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紅衛兵和那個時代的回憶與思考

                                                              ——給幾位老同學的郵件

順成同學說“不贊成籠統地指責當年的紅衛兵”，我很同意。紅衛兵是指文革初期全國幾乎所有的青少年，除了所謂的“黑五類”子女，幾乎所有的大、中學生都參加了，如果不參加就會被認為是不革命，思想落後，就會受到歧視。紅衛兵的成立以及在全國的興起，部分紅衛兵的過火行為，都是在最高領袖的號召和鼓動之下發生的。有些人不去追究文革罪魁禍首的責任，而去單單指責受矇騙、被利用的幼稚學生，是很不公正的。

說起紅衛兵，其實不可一概而論，它又分成很不相同的幾種群體。第一種是所謂的“老紅衛兵”，主要是指北京最早的中學生紅衛兵，後來在大學也成立了這種以高乾子女為核心的紅衛兵；第二種是以工農子女為主的八一八紅衛兵；第三種是造反派紅衛兵。這三種紅衛兵在當時分屬於北京市先後成立的三個紅衛兵司令部，簡稱“一司”、“二司”和“三司”。下面分別談談這三種紅衛兵。

許多宣傳畫上的紅衛兵大多是穿着褪色的舊軍裝，頭戴軍帽（女的扎着兩根短辮），腰扎皮帶，一手懷抱紅寶書，一手緊握拳頭，怒目圓睜，殺氣騰騰。這正是“老紅衛兵”的形象（工農子女是沒有舊軍裝可穿的），其實他們才是紅衛兵的真正代表。“老紅衛兵”以高幹和革軍子女為核心和頭目，狂熱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老子一般兒騎牆”的反動血統論，仇視“黑五類”及其子女，蔑視工農及其子女，自認為是當然的紅色江山接班人，所以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們從老子那裡及早得知了“5.16通知”的精神，最深刻理解了偉大領袖“反修防修”的決心。所以他們在1966年6、7月間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滿懷“砸爛舊世界”的豪情，先是在自己的學校里“造修正主義的反”，批鬥和毆打自己的老師和校領導，然後又殺向社會，“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破壞了大量的文物古蹟，對“黑五類”分子進行抄家、毆打、關押。這些“革命行動”居然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見《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和人民日報的讚揚，於是這股“破四舊”的浪潮迅速席捲全國，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災難。

在天安門上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就是這些“老紅衛兵”的代表。她去年回母校（北京實驗中學）向老師做了道歉，有人認為道歉總比不道歉好，還有人認為她的道歉沒有誠意，是在推脫文革中打死副校長的責任，至今她沒有說出打死副校長的兇手是誰，所以那位副校長的丈夫並沒有接受她的道歉。她一面道歉，一面和張玉鳳等人一起紀念毛澤東誕辰，這說明她對文革災難根本就沒有正確的認識。說起道歉，我認為在文革中打死、打傷人的，進行認罪和道歉是應該的，對於大部分隨大流參加批判老師的人，只要對文革有正確認識就行了。

“老紅衛兵”在政治舞台上的活動大概也就半年左右的時間，到後來他們的老子紛紛被打到，他們自己也變成了“狗崽子”，於是便老實了。後來他們中有部分人組織“聯動”，反對中央文革，被打成反革命組織，受到鎮壓。過了若干年，他們的老子又被紛紛解放，他們又重新神氣起來。文革之後的八十年代，老一輩革命家要選拔第二梯隊，首先想到了這批人。據說陳雲說過這樣的話：還是讓我們自己的子女接班比較放心。如今這批人大都如願接了班，掌了權，不是國家領導人、省部級高官，就是大型國企和金融機構的董事長，成了權貴集團的核心人物，個人攫取了巨大的社會財富。

在全市的“老紅衛兵”都在鼓吹反動對聯的時候，我們大部分工農子女都明確表示反對，和他們辯論。在毛澤東八一八接見紅衛兵之後，工農子女也踴躍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於是我們學校的“八一八紅衛兵”應運而生，大批工農和其他平民子女加入。“八一八紅衛兵”的政治理念和行為與“老紅衛兵”是很不相同的，是比較溫和的。在“破四舊”和抄家在全國風行的時候，雖然“八一八紅衛兵”也隨大流地參加了一些活動，但很少有打人和破壞文物的情況發生。我們參加了史家胡同的“破四舊”活動，但那些“黑五類“的家裡已經被中學紅衛兵抄了好幾次了，我們只是在被翻亂的書堆里再隨便翻了翻。在一間小屋子裡，我們發現了被中學紅衛兵捆綁關押的十幾個“黑五類”，由於小屋門窗緊閉，十分悶熱，已經有人死亡。於是我們趕緊給他們解開綁繩，打開窗戶，救下了其餘人的性命。9月中旬的一天，周恩來總理在先農壇體育場接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總部”（即“二司”）的同學們，並派我們到桂林去，任務是動員那裡參加絕食的學生吃飯。後來又奉命去了長沙和蚌埠，支持當地的紅衛兵批判省、市委，一個多月以後才回到北京。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三司”）是在六六年九月初成立的，是由各大專院校反黨委、反工作組的紅衛兵組織組成，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明確支持。“三司”的造反派頭頭中最著名的是“清華井岡山”的蒯大富、“北航紅旗”的韓愛晶與“地院東方紅”的王大賓。蒯大富最著名的事跡是在清華組織批鬥了王光美，王大賓最著名的事跡是帶人到四川把彭德懷揪回北京批鬥，韓愛晶最著名的事跡是在批鬥彭德懷時帶頭打彭，把彭打成了重傷。這些人的行為都是在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的指使下干的，他們在文革後都受到了懲罰，被判了刑。這些青年學生其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蒯大富在受審時對審判長說：“你比我大10歲，1966年時你認為毛主席犯錯誤了嗎？你當時知道林彪、江青是壞人嗎？”審判長無法回答。不過這些造反派頭頭至今對文革仍然沒有正確認識，在他們的回憶錄中仍然對毛澤東和江青十分崇拜，因為他們當年的風光，他們能揚名全國，都是托毛的福。

1967年3月，根據中央指示，北京大專院校的三個紅衛兵司令部合併成立了“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簡稱“首都紅代會”）。在學校黨委癱瘓、工作組撤離之後，大部分學校都形成了相互對立的兩派群眾組織。到1968年，不少學校都發生了大規模武鬥。外地的武鬥更是到了動槍動炮的地步，許多青年學生（紅衛兵）和群眾被打死。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數萬工人強行進入清華大學制止武鬥。隨後，“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陸續開進了各大、中學，接管了權力，停止了各派紅衛兵組織的活動。至此，持續了兩年左右的紅衛兵運動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劉長瑜說：“那個年代的人們就好象被注射了什麼針劑似的，神經全部不正常了。”說得非常對。那個年代的人們確實都被注射了針劑，這個針劑不是別的，就是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和空想共產主義思想。經過幾十年的靜脈點滴，特別是在文革時期又加大了劑量，使得絕大部分人的頭腦都中毒很深，變得癲狂，變得好鬥，滿眼都是階級敵人。被注射針劑的不僅僅是青年學生，而是所有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被注射了這種針劑之後，頭腦里會經常浮現共產主義的美好遠景，即使在現實生活中缺吃少穿，蝸居斗室，也覺得很幸福，所以經常“憶苦思甜”，天天歌頌給我們帶來幸福生活的“大救星”。同時還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讓全世界都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就象現在的北朝鮮人民那樣可悲、可憐。

說起文革就不能不提到江青。江青在文革中為什麼如此猖狂?她自己說得很明白：“我就是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最後連辛辛苦苦為皇上效勞多年的周恩來總理都被她咬得遍體鱗傷。把狗故意放出來咬人，狗的主人當然要負全責，不能只讓狗負責。不徹底清算文革，中國就沒有希望。人民不知道文革發生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教訓，不建立起監督和制約制度，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某個“救世主”身上，那麼文革的悲劇還可能重演，只不過方式會有不同，但對國家對人民的危害依然是巨大的。

當年的紅衛兵，如今大部分都已過了花甲之年。文革之後幾十年來，有的人在努力探求歷史真相，深入思考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逐漸撥開了思想上的迷霧。有的人則糊裡糊塗，幾十年前被注射在身體裡的針劑仍然在起作用，你告訴他什麼事實真相他都不信。如果說當年的各個紅衛兵群體在理念和行為上有許多不同，而如今的這些老年人個體在思想認識上的差距就更大了。即使是當年同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如今有的也分別在兩個或三個戰壕里了（現在關於中國問題的不同思想觀點已經不止兩種）。這是一個思想混亂的年代，朋友或熟人見面時若談起政治問題，難免會發生爭論，個個都振振有詞，自認為真理在手。到了這種年齡，政治觀點是很難改變的了，誰也別試圖說服誰，大家只好各自帶着自認為正確的觀點去見上帝了。

去年我回家鄉看望親友，與十來個初中老同學聚了一次。吃飯時不知怎麼談到了毛澤東，一位姓陳的老同學（和我一直保持聯繫的好朋友）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寫得真好！”我說：“他確實是一位出色的詩人，可是他不是一位合格的政治家。”陳說“此話怎講？”我說：“別的不說，只說六零年，他搞人民公社大食堂，使安徽餓死了那麼多農民，我們在座的都親眼所見，這可是老毛的一項大罪啊！”陳說：“那都怪曾希聖（安徽當時的省委書記）。”我說：“那四川和河南還餓死那麼多人呢？”陳說：“那怪四川和河南的省委書記。”我說：“那老毛沒有責任？”陳說：“六零年出問題，是因為下面沒有聽中央的話，後來是中央糾正了下面的錯誤。”我說：“在老毛時期，老百姓缺吃少穿，全國都用糧票、布票，這總是事實吧？”陳說：“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是這樣。”我說：“計劃經濟到底好不好呢？”陳說：“當然好了。鄧小平搞分田到戶破壞了集體經濟，是錯誤的。”說到這裡我意識到，在這個問題上和這位老朋友完全沒有共識，於是便叉開話題，問各位平時都幹些什麼，上不上網，原來這幾位同學沒有一個上網的。這幾位同學有的是初中畢業，有的是高中畢業，在農村也算是知識分子，有的當過小學校長，有的當過初中教師，有的當過大隊書記，大部分都有退休工資。可這些同學對歷史和現實的了解與認識基本上都來源於官方宣傳，有的人思想認識還停留在幾十年前。在毛時代，老百姓只能知道政府想讓你知道的，只能相信政府想讓你相信的。政府壟斷了信息發布的渠道，也就掌控了人們的思想。正如納粹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所說：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會變成真理。在這種制度下生活的人們情況都差不多，所以歷史不應該責怪他們。

文革和那個不正常的時代是歷史長河中的一股逆流，紅衛兵只是一朵浪花。世界潮流依然滾滾向前，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

                                     老貧農      201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