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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想“高峡出平湖”，邓想巨轮通重庆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问题有多严重吗？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李锐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政治体制问题，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

    老高按：当局终于要对以敢言知名的中国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下手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9月17日下发红头文件，限期两个月，完成“转变主管、主办单位”，今后划归中国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管辖。
    《炎黄春秋》是一本1991年创刊的综合月刊，由时年已84岁高龄的萧克上将领衔的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顾问和办刊人员、作者队伍中，集结了一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倾向的党内老资格人士，如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前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等，而目前实际主持编务、运作的杨继绳、吴思等人，也都是学界一时之选。
    尽管依然是体制内的一份杂志，但除了编辑保持相对较高独立性之外，《炎黄春秋》在营运方面也具有鮮明的民办色彩。《炎黄春秋》发行量超过19万份，几乎全部都是个人订户，包括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的订户。吴思曾经说过：“《炎黄春秋》其实是民办性质，但后来国家非要给我们戴一个国营单位的‘红帽子’，所以我说我们是一个‘四不像’的体制。创办23年来，没有从政府得到过一毛钱、一间房子或一个编制。”
    《炎黄春秋》由于敢言，惹了无数麻烦，但都有惊无险地过来了。而和《炎黄春秋》同期冒出的、也比较开放的众多杂志，相继夭折或者遭到严厉整肃。为何中宣部对《炎黄春秋》“手下留情”？记得2008年我采访杨继绳，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请教他，这样的杂志，何以能在当局严酷的管制环境中生存下来。他的解答，请参看我在博客上的文章《专访杨继绳（上）：在中国说出真相有秘诀》。
    一再触及雷区的《炎黄春秋》至今没有遭到中宣部直接惩罚。最近有人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炎黄春秋》与中共党内一些开明派离退休元老中有很密切的联系，当局要下手难免投鼠忌器；另外，《炎黄春秋》刊登的文章偏重历史话题，虽然有的也非常敏感（例如赵紫阳的贡献、“反右”、大饥荒、“文革”真相等等），但与现实毕竟有一段距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局经过考虑，选定一两家杂志做一个能够用来表白自己开放、宽容的标本。
    最后这条理由，是有很权威的佐证的。我的一位好友告诉我，中共前任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曾经有一次与他的一位高官朋友私下聊天：有人批评我们把关太严，我们实际上很宽松了，你去看看《炎黄春秋》吧，那自由度还不高吗？
    但看样子，《炎黄春秋》有惊无险的日子即将告终，被要求“改换门庭”，换到中宣部眼皮底下的文化部直属单位。无疑，变相整肃已经启动了！这份刊物的独立性将大为缩水。他们将开会研究如何办。杜导正在回答德国之声专访时，无奈地承认：如果编辑方针无法得到坚持，将不排除停刊的可能。
    如果《炎黄春秋》真的停刊，损失最大的就是我这样的渴望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
    在《炎黄春秋》尚未遭遇厄运之前，不断推出很有历史含金量的好文章以饗读者。下面就是一篇！

我知道的三峡工程上马经过
李锐口述、丁东、李南央整理，《炎黄春秋》2014年09期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1952年9月，我从湖南被调进京，分配到燃料工业部管水电，据说这是陈云的意思。燃料部统管全国的煤、电、油，有三个总局：煤炭管理总局、电业管理总局、石油管理总局。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国家计委，燃料部的上面是国家财经委员会，陈云和薄一波管事。电业总局下面有水电工程局，管水电的计划，我任局长。次年，经过我的努力，陈云批准成立水电建设总局，国家计委（1952年11月成立，12月正式开始办公）的钱直接拨给我们。
    当时，电业总局主要搞火电，水电完全没有地位。火电短平快，反正是一要电，就给钱、上马;水电建设复杂，不受重视，很难争到投资。那个时候我们争投资，就是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电力建设的重点是火电。水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先后上马的项目，有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还有一个上犹江，那个时候叫做五大水电站，都是1957年以前先后开工的。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到这五座水电站的投资，其中争得最厉害的是刘家峡，因为资金受到三门峡开工的影响。
    1955年，燃料工业部撤销，成了三个部：电力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电力部的部长是刘澜波，一个副部长，两个部长助理。我是部长助理之一，另外一个是原来管火电的电业总局局长。部长助理一水、一火，部下设一个火电总局，一个水电总局，另外还有一个管运行的局。水、火平起平坐，这样一来，我的发言权就比较高一点了，争取到刘家峡上马。

    五十年代的两次三峡风波

    电力工业部独立以后，我和部长刘澜波两个人合拍子，他放手让我去干，部内关系变得十分简单。举个例子，1955年初，刘澜波和我任正、副团长的电力代表团正在苏联考察，接到中央的一个电报，说是水利部向中央提出要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修建三峡，请我们考虑，从电力系统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意见。刘澜波没有把握，问我怎么答复。我就告诉他：现在搞三峡绝对不行。于是他就回了电报：三峡是长远的事情，现在还提不到日程。
    三峡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水利部那时候真叫开玩笑，提出的方案更是荒唐：要把重庆市淹掉，牺牲重庆，彻底解决湖北所谓“千年一遇”的洪水威胁。提出这个方案的背景是1954年长江大水，引起党中央、毛泽东的注意。当年毛泽东到湖北，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委”）主任林一山陪他乘军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林一山就跟毛谈，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水利部提出建三峡，就是林一山陪毛泽东走了那一趟后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在苏联征求了苏联方面的意见，他们基本上也是不赞成的，我们做了记录，回国以后，把记录报了国务院，以为事情就过去了。
    三峡又一次非常厉害地哄起来是1956年。水利部有个月刊《中国水利》，那一年第5、6月的合刊上，发表了林一山的一篇长文章《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正式公开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说还可以打一个很长的隧洞，将水库的水引到丹江口，南水北调，解决中国北方的缺水问题，非常宏伟的计划。他提出来的蓄水高度是多少呢？235米。现在的三峡大坝是175米，他的计划比现在高60米。235米是个什么结果呢？现在重庆有一个抗战胜利纪念碑，它的海拔高度就是235米。也就是说，整个重庆都在水下边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我们的刊物《水力发电》的9月号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谈长江三峡的问题。这期《水力发电》出来以后，据说武汉买不到，长委把它控制了。而长委在1956年9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长江水利资源查勘测工作结束》特号字标题的新闻，副标题为“开始编制流域规划要点，争取年底确定第一期开发工程方案，解决三峡大坝施工期间发电、航运问题的研究工作即将完成”，文中还涉及了施工期间的具体措施。这就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好像三峡马上就要开工了。我立即写了篇三千字的文章《论三峡工程》寄给《人民日报》，清样都寄给我了，结果后来没有发表，主编告诉我：总理不赞成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争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关心的、赞成的，不好公开争论。我就写了一篇杂文，发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在挖苦三峡的计划。后来我又写了一篇六千多字的长文《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发表在当年《水力发电》第11期上，认为长江规划以大三峡方案为主导的急于上马的思想，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认为长江工作规划，应当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能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会议开到结尾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周恩来知道我是反对三峡的，他也知道我和林一山的争论，薄一波和李富春更知道，但是这个时候只有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话：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我和林一山被叫到南宁，当着中央领导的面谈。结果是，林一山谈得没有我简洁有力。毛泽东还要求我们再写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他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通，也就是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我就趁机谈水电，讲中国北方的煤多，南方的煤少，有水力资源的地方就不要搞火电，要搞水电。李富春、薄一波也在一边帮腔。毛泽东就说道：好啊，今后就“水主火辅”。会议之初曾反映了电力同水利两部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即决定两部合并。南宁会议后两个部就合并了，变成了水利电力部（1979年后，两部才又分开，但是1982年初又合并了）。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后来，我做了他的兼职秘书。

    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促退”决议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把三峡问题交给了周恩来，由周恩来负责：你去论证，现在不上马，将来到底怎么办才合理。这样，1958年3月，周恩来带队考察三峡，参加的人有水利部、电力部、科委、计委、交通部等很多部委，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等几个省的负责人，还有苏联专家，一大船人，我记得胡耀邦也去了。总理在船上开会，开会时有文件，一本一本的。总理没有让林一山发言，让我第一个发言，钱正英代表水利部发言，矛头还是对着我。那时南宁会议的具体细节、我跟林一山的争论、写的文章，大家都还不太知道，人们的意见还是一边倒地赞成三峡上马。但是苏联专家的发言是站在我一边的。会开完了以后，人就都散了。
    然后我就参加了3月份的中央成都会议。成都会议确定了“大跃进”的总方针，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个“促进”的会议。但是三峡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是个“促退”的决议，3月25日会议通过，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主要内容是：三峡是个长远的事情，施工准备工作要15-20年的时间。三峡工程是长江规划的主体，但是要防止在规划中集中一点，不及其他，或以主体代替一切的思想。长江的规划应该是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几种关系互相结合，分别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长江的防洪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储洪排涝等工程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就是说，防洪要把堤防、分洪、蓄洪这三个问题统一抓住，这个决议制定的长江规划基本原则就是：统一规划。这个有关三峡的决议是总理主持的，我参加了起草，其中防洪部分是我加进去的，完全是我的思想。现在来看，像成都会议、后来的北戴河会议等，为“大跃进”做了那么多的决议，只有这个三峡决议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但是水利系统根本不执行这个三峡决议，依然我行我素。

    干不成三峡干葛洲坝

    1959年，我在庐山出了问题，水利电力部搞了一个所谓的“李锐反党集团”，还加上三大罪状：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我离开水利电力部以后，水电可说是被随后的领导人破坏得体无完肤，水电事业整整停滞了20年。现在想起来，如果不合部，我还是待在电力部，也许后来个人的遭遇也会不同一些。“文革”中周总理在葛洲坝出问题时提到过我，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出来的契机，但是钱正英（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根本就不理会，我在大别山的磨子潭水电站一直待到1979年1月，才获得平反回到北京。
    我从安徽流放地回到北京复职，还是到水利电力部当副部长。一进水电部办公楼的大门就看到毛泽东对葛洲坝的批示，有一面墙那么大的牌子，摆在大厅里：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一看就非常恼火，莫名其妙嘛，这根本就违反工程建设的法则，哪有没搞好设计就开始施工的道理？那年2月份两部分开，水利电力部又回到1958年以前的水利、电力的两部格局，我就让人把那个大牌子给取掉了：赶紧摘了吧，这不是丢人吗!
    葛洲坝是什么时候开工的呢？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钱正英知道毛内心里是醉心于“高峡出平湖”的，干不成三峡，葛洲坝对毛是个安慰，而且葛洲坝完工以后，三峡就是弦上之箭了。林一山倒是坚决反对修葛洲坝的，他是从建三峡出发的。三峡水电站发电后，供电量多少时有变化，也使下泄水量随之变化，这就影响航运。因此需要修一个葛洲坝，作为三峡的反调节水库。先建葛洲坝后建三峡是本末倒置。
    毛泽东批准了葛洲坝工程，还发了那样一个根本违反基建程序的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批示还得了，林一山当然反对不了了。后来葛洲坝出了事，周恩来把担子交给了林一山：你把它修好。林一山也没有办法，只好接过来干。2006年12月26日，他们还把刻有毛泽东那段批示的一块大石头，正式安放在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后人看看，我们过去就是按这么荒唐的“圣旨”干事情的。
    葛洲坝开工以后，因为地质问题没搞清楚，中间停工两年。后来国务院开会的时候，谈话中周总理还特别把我提出来：李锐就反对在干流上先修，他赞成先修支流。他又问：“李锐哪里去了？”有人说：李锐还被关着（我是1967-1975年在秦城监狱被关了八年）。总理说：李锐对三峡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嘛，还是可以做些事的嘛。
    当年，毛泽东接受了我的观点，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建三峡，周恩来也没有。60年代到70年代以后，只有林一山、钱正英两个人不断地向中央提意见，要上三峡，还有张光斗，是钱正英最倚重的水利专家，后来加上李鹏。地方上也有积极分子，湖北张体学，还有王任重，都积极，李先念是湖北人，也被他们说动，他们总是闹着三峡上马。大概是1972年1973年，有过一个毛泽东对要求上三峡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钱正英这些人不死心，修不成三峡怎么办呢？就修了那个葛洲坝。

    三峡是怎样上马的

    三峡最后到底是怎么上马的呢？我所知道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邓小平1980年7月去过一次三峡，那时长委的主任是魏廷铮，林一山原来的部下，他陪同邓小平，把邓小平给说动了。怎么说动的呢？“三峡建成后，万吨轮船可以通重庆。”毛泽东虽然有“高峡出平湖”这样的诗人的浪漫，但是知道三峡事体之大，到底没有敢干，我估计最后说服他的是军队的意见。50年代总理曾委托张爱萍将军，让他从军事的角度对三峡工程提出看法，他给中央的意见是：“不能建造一个战争的目标。”这大概最后把毛说服了，毛毕竟是打仗出身。邓小平则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周恩来对他的评语）。张爱萍告诉我，他专门跟邓小平谈过三峡问题，小平怎么讲呢？——“你胆子太小。”
    宋平跟我谈过1980年邓小平找他谈三峡的事情，他回答说：主要的问题是投资问题，国家没有钱，给挡回去了。后来邓小平一直鼓动着要上，1982年论证了一个150米的方案，是两级开发，下边还要再修一级。我知道这个方案水利部是绝对不会同意的，防洪有限，两级还需要重新勘察坝址，他们不会干的。后来这个方案果然不了了之。1984年2月，水利部又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枢纽工程的报告》，这个时候李鹏已经是副总理了，被任命为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小组组长。有一次邓小平接见外宾，接见后把李鹏留下来谈三峡，他问李鹏：为什么不上三峡？不是说修好以后万吨轮船可以直通重庆吗，为什么不修？李鹏说：移民问题很大，非常困难。邓小平就说：那好嘛，成立一个三峡省，不用四川、不用湖北安置，独立出来解决移民问题，由国家管起来。那个谈话记录很快就有人拿给我看了。我心里想，这不是在骗小平么！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干呢！南京的长江大桥，武汉的长江大桥，只能通五千吨的船，所以后来改称“万吨船队”。
    1985年3月5日，中央以“4号文件”的形式，正式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水利部的副部长李伯宁被任命为三峡省筹备组组长，这个人是应该记下一笔的，他对三峡“功不可没”。三峡省筹备组搞了一年多，搞不起来，叫作不三不四，都是穷地方，无法解决问题。最后中央领导人把王任重带去看，王任重是最赞成、最积极的人之一，到三峡库区去了一趟，王也无话可说。这样一年以后，1986年5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了《关于将三峡省筹备组改建为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三经办）的通知》，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本来，为了一个水电工程建一个省，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三峡的工作就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论证过程，算是他们那些人的低谷吧。
    这期间，最出名的反对派意见得到的传播，是戴晴在1989年编辑的那本《长江，长江》。这是一本文集，是孙越琦带队的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在对三峡作了为时38天实地考察后写的调查报告。报告写出后，原来答应刊登的媒体不敢登了。这里要提一个人：许医农，她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女编辑。许医农常驻贵州一家出版社的北京办事处，她从戴晴那里知道了这本书后，立即与贵州的出版社老总联系，要老总授她全权在北京把这本书印出来。“两会”召开的前几天，北京的一个印刷厂赶印出了5000册。戴晴很厉害，立即拿到当年“两会”代表们住的宾馆小卖部出售，还在“两会”召开的当天，在大会堂旁边的欧美同学会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开这本书的发布会。这本书和戴晴的会外游说，直接导致了姚依林在那年的人大宣布：三峡工程赞成的人很多，反对的人也很多，这件事五年不议。后来这本书由出版社大批印出，刚刚发行就被封掉了，中宣部要求全部销毁（后来在香港出版）。
    不是“五年不议”吗？后来怎么又闹起来了呢？还是李伯宁的“功劳”。中央撤销了三峡省筹备组后，他当了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1991年他经手了一部《三峡在呼唤》的纪录片，送给中央领导们看。王震看后落了泪，经过钱正英的动员，那年春节他在广州找了以张光斗为首的十个水利方面的专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王震立即给邓小平、江泽民还有李鹏写了封信：“我看了《三峡在呼唤》录像片后，心情很不平静，找任重同志商量后，邀请了几位著名水利专家、教授在广州进行座谈讨论，主要是听一听关于加快三峡工程建设的意见。听了专家教授的发言，我深感有必要大声疾呼促进工程上马，即使三峡工程近期上马，也为时很晚了，不能再作推迟。”有人告诉我，王震在会上骂我：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我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他们就又去查，王震确确实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不是“反对分子”。王震对我的看法我是知道的，他当面也对我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
    1991年“两会”之后，李伯宁又给王任重写信，说过去不允许宣传三峡，现在应该改过来，大力宣传。王看了就把信转上去，上边批示说可以进行点正面宣传。5月份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主持召开“首都新闻单位三峡工程宣传工作通气会”，传达了这个批示，这样一来，三峡上马的宣传就哄起来了。而反对意见的发表渠道被完全封死，全是一面之词。
    “兴建三峡决议”是在1992年的全国人大通过的。那个被通过的三峡论证方案是怎么产生的呢？三峡论证原来由计委与科委负责领导，钱正英却设法让他们退出，由水利部领导，由她主持。参加论证的400多个专家，分成15个专业组：经济、防洪、施工、地质等等，每组的负责人都是赞成上马的水利部的司局长。像黄万里等反对派，就不让参加。论证不谈长江整体流域规划，就是独立地论证三峡工程：大坝的高程、规模，等等。三峡根本没有比较方案，是个孤案。论证是怎么通过的呢？每个专业组就通过自己那个组独立的题目：防洪、地质、发电、船闸、经济，等等，就像是做单独的科研课题，各组只通过本组的论证题目，根本不是将三峡当成一个总体工程来论证。即使这样，各组通过论证时，仍有九名专家、两名顾问和一位政府官员拒绝在论证书上签字，中国人民是应该记住他们的：陆钦侃（防洪组顾问）、侯学煜（生态与环境组顾问）、陈昌笃（生态与环境组专家）、程学敏（电力组专家）、方宗岱（防洪组专家）、何格高（综合经济组专家）、郭来喜（综合经济组专家）、黄元镇（综合经济组专家）、覃修典（电力组专家）、伍宏中（综合经济组专家）、李玉光（移民组专家）、廖文权（移民组，四川开县移民办主任）。人大表决之前，高层又做工作，让人大保证三峡方案获得通过。2002年2月份的《人民日报》登了一个消息：现在查出三峡库区两岸山体有2200多处有崩塌危险，需要花40多亿将山体固定——这是开玩笑，山体怎么能固定？水是有浮力的，怎么去固定？楼的地基可以想办法改变，那个比萨斜塔的地基也可以想办法处理，库区水一泡，是没有办法的。

    我的最后努力

    1985年，湖南科技出版社排除艰难，出版了我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约20篇文章，15万字。1996年，我将文章增加到近40篇文章，连同附录，共45万字，大陆却没有出版社敢接，只能拿到香港出版了。我关于三峡问题的最后一篇文字是1996年4月写的，那是三峡开工后一年，给中央的上书，希望三峡还是停下来，停有先例，丹江口停过工，葛洲坝也停过工。我说，现在还没有做多少工作，还来得及再研究。写好后先寄给朱鎔基：你看一看，若同意的话，请转送给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朱鎔基给我回了电话，说：给江泽民看了，总书记要你照顾大局，以后不要再提反对的意见了。此后，我没有为三峡的事情再写过文章和上书，到此为止了。但是那些反对三峡的人提出的减少危害、尽量补救的方案，我都帮助递给中央。香港版的《论三峡工程》一书的封底刊有编者的长篇介绍，其中引有我的一段话：
    出版此书始终有两个目的：一是便于世人了解有关三峡争论的历史过程。二是希望有助于国家重大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于三峡工程本身，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三峡的问题说到底是体制问题

    三峡是我这辈子反对到底的一件事情。我跟我的外孙女忙忙说过：“将来三峡出了事儿，你要记住，你的外公是坚决反对这个工程的。”
    三峡我过去是坚决反对，到后来呢，我公开的意见是先开发上游：金沙江、支流，上游的水库可以排蓄泥沙，可以帮助防洪，让三峡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像原来那么严重，再来考虑三峡什么时候修，需不需要修。实际上是想先拖住，拖得越久，很多当前说不清楚的事情，譬如卵石淤积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等问题，就更能看清楚，也就没人那么起劲了。所以，我并没有真正改变反对建三峡的态度。
    我前面光说了我和水电系统的人反对三峡，实际上，社会上反对三峡的人也很多，有很多是中科院的院士，像周培源、钱伟长，政协里面的反对派为首的是孙越琦，他原来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他两次带代表团去考察三峡，回来给中央报告坚决反对上三峡。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我们中国的领导人真的就不懂三峡的问题有多严重吗？我看，不能说中央的领导人都不懂，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国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体制。其他人说什么都没有用，绝对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特别是重大问题，听不得不同意见。黄万里这样的专家的意见谁也不听，他就来找我；我的意见，也是谁也不听，你有什么办法？黄万里是2001年去世的，我记得9月8日遗体告别我去了，是从水电学会的会场上直接去的。那天（水电学会）开会我旁边坐的是张光斗、潘家铮。张光斗，黄万里清华的同事，潘家铮，三峡工程的头头，这两个人根本没去（向遗体告别）。告别完了之后，我又回到会场继续开会，感慨无穷！我们这种体制、这种制度！从1949年以后，我们国家的总体决策方式也好，建设路线也好，三峡工程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是一个最具体的例子。鲜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正确的意见被否定，错误的意见吃香；对人才的使用是淘汰好的，启用坏的。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是3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上个世纪30年代，他对长江上游做过实地考察，研究过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动和河床因之变化的情况。他认为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质是卵石加粗沙，是会移动的。
    三峡泥沙专题组的论证认为：造床卵石的移动量为零，而黄万里的计算是卵石年移动量不少于一亿公吨。他认为三峡高坝建成后，水库尾水达重庆以上，长江流到这里时，由于水深增加，流速必然减慢，其中细沙可以漂游出坝，粗沙沉积在重庆上下，而卵石先是夹杂在粗沙之中，最后则沉落在粗沙的后边，淤积在重庆以上的库尾，逐渐向上游漫延，直至淤积平衡，将两岸的平坝，就是好田毁掉，将长江在四川的四分之一的流域沦为泽国，生态面貌完全改变，长江的航运也遭到破坏，因此三峡大坝决不可修。为此，他不断向中央上书。80年代三峡论证时，他两次到我家来谈他的意见，把他写的文章拿给我看，文章的标题是《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原由简释》。他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曾在市政协会上正式提出反对修建三峡的报告提案：“三峡高坝祸国殃民，请决策停修”，附文是：“请安排争辩”。在我家谈时，他还讲出这样的气话，如果三峡修了，出了问题，那就在白帝城头如岳王庙，跪三个铁人世代请罪（这里李锐没有点名，但他给胡锦涛的信中点明，黄万里所说的三个人，是李鹏、钱正英、張光斗。——老高注）。
    黄万里跟钱正英有亲戚关系，钱的丈夫是他的侄子。每年春节，他俩都到黄家拜年，可三峡论证，就不请黄万里参加。黄万里在清华被排挤，到85岁才让他上课。黄万里是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可以跟马寅初、陈寅恪并列，有独立的人格，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体制，就是不能容纳这样的人。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趋炎附势的人成了大气候。当年三峡如果不是我劝阻，自是大灾难。三峡工程的负责人潘家铮算是讲了良心话，回答“三峡最大有功人是谁”的问题时，他说：是李锐，是那些反对建三峡的人。
    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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