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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 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 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 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 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 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1925年《说几句私房话》，叶楚伧，《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 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士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 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 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 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 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 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1961年4月《和老友们的心里话》，于右任，台湾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院长，检察院院长

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 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 我告诉大家，不算! 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郑道儒，台湾省，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外交部顾问

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 但资本，却拥有特权; 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 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 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 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实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实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 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 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干什么? 干什么最有意义? 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 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 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 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 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 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 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出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那边又在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 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 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 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 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 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 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 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 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 有! 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 什么问题? 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 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 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 怎么有钱? 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 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 我看未必! 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 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 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 要我说，占理! 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 不让，坚决不让! 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 这要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官方撒手的遗祸，在汉城一览无遗。强大的体操队失误连连，零落的小球项目渐入困境，田径游泳被被逼入死角……北京在1983年开始的放手政策，让中国在奥林匹克竞技赛场上，逐渐陷入被动，这是不可原谅的!奥运舞台，强者为尊，金牌等于全部!这是和平时代，国力的比拼，荣耀的较量，尊严的抗争。失掉金牌，不只失掉荣誉，更失掉了一个国家的尊严与民心。览美苏两超，白刃搏杀;欧日诸强，战不旋踵。唯我国家，丧城失地，此国家之耻，民族之辱，种群之惨祸! 望在位诸君，以民族大义为念，勿吝于区区阿堵物。以财政供体育，以金牌设战略，扬吾国威于赛场，致吾国旗于顶峰! ——1988年12月《劝谕当政诸君书》，齐先勇，香港《文汇报》国内新闻版副主编，东南亚华人记者联盟理事 【注：中国官方在1983年，宣布逐渐停止对体育领域的官方支持，减少财政对体育的投入，致力于“体育项目养体育人”的政策。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军团惨败，举国哗然，华人世界人心大痛。各地媒体强烈谴责官方的“紧缩战略”，要求“财政投入，举国支持，金牌战略，壮我国威”。至此，中国官方自我反思，拉开了奥运金牌战略的序幕。】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 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 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中国官僚集团用三十年时间，坚持不懈地造谣污蔑，证明了毛泽东和那代革命者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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