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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东西比“爱国”更重要？ |
| | 梁文道说：我当然晓得吴清源那几件往事最惹争议，比如二战期间代表日本棋界去上海劳军，比如两次主动入籍日本，被人骂作汉奸都是不能辩白的。好吧，我承认在网上臭骂吴的这一大批人确实更爱国。然而，这群爱国者的伟大情操皆为人遗忘的千百年之后未来，还会有人记得吴清源
老高按：以前只知道有“道长”之称的梁文道是位“名嘴”，口才了得，是蜚声海内外的电视台和电台著名主持人。最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比国籍还重》，才发现他还是一支“名笔”，文章写得漂亮得很。他这篇《比国籍还重》，列举大量史实，论证了“爱国”是一个何等简陋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历史和现实诸多事例面前是多么难以招架，无法自圆其说！
查维基百科得知，跟老毛同一天生日的44岁梁文道，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哲学系毕业。从1998年开始，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干过大学讲师、文化从业人员、自由撰稿人、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牛棚书院院长、中学校长、商业电台台长、电影创作人和剧评家、作家、书评家、食文化研究人、时事评论员、乐评家，到公共危机处理专员、环保权益维护者、香港爱护动物协会的动物保育大使和观察员、古迹研究员、文化推广研究学者、艾滋病权益维护义工等——我的天！
梁文道曾说，他最喜欢热爱的城市就是香港。他在香港出生后不久，因家庭经济情况因素，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台湾爷爷奶奶家照顾，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15岁时回到香港父母家。他游走于两岸三地之间，因此节目和文章多探寻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社会、文化。
记得去年围绕梁文道有过两次小小风波，一次是2014年7月1日，梁文道在游行街头为香港独立媒体募款，有好事者将照片截去“媒体”二字，只留下“香港独立”四字以指控梁文道参加香港独立运动；同日，梁文道发表声明驳斥：“我是什么立场，大家都很清楚；香港独立媒体是什么立场，大家也很清楚。一个老被香港本土派和港独派骂作‘共狗’的人，居然成了港独支持者？”
后来，2014年10月12日，香港媒体报道，梁文道、余英时等疑因发表支持和同情占中的文章，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点名，要求将其著作下架。后来多家国内和海外记者调查，多家书店表示未闻此事且销售正常。
梁文道在新浪网侃侃而谈。
比国籍还重
梁文道，《苹果日报》
一、两场战争与一种想象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百周年，凑热闹，我也趁机翻了一些这两三年出来的新书。回看大战点燃的那一刻，最荒谬也最可笑的，莫过于当时参战国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敌方，必须设法兼程回家领战。例如邱吉尔，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他当时人在德国基尔，参加英德海军的交流活动。又如俄罗斯名将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国，正和家人暑假旅行。还有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参谋总长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费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奥匈帝国已经宣战，他居然还在布达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离奇，准他立即返国，否则后来双方的战事就不够精彩了。
率领军队，制定战略决策的领袖如此，其他人如企业家、艺术家，和学者就更不用说了。有太多人在战争已经回不了头的时候才赫然发现自己站错了边，要不就中断工作赶紧回国，要不就留在敌方继续旅程继续创作当个无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种你想象得到的叛徒称号。
那两个月的欧洲交通史，最大的启示自是一战的无厘头，莫名其妙地开打，几无心理准备，才有了这一大批站错边的游客。照道理讲，两个国家要是打仗，此前气氛必然紧张到极点，双方人民互相仇视，怎可能会发生军方最高将领还在对手那边游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点集中在那个时代的气氛，同情地理解当年欧洲中上层社会的心态，这一切就又显得没那么奇怪了。毕竟那是一个全球化的年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国际贸易总额之高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被超过。那还是一个欧洲文化圈大一统的年代，我们今天旅游欧洲，或许会惊讶像里尔克、乔哀斯和毕加索这些人，怎么能那么轻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迹，成就了今天的名胜景点。就算劳工阶层，也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下变得很有全球意识，总在自己国家的罢工集会上欢迎他国工运领袖的打气演讲，真真正正地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那个时代，一个俄国来的地主会在威尼斯沙滩上的酒吧遇到一个比利时医生，两人用法文交谈，笑说昨晚赌场上一个美国工业家的丑态，然后旁边一个德国作家默默听着，想把那段话写进自己的小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只毁灭了古老的帝国，确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它同时还毁灭了一种民族主义大获全胜之前的想象：人类（至少是欧洲人）原来是可以无国界限制的，国籍原来是可以不重要的；艺术、科学、文化、阶级、某种专业，当然还有金钱，对它们的忠诚原来是可以胜过对民族的认同。而且你还可以大声地说出来，毫无愧色。法国听众并不会因为拉威尔是法国人，便把他捧成国宝或“民族的自豪”，说不定他们就是喜欢德国来的理查·施特劳斯。也就是说，今天时时被人说成是自天地创始以来就存在的，身为人类就该拥有的民族感情与爱国心，曾经不是那么重要，也曾经不是那么绝对——有如一张王牌，逢出必胜，其他一切都必须让路。
且先别说欧洲，就谈中国。今年（2014年）又是甲午战争的一百二十周年，很多人都在纪念，要我们勿忘国耻。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时还是日俄战争的一百一十周年，但大多数人却没打算大张旗鼓地要我们千万别忘了这场国耻中的国耻。真的，若说国耻，日俄战争的羞辱程度绝对超逾甲午。因为甲午究竟是清日双方堂堂正正地来了一场决战，只不过清朝不幸落败而已。可日俄战争就不同了，两个国家开仗，相约在东北一会，身为战场主人的清朝却举手宣布中立，你们来打你们的，我没意见。视百姓为草芥，看疆土如飞地，这不是国耻，什么才算？
但为什么这场战事却少被算进“百年国耻”的记忆清单之内，就连执政者也不愿多提呢？我怀疑那是因为打从一开始，中国人“至少是上层社会与舆论主流”就没把它看成耻辱，不只不以之为耻，甚至还要对日本的获胜感到与有荣焉。当时清廷内的立宪支持者很受鼓舞，觉得这是奉行君主宪政的现代国家打赢了落伍的专制帝国。已经出逃的立宪派如梁启超，则欢呼这是日本尊崇阳明学有功的结果。身在伦敦的孙中山，其反应更能代表亚洲许多反殖先锋的想法，他认为日本证明了亚洲的力量，黄种人绝对不会总是输给白人。这一战确实是全亚洲的盛事，从阿拉伯半岛到中南半岛，到处都有人高兴得睡不着。泰戈尔带着学生举行胜利游行，凯末尔的土耳其革命同志则乾脆为新生的孩子取名“东乡”（东乡平八郎是日方海军指挥官）。
这就是当年大家感知日俄战争的框架。如果用今天连叮当也是文化入侵（上个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梦”就是这么讲的），在人家砸日本车时跑去日本旅行就算汉奸的标准；那么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更是头等的汉奸了，因为他们居然把对思想及体制的赞许，对亚洲和人种的认同，放在了国家尊严之上。清廷的“中立”，东北的劫难，在他们眼中竟然比不过一种主义，比不过一套主张。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说说吴清源了，这位愤青口中的“大汉奸”。
二、通神
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听人说起“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句老话。但我们都晓得这只是形容而已，就像一座空余路名的寺庙或者城门，并不真指被称美的人物四艺皆全。到底那都是老黄历般的东西了，今天还有谁会真求一位“才子”操琴？而这四门中国传统奉为文人必修课的艺事里头，又以围棋最怪，一种脱胎自赌博的棋戏竟然成了人生自我完善美化的途径，而且还留下许许多多古怪的传奇。
例如赵匡胤与陈抟老祖对局，结果大好江山独缺一角（当然也有人说他们下的是象棋）。又如烂柯山的故事，版本很多，但结构相类，都是樵夫入山遇到有人下棋，于是旁观，后来没看到终局就起身要走，孰料带来放在一旁的斧头竟已坏成一根烂木。正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这些传说里头，围棋保留了赌博的性格，不只下棋的人要付出代价，就连看人下棋的，也得付出代价。而那代价，则是超逾一切金钱财富，最沉重最广大，我人也最输不起的东西：空间与时间。一盘棋就能让你输掉一整座华山，看一局未了的棋更能让人在一瞬间就远离家亲达千年之久。可见棋这玩意真能让人入迷，醉而不知，直教生死相许。
假如棋是君子修养的品类，那它到底要修什么？又要把人引向何种境界？苏东坡“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是庸手学到的宽阔。但在以棋道为毕生所归的国手看来（很特别，只有围棋大师才叫“国手”，没有别的游戏会有这种称呼），胜负就是个很严重的事了（于是日本又把专业棋士称作“胜负师”）。也只有全力逐胜，一个棋士才能达到那种连时空都可以忘却的境界。
时间与空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基本尺度，尘世一切尽在其上展布。围棋棋盘则恰好是宇宙的模型和象征。你在后面这个世界里头成道证果，可能就要有牺牲前头那个世界的打算了。当一个人在棋艺上走到了通灵的地步，我怀疑，国家对这个人究竟还有多少意义？毕竟他在面对的，是一种令人可以舍弃一方疆土，可以忘却人间岁月无数的神契之物。
吴清源曾经自谓：“一百岁之后我还要下棋，两百岁之后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如今他在百岁之后离开了我们所知的时空常轨，现在，他是否已经到达棋盘后的彼岸了呢？
三、吴清源的汉奸命运
小时候学棋，不知天高地厚，慕名寻来吴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跟着打谱。以我这种入门都谈不上的粗陋程度，自是不知所以，连着子顺序背后的理由都搞不清楚，遑论棋感的领略。所以，半途而废，我丢了这两本书，再后来也丢下了棋。因此，说句实话，吴先生到底有多厉害，我真没资格判断。说他通神，只是看他传记听他故事的印象和感受。
既然读过他的传记，我当然晓得他那几件最惹争议的往事，比如说二战期间代表日本棋界去上海劳军，又比如他两次主动入籍日本。这等事，莫说今日，即便当年，也一样要被人骂作汉奸（在他当时入住的酒店旁边，便有人贴过“杀死夷化汉奸吴清源”的标语）。无论如何，这都是不能辩白的，如果我们把国籍看成是一个人身份认同当中至为重要的一环的话，如果我们把爱国当成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的话。好吧，我承认如今在网上臭骂吴清源的这一大批人确实了不起，确实要比吴清源爱国。然而，比起在爱国这个问题上不如他们的吴清源，恐怕又真有些什么与国家无关的东西，使得这一群爱国者的伟大情操皆尽为人遗忘的未来，那千百年之后的未来，还会有人记得吴清源的名字。犹如我们记住了李后主的词，但却记不住是谁创建了南唐。
棋道作为艺术，至少在求道者眼里，是要比尘世一切还重的大业。不只吴清源，当年和他对奕的日本人当中也不乏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棋士。1945年，大战末期，日本萧条衰败得一塌糊涂，曾经把吴清源的“十番棋”热热闹闹地炒成“中日大战”的媒体早已无心于此，即便日本棋院也都不太在乎至高无上的第三届“本因坊”大赛了。可吴清源的老师濑越宪作却坚持赛事照旧举行，不管外人目光（“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帮人还下棋”？这是当时许多爱国的日本人的质疑）。这次比赛的地点设在濑越老家广岛，与赛棋手是桥本宇太郎和岩本熏。棋赛到了第三天，8月6号的下午，忽然室外一道白光猛烈地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然后全屋门窗尽碎，屋瓦洞穿。第一个清醒过来的是桥本宇太郎，因为他被震飞到户外去了，等他挣扎着爬回屋内的时候，岩本熏还趴在棋盘上面，身为裁判的濑越宪作则呆若木鸡，动也不动。过了一会，神志恢复，三人便赶紧重新布盘，继续下棋。直到他们分出胜负回到家里，才晓得刚才中断棋赛的那件怪事叫做“核爆”。这局棋，后来被人称作“核爆之名局”。
再说另一个和国家问题比较相关的例子，是吴清源“十番棋”的对手之一，号称“执黑不败”的天才青年藤泽库之助六段。晓得吴清源是汉奸的，应当都知道他曾接到日军征兵令，好在体检不及格免役。但藤泽库之助就没这么好运了，七局过后，年富力壮的他这时也接到了兵令，而且必须立即报到。到了第八局原定赛日当天，大家都猜藤泽是不会到场了，谁晓得他居然大胆逃兵，穿着军服准时到场。或许是这股为了下棋而不惜叛国的气魄太过慑人，最后这三局结果都是藤泽执黑获胜，总算在总比分上输得不难看。
当然，这些不顾国家兴亡的日本人也可以冠上“日奸”的名号，改变不了吴清源身上的骂名。那么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吴清源要是爱国地留在中国的话，会是什么情况。网上一个棋友论坛就有这么一个帖子：“吴在1950年响应党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吴清源得先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不是日本特务；再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没参加过北洋政府（因为少年时代，吴曾做过棋迷段祺瑞的对手）。到1957年了，当选首届右派，发配边疆。1960年饥荒，快要就饿死时，被陈毅救了，调到京城某工厂当会计。文革时，因偷读周易，被连番批斗，又被挖出历史问题，再次发配边疆（吴毕生喜读《周易》和《老子》）。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昔时棋友木谷实来华找到吴清源，吴已不再下棋，棋盘在58年炼钢时当柴烧了”。看来好笑，但任何对当代中国史稍有认识的，应该都晓得这假想的情节其实十分真实。
且换个角度，不纠缠汉奸事实的认定，也不去争论求道、艺术与爱国孰轻孰重的掂量，我们来谈谈吴清源被说成是汉奸的历史好了。我的意思是，吴清源并非从来就一直挂着臭名，“汉奸”与他的联系其实也经过了几番起落。例如他赴日学棋那年，明明中日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民间反日情绪高涨，但当时并没有人批评他，最仇日的媒体反而还发表评论为他壮行。到了抗战，他回国慰劳日军，与汪精卫政府“合作”，这汉奸的说法才终于出现。1949年后，许多远在海外的名人都曾因为政治经历挨批，可是奇怪得很，吴清源就是没有被人翻出旧账。非但如此，周恩来还特地托人转达问候。中日建交，两国棋界也渐渐恢复往来，那时候的中国棋手赴日，拜会吴清源是项很重要的大事，国内也陆续出版了他的棋谱及著作，大家都把他看成华人的骄傲，不世出的宗师，抗战时兴起的“汉奸”一说几乎完全消音。
既然如此，为什么近几年，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后，“汉奸”又重新回到吴清源的头上了呢？依我看，这并不是他一生言行的结果，而是时局与形势变化使然。与二、三十年前的如胶似漆相比，今天的中日关系实在恶化得可以，于是我们又重新有了一个需要汉奸的土壤，好助燃那高涨的民族主义。就好比早前去世的日本影星高仓健，二十年前深受国人喜爱，于是从官方到民间一致夸他是“中日友好桥梁”，哀悼他的离去。如果他是现在这一代人，恰好还红遍中国，又会不会有人说他是“文化入侵的桥头堡”，批评他的粉丝是“崇日走狗”呢？说到底，这是个习近平在国际会议上给安倍晋三脸色瞧，而老百姓就要拍手叫好觉得长志气的年代。吴清源死逢此时，岂能躲得过汉奸的封号？
政治形势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曾在钱钢的《旧闻记者》里头看过1945年8月16日《大公报》的社论，那是日本投降的翌日，中国人最高兴但也最难不恨日本人的时刻。然而我真不知道当年最具公信力的《大公报》诸君是怎么想的，也不晓得当时的读者看了会有什么感受，因为那篇社论的结语竟然是：“老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诏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且值得尊敬。日本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了穷兵黩武的思想，打开了狭獈骄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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