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我不喜欢与警察打交道。无论是警察找上门来，还是自己找上门去，我觉得都不会是什么好事。所以还是离警察远点比较太平。但话是这么说，还是被警察盯上过好几回，虽说只是因为开车超速之类的小事，但一张罚单近二百元钱，想想对本人不是小数，终究不是什么高兴的事情。

在北美因开车违反交规被警察截住过几回。有时候是心存侥幸的明知故犯：比如夜里开车，路上车少，想着快点回家（其实也快不了几分钟），后视镜里看看没有警车，脚下油门一踩，限速六十公里的路上，时速就开到了九十公里以上。不料被不知候在哪条路口的乔装成普通车辆的警车盯上，悄悄跟在后面，忽然警灯一闪，鸣一声警笛，示意停靠到路边去，这就被抓了现行。也有的时候只是一时疏忽，属于过失违规。比如一边开着车，一边胡思乱想：刚才那家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之前在哪里见过呢？看他獐头鼠目的德性，跟在边上的小闺女倒挺讨人喜欢的摸样。正想着，前面现出一个双手举托摄像机对着驶过车辆拍摄像的家伙来。心里诧异：拍什么呢？这里又不是王府井，满大街清凉美女随便拍。然后那家伙忽然放下摄像机，站到了路中央，挥着手示意让车停靠边，这才回过神来：又是警察！可是好像没有违规呀，警察过来一说才意识到，这是到了学校区，时速限制三十公里。

警察并不啰嗦，不会废话连篇地教训人，抄下车牌驾照开了罚单交给违规者便可走人。一张罚单通常一百好几十元，三天之内交付，可以减免二十元——也许算是对知错就改，态度诚恳的鼓励。如果不服，可以上诉，他们叫做DISPUTE，交由法官判决，给个说法。本人通常争取宽大处理，所以总是在第一时间交付罚款。后来有一回实在肉痛于庞大罚款金额（对本人庞大而已），斗胆去DISPUTE了一回。DISPUTE之后等了许多时日，在差不多已经忘记曾经DISPUTE过时，有一天突然接到法院通知，让于某月某日前往市法院听候DISPUTE审判结果。到了某月某日那一天，怀着心虚忐忑不安地去到法院，却看到已经等在那里与本人一样前往听候审判的家伙足有二三十，心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流，有这么多阶级兄弟姐妹与本人并肩受审，心里踏实了许多。

开庭前不久，来了一个警察。腰里别着短枪，手里拿着一叠罚单。这二三十个DISPUTE的家伙里有近一半是他逮的。他把被他逮的那些家伙，一个一个分别叫到边上谈话，告诉他们待会儿上了法庭只要态度诚恳承认违规，则罚款可以酌情减免一半。我找了一个空档凑到那警察前，问他是否也可以给本人减免些许。他将本人的罚单拿去看了一眼，抬起眼皮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说：你运气不错，给你开罚单的那个警察病了，今天来不了。法庭规定：起诉者不到庭，则被告宣告无罪。那天“没病”“来得了”法庭的起诉人只有那一个警察，结果除去与他达成协议的那一半，连同本人在内，剩下的家伙统统“运气不错”，被判做无辜。结果罚金免除，一分钱都不需要交付了。

DISPUTE的结果免去了我的罚金，心里自然是爽快的。但却并不心安理得。毕竟自己并非真的无辜。但要我当时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自觉承认违规并受罚，本人又实在不具备那样崇高的道德觉悟。思来想去只有过往不究，放眼未来，小心不再违反交通规则，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了。

数年前回上海时，也曾在警察那里遇到过点麻烦。那次回上海时拿的是一个月的签证。行将离开上海回北美时，临时有事需要在上海多待些时日。去上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申请延长签证时，被告知需要先去居住处派出所开具临时居住证。跑到派出所开具临时居住证时又被告知：临时居住证必须在入境二十四小时之内申请开具，滞后者须交付滞后罚款，每滞后一日罚款金额为伍佰元。我那时在上海已经待了二十多天，算算罚款需要交付一万元以上。我向警察说明原本不知道有如此规定，请他们是否可以酌情减免一些。派出所的警察教育我说：中国是法治社会，国家规定岂能随便儿戏。并给我两个选择：或是出境重新申请入境签证，或是补交滞后罚金，然后开具临时居住证方可在上海延长签证。幸好后来我辗转找到一个做狱警的老邻居，她的老公是区公安分局的小领导，正巧管着那个派出所。她老公热心答应帮助本人排忧解难，说不用担心罚款，他会帮我搞定，要我放心等待回音。我将信将疑，怀疑他“岂能随便”“搞定”“国家规定”。不料第二天，那派出所就打电话来让我去开具临时居住证了。罚款的事一字不提，自然也就一分钱都不需要交付了。当我拿着临时居住证，从那个派出所走出，心里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并且痛切感受到：在“法治社会”里，要想“搞定”点事情，没有关系将会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