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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014 - 10/3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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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占中发展趋势的研判
   

香港占中形势的发展应验了那句老话:计划快不如变化快。从28日警察受命施放催泪弹以来,香港市民激情,勇敢的参与街头抗争,形成遍地开花的占中局面,完全超过港府特首梁振英最坏的估计,用热锅上的蚂蚁来形容梁振英目前的处境一点也不为过,而中央政府受梁振英以及中联办对“占中”成不了气候的情势误判影响,亦陷入颇为被动的尴尬之中。另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也超出了占中三子及学生领袖的想象,他们原最大的指望也不过是,在10月1日的节假日能有5000人左右占领中环金融区,然后颇为悲情地让警察驱赶或拘捕清场,并以此感动对政治没有热情且颇为务实的香港人。

然而警察催泪弹的暴力举措突然间激发出的反抗力,燃起了市民心中的激愤之情,所形成的公民抗争局面,完全超过原组织者的想象,以致他们也无法完全有效掌控运动的规模和发展,这也使我们想起了“六四”事件中,在学生绝食抗议的中后期,学生领袖决策的无法统一和有效的实施,以及开明人士策略建议的无力感,场面完全由无法预测的当时激情随机的左右。但今天的香港,场面上有这样的激情,但他们不像当年的学生目标混乱,要求众多。梁振英下台和人大收回决定(重启政改)是香港市民几乎团结一致的诉求,另一方面,从占中场面的卫生,食物供给,相互宽容中所表现的出的香港人的文明素质令人刮目相看。

进一步深研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的现实,使得我们对占中的形势发展研判得出以下几种可能: 1. 由港府本身在不用重武器的情况下强力镇压。从28号施放催泪弹的效果来看,不但重武器不行,就是轻武器也不可再用。这是香港目前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首先香港是新闻完全自由的社会,任何暴力的行为在聚光灯下暴露无遗,加上香港社会民智已开,普世价值的共识不会给港府任何暴力镇压的空间。另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香港目前是三权分立的政治现实,港府的行政权力在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行政力是十分有限的。比如说,港府抓了占中三子及学联领袖,在规定的时间必须起诉,不能越期关押。那么起诉上法庭,而司法是港府无法控制和左右的,而法官和律师都是在英美法律体系下培养和成长的,而且,在巧舌如簧的律师面前,想让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决定把因民主诉求而被捕的人入罪,无异于让萨达姆去做美国总统一样的困难。所以港府的行政权力在镇压行动上只能短时间有一定很小的效果。君不见学生领袖黄之锋被抓及关押的时间很短,稍微延期不给保释,便造成法律界和社会的巨大反弹,所以法官在给他的律师保释书后,法官面向四周,发出早知如此,警方又何必当初的感叹。因此,靠港府警察系统自身通过暴力镇压的手段平息占中可能性也微乎其微,这是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结构所决定的。这种可能性有10%。梁振英可能与大陆官员处的太久,有点飘飘然,才忘了香港法律和社会的现实,动了暴力镇压的白痴念头,下场必定可悲。

2. 拖字诀:中央和港府听之任之,不回应,不让步,看谁耗得过谁。这也是网上大多数愤青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有目的的街头政治的发展具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特征,这是由运动内在的激情特征所决定的,没有让步和妥协的太大空间,想让运动自然消亡几乎是不可能的,拖下去,只能使运动不断的升级,那么学联提出港府回应期限的要求,否则,升级行动包围政府,是街头运动的必然,这不是学联领袖及占中三子拍脑袋想出来的或者是可以随时叫停的。想耗下去让受影响的商家,市民给运动施压,就如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一样,不是弱智就是无知。实际上耗下去,受到压力最大的一定是港府,商家也好,市民也好,就是建制内的大资本家,有识之士,也一定把最大的压力施给港府和特首。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他们知道街头政治的不可控,长期下去,股市,房价,外汇等经济方面的损失时建制内开明之士也好,大资本家也好所耗不起的,而行为可控性较强的一直是港府和特首,不管对错,压力一定首先集中在梁振英,警务处长和保安局长身上。 而镇压产生的利益损耗是建制派既得利益者最不愿意看到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先让让再说吧” 等策略性的安慰话语,甚至 “搞什么搞,搞得香港那么乱” 、“赶快落台啦” 等各类语言都会不约而同的对向特首,因为这样才是有用的,对向街头政治的芸芸众生就像放空炮一般。所以说梁振英发布会上让占中三子叫停占中绝对是黔驴技穷的表现。所以长期拖下去,不了了之的可能性不到5%。

3. 三天内全面答应占中诉求,批评特首,收回人大成命,当机立断平息占中。这样的可能性有5%左右。因为香港和大陆是一盘棋,要让中央政府立即改弦更张,在香港实行开明政治,转弯太急不太容易。因为示范效应在中央政府看来是极为可怕的。当然,形势的发展谁也不知道,要是街头政治走向极端方向,完全答应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中央政府开动强大的宣传机器,以坚持一国两制的借口,就让香港完全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也是能阻断向内地的民主蔓延,对中央来说有风险,也不是不可接受。如此这般,习近平十九大的中国宪政梦可期待。

4. 在三到十五天内,寻找合适的台阶,大部分答应诉求,占中运动大致平息。首先一点,不管早晚,梁振英下台是肯定的,无论中央找替罪羊,还是建制内的压力,尤其是占中目标的不妥协,这毫无疑问是最大公约数,首先是警务处长和保安局长在七天内会先行下台,梁振英稍后下台,也可能是他们同时下台。从建制内的压力看,应该不会超过十五天,从中央的角度来说,能拖久一点是一点,关乎面子问题,当然太久也不好。另外从六四的经验看,中央体制的内耗也很难当机立断,习近平也需要找合适的时机。

最好的借口,是逼梁振英自动请辞,“因情势复杂,深感自身再难担此重任” 等诸如此类的借口,但梁不会受到中央政府的公开批评和指责。然后人大临时收回政改落闸的定论,改由经新代理的特首组织充分咨询各方意见(包括泛民)后再做定论的让步。因为,连二十三条立法都可以搁置,没有什么成命是不可以收回的,台阶有的是。关键是推行二十三条立法时还没有如此危机的局面。这和习近平近期 “凡事和人民商量” 的观点是吻合的,这无疑给习近平开明领袖的形象大大加分,这也是他身边智囊在公关危机中应该看得很清楚的。另外,从观看习近平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接受关于回忆知青生活采访的片段来看,习近平是性情中人,也具有务实的特点。当初他在北京被逼得走投无路时,能够重回他认为他并不适应的穷苦的生产队,然后埋头适应当地的环境,他绝对是能顺应时势之人。不管怎样,形势比人强,如此的发展可能性应在50%以上。

5. 在中央不表态让步的情况下,梁振英死皮赖在台上,香港内部三权分立机制启动,由议会发起弹劾罢免梁振英,中央影响力在香港大幅后退。这关键是取决于中央的研判,如果还是任由现任中联办张晓明等的误判,或者人大李飞等人的盛气凌人,这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当议会真发起弹劾程序,中央亦会抢先逼梁振英辞职。因为建制内大佬的力量,让梁振英下台是一定的,他们不会等到议会开会那么久,否则损失太大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5%。

6. 随着这两天形势的发展,内地高层腐败,保守势力阴谋论背后操盘对局势的影响不容小看。看过吴稼祥回忆六四前后阴谋论的文章的人应该知道,香港目前占中的发展中来自高层的明的、尤其是暗的操作,很有六四前后那只看不见的手操作的影子,其矛头和目标应该是直指习近平的,那么香港的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了。记得赵紫阳对学生运动初期的判断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忧之.”但是学运的发展状况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眼看运动趋于缓和,背后总有一只手用各种手段刺激一下,一直到街头政治最终走向失控的混乱局面。其目的是搞得天下大乱,这只手便能乱中取胜,成为最大的赢家。从目前国内反腐的局面和李克强市场经济学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来看,搞乱香港后,逼迫中央采取极端措施,掀起一股反英美和平演变的新思潮,可以有效地阻断市场经济在中国垄断既得利益领域的深化改革,再版六四,让腐败能继续下去,至少也能缓和在反腐败中受到的压力

十月三号以来,一股有组织、有力量的反占中队伍强力介入旺角的占中领地,以民间力量(谁知道背后是什么力量)武力清场,造成打斗的混乱局面。使我们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文革画面,那可是一个乱字了得。这也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国情和党文化的准确估计,在北京的六四中,他们就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令人担忧的是,这股力量对香港占中的影响已显现出来,占中三子及学生的策划,这只手事先是清楚的,为什么还让乱局出现,妥协和谈判事先有的是余地。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十月的四中全会就不是一般的复杂局面了,英美势力在占中背后的影响也好,占中的学生和市民也好,反占中的市民也好,就是习近平,都成了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棋子。当年赵紫阳就是被他们斩掉的车,邓小平是被他们玩残的帅,学生就是无辜的卒子。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香港三权分立的政治现实和新闻自由的社会状况,不是当初北京政府用军队的压力就可以统一思想的。如果走向极端状况,遇到的反抗将是无法预计的。如果解放军军管香港,恐怕中国的历史将会进入大变局的开端,战乱亦可能由此开始,民粹主义的发展也会走向失控,和台湾的战争随时可能引爆。我们知道,今天中国内地社会因为腐败、不公已造成严重的分裂,左和右的对立空前绝后,加上经济发展已经减速,如果香港军管,国际社会的制裁必定造成中国经济的重大危机乃至崩溃,那么中国的暴力革命乱局也可能发生,这将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

虽然出现这样可能性的几率不大,但我估计也有近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但就是很奇怪,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往往都是选择一条不是最坏也是很坏的道路。这不是善良的中国人所愿意看到的,但却又是无能为力的。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国出大政治家的时代,也是考验习近平智慧和勇气的机遇。我想香港占中事件的发展,也许能成为众多观察家对谜一样的习近平解读的窗口。

综上所述,最大的可能是人大决定有条件妥协,梁振英稍后下台,占中事件逐渐平息。但是占中事件对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有可能是共产党摆脱斗争哲学,而走向对不同政见宽容、谈判、妥协的现代政治的开始。这也是倒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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