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４）饿死三千八百万

张戎说，１９５８－６１四年间，“近３千８百万人在大跃进和饥荒中饿死或累死。. . . 毛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或累死” （４５６－７页）。

她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毛明明知道”大批人频临饿死而没采取措施拯救。她最有力的论据是：“１９５８－５９年关键的两年里，光粮食出口就几乎７百万吨，这些粮食可以给３千８百万人提供每天８４０卡路里，足以造成生死之别” （４５７页）。

５８－５９年大饥荒刚露苗头，毛不可能“明明知道” 粮食出口会导致大量饿死人。５９年的粮食出口合同基本上是根据５８年的粮食估产与国外签约的。而５８年的虚报产量造成毛错误地“宣告５８年的产量是５７年的两倍” （４６１页）。如张戎所述，当时浮夸盛行，《人民日报》曾报道过单产达到“正常水平一百倍”的新闻（４４６页）。看来毛对增产一倍的估计自己确实是相信的。毫无疑问他要为产生这种浮夸的政治风气负责，也要为５９年未能及时发现饥荒并迅速取消粮食出口合同负责。当时中国的出口几乎只有粮食，取消合同在国际信誉上的损失和毛的民族自尊可能都有负面影响。但这跟“明明知道却让这几千万人饿死” 是两回事。

要客观地判断毛是否“明明知道”，我们不应低估当时获取可靠信息的难度。一个现成的例子就与张戎有关。张戎在其自转《鸿》中介绍，她父亲是当时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过她把自己父母所在单位叫做“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部” ，其父的主要工作是到农村访贫问苦。据她讲四川饥荒造成７百万人死亡。对此没人比她父亲更应该“明明知道”了。从饥荒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里，很难想象他没把这些告诉也是“公共事务部” 官员的妻子，更难想象他妻子会在此后３０年里对张戎隐瞒。可无论在《鸿》还是在这本书里，我们都找不到从她父亲那里获得的有关四川饥荒的任何信息。就连张戎那７百万的数字，也是她出国十多年后才听说的。如果一省之内专管农村“公共事务”的官员对本省人大批饿死都没有“明明知道”的话，远在北京的毛怎么就一定“明明知道”呢？

其实对张戎来说，证明毛“明明知道”应当轻而易举。她只须拿出证据，表明四川省委或“公共事务部”曾向北京汇报过大批农民频临饿死的情况并呼求紧急救济，而北京没有马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如果张戎把找不出这样证据的原因归咎于毛的残酷打压，她应该至少举出一个证据，表明毛曾制裁过哪怕一位向中央乞求救济粮的干部。她书里讲到的彭德怀不是恰当的例子，因为他干了许多别的事情，比如张戎认为他“考虑过某种类似军事政变的活动” （４６４页），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当众质问为什么他不能“操”毛（２７３页，片断引语）。

为什么张戎提不出毛“明明知道”的证据呢？大概与四川省委成功地掩盖了四川的饥荒有关。其他严重饿死人的省的第一书记不久都被撤职，如河南的吴芝圃，安徽的曾希圣，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唯一的例外是四川的李井泉，反被提拔为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所以能瞒天过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四川媒体的严密封锁。而控制这些媒体的顶头上司就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即张戎父亲的“公共事务部” 。让我们就此打住吧。

另外提一下，张戎的３千８百万饿死人数颇有争议。这跟１９３７－４５年整个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死亡数字基本相等了。为了让读者信服，张戎把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３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作为支持这一结论的参考资料。可是，无论死亡率还是总人口数，她的数字都与该统计年鉴不同。她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差异，只是提到“官方１９８３年发表的统计数据有问题，因为地方公安局低报了１９５９－６１年的死亡数” （４５７页）。张戎没有解释她的正确数字是怎么来的。差别可是不小，如６０年的官方死亡率是２. ５４％，她的是４. ３４％。仅这一项就多“生” 出１千２百万饿死鬼。

其实，按照张戎所解释的算法（４５６－７页），不论具体数字准确与否，那些人数应属“非正常死亡” ，并不等于饿死累死。比如受营养不良影响但主要因为其他疾病死亡的病人，受医疗护理条件影响本可多活几年却“提早”去世的老年人。这些人的死亡可能在事后的统计资料上占相当大的比例，但在当时却不被看成饥荒的牺牲品，因而没有引起政府与社会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今天在中国找不到张戎宣称的那种世纪大灾难所应伴随的普遍案例。

如果把张戎的逻辑用到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人口数据上，非正常死亡率比中国饥荒时还高。她应该赞同苏共老党员的观点，判叶利钦种族灭绝罪。张戎“明明知道” 这是不公平的吧？

最后，让我们看看张戎是怎么证明毛甚至有意让几千万人死亡的。她写道：“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 （４５７）。“毛说：‘象这样工作，所有这些工程项目，中国可能要死一半人。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知道这话听起来太吓人，他想推卸责任。‘死五千万人’ ，他继续说，‘我可能要被撤职，甚至掉脑袋，. . . 但是你们若坚持，我就让你们搞，死人的时候可别怪我’ 。” （４５８）

张戎所引毛的话出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武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包括上下文的原话是这样的：

“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３０００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看了原文，“我们现在可以完全确定地说毛准备牺牲多少人的生命”了吧。

１５）文革整死三百万

张戎所说的７千万毛氏牺牲品中的最后一批，是死于文革的３百万。“从毛发动大清洗到他１９７６年死去的十年里，至少３百万人因暴力死亡。. . . 而这些屠杀是政府支持的” （５６９页）。

她的３百万数字的主要参考文献，是《中国之春》，很难说是中立和客观的杂志。

文革时中国有２９个省市。张戎列出的死人最多的省份是广西，“１０万人被杀” （５６６页）。要凑齐全国３百万的总数，其他各省死人数也得达到广西的水平才行。可张戎的第二和第三名，云南有“１万７千人被枪决，打死或被逼自杀”，内蒙有“１６２２２人死亡”（５６７页）。让我们假设广西以外的各省死亡数都是２万，加上广西的１０万，总共６６万。张戎宣称的３百万里剩下的２３４万，又成了她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毛对死人应负的责任。张戎说死人最多的广西为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实例” （５６５页）。在那里两派武斗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拒绝承认毛任命的（韦）国清将军的领导” （５６５页）。那么毛对两派武斗是什么态度呢？据张戎说，文革一开始，“毛让周恩来在（１９６６）８月３１日天安门红卫兵大会上宣布：‘要文斗不要武斗’”（５４０页）。“１９６８年尽管北京不断下令，各地武斗屡禁不止。其中特别不听话的是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毛曾用他来折磨刘少奇夫妇。蒯这时已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左派’ ，决心要制服他在校内的反对者。他对上面多次指示置之不理，. . . 毛不得不亲自出面让他服从，同时把他当成例子来警告全国，武斗必须停止” （５６４－５页）。

既然毛阻止他身边最器重的造反派武斗，怎么会支持广西云南内蒙那些边远省份的武斗分子呢？张戎自己也承认：“毛掀起的风暴冲击了他自己的权力。他不得不放弃区分左派与保守派的念头，号召各派大联合。可他的命令无人理睬” （５６４页）。按她这个说法，显然毛有发动文革之错，并无支持武斗之罪嘛。

１６）文革目的

评毛功过必谈文革，因为他自己把文革作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张戎认为毛“搞这场大清洗是为了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来推行他的超级大国工程（５５８页）。他的真正目标“是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毛要把他们整个干掉” （５４３页）。可是她的证据不仅跟她的说法矛盾，而且还支持了毛自己宣称的文革目标：“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５７０页）。

（１）张戎的证据表明毛并不需要文革来“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因为文革前在党内并不存在毛与“对毛的极端政策不满者”之间的尖锐矛盾。１９６４年毛开始了大跃进以后的最大项目，三线工程。“它的成本达到２千亿元的天文数字，在其高峰期它吸收了全国至少三分之二的投资。它所造成的浪费超过了整个大跃进时的物质损失”（５０３页）。

尽管如此，“刘少奇和毛的其他同事对如此的愚蠢行为并没抵抗。. . . 只要毛不驱使人民大量死亡或搞政治迫害，看来就是他的同事们最好的指望了－并且足以使他们感到心甘情愿继续顺从下去” （５０４页）。这样看来毛根本没必要“换上对老百姓更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２）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来换下对“极端政策不满者”，他应当在文革中提拔前者打击后者。可张戎描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张戎先举了一个例子，反文革的一员干将是“毛的老跟班谭震林，他在大饥荒时主管农业（可见他为追随毛能走多远）” （５４６页）。接下来她甚至说得更明确：“毛并不区分心怀不满的干部和那些彻底效忠于他哪怕在饥荒时期也没动摇过的人。事实上，他也分不出谁是谁，所以他决定先一锅端了，然后再让他的新政策贯彻者去调查区分” （５４３页）。

这可不是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的好办法。假如毛经过对其部下的多年考查，还“分不出谁是谁” 的话，他能相信那些刚从党外突然冒出来的造反派替他挑选“无情的政策贯彻者”吗？实际上，“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在文革中更可能被他们统治下受苦多年的造反派最先打倒。比如四川第一书记李井泉和他的同僚（包括“公共事务部”的），当年合伙躲过了大饥荒的责任，这次就没跑掉。毛若用文革的方式来选拔“无情的政策贯彻者” ，简直是成心跟自己过不去嘛。

（３）张戎的文革理论更难解释毛发动民众捣毁党政系统的做法。

如果毛的目的是用“无情的政策贯彻者”贯彻他的“极端政策”，他最忌讳的应当是破坏贯彻任何政策都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政府权威。没有这个什么样的贯彻者也无法贯彻任何政策，不论他们多么无情。挽救张戎理论的唯一可能是证明毛必须靠发动民众打倒政敌。可惜这个可能性也被张戎彻底排除了。

张戎的证据表明毛无须民众帮忙就能打倒对手。比如，在打倒被称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大清洗的第一批受害者” 时，“毛都不屑出席” ，会议“其实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他知道他正在干的事最后将导致他自身的毁灭”。“刘要求所有赞成的人举手，所有的人都举了，包括彭真和刘少奇”（５３１页）。

在刘少奇被打倒的过程中，红卫兵确实有些参与，但张戎证明他们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在引用了蒯大富的一段话后，她写到：“这是红卫兵实际上怎样运作的很好的自我坦白；他们只是工具，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这点” （５５０页）。正式打倒刘的时候，“毛让周恩来打电话告诉刘停止见外宾或公开露面，除非接到指示。那天毛写了一篇指控刘的文章，两天后在中央委员会上宣读，公布了刘的倒台” （５４８页）。红卫兵根本没起任何作用。

再看看毛与其他文革反对派的斗争。“在他剩下的最高领导层里，只有一次抗争。１９６７年２月，几个没倒台的政治局委员发表异议，对党内同僚的遭遇表示愤怒” （５４６页）。“但这些高层的幸存者或是毛长年的追随者，或是已经被他制服了的。在他的淫威面前，这些人退缩了。. . . 这个小型反叛被轻易压了下去” （５４７页）。在包括几位元帅的集体挑战面前，毛仍没用红卫兵帮忙。

（４）现在看看张戎怎样用她的证据支持毛的说法，即文革的目的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她相信文革前在中共党内存在亲苏势力，并可能以政变方式夺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鲁晓夫被宫廷政变赶下台。. . . 几天后周（恩来）告诉苏联驻华大使Chervonneko毛‘热切希望’改善关系。周希望受邀请参加１１月７日十月革命纪念活动” （５１０页）。“在１１月７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周说：‘我们不想再让毛或者赫鲁晓夫阻碍我们发展关系’ 。. . . 马林诺夫斯基接着又对中国的代理国防部长贺龙元帅讲：‘我们赶走了我们的笨旦赫鲁晓夫，现在轮到你们赶走你们的笨旦毛了’ ” （５１１页）。

张戎接着谈到中共党内的秘密活动。１９６６年“２月北京市长彭真在刘少奇支持下提出‘指导全国的提纲’ 禁止用政治批判摧残文化和对文化的维护。更进一步，他事实上压制了毛想发动政治迫害的指令。. . . 等提纲一颁布，彭市长就飞到四川，名义上是视察那里山区的国防工业。在那他做了件真正让人震惊的事。他秘密地会见了彭德怀元帅。. . . 考虑到这个特殊的时间，他在未得允许的情况下秘密会见毛的主要对手所冒的巨大风险，很有可能他们讨论了用武力阻止毛的可行性。. . . 贺龙元帅，就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劝其‘赶走毛’ 的那位，不久也去了四川，名义上也是视察国防工业。. . . 还有更多的迹象令毛不安。彭市长似乎考虑与苏联人接触，而且可能想求苏联的帮助来避免毛的清洗” （５２８页）。

按照张戎的推论，当时中国确有发生亲苏政变的可能。如果这样，人们就很难怀疑毛的文革目的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中国清除苏联修正主义” （５７０页）。

（５）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紧密相连，毛宣称的文革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５４１页）。这些目的不仅跟张戎的证据相符合，而且也可以解释张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为什么毛要发动群众打倒大批老干部。因为按照毛所信奉的理论，如果资本主义复辟，不满意的是老百姓，得益的是掌权的。所以要防止资本主义就要靠老百姓造反来对抗党和政府。

毛对资本主义的担心至少与中国今日的现实大体相符。现在国内外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在经济上已很接近资本主义，起码对老百姓的生活而言如此。而且关键的转型正是在文革时被批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下完成的。我们可以不赞成毛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但无法否认他对其可能复辟的预见是有根据的，合理的。毛反对“资本主义”（或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肯定无疑的，对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见也被证明是基本上准确的，连带领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领导人都算准了。那么他试图用文革来阻止“资本主义”应该是合乎逻辑的。

１７）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最后，讨论一下张戎全书的主题：毛至少跟希特勒一样坏。我们从三个方面比较：对外国，对自己治下的人民和对政敌所造成的客观伤害及主观动机。

（１）对外战争：希特勒侵略了大半个欧洲，导致五千万人死亡。

毛的记录：５０年代毛受北朝鲜政府邀请出兵朝鲜。６０年代毛受北越政府邀请秘密出兵北越。两次出兵中国均在家门口与不远万里来保卫自由世界的国家作战，并在交战对方离开之前先期撤回中国。１９６２年毛出兵印度，因为“中国不承认英国人在殖民地时期所划定的边界” （４８６页）。速胜后几天之内，毛命令部队单方面全部撤回原边界线内。１９６９年中苏之间爆发冲突，在“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 . . 中国军队的伏击造成３２名苏军阵亡” ，而“苏方对该岛的主权是根据不足的” （５７０页）。在其整个统治期内，毛没有把一块土地纳入中国版图。

（２）百姓生死簿：希特勒下令处死数百万犹太人，共产党和左翼人士，耶合华见证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和其他“不适宜生存的人”。

毛的记录：镇反杀７０万，但相当大部分被杀者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军事和暴力行为有关（详见１１节）。毛统治下监狱和劳改场犯人死亡可能数目不小，但这主要由于社会历史大环境造成，尚无任何证据表明毛负有个人责任（详见１２节）。大饥荒可能造成了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并非饿死），毛应对导致饥荒的重要条件，即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机会主义所带来的不良政治空气负责，但无证据显示毛知道灾情而见死不救（详见１４节）。毛发动的文革可能造成近百万死亡（包括大量受迫害时正常死亡但被列为“受迫害致死”的）。张戎有证据表明这是毛的失误，无证据显示这是他的本意（详见１５节）。

（３）迫害政敌：这应是最有意义的比较，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两个独裁者的个人责任皆无法推卸。可惜从希特勒那几乎找不到什么例子来比较，因为基本上没人有机会成为他的政敌。不过我们知道他下令枪杀了早期的纳粹党同伙劳恩，罪名据说是同性恋。他还迫使最优秀的德国将军隆美尔自杀，因为他被怀疑牵涉进一场未遂政变。当然，希特勒还杀了策划暗杀他的斯道芬伯格和他的同党。没有一个希特勒的政敌在纳粹德国寿终正寝的例子。

毛的记录：根据张戎所述，毛当权后的第一个政敌张国焘，１９３８年叛逃到国民党方面去了（２２０－１页）。第二位王明被毛搞垮后曾留在党内，１９７４年死在苏联（３５７页）。第三位高岗１９５４年自杀（４０５页）。第四位硬汉彭德怀１９５９年挨批后“被软禁” （４７０页），１９７４年死于直肠癌（５５７页）。第五位刘少奇１９６９年在迫害中病死，几乎无人护理（５５６页）。第六位林彪１９７１年在外逃中死于飞机坠毁（５８２页）。对最后一位邓小平，“毛只能妥协，让他与亲人住在舒服的家里” （６４９－５０页）直到毛自己去世。

以上所有政敌里，没有一位被处死。也没有任何人因与毛的政敌牵连而被处死。即使是最你死我活的林彪一案，“包括策划暗杀毛本人这样的事都发生了，可让人难以相信的是，竟然也没有处决一个人” （５８６页）。

让我们看看毛是怎样“迫害他最恨的人”（５４８页）刘少奇的。“毛的奴仆周恩来向中央作的报告把刘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并建议判处死刑。但毛反对，正如他否决了刘夫人的死刑。他要的是慢慢地折磨致死” （５５５－６页）。可是，刘的罪名在６９年４月的九大上宣布，而刘“死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 （５５６页）。并不怎么慢 。而刘夫人王光美“慢慢地折磨致死” 过程不仅在毛统治下持续了１０年，而且直到今天还没结束，快４０年了。这也太慢了点。如果毛真想让她死，不管什么死法，１０年牢狱后的健康状况也不会允许她享此长寿吧。

再让我们看看毛是怎么给刘少奇按罪名的。张戎提到毛要把刘打成特务。“专案组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捏造证据与搞不出证据同样危险。有一次，专案组宣称刘在１９４６年希望美军入侵中国，还为此打算与杜鲁门总统见面。毛说：‘提出这种说法，是把我们当成傻子。让美军大规模入侵？连国民党也不会同意’ ” （５５５页）。结果，刘的特务罪名最终没能成立。

张戎没有提出刘的哪个罪名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按上去的，也没有提到刘的专案组用刑讯逼供过任何证人。当然，毛的个人偏见是造成刘少奇冤案的主要原因。但张戎的材料尚无法证明毛是故意诬陷。

这一节的讨论足以否定张戎把毛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的说法。所以，张戎此书的基本结论，在有理智不带偏见的人看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张戎书里自相矛盾之处远远不止这１７点，本文只挑其中重要的点到而已。正如前言引述的几位西方学者所说，即使书中有些言之有据的观点，也都是别人早就提过的，而张戎大都没有说明，当成自己的原创了。除此以外，真正属于张戎的独创观点，都可以轻易驳倒。限于篇幅，不可能把这些无稽之谈一一列举，剩下的“打假”工作留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消遣。

张戎此书的中文版预计２００６年初面世，届时希望中国政府让它与国内读者见面，使大家都能欣赏一下西方最推崇的中国作家的真实水平。其实，最好能让张戎的《鸿》，李志绥的《回忆录》等书都在大陆公开发行。只有如此，中国人才能逐渐培养出鉴别真伪的能力。

初稿（英文）写于２００５.８.７，现稿修改于２００６. ２. ２７.

附录１：张戎简历

根据其自传《鸿》所述，张戎６９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２６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１２６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４斤半。

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她自己在《鸿》中毫无愧意地说，她这样的特殊行为引起村里农民的普遍不满，但她根本不在乎。

７１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

７３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

７８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