很多讓外人吃驚費解的遭遇，先後與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叱咤風雲的人物有過各種接觸。 高伐林：您父親有過很多讓外人吃驚費解的遭遇，先後與在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叱咤風雲的人物有過各種接觸。
馬雅：哦，這裡我要強調：書中所說的對各種人的印象和評價，都是我自己的個人觀察和理解，父親並沒有對我提過一個字。
高崗重用馬洪，除了與國家新興、東北重建的“天時、地利”有關以外，還有他同高崗之間的“人和”：他們都來自北方偏遠農村，念書都不算多，都在許多人眼中是土包子。但他們都有雄心、有魄力，對建設國家也自有一番眼界。如果光是說搞建設，馬洪在高崗領導下，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薄一波用我爹，不是光因為他識才善任或者念同鄉之誼，他也是看中我爹在高崗事件中不落井下石、出賣和連累其他人，人格上信得過。
彭真為什麼揪住我父親不放呢？我曾聽一些老人說過，彭真心胸狹隘，報復心重；但我也同時聽人說，他對知識分子挺不錯。那麼，也許因為我爹在某種程度上特別刺激他的神經吧。這要追溯到東北往事：解放戰爭初期，他在東北受制於林彪、高崗、陳雲等人，於是呢，其一，40年後，高、林都倒了，他還老想翻那一段歷史的案，要算東北的老帳；其二，他跟陳雲是老對頭，在延安他跟著劉少奇批王明，也奪了陳雲的組織大權，“文革”後兩人仍然面和心不和；其三，劉少奇、彭真幫助毛澤東在廬山整垮彭德懷，後來又整掉習仲勛，還要趁機整肅林彪和陳雲。雖然馬洪與當年遼瀋爭議無關，但他是高崗的人呀，當林、陳抓不著、打不倒的時候，彭真就揪住馬洪泄憤，殺雞給猴看。
趙紫陽。馬洪被趙紫陽當眾訓斥，用趙自己後來對馬洪解釋的話說，“這是說給別人聽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趙紫陽想反擊陳雲、姚依林、宋平，想向鄧小平邀功，所以借題發揮，假戲真做。馬洪由於背著歷史包袱，這回又成了任人踢打的犧牲品——不過這次打擊是來自改革陣營里的同志——從這個角度看，趙可能是同志，但不是朋友。
80年代中期我回國幾年，感受到國內“山雨欲來風滿樓”。我的直觀感覺是：保守派的水平可比改革派高多了，老練，沉着，深謀遠慮，團結一致……那是一種素質，政治鬥爭得齊心合力啊。保守派那邊在嚴密觀察事態發展，及時採取相應對策，而改革派這邊呢，不但沒有對付應變的認真、充分的準備，還不時放出些高論，讓人抓住小辮子。不可同日而語。
陳雲。他是一位涵養很深的人。我爹那次沒有聽命回計委幫他堅守計劃經濟，傷了老人家的心——當年是陳雲在延安從成千上萬青年裡看中了馬洪，創造條件培養他；那次又破例給他機會，使他有可能再度嶄露頭角。但終於談不攏。除了理念不合的失望之外，也有情感受傷的成分吧？後來陳雲老說，有些人是“風派”，出國轉了兩天，回來就說“中國不如外國”，“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其所指恐怕也包括馬洪吧？
宋平、鄧力群。早年在人生清純時期結下了友情，經過了包括高崗事件等重大考驗，彼此信得過為人的底線——從我個人來講，除了父母之外，宋平是對我最好的長輩。我甚至有時候擺不平他們之間的分歧：我覺得爸爸對，又覺得宋平也有許多對的地方。恐怕還得拉開一段時間距離，由將來的歷史來做公允的評價吧。但他們兩人都為了原則，而捨棄了個人之間的友情，這既令我難過，也格外增添了對他們人格的敬重。
國事攪擾了家事
高伐林：談到宋平，可能您的感想比較多。
馬雅：是啊，我寫書時最大的顧慮就是宋平。他不但跟我們的父輩是幾十年的老友，他是我的前公公，而且兩代人子女之間，如我的弟弟妹妹同我的前夫宋宜昌，也曾都是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我在書中又不能不寫出宋平，目的不是為了傾訴私事，而是為了說明馬洪為了改革，個人付出的代價有多大——除了與親家掰了，連和幾十年患難與共的老友梅行也斷了私交，真的是“眾叛親離”！
時年90高齡的宋平，來向老友馬洪遺體告別，並慰問前兒媳馬雅。
現在不少當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兇的“改革派”腰纏“億”貫了。我不由得想起，父親曾經說過：“當初改革，還不知道要不要掉腦袋呢。”——胡耀邦、趙紫陽不是已經“掉了腦袋”了嗎？ 現在不少當年的保守派坐享改革的成果，更不用提某些叫得很兇的“改革派”腰纏“億”貫了。我不由得想起，父親曾經說過：“當初改革，還不知道要不要掉腦袋呢。”——胡耀邦、趙紫陽不是已經“掉了腦袋”了嗎？
高伐林：您回過頭來看，認為您離婚歸因於父輩政治分野？
馬雅：不能完全歸結於父輩政治分野，那樣說就太政治化了；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政治是造成我家庭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與宋宜昌1972年確定戀愛關係，1976年結婚，但他在蘭州，我先在北京念書，後在四川簡陽工作，隨後又出國，長期分居兩地。但是關係惡化還是在80年代中期。那時高層鬥爭非常激烈，我爹對陳雲表示不能指靠計劃經濟救中國以後，宋平的夫人陳舜瑤對我這個兒媳婦的態度跟以前就不一樣了。
我成為宋家的兒媳婦，原因除了馬洪與宋平私交深厚、我從小對宋平的兒子宋宜昌印象很好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我總認為公公婆婆文化程度高，一定通情達理；而且宋家是有名的清廉。“文革”中我雖然逆反，但以為老幹部分兩種，林彪、江青等是“壞”的，多數人都是“好”的。等到了撥亂反正、“好”老幹部重新當權，國家就會好起來。然而，事情遠比我想像的複雜。我自以為進入一個有文化、有教養、有正氣的家庭，卻逐漸感到很壓抑。
陳舜瑤跟宋平一樣，也是30年代清華大學的，是當時有名的才女——連許多有名的高級知識分子、老教授也這樣評價她。由於她長期養尊處優，處於“人上人”受捧的地位，只在“文革”中才挨整受到衝擊，所以對一般人缺乏同情心。我聽說在“反右”中，她與蔣南翔一起在清華整了很多人，可從來不認錯。在改革中，她是有名的“馬列主義老太太”。而宋宜昌對他母親越來越欣賞，稱她在改革形勢下的孤立有“一種孤獨的美”。我離婚恐怕與這位老人的關係相當大。
寫傳是拋磚引玉
高伐林：您通過本書也表達了您不認同流俗的見解？
馬雅：那有不少啊，例如：過去高崗事件被醜化為高崗個人野心膨脹，向黨奪權；並且通過反對劉少奇，來分裂黨中央。這就把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政治鬥爭，庸俗化為高崗的權力野心了，用之來掩蓋毛、劉對於如何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嚴重分歧，並且嫁禍於高崗。
我認為毛澤東比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的高明之處在於：打破了中國人對蘇俄政治、經濟模式的頂禮膜拜，同時也不盲信歐美，這就給中國提供了繼續尋求新路的思想前提。
我反對驟下判詞，亂貼標籤。可以說司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但司馬光一定是反動的，王安石一定是進步的嗎？憑什麼說孟什維克一定就比布爾什維克壞？憑什麼說孫中山就一定比康有為好？而個人的操守，更幾乎與政治理念無關。在現實中，可以看到許多改革派有貪腐的傾向，而不少保守派則相對清廉。
高伐林：您說過，本書有不少遺憾與不足。
馬雅：是的。在結構上，由於高崗事件對馬洪的一生影響巨大，又考慮到一般讀者並不了解此事件，只好花了較多筆墨來介紹緣由，分量有點過重了。
對於高崗事件和“文革”，因為時間較久遠，看得比較清楚；反而是關於改革，除了我了解細節的一些事件，其它更多的是有關政策和戰略的描述，只好參照文集上的文章；以至於這些很重要的內容，幾乎只能用政論文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缺乏有關父親在“寶鋼論戰”和“上海宏觀規劃”等改革開放大事中有血有肉的實例。所以，本書真正的核心，可能只有專家和研究政策的人才有興趣參閱了。我的想法是，馬洪的生平固然曲折感人，但他這些治國方略才是精髓啊——否則馬洪與其他平生坎坷的人有什麼區別呢？
也是出於這些考慮，我刪去了一些有個性的關於生活細節的描述，以免喧賓奪主。儘管不刪的話，人情味會重一些，人物將更加豐富和立體。
高伐林：啊？刪去了？那真可惜！希望您再寫文章介紹。
這本書出版之後，您聽到了什麼反應了嗎？
馬雅：書剛出，聽到的反饋還不太多，總的看比較積極，有的說使人們看到那段生動真實的歷史畫面，感謝我這些年付出的努力。哈佛的老前輩傅高義（Ezra Vogel）也向我表示祝賀。也有人提出，對我父親主持和參與某些論證和規劃的具體實例寫得不夠——我希望這本書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其實，對我父親，我的弟弟妹妹們比我接觸更多，他們在許多方面對父母更了解，希望將來他們能寫出自己心目中真實的父親。
記得當我和宋宜昌婚姻瀕於破裂之際，跟我爹談起來心裡很難過，覺得挺遺憾的。爸爸聽後頓了頓，仰頭嘆道：人生遺憾的事是很多呵。我登時醒悟：比起爸爸的遺憾，比起他面對時的從容、自重，我感覺羞愧。
高伐林：您認為，父親有哪些遺憾呢？
馬雅：第一條就是因為高崗事件而終生背上黑鍋，本事不能充分發揮——彭真迫害他，陳雲壓制他，萬里敲打他……甚至趙紫陽也當眾訓斥他；
第二，趙紫陽下台也是讓他真正刻骨銘心的一件憾事。他和趙紫陽一樣，有抱負、有雄心，想為改革中國做一番大事。他倆在工作中一拍即合，配合默契，這種機會不是很多的。趙紫陽這一垮，儘管後來歷屆領導人對他也都不錯，但志同道合的人沒有了，或拉倒車、或守攤子。對馬洪施展才幹來說，天時地利人和的良機錯過了，令人扼腕！
馬雅最喜歡這張父親的照片，認為體現了父親的精神氣質。
第三個遺憾是跟宋平的關係。爸爸話不多，我從小就聽媽媽念叨宋平是好人，特重感情。就連我，無論在農村，還是到了國外，有什麼問題或請求給宋平寫信，總能得到回應。爸爸到了垂暮之年，患了帕金森氏症，有天半夜醒來，說要找宋平，說“有的事還需要同他商議一下”。事後特護問我：“誰是宋平？”我一聽就掉下淚來。
他還有一個隱痛，就是我。聽弟妹們說，我是父母的愛女——我出生在高崗事件之前，也許我容易使他聯繫起一些對生活美好的記憶？爸爸晚年因為患病，說話比較困難，他內心特別豐富，思想特別活躍，自尊心又強，於是更寡言少語，與外界就隔絕了。但聽秘書和司機說，他有時會問起我，憂心我孤身一人流落海外。聽小妹妹說，爸爸臨終時好像還在等待我……
而這，也正是我的遺憾：沒有更早、更深地理解他，有些事還傷了他的心。有一次他想送給我兒子一套他自己寫的書，可我想，兒子在美國出生、在美國長大，懂不了那麼多中文，我爸的談中國經濟改革的書，長篇大論，他哪兒讀得懂啊——我竟然就謝絕了！父親半天沒再說話。這是他的一種寄託啊，你說我多不懂事！現在一想起來，我總是後悔不及。
（本文為節選，全文刊於《新史記》第20期）
馬洪（前左三穿軍大衣者）陪同趙紫陽視察。
馬洪晚年住院，朱鎔基前來看望老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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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會作給兒子的信也是國史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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