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給各位推薦韓國電影《辯護人》的一篇影評。這部電影濃縮了韓國民主轉型的血淚史，因為觸痛了歷史傷口而讓韓國人涕泗橫流。電影主角宋佑碩律師，原型是跳崖自殺的前總統盧武鉉，在電影末尾，他一身白色囚衣含淚微笑，輸了自由卻贏了正義，輸了現在卻贏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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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文
韓國電影《辯護人》盛極一時。在韓國，上映70天，累計觀影人次達11367698名，位列韓國電影史上第八。傳入中國，激起淚奔如潮，完全湮沒了語言、族群與國界的隔閡。我看此片，幾度落淚。時至午夜，天地俱寂，遠方與希望，隱藏在巨大而靜默的黑暗之中。觸景生情，隨手寫道：
“如果你是法律人，一定要去看《辯護人》，不論你是律師，是法官，是檢察官，是警察，是最普通的法務人員，你會在電影當中找到自己，並在現實當中找到方向。如果你不是法律人，希望你去看《辯護人》，不論你是父親，是母親，是丈夫，是妻子，是兒女，當你的身邊出現了宋佑碩式的律師，請理解他，支持他，善待他。”
電影的主角宋佑碩律師，原型是韓國第16任總統、後來跳崖自殺身亡的盧武鉉。因此片中的每一幕，都濃縮了韓國民主轉型的血淚史。韓國人為之涕泗橫流，緣於電影觸痛了他們的歷史傷口。中國人哭什麼?
國家的轉型與公民的轉型，兩者相互成就，最好同步發生。最起碼，公民的轉型不能遲於國家的轉型，公民無法崛起，國家便無法徹底翻身。宋佑碩從商務律師轉型為政治領袖，正對應韓國在1980年代的天翻地覆。《辯護人》的主題，即以宋佑碩的轉型，呈現韓國的轉型，以宋佑碩的精神歷程，呈現韓國民主化的崎嶇血路。
宋佑碩從逃避政治，兩耳不聞民主的吶喊，到縱身跳入政治之河，中流擊水，歷史背景是1981年的“釜林事件”。如電影所示，這是一起冤案，出自全斗煥軍事獨裁政府的捏造。釜山地區的大學生及大學出身的活動家共22名青年，被指傳閱危險書籍，並在戒嚴的情況之下進行非法聚會，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反共法》、《集會示威法》等，遭到拘留處理。片中的朴鎮宇，即這22名青年之一。
這大抵便是我們常言的“敏感案件”，律師一般都不願接手，唯恐引火燒身。宋佑碩代理此案，擔任朴鎮宇的律師，第一個原因是為了報答當年朴鎮宇的母親對他的一飯之恩，他雖犬儒，卻非無情，朴鎮宇被捕之後，朴母絕望的哀求令他肝腸寸斷，寢食難安;第二個原因在於，對此案介入愈深，他愈發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政治何其專橫，法律何其沉淪，此前他似乎不知(到底是不能知，還是不想知呢)政治犯，不知非法拘禁，不知刑訊逼供，不知此案的審判形同走過場……
如果第一個原因，可以歸結為報恩，第二個原因，可以歸結為義憤，那麼第三個原因，不妨歸結為責任與義務。宋佑碩接手此案，他的助手竭力反對，理由十分生動：宋律師面前的八字豁然開朗，使勁踩油門都不夠，怎麼能踩剎車呢?宋佑碩答道：“想讓我的孩子們不要生活在因這種荒唐的事踩剎車的時代。”這是一個父親的責任與義務。作為律師，他堅信朴鎮宇無罪，無罪就要收到無罪的判決，為了這一結果，他不惜“把自己安穩的人生一腳踹了”，這是一個法律人的責任與義務。
基於義憤的抗爭，也許慷慨激昂;基於義務的抗爭，方能堅忍一心。
記得一位智者說過：專制最邪惡的地方，不是剝奪了你的自由，而是豁免了你的責任與務。何謂責任，何謂義務?譬如說：當不義寫入法律，反抗就是義務;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喪失了自由，你只能成為奴隸，忘卻了責任與義務，你將永遠成為奴隸。自由被剝奪已經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我們忘記了什麼是自由，忘記了捍衛自由、反抗專制，人人有責。
律師的義務，在於守護法律。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商務律師的宋佑碩不該被苛責，他雖以賺錢為己任，卻不曾違法亂紀，不曾勾兌法官，不曾欺詐客戶。甚至不能說，代理“釜林事件”的宋律師，一定比代理稅務案件的宋律師高尚，單論律師的職業倫理，二者並無高下之分，至少我們不可拿後者批判前者。
只能說，相比商務律師宋佑碩，人權律師宋佑碩更有資格回答這些問題：律師何以為律師，什麼是律師的義務，什麼是律師的尊嚴。成為朴鎮宇的辯護律師之後，他才發現他所處身的司法環境之黑暗，法庭之上，他像一頭憤怒的獅子，孑然一身，孤獨戰鬥，法官、檢察官，以及坐在他身邊的律師搭檔，都不是他的同道。問題由此浮現：在一個充滿了惡法甚至無法的國度，律師何為，法律人何為?
與惡法的鬥爭，最能考驗一位律師的智慧和勇氣。你可以承認“惡法亦法”，更必須指出“惡法亦惡”，直指其惡，這是勇氣;依法搏擊，這是智慧。譬如你拿《國家安全法》來搪塞，我便以《憲法》、《刑事訴訟法》來反擊。假如對方一舉撕破了惡法的遮羞布，將政治系統切入無法狀態，宋佑碩只能上街了：“當國民無法行使法律權利的時候，作為法律人，我更應該走在最前面，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義務。”
一個宋佑碩，只能是孤膽英雄，無法改寫法治的悲劇;一萬個宋佑碩，同心協力，才能成就法治的偉業。宋佑碩代理“釜林事件”，有前輩律師的指引，有記者同學的義助，有旁觀了暴行的軍醫中尉棄暗投明，挺身作證，還有他的那位搭檔，小丑模樣的事務長，我本以為，當宋佑碩的律師事務所遭難，他會選擇背叛，這更符合我們親見的殘酷現實;不想他能堅守到底，幫助宋律師收拾一片狼藉的殘局。就連那位慣於枉法的李法官，並非天良喪盡，被迫做出冤屈的判決過後，他答應兩年內將朴鎮宇等青年全部假釋出來。
電影最後一幕，當宋佑碩站在被告席上，釜山142名律師，共有99人出庭為他辯護。這構成了《辯護人》的高潮。同為律師，宋佑碩在支撐法治的上限，那99人則在抬高法治的下限。兩者都不可或缺。
《辯護人》終結於宋佑碩含淚的微笑。一身白色囚衣的他，輸了自由，卻贏了正義，輸了現在，卻贏了未來。只是在我看來，這悲壯一幕的意味不止於此。宋佑碩的原型盧武鉉，從律師到總統，最後深陷賄賂門，跳崖自盡，未嘗不是以死明志，自證清白。堪比盧武鉉的陳水扁，同樣被指貪瀆，至今坐困囹圄。對於這般慘澹的結局，以及盧、陳之流的功罪，笑與淚，如何評說?
我們原是韓國民主史的局外人，《辯護人》卻超越了涇渭分明的國境線，使我們成為與宋佑碩同呼吸共命運的局中人，我們歡悅於宋佑碩的歡悅，我們糾結於宋佑碩的糾結，我們激揚於宋佑碩的激揚，我們無力於宋佑碩的無力。事實上，無論宋佑碩，還是枉法的法官、色厲內荏的檢察官、自嘲為“稻草人”的記者，無論“釜林事件”，還是黑牢、刑訊逼供與政治迫害，在今日中國，皆不乏對應，而且我們所承受的苦難，毋寧更為嚴重、慘厲。基於此，我們落淚，則不僅為電影，更為電影背後相似的歷史與現實——我們尚且無法將歷史與現實拍成電影。“他們有改變國家的電影，我們有改變電影的國家。”
2013年12月18日，《辯護人》在韓國上映。2014年2月13日，釜山地方法院對“釜林事件”二審宣判，改判被告人無罪。此刻，距離一審已經達33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