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之一：书证——李洪志煽动“自焚”的经文 

　　李洪志在《转法轮法解》描绘了虚无飘渺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树是金的，地是金的，鸟是金的，花是金的，房子是金的，连佛体都是金光闪闪的。”又向弟子描述“死亡”的美妙：“人在死亡的那一瞬间没有害怕的感觉，恰恰相反却突然感觉到有一种解脱感，有一种潜在的兴奋感；有的人觉得自己一下子没有身体的束缚了，轻飘飘地非常美妙地飘了起来。”并在《转法轮》、《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等经文吹嘘“元神不灭”论：“人死了只脱去了一层由最表面物质空间构成的外壳，就象脱了一件衣服，而真正的生命已经又入六道去轮回了。”“人的元神会从这个空间肉身的死亡中解脱出来。他本来就在另外空间，出生时和这个空间的人体合为一体。当这个空间身体死掉的时候，那么元神也就解脱出来了。”  

　　不仅如此，李洪志多次发表鞭督或暗示弟子放弃生命的言论。他在2000年8月12日发表的《去掉最后的执著》中要求弟子“去掉一切常人执著，包括对人的生命的执著”，并叫嚣“修炼者连生死都放的下，还怕以死来威胁吗？”“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著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著（包括人体的执著），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2001年1月1日，也就是自焚案发生前22天，李洪志又发表《忍无可忍》，更是催逼弟子“要放弃常人中的一切执著”。 

　　证据之二：物证——痴迷者筹划“自焚”的地点及所需的汽油、打火机 

　　2001年1月17日，刘云芳、王进东、郝惠君、刘葆荣以及12岁的刘思影和她的母亲刘春玲到达北京西站与陈果会合，他们来到石景山区古城路56号楼一名北京“法轮功”痴迷者的住处。当天，在法轮功人员的安排下，他们分3批转移到京郊门头沟区城子西街18楼一套单元房内。在这里，刘云芳、王进东等人为实施除夕的疯狂行动作最后的准备。 

　　18日上午10时，王进东和刘云芳乘坐出租车，到宣武区新华街“天畅轩”工艺美术商店，购买了40米包装画轴用的长塑料袋。而后，两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 

　　19日，王进东、刘云芳等7人在藏匿的住处，将长塑料袋剪成一米多长的小段，扎住口后注水做试验。第二天上午，王进东与刘云芳又到“天畅轩”买了40米塑料袋。期间，他们还发给每人两个用来割塑料袋的刀片和打火机。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行迹，他们深居简出，吃的大都是从开封带来的方便面、饼、咸菜，偶尔到附近超市买一些方便食品。 

　　22日上午8时许，刘云芳、王进东买了满满40升汽油，并在首钢职工刘秀芹提供的分灌汽油房间内，将汽油分装在每个长1米左右的10多个塑料袋中，并约定“23日一早取汽油袋，上午10时30分准时到天安门广场自焚。”望着散发着刺鼻汽油味的一个个塑料袋，刘秀芹心有余悸。当晚，她又将汽油重新倒入桶中。 

　　23日上午8时许，当刘云芳、王进东等7人来取汽油袋时，刘秀芹谎称“装汽油的塑料袋渗漏”。这时，刘葆荣提议：“干脆用雪碧瓶装算了，绝对不会漏。而且雪碧与汽油颜色差不多，不容易引起怀疑。”众人连声称好。刘秀芹当即到超市买了一箱雪碧，又找来两个空雪碧瓶，用一把破水壶，将汽油分灌进14个雪碧瓶中。为了不引起注意，刘秀芹给每人身上喷洒了香水。他们最后确定，下午2时30分准时在天安门广场自焚。 

　　证据之三：言证——刘葆荣、刘云芳、薛红军对“自焚” 悔恨的回忆 

　　自焚未遂的刘葆荣证实：这次来广场自焚的“每个人在开封时就都知道这次到北京来干什么”，“在开封时就准备好了要自焚、升‘天堂’的。”刘葆荣说：“李洪志在他的经文和讲话中老是说，还有一部分人没‘走出来’。如果我再不‘走出来’，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圆满’。” 

　　刘云芳回忆当时自焚的场景：“郝慧君、陈果、刘春玲、刘思影下楼坐出租车先走了，接着，我和王进东、刘葆荣乘一辆出租车直奔天安门广场。……当走到纪念碑西北侧时，看到了王进东，当时他给我说了句什么话我也没听清，径直往前走。大概又走了十几米，我用刀片把瓶子划破，将一瓶汽油浇在身上，丢下刀片，我立即拿着打火机打火，可打了两三下都没有打着，后又摇了摇打火机，当我再次打火时，却被几个警察当场制止。这让我大失所望，拼命的挣扎着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得知李洪志一伙不承认自焚者是法轮功练习者时，薛红军激动得双手颤抖，“他们是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脱责任天理难容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薛红军道出了法轮功造谣生事的险恶用心：“李洪志是一个大骗子，既想挑动群众对抗政府，又怕暴露本来面目，所以他就借助‘明慧网’出来造谣，不敢承认事实真相。”2001年12月31日，薛红军在《致李洪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质问：“政府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以后，你相继发表多篇讲法和经文，要求弟子‘走出来’……大家实实在在做了……你又发表了《忍无可忍》经文，作为你的弟子，我怎么也不明白，我们还应该怎么做，才算符合大法，才能真正‘圆满’。你把大家领向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邪路，还不依不饶。我真不知道你到底要把人们领向何方？” 

　　证据之四：人证——因“自焚”而面目全非的郝惠君、陈果、王进东 

　　郝惠君，在“1·23”自焚惨案中没有了双手，没有了头发，没有了耳朵，没有眉毛，没有了鼻子，没有了嘴唇，没有了左眼，只有右眼在一个小小的眼洞里。因为自焚，郝慧君也没有了五十多岁女人应有的丰韵，没有了长年从事音乐工作积淀的美丽，没有了年长母亲应有的慈祥，更没有了面对孩子以及人生的欢乐。郝慧君不仅要面对自己的伤痛，更令她心如刀绞的是心理的残酷煎熬和痛彻心扉的悔恨，“对这件事非常后悔。那时就是到了痴迷状态，人到了那个程度，就不能控制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能力。” 

　　陈果，当年仅19岁，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的大二学生，青春靓丽。“1·23”这场大火，让陈果没有双手，没有耳朵，没有眉毛，没有鼻梁，没有双唇，裸露的牙齿，面部几乎成为一个平面，连平常人最正常的喜怒哀乐的表情都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穿衣饮食都需要医护人员帮助。陈果渴望“走到人群当中去，过社会生活”，发出了难以言喻的哀怨与痛苦：“我想弹琴，我还想弹我的琵琶”，“我想结婚，我想有个家。” 

　　王进东，在“1·23”自焚惨案中烧得面目全非，烧残了手，送进医院时仍在不停地为“大法”呼喊，拒绝配合治疗。然而法轮功编造谣言：“王进东的脸是假面具”“三个王进东全不一样”、“王进东被（现役军人）掉包了”、……闻此无耻言论，王进东本人既寒心，又气愤。一次他对境外媒体的记者说：“有些说我这是假面具，有意识弄出来的。我说现在你们这些先生们、女士们为什么不提这个问题？因为你们看到了。”他在《愚昧·死亡·新生》对所做的一切进行了忏悔，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眷恋和期盼，并写了很多诗，表达自己的悔恨之情，如“意志潜心修炼，哪知上当受骗。恨己醒悟太迟，留世笑柄羞颜。” 

　　证据之五：旁证——国外主流媒体对“自焚”的真实报道 

　　2001年2月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徐弘炯（荷兰）的文章《人性的万花筒――评法轮功信徒自焚事件》文章说：“今年春节，法轮功成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造成一死四伤的悲剧。受害者中还有一个只有12岁的女童刘思影，天真烂漫的她，被同学们誉为“开心果”。在除夕，这个孩子们最盼望、最开心的日子，小思影却被教唆“自焚”烧得全身焦黑。”  

　　2001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在的“法轮功”专辑里发表题为《转折点》的评论文章。关于自焚事件的一段评论为：“‘法轮功’的领袖们在自焚发生后胡搞了一个拙劣的补救。他们不是承认5个抗议者可能是受误导的弟子，而是否认了跟他们的任何联系。难以置信地，‘法轮功’网站坚持说自焚是政府特工扮演的。几乎无人信服那个台词。” 　　  

　　2004年4月4日，法国路透社现场采访“1·23自焚事件”的幸存者后，发布《路透社记者亲访法轮功自焚幸存者》一文，明确表示“三名烧伤的受害者都谴责法轮功是邪教，呼吁反对法轮功……王进东坚决否认他被政府收买操作这一事件的指控……至于我是不是一个法轮功练习者，并不需要其他人来说。我为我的愚昧与盲信感到耻辱”。2004年6月21日路透社再次用肯定语气说：“‘法轮功’在1999年被禁为‘邪教’，几个‘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追随者于2001年在天安门广场点火自焚”。  

　　2008年2月17日法国《欧洲时报》发表评论说，“近来北京出现的自焚事件完全是在李洪志发出“忍无可忍”的叫嚣后发生的。李洪志从一开始宣扬迷信到现在指使信徒去自焚，这哪里是在练功健身，或者是叫人向善？就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法轮功”早已堕落成了邪教。” 

　　铁证如山，“1·23”自焚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李洪志一伙一次次做贼心虚地狡辩，一遍遍愈描愈黑地粉饰，只不过是其滔天罪行败露后的欲盖弥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