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形勢的發展應驗了那句老話:計劃快不如變化快。從28日警察受命施放催淚彈以來,香港市民激情,勇敢的參與街頭抗爭,形成遍地開花的占中局面,完全超過港府特首梁振英最壞的估計,用熱鍋上的螞蟻來形容梁振英目前的處境一點也不為過,而中央政府受梁振英以及中聯辦對“占中”成不了氣候的情勢誤判影響,亦陷入頗為被動的尷尬之中。另一方面,形勢的發展也超出了占中三子及學生領袖的想象,他們原最大的指望也不過是,在10月1日的節假日能有5000人左右占領中環金融區,然後頗為悲情地讓警察驅趕或拘捕清場,並以此感動對政治沒有熱情且頗為務實的香港人。
然而警察催淚彈的暴力舉措突然間激發出的反抗力,燃起了市民心中的激憤之情,所形成的公民抗爭局面,完全超過原組織者的想象,以致他們也無法完全有效掌控運動的規模和發展,這也使我們想起了“六四”事件中,在學生絕食抗議的中後期,學生領袖決策的無法統一和有效的實施,以及開明人士策略建議的無力感,場面完全由無法預測的當時激情隨機的左右。但今天的香港,場面上有這樣的激情,但他們不像當年的學生目標混亂,要求眾多。梁振英下台和人大收回決定(重啟政改)是香港市民幾乎團結一致的訴求,另一方面,從占中場面的衛生,食物供給,相互寬容中所表現的出的香港人的文明素質令人刮目相看。
進一步深研香港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法律的現實,使得我們對占中的形勢發展研判得出以下幾種可能: 1. 由港府本身在不用重武器的情況下強力鎮壓。從28號施放催淚彈的效果來看,不但重武器不行,就是輕武器也不可再用。這是香港目前的社會現實所決定的,首先香港是新聞完全自由的社會,任何暴力的行為在聚光燈下暴露無遺,加上香港社會民智已開,普世價值的共識不會給港府任何暴力鎮壓的空間。另外,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香港目前是三權分立的政治現實,港府的行政權力在如此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行政力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說,港府抓了占中三子及學聯領袖,在規定的時間必須起訴,不能越期關押。那麼起訴上法庭,而司法是港府無法控制和左右的,而法官和律師都是在英美法律體系下培養和成長的,而且,在巧舌如簧的律師面前,想讓市民組成的陪審團決定把因民主訴求而被捕的人入罪,無異於讓薩達姆去做美國總統一樣的困難。所以港府的行政權力在鎮壓行動上只能短時間有一定很小的效果。君不見學生領袖黃之鋒被抓及關押的時間很短,稍微延期不給保釋,便造成法律界和社會的巨大反彈,所以法官在給他的律師保釋書後,法官面向四周,發出早知如此,警方又何必當初的感嘆。因此,靠港府警察系統自身通過暴力鎮壓的手段平息占中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這是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結構所決定的。這種可能性有10%。梁振英可能與大陸官員處的太久,有點飄飄然,才忘了香港法律和社會的現實,動了暴力鎮壓的白痴念頭,下場必定可悲。
2. 拖字訣:中央和港府聽之任之,不回應,不讓步,看誰耗得過誰。這也是網上大多數憤青的一廂情願,實際上有目的的街頭政治的發展具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特徵,這是由運動內在的激情特徵所決定的,沒有讓步和妥協的太大空間,想讓運動自然消亡幾乎是不可能的,拖下去,只能使運動不斷的升級,那麼學聯提出港府回應期限的要求,否則,升級行動包圍政府,是街頭運動的必然,這不是學聯領袖及占中三子拍腦袋想出來的或者是可以隨時叫停的。想耗下去讓受影響的商家,市民給運動施壓,就如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一樣,不是弱智就是無知。實際上耗下去,受到壓力最大的一定是港府,商家也好,市民也好,就是建制內的大資本家,有識之士,也一定把最大的壓力施給港府和特首。因為從現實的角度考慮,他們知道街頭政治的不可控,長期下去,股市,房價,外匯等經濟方面的損失時建制內開明之士也好,大資本家也好所耗不起的,而行為可控性較強的一直是港府和特首,不管對錯,壓力一定首先集中在梁振英,警務處長和保安局長身上。 而鎮壓產生的利益損耗是建制派既得利益者最不願意看到的,“退一步海闊天空”、“先讓讓再說吧” 等策略性的安慰話語,甚至 “搞什麼搞,搞得香港那麼亂” 、“趕快落台啦” 等各類語言都會不約而同的對向特首,因為這樣才是有用的,對向街頭政治的芸芸眾生就像放空炮一般。所以說梁振英發布會上讓占中三子叫停占中絕對是黔驢技窮的表現。所以長期拖下去,不了了之的可能性不到5%。
3. 三天內全面答應占中訴求,批評特首,收回人大成命,當機立斷平息占中。這樣的可能性有5%左右。因為香港和大陸是一盤棋,要讓中央政府立即改弦更張,在香港實行開明政治,轉彎太急不太容易。因為示範效應在中央政府看來是極為可怕的。當然,形勢的發展誰也不知道,要是街頭政治走向極端方向,完全答應也不是沒有可能。再說,中央政府開動強大的宣傳機器,以堅持一國兩制的藉口,就讓香港完全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也是能阻斷向內地的民主蔓延,對中央來說有風險,也不是不可接受。如此這般,習近平十九大的中國憲政夢可期待。
4. 在三到十五天內,尋找合適的台階,大部分答應訴求,占中運動大致平息。首先一點,不管早晚,梁振英下台是肯定的,無論中央找替罪羊,還是建制內的壓力,尤其是占中目標的不妥協,這毫無疑問是最大公約數,首先是警務處長和保安局長在七天內會先行下台,梁振英稍後下台,也可能是他們同時下台。從建制內的壓力看,應該不會超過十五天,從中央的角度來說,能拖久一點是一點,關乎面子問題,當然太久也不好。另外從六四的經驗看,中央體制的內耗也很難當機立斷,習近平也需要找合適的時機。
最好的藉口,是逼梁振英自動請辭,“因情勢複雜,深感自身再難擔此重任” 等諸如此類的藉口,但梁不會受到中央政府的公開批評和指責。然後人大臨時收回政改落閘的定論,改由經新代理的特首組織充分諮詢各方意見(包括泛民)後再做定論的讓步。因為,連二十三條立法都可以擱置,沒有什麼成命是不可以收回的,台階有的是。關鍵是推行二十三條立法時還沒有如此危機的局面。這和習近平近期 “凡事和人民商量” 的觀點是吻合的,這無疑給習近平開明領袖的形象大大加分,這也是他身邊智囊在公關危機中應該看得很清楚的。另外,從觀看習近平在浙江任省委書記時,接受關於回憶知青生活採訪的片段來看,習近平是性情中人,也具有務實的特點。當初他在北京被逼得走投無路時,能夠重回他認為他並不適應的窮苦的生產隊,然後埋頭適應當地的環境,他絕對是能順應時勢之人。不管怎樣,形勢比人強,如此的發展可能性應在50%以上。
5. 在中央不表態讓步的情況下,梁振英死皮賴在台上,香港內部三權分立機制啟動,由議會發起彈劾罷免梁振英,中央影響力在香港大幅後退。這關鍵是取決於中央的研判,如果還是任由現任中聯辦張曉明等的誤判,或者人大李飛等人的盛氣凌人,這也不是沒有可能。但當議會真發起彈劾程序,中央亦會搶先逼梁振英辭職。因為建制內大佬的力量,讓梁振英下台是一定的,他們不會等到議會開會那麼久,否則損失太大了,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會超過5%。
6. 隨着這兩天形勢的發展,內地高層腐敗,保守勢力陰謀論背後操盤對局勢的影響不容小看。看過吳稼祥回憶六四前後陰謀論的文章的人應該知道,香港目前占中的發展中來自高層的明的、尤其是暗的操作,很有六四前後那隻看不見的手操作的影子,其矛頭和目標應該是直指習近平的,那麼香港的問題就不是這麼簡單了。記得趙紫陽對學生運動初期的判斷是“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憂之.”但是學運的發展狀況是“樹欲靜而風不止”,眼看運動趨於緩和,背後總有一隻手用各種手段刺激一下,一直到街頭政治最終走向失控的混亂局面。其目的是搞得天下大亂,這隻手便能亂中取勝,成為最大的贏家。從目前國內反腐的局面和李克強市場經濟學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威脅來看,搞亂香港後,逼迫中央採取極端措施,掀起一股反英美和平演變的新思潮,可以有效地阻斷市場經濟在中國壟斷既得利益領域的深化改革,再版六四,讓腐敗能繼續下去,至少也能緩和在反腐敗中受到的壓力
十月三號以來,一股有組織、有力量的反占中隊伍強力介入旺角的占中領地,以民間力量(誰知道背後是什麼力量)武力清場,造成打鬥的混亂局面。使我們看到了似曾相識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文革畫面,那可是一個亂字了得。這也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對國情和黨文化的準確估計,在北京的六四中,他們就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令人擔憂的是,這股力量對香港占中的影響已顯現出來,占中三子及學生的策劃,這隻手事先是清楚的,為什麼還讓亂局出現,妥協和談判事先有的是餘地。那麼,對習近平來說,十月的四中全會就不是一般的複雜局面了,英美勢力在占中背後的影響也好,占中的學生和市民也好,反占中的市民也好,就是習近平,都成了那隻看不見的手的棋子。當年趙紫陽就是被他們斬掉的車,鄧小平是被他們玩殘的帥,學生就是無辜的卒子。
但是時代畢竟不同了,香港三權分立的政治現實和新聞自由的社會狀況,不是當初北京政府用軍隊的壓力就可以統一思想的。如果走向極端狀況,遇到的反抗將是無法預計的。如果解放軍軍管香港,恐怕中國的歷史將會進入大變局的開端,戰亂亦可能由此開始,民粹主義的發展也會走向失控,和台灣的戰爭隨時可能引爆。我們知道,今天中國內地社會因為腐敗、不公已造成嚴重的分裂,左和右的對立空前絕後,加上經濟發展已經減速,如果香港軍管,國際社會的制裁必定造成中國經濟的重大危機乃至崩潰,那麼中國的暴力革命亂局也可能發生,這將是中華民族的空前災難。
雖然出現這樣可能性的幾率不大,但我估計也有近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但就是很奇怪,中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往往都是選擇一條不是最壞也是很壞的道路。這不是善良的中國人所願意看到的,但卻又是無能為力的。所以,現在應該是中國出大政治家的時代,也是考驗習近平智慧和勇氣的機遇。我想香港占中事件的發展,也許能成為眾多觀察家對謎一樣的習近平解讀的窗口。
綜上所述,最大的可能是人大決定有條件妥協,梁振英稍後下台,占中事件逐漸平息。但是占中事件對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影響是深遠的,也有可能是共產黨擺脫鬥爭哲學,而走向對不同政見寬容、談判、妥協的現代政治的開始。這也是倒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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