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大选是美国历史上最胶着的一次选举，选前竞争十分激烈。选情告急，双方自然少不了砸钱，因此这次选举也是美国历史上最花钱的一次。选举活动的花费分为两部分：一是政治候选人为了取胜从民间募集的捐款，本文所说的钱主要指这部分，这也是竞选花费的大头；二是各州政府为保证选举顺利进行所花的各州财政的钱，如购买投票机器、雇用临时人员、租用投票场地等的投入，这部分才是纳税人的钱，它只占整个选举花费的一小部分。据选后统计，民主党和奥巴马共筹集资金12亿美元，罗姆尼和共和党则以11.8亿美元略逊一筹。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两党候选人募款双超10亿美元。民主党和奥巴马方面共花销11.1亿美元，罗姆尼和共和党方面共花销9.28亿美元。总开销超过20亿美元。这只是总统的选举，如果包括联邦议员的选举，则竞选共花了42亿美元。而上次这一数字是38亿美元。加上各州政府为选举所花费的钱，此次大选花费将达到创纪录的60亿美元。需要说明的是，这几个数字除了两党候选人的筹款数字是由美国官方选举机构“联邦选举委员会（The 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公布的外，其余都是由民间非政府组织和新闻机构发布的，彼此之间不完全相同。
（1）金钱不是决定大选的唯一因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宣传政治理念、成立竞选团队、进行基层动员等等都离不开金钱，充足的财力支持是取得竞选胜利的重要物质保障。2012年大选，共和党内一开始有好几个出来竞选，包括曾经的驻华大使洪博培，但由于筹款不足只得中途退出。捐款人向候选人捐款，还是看重他的能力，认同他的政治理念。因此，与其说是金钱决定大选，不如说是政治理想、个人能力决定大选。以奥巴马为例，在没当总统之前，在美国充其量只是个中产阶级。2008年的时候，他打出“变革”的口号，令美国人为之一震，俘获了大量年轻选民，自己收入不高的他变成了超级“吸金机器”，最后成功入主白宫。因此，候选人自己可以没有钱，只要他的政治理念与大多数选民的诉求合拍，只要他的口才、容貌、品行、操守、做派等个人魅力深受选民的喜欢，他就能筹到足够的金钱来支持大选。总体而言，社会下层的上升通道是通畅的。美国总统的宝座不独为钟鸣鼎食之家的“肥猫”（美国百姓对富豪的称谓）所独占。像克林顿、奥巴马这样家境一般、幼年境遇坎坷的人，只要努力奋斗、受到良好的教育，个人有能力有魅力，照样能夺得大位。 2012年大选，由于奥巴马的税收政策对“肥猫”们不利，他们想方设法要把奥巴马拉下台。这次个人捐款数额最大的是拉斯维加斯的赌业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他和妻子米里亚姆（Miriam）向共和党阵营提供了3625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其中有1000万美元捐给了“重建我们的未来”（Restore Our Future），用来在摇摆不定的州打广告反对奥巴马。他曾表示，愿意“不惜代价”将奥巴马拉下马。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的掌门人查尔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Koch）非常痛恨奥巴马，每年都会举行两次由志同道合的保守派富人参加的峰会，讨论如何赶奥巴马下台。2012年夏天，大卫在其居所里为罗姆尼举办筹款活动，邀请了其他富豪和邻居参加，每人的入场资格是5万美元起。大卫创建的右翼智库“美国繁荣”（Americans for Prosperity）拿出3000万美元用来打广告，以支持罗姆尼和打击奥巴马。作为非营利组织，“美国繁荣”不必披露其捐款人。在这3000万美元中有多少来自科赫兄弟，我们无从得知。事实上，在向支持罗姆尼的Super PACs“重建我们的未来”提供政治捐款的人中，包括了38位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Forbes 400）成员。相比之下，支持奥巴马的组织“优先美国行动”（Priorities USA Action）只有7位亿万富豪捐款人。即使罗姆尼有这么多富豪的力挺，奥巴马依然拿下了选举。选举人票332∶206的结果应该说对方也是输得心服口服。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钱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
（2）信息的透明公开，法律的严密细致，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黑金政治 对于金钱操纵政治的担忧和抵制，在美国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末，提议修建巴拿马运河的美国人马克·汉纳（Mark Hanna）就说过：“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20世纪初，那位美国人熟知的头戴草帽、叼根牙签的幽默大师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就说过：“傻瓜和金钱将会赢得选举”（“A fool and his money are soon elected”），反映了民众对大选的调侃心态。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的民主党人杰西·M·昂鲁（Jesse M.Unruh）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金钱是政治的乳汁”（Money is the mother's milk of politics）。2010年，当最高法院宣布对公民联盟案终审判决后立即招致各方批评。ABC和《华盛顿邮报》在2010年2月4日至8日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80％的受访者反对法院判决，其中65％强烈反对。在最高法院宣布判决数小时后，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最高法院“为新一轮的特殊利益集团资金的蜂拥而至开了绿灯”。奥巴马声称，“该判决是大石油公司、华尔街银行、医疗保险公司和其他强大利益集团的重大胜利。这些大财团每天在华盛顿施加影响，淹没了美国公众的声音。它让华盛顿的特殊利益集团和为他们服务的游说者更加强大，削弱了为选举做出小额捐款的普通公众的影响力”。 正是这种对权钱交易的深深担忧和对政客的深深的不信任，使得美国人对政府的监督无以复加，被誉为“无冕之王”的媒体、多如牛毛的非政府组织、细致严密的法律，都保证了美国大选的廉洁、公开、透明。1975年，基于《联邦选举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而成立的联邦选举委员会（The Federal Elections Commission），负责监督选举经费的使用。在它的官网上，每位候选人及其团队的资金筹集、来源、花费等信息非常详尽，上亿元的资金可以精确到个位。每个候选人的筹款报告都可以下载供公众查看研究。此外，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也承担起监督职责。如本文大量引用数据的“政治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就是一家专注于选举监督的独立组织，它们的官方网站“公开秘密”（Open secrets）有大量的数据及分析。如果说联邦选举委员会（FEC）公布的还是原始数据的话，“公开秘密”就将这些数据加以整理归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位候选人筹集了多少资金，花了多少，资金的来源构成，所占比例，各项花销所占的比例等等。据它们统计，奥巴马竞选资金充分披露的达87.1％，披露不充分的占8.1％，没有披露的只占4.8％；罗姆尼竞选资金充分披露的达81.4％，披露不充分的占5.0％，没有披露的占13.6％。我在印第安纳州得到了一本该州2012年选举的财务手册，有130页，详细列举了候选人募捐的各项联邦规定和州的规定。如何公开财务信息，披露不充分将会受到何种处罚，各种助选组织以及它们的行为如何界定，等等，不一而足。 早在1867年，国会就曾在《海军拨款法案》中附加条款，禁止海军现役军人参与政治捐款，该限制在1883年的《公共人员改革法案》即“彭德尔顿法案”中又被推广至整个政府雇员系统。1907年，由罗斯福主导的《蒂尔曼法案》则首次禁止了公司对联邦层次政治竞选参与者的直接金钱捐助。随后，1939年《哈奇法案》在重申分离原则的同时，又限制了政党组织用于选举的开销（每年300万美元）和民众付出的政治捐款（每年5000美元），旨在弱化特殊利益集团和富人的影响力。1972年“水门事件”撼动美国政坛，直接引发了新一轮的竞选财政改革。1974年，国会通过了1971年法案的修正案，一方面设置了联邦选举委员会（FEC）作为监管选举事务的常设机构，另一方面为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直接捐款放宽了限额：普通民众每年可以向每位候选人捐款数额不得超过1000美元，而政治行动委员会对每位候选人的直接支持也不能超出5000美元。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富人要想通过捐款影响候选人、左右选举是很困难的。候选人大量的捐款还是来自中小选民。从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表中可以看出，个人在2012年大选中可以捐款的最高数额是2500美元。
美国国会已经通过了一系列法律，限制个人、组织、公司和工会对候选人的无限制捐款，以免金钱操纵政治，财阀控制国家。但是，作为美国政治生活重要一翼的最高法院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一直在“金钱贿赂政治”和“公民言论自由”之间做着微妙的平衡。从1940年代出台的各项限制捐款的法律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跟最高法院的这个态度有很大关系。 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分工，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查权，即通过解释宪法，对国会通过和总统签署的法律做出是否违宪的判决。最高法院自己的判决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被推翻：一是最高法院自己推翻先例；二是国会通过新的法律并经总统签署。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会总是担心金钱对大选的影响，不断出台法律规范选举筹款和开支。法律实施后，如果争议过大，总有组织或个人就个案提起诉讼，如果案件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审时度势，从保护“言论自由”的立场出发，做出某项法律违宪的判决，从而废止该法律。二百多年来，最高法院和国会就是在这样的力量平衡和权力制约中，小心呵护着美国社会前行。对最高法院而言，“金钱贿赂政治”固然讨厌，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言论自由”更为重要，公民和组织有通过捐钱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自由。这一原则在2010年的“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FEC）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一判决也必将在美国选举法律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判决宣称：政治捐助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不仅涉及个人捐款，同时包括所有企业、利益团体或工会组织。这意味着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地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几个月后，另一场官司的判决让独立的组织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利。只要不直接跟竞选人有协定，这些组织就可以无限制地用金钱举办支持候选人的活动。这直接导致了旨在为竞选融资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的应运而生。“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无限额地为特定总统竞选人助选，只要这些资金的开支用途不是由政治候选人和他的团队掌控、协调就可以了。 美国第一个犹太裔大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说过：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正是这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监督和透明公开、详实的信息披露体制保证了美国的大选没有走向“黑金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