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中國的改革難，紅會改革更難！中國“紅十字會”本就是官員他七姑、八姨、九奶奶養老送終的地方，趙會長應該知道深淺？ 長期以來，中國各部門、各機關均被利益集團把持瓜分 ，要改革，等於要利益集團的命，談何容易？ （轉）9月2日，中國紅十字會官網發布消息，趙白鴿卸任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距她2011年10月上任正好三年。
三年前，郭美美炫耀微博認證“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引爆中國紅十字會100多年來最大的信任危機。當時已59歲的國家人口和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空降紅十字會，強力推動紅十字會改革。
三年後，郭美美電視機前供述，其與紅會並無關係。
三年後，62歲，已“超期服役”兩年的趙白鴿低調去職，“改革”二字也悄然隱去。
未完成的改革
在微博上，一個女人用一個假身份，賣弄了一下虛榮，引發了一場“颶風”，將一個上萬人的公益組織的信用降到最低。
據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數據顯示，郭美美炫富的6月至8月，全國慈善組織共接收捐贈8.4億元，與同年3至5月的62.6億元相比，降幅達86.6％。2011年，全國紅十字會系統接受捐贈28.67億元，與2010年該系統67.29億元的社會捐贈相比，降幅達57%。
一個百年老店，被一個未被證實的網絡事件，用三天時間“打得稀里嘩啦”。這引起了上任不久的趙白鴿的反思。她在一次論壇演講時發問：“一個有着100多年歷史的紅十字會，怎麼會在一個小姑娘郭美美的衝擊下產生這麼大的問題？我很震撼，也在深思。”
趙白鴿曾為下鄉知青，1981年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1988年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獲生物學博士學位，1992年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完成博士後學習。趙白鴿的職業生涯主要在計生部門，2003年被任命為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成為副部級幹部。2011年，年屆59歲的趙白鴿，還有一年就“安全到站”，如果沒有後來的事，她的人生堪稱進取，卻談不上精彩。
郭美美事件，是紅會的災難，是中國慈善業的整體危機，而對於趙白鴿，也許是一次人生機遇。
這位遊學歐美，英文出眾，國際背景深厚的專家，做事雷厲風行的副部級幹部，準備用三年的時間，如央視一檔節目的廣告語：“濃縮人生精華”，推動紅會前所未有的改革。她彼時的狀態，用紅會內部人士的話形容是“躊躇滿志”。
對政府運行規則熟稔，也深諳為官之道的趙白鴿，頻頻釋放“改革勢在必行”“不改革就要被淘汰”的信號的同時，打出了一套“組合拳”。她試圖通過組織、人事、財務、監督等六方面改革，來理順紅十字會與政府的關係，進行透明化管理，並優化紅會的架構。2002年10月，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向社會公開選拔幹部，其中不乏宣傳部長級官員，即是人事改革的內容之一。
從戰術角度分析，趙白鴿的“組合拳”水平很高，國家智庫兩個專家團隊參與，國際紅十字會提供管理諮詢，有國務院下發紅頭文件《關於促進紅十字事業發展的意見》，要求推進紅十字會進行改革，發改委也將紅會改革列入十二五計劃。同時通過趙白鴿的頻頻發言，改革也得到了媒體和公眾的呼應。
頂層路線順風順水，但在紅會內部遇上了麻煩，改革遭到了改革對象的抵制。而且抵制力量強大到，能讓被稱為“拼命三娘”的趙白鴿，在三年施政的最後一年，已經很少提到“改革”兩個字。她所推行的改革路線圖，也從高歌猛進變成迂迴前進，甚至成了徘徊不進。
9月2日，趙白鴿卸任。9月4日的媒體報道：“（趙白鴿）委婉地拱手拒絕了現場記者的採訪”，“離任未提改革，謝網友關心”。
紅會那堵牆
紅會改革被定義為“中國社會組織改革的一次投石問路”，為工青婦等社會組織改革開個好頭。但推動紅會改革的兩年，除了媒體不斷呼籲，就是趙白鴿唱獨角戲，少見體制內的響應。
趙白鴿喜歡說話，她不打官腔，也不避諱說激烈的話，“想當官做老爺的，不要來紅會！”這類的話語風格深得媒體青睞，這讓她獲得了超高人氣，也給她帶來麻煩，甚至造成傷害。
在一次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趙白鴿說中國紅十字會很可能會成為中國社會領域改革的“先烈”，她後來把“先烈”改成“失敗”。
“手機短信捐款是老百姓一分一分捐的，這是對紅會最大的感召力。儘管滿屏罵‘滾’，但當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我們心裡充滿了感激之情。”關心她的人發愁：“會長又說了雷語。”
儘管與媒體溝通良好，社會也支持改革，趙白鴿的改革路線圖還是撞了牆，她的“新秀牆”，也是紅會的牆。
在紅會諸項改革措施里，信息公開化等增量改革遇到的阻力較小，最大的阻力來自革紅會自己的命。
紅十字會改革與發展課題組組長楊團說，在紅十字系統內部，從總會到地方紅會，“絕大多數怕改革，怕摘掉公務員的帽子”，改革阻力很大，推進維艱。特別是“去行政化”的體制改革，“要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截至2011年，中國紅十字會系統編制工作人員為11228名，實行參公管理制度（參照公務員法管理事業單位），有級別、有編制、有經費。紅十字總會對地方紅會沒有無人事任免權，地方紅會由地方政府任命，劃入地方財政預算。這是紅會與民間公益組織的最大區別。
改革設計之初的去行政化，就是端掉鐵飯碗，這是真正的改革深水區。近年來所有的機構改革，從未有政府機構深入到這一敏感地帶。
不出意料，這一設想遭到紅會系統普遍牴觸。2011年12月，中國紅十字會第九屆理事會第三次會議，各地理事對紅會列入國家發改委綜合試點等改革表達了“不安和憂慮”。有代表擔憂改革走向“可能引發隊伍的不穩定”，“建議暫緩”、“慎重”。
對於這些聲音，趙白鴿一方面表態：“現在這個《意見》我們要抓緊時間，對不起了。”一方面還要安撫：“把這個改革看成先把我們殺掉，這個觀點不對的。如果改革人沒有了、機構沒有了，是不行的。”“對改革和創新的人事，不是一個所謂的去行政化，更不是對原有參公的挑戰。”
2013年正式推行的改革措施中，“去行政化”沒有被寫進去，而代之以“雙軌制”，加強志願者建設和外聘無編制人員，降低體制內人員的份額，同時加強基層選舉，弱化政府任命。
北師大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認為，紅十字會去行政化並不可行，“先向社會開放還是先和政府切斷，我認為這是存在爭議的，我個人贊同先向社會開放的，因為這樣的改革可以操作。”
“去行政化”引起的爭議，使紅會改革遇到了阻力。“對於滿口冒英文，召開高大上國際論壇的白鴿，地方紅會有些跟不上不難理解。”一位熟悉趙白鴿和地方紅會的工作人員評價道。
趙白鴿的國際留學背景，在有些人看來是長處，有些人看來是短板。她曾說：“當今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抱有很高的期待。”“過去30年我們已經達到了小康水平，再往下是什麼呢？再往下，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這不是西方講的話，而是馬克思講的話。”
趙白鴿有時會請求媒體：“我有改革的決心和抱負，我想推動改革，把紅會變成一個真正代表老百姓，老百姓真正擁護的平台。希望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
愛“煲電話粥”的副會長
據長期採訪趙白鴿的記者回憶，一年前她很樂於跟記者聊天，說話的方式也很親切。
講述郭美美事件，頗能顯示趙白鴿的話語風格：“這個事實際上很簡單，就是紅會批准了一個商業紅會，商業紅會在沒有投一分錢的情況下，自己去找企業，結果找來了一個王鼎公司，王鼎公司有一個王軍，郭美美和王軍不知道是什麼關係，王軍給她買了車、買了包。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她還曾在記者發布會上笑着說：“在我這個年紀的老太太，都應該回家抱孫子了。”
趙白鴿經常主動給記者打電話。有記者寫了紅會的負面報道，她會輾轉問到記者電話，撥過去詳細解釋事件原委，時間經常超過一個小時。不少記者接到過她的電話，並從此自認和她“關係不錯”。
《南都周刊》記者與紅會素無來往，去年針對紅會開始接管中國的器官捐獻系統，曾寫了“七問紅會器官捐獻”的文章，批評紅會糟糕的公信力，甚至用了“一個信用早已破產的機構”的字眼。文章發表後一兩天，記者在英國接到一個電話，自我介紹“我是中國紅十字會的趙白鴿”，用很長時間逐條解釋記者的七個質疑，希望能發表紅會的書面公開回應。
去年4月21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官微發布一張照片，趙白鴿在賑災現場吃方便麵，坐在她對面一穿紅會工作服的年輕男子佩戴手錶。手錶被知名鑒表網友“花總丟了金箍棒”鑑定為某知名品牌，價格不菲。網友遂將男子命名為“表弟”，群起攻擊紅會工作人員腐敗，趙白鴿也受到連累。但真相很快到來，原來照片中男子為《新京報》記者李超，他正邊吃邊聊採訪趙白鴿，手錶系女友在韓國所買，價值400元人民幣。
這則假新聞，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了趙白鴿與記者的良好關係。但媒體過多的關注，假新聞的不斷出台，尤其她的一些話的發酵效應，帶她來了不小的壓力，她認為媒體在斷章取義。近一年來，記者們反映打她的電話不太容易了。媒體報道給她推行的改革，反倒帶來了“負面作用”。她對媒體已經不太信任，“身心都受到了傷害”。
在趙白鴿治下，紅十字會並非公眾印象中那樣不堪，《福布斯中文版》2011年發布的中國25家最透明基金會排名中，紅十字基金會排名第三。依據是“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建立了強大的捐款查詢系統，普通公眾可以查詢捐款人姓名、捐款時間、捐款類別、捐贈方式、捐贈金額、特別說明等等。”
但紅十字會的機構太過龐大，過千個分支機構，上萬名紅會員工，任何一個分支出了事，賬都會算在紅十字會頭上。紅會的負面新聞接連不斷，讓趙白鴿疲於應對。而對紅十字會所取得的進步，媒體和公眾缺少關注的興趣。
“紅十字會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它遍布基層的分支是無法替代的。”前段時間同樣卷進慈善風波的嫣然天使基金髮起人李亞鵬曾解釋嫣然基金會和紅十字會堅持合作的原因。
“民眾應該更多地出主意、想辦法，讓其（紅十字會）變革，朝着好的方向發展。”曾掛靠在紅十字會後來出走的壹基金創始人李連杰說。
趙白鴿留給後任一份未完待續的改革工程。在紅會現實和公眾期待之間，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卸任這段時間，趙白鴿完全拒絕了媒體採訪，留給記者最後的印象是“拱手婉謝”。在幾乎所有“電話粥”和微信聊天中，趙白鴿都會以一句“謝謝”結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