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問題，自盧梭以來，一直被當作消除人類不平等，消除階級剝削與壓迫，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等種種社會問題的核武器。文革之後，中國改革開放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本質上是所有制問題，即國有企業能否改制，私人企業是否准許，農村是否可以分田到戶等一系列與所有制有關的政策問題。鄧小平以暫時不爭論，其他的理論家們以市場經濟與公有制互不衝突為藉口，繞道走，避開所有制問題的爭論，開始了改革。

但是，暫時不爭論不等於問題消除。直至今日，所有制的問題，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的學術界，一直是個待解未解的重大理論問題。

公有與私有之間並非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

洛克作為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主要理論奠基人之一，在其《政府論》中談到私有制，大致認為世上所有財產本來是公有的，從公有到私有是一個發現過程，私有的第一個原則是誰先發現誰擁有；第二個原則是，私人擁有財產的數量應以足夠自用為準，過多的私人財產積累是不道德的。洛克在其所有制的論述中，即沒有提到所謂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更為後世限制私有財產的使用和再分配留下了口子。

馬克思是東西方公認的大思想家，很大的一個遺憾是他一心設計建立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卻沒有探討公有制與私有制結合的問題。在馬克思的公有制世界裡，在生產力足夠發達，社會足夠富裕，以至於國家消失的時候，公有制才會發揮出它最大的潛力。而在國家消亡之前，在社會主義階段，一直存在着資產階級法權。什麼是資產階級法權？說白了就是公有制中存留下來的私有制因素，小的是大家拿，為私家多某些福利，多得些收入；大的是公器私用，利用職權搞貪污腐敗。

一些極端知識分子將公有制與私有制定義成水火不相容的兩個對立制度，中國的左派懷念文革時期的公有制，認為鄧小平走資派不上台，公有制如果堅持下來，中國社會會比今天平等，同樣會取得今天的經濟繁榮；中國的右派則認為中國的私有制不徹底，是中國社會一切問題的總根源，中國改革的方向該是加大私有制在經濟中的份量，應該減少政府對企業和社會的干預，應該用法制保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私有制與公有制的共生關係

事實上，公有制與私有制本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共生和互生的關係。

前蘇聯和中國都在某段時期試圖建立理論上純正的公有制社會，但是，無論是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還是其它的混合型經濟體制，一直存在一個資產階級法權的問題。文革後期大批資產階級法權，曾作為毛氏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個依據。

相對於家族個人企業，西方的大股份公司帶有公有制的成份。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在大股份公司制度下存在，只不過名字不同，西方學術界稱之為代理成本（AGENCY COST），許多時候指的是大上市公司的高層，為個人或管理層利益計，不惜損害企業的利益。理論上，國家是個全民性質的股份大公司，在股份公司公有製成份出現的同時，代理成本相應也出現了，這就是公有制與私有制的共生狀態。

現在的中國是否比西方更資本主義？

所有制問題受到高度重視，是因為一個理論假設，即所有制決定財富的分配。一般認為，私有制導致財富分配不均，社會兩極分化嚴重；馬克思學派更認為私有制導致剝削和階級壓迫；而當私有制改成公有制的時候，上述私有制的種種財富分配弊端可以消除。

事實上，二十世紀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實踐證實，公有制有均貧富的優勢，同時與私有制相比，也存在着種種弊端，如風險集中，政府決策正確時比資本國家發展得快，決策失誤時則損失巨大；如缺少正常的市場競爭，導致技術落後，應對市場需求遲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如貪污腐化嚴重，因為絕大部分經濟資源掌握在少數政府官員手中等等。

實際上，均貧富的辦法有許多種，改變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種。從現在的社會實踐來看，在所有制改造之外，由政府出面，採用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的辦法，做財富二次分配，是另外一種均貧富的渠道。從這個角度看，現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比現在的中國更具社會主義性質。

下面美國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合作研究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各國政府可支配財富（稅收和預算）占本國經濟總量（GDP）的比重。對研究世界經濟的人來講，全世界有近190個獨立的經濟體，但真正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不到20個。本人只摘錄20國集團成員國經濟數據，顯然，政府預算越大（下面的政府預算中不包括政府投資支出，如工業企業，基礎設施等長期投資），通過政府實現財富二次分配的數額會同比例增大。

上表說明，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今天都比中國更具社會主義性質。馬克思沒有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一個用犧牲和失敗換來的事實是，消除人類的不平等，不止變更所有制這一條獨木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