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第一冤案

本文摘編自《明朝大人物：皇帝、權臣、佞幸及其他》

《逆臣錄》搜羅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獨沒有涼國公藍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說，這兩個主犯根本不承認“謀反”。據野史記載，藍玉不僅為自己申辯，而且沒有誣攀其他功臣宿將，所謂“藍黨”完全是憑空虛構的。

藍玉，明朝初建時期一員驍勇善戰的猛將，戰功僅次於常遇春、徐達。此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棗，看上去有點像蜀將關羽的樣子。他是常遇春的妻弟(小舅子)，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稱讚這員部將，“臨敵勇敢，所向皆捷”。常遇春去世後，藍玉追隨徐達、傅友德，在征戰中屢建奇功。

南征北戰的大將軍徐達去世，藍玉脫穎而出。多次統率大軍北伐、西征，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洪武二十年，他被提升為大將軍，駐紮在長城邊的薊州。逃亡蒙古的元順帝孫子脫古思帖木兒，不甘心失敗，經常南下騷擾。朱元璋命令藍玉統領十五萬大軍前往征討。蒙古軍隊退至捕魚兒海(貝加爾湖)附近，滿以為藍玉的軍隊缺乏水草，不可能長驅直入，毫無防備。明軍在沙塵暴的掩護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襲擊，蒙古全軍覆沒，脫古思帖木兒與太子，在幾十名騎兵保護下逃跑，其餘八萬人被俘。朱元璋得到捷報，大喜過望，把藍玉比喻為漢朝的衛青、唐朝的李靖，進封他為涼國公。

戰功顯赫的藍玉是個粗人，沒有文化，性情暴躁，剛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賞識寵信，愈加驕橫恣意，做出種種目無法紀的事情。

他蓄養了奴僕、義子幾千人，作為隨從親信。這批人依仗主人權勢，橫行鄉里，霸占民田。負責紀律檢查的御史，接到民眾投訴，要依法懲辦這些奴僕、義子。藍玉藐視王法，把御史趕走。

他北征回師，連夜趕到長城喜峰關。此時關門已經緊閉，守關官吏在關城上查明情況，沒有及時開門，他竟然縱容士兵毀關闖入。

他北征回來，貪污繳獲的大量珍寶，把元朝的皇妃據為己有。朱元璋獲悉後勃然大怒：藍玉如此無禮，怎麼配得上大將軍的稱號？那個皇妃聽說皇帝動怒，驚惶自盡。藍玉上朝時，朱元璋當面嚴厲責備，要他今後加強道德修養，痛改前非。朱元璋本來打算進封藍玉為“梁國公”，鑑於這些劣跡，改為“涼國公”。

更為嚴重的是，他竟然無視皇帝的威權，恣意驕縱。皇帝召見，賜坐交談，或隨侍宴飲，他一言一行總是傲慢而粗魯，一點沒有“人臣之禮”。他帶兵在外，常常超越權限，擅自決定將校的升降，不向朝廷請示報告。為了顯示自己的威權，任意對軍士施加黥刑在臉上刺字，以此來挾制部下，使軍隊成為自己的私家武裝。西征回來，皇帝賞賜給他“太子太傅”的頭銜，其實這個大老粗根本不可能成為太子的老師，只不過是一個榮譽而已。藍玉居然不識相，大發牢騷：難道我還不配當“太師”嗎？

這就激化了將權與皇權的矛盾，是朱元璋絕對不能容忍的。早在洪武六年，朱元璋目睹開國元勛飛揚跋扈，倚功犯法，特地命工部鑄造鐵榜，寫上申戒公侯的條令，警告他們不得倚仗功勞過於放肆。這個禁令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剷除的方針，胡惟庸黨案爆發後，藍玉自然難逃一劫。當時就有人揭發藍玉屬於“胡黨”，朱元璋沒有予以理睬。《明史紀事本末》的作者谷應泰解釋其中的原因：皇上因為他功勞大，不予追究。其實，內中另有隱情。

洪武四年，常遇春的女兒被冊封為太子妃，常遇春成了太子的岳父，藍玉以常遇春妻弟的身份成了太子的舅舅。藍玉的女兒則被冊封為蜀王妃(蜀王是朱元璋十一子朱椿)。因為這些關係，朱元璋投鼠忌器，暫時不對藍玉下手。

其中還有另外一層糾葛。當年藍玉北征歸來，發覺分封在北平的燕王表現異常，對皇太子說：據臣看來，燕王在他的封國有“不臣之心”；又聽看相先生說，燕王有天子氣象，希望殿下審慎對待。太子聽了毫不在意，燕王知道了以後，懷恨在心。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英年早逝。太子一死，朱元璋已無所顧忌，決意對藍玉下手。一向與太子以及藍玉有矛盾的燕王朱棣，要父親繼續清洗異己分子，說：在朝諸公侯，恣意妄為，將來恐怕尾大不掉，含沙射影地指向藍玉。據《明通鑑》說，朱元璋聽了這話，“益疑忌功臣，不數月，而(藍)玉禍作”。

一張陷人於法的羅網悄悄地向他襲來。他自己也隱約有所預感，多次請示報告，皇帝都不接見，怏怏地對親信說：皇上懷疑我了。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早朝時，錦衣衛指揮蔣某突然控告藍玉“謀反”，說他勾結景川侯曹震等公侯，企圖趁皇帝到郊外舉行“藉田“儀式時，發動兵變。藍玉當場被拘押，突擊審訊。官方公布的“獄詞”是這樣的：“(藍)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以及吏部尚書詹徽、戶部侍郎傅友文等，謀為變，將俟上(指皇帝)出耤田舉事。”

次日，藍玉連同家屬一併處死。株連處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二名，連坐處死的功臣及其家屬達一萬五千人。史家感嘆道：“於是元功宿將相繼盡矣！”

最為奇特的是，吏部尚書詹徽隨同皇太孫朱允炆一起審訊，藍玉不服“謀反”罪，詹徽斥責道：速吐實話，不得株連他人！藍玉大喊：詹徽就是臣的同黨！詹徽於是莫名其妙的成為“藍黨”。靖寧侯葉昇，以“胡惟庸黨”的罪名被殺，由於他是藍玉的姻親，藍玉處死後，他又被追究為“藍黨”。這樣“名隸兩黨”的怪事，足以表明羅織罪狀的隨意性。

一些與軍隊毫無關係的文人學士，也被卷進了“藍黨”。蘇州名士王行，與高啟比鄰而居，另外一些名士如徐賁、高懸志、唐肅、宋克、余堯臣等人，都卜居相近，號稱“北郭十才子”。王行原先是學校教師，辭職後隱居於石湖，前往南京探望兩個兒子。藍玉慕名聘請他為家庭教師，並且多次向皇帝推薦，朱元璋曾經召見他，留下印象。藍玉處死後，王行父子竟然被作為“藍黨”處死。另一文人孫蕡，參與編寫《洪武正韻》，任翰林院典籍，曾經為藍玉題畫，也被當做“藍黨”處死。

朝廷專門公布《逆臣錄》，以顯示“藍黨”謀反證據確鑿。其實全是誣陷不實之詞。朱元璋要處死驕橫跋扈的藍玉，就如同處死胡惟庸一樣，易如反掌。但是要株連一個龐大的“藍黨”，必須羅織“謀反”的罪狀不可。然而《逆臣錄》編得倉促，漏洞百出，反而露出了羅織罪狀的馬腳。

《逆臣錄》搜羅了近千人的口供，唯獨沒有涼國公藍玉、景川侯曹震的口供，也就是說，這兩個主犯根本不承認“謀反”。據野史記載，藍玉不僅為自己申辯，而且沒有誣攀其他功臣宿將，所謂“藍黨”完全是憑空虛構的。

細細翻看《逆臣錄》，當時羅織罪狀的伎倆實在拙劣得很。由於審訊者心思不夠細密，留下了許多破綻。比如，一個證人蔣富招供：藍玉出征回來，在酒席上對他說：“老蔣，你是我的舊人，我有句話和你說知，是必休要走了消息。如今我要謀大事，已與眾頭目每都商量定了，你回去到家打聽着，若下手時，你便來討分曉，久後也抬舉你一步。”這個老將是藍玉家“打漁網戶”。另一個證人張仁孫招供：藍玉對他們說，要成大事，吩咐他們置備軍器，聽候接應，日後事成都讓你們做大官。這個張仁孫是鄉里的染匠。藍玉身為統領三軍的大將軍，如果要謀反，斷然不可能和無足輕重的“打漁網戶”、“染匠”之流去商量。《逆臣錄》的胡編亂造於此可見一斑。

這些拙劣的編造恐怕連朱元璋自己也不相信。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他在和翰林學士劉三吾談話時，這樣指責藍玉：“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為飲器，家奴至於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僭亂如此，殺身亡家。”從他的話中隱約透露出這樣的信息：藍玉功成名就之後，追求奢侈，講究排場，是確有其事的，至於是否有所謂“金龍”、“九五”那樣的規格，或許是誇張，即使有，充其量不過是意圖“僭越”而已，與“謀反”毫不相干。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指責藍玉罪狀時，隻字未提發動軍事政變之事。可見以“謀反”罪處死藍玉以及“藍黨”分子，是一樁冤案。

藍玉處死七個月以後，朱元璋似乎意識到“胡藍二黨誅殺過當”，下了一道詔書：“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其實殺了四萬多人，功臣宿將死得差不多了，“概赦不問”云云不過是一句顯示皇恩浩蕩的廢話而已。

胡藍黨案的後果是嚴重的，洪武三十年正月，朱元璋任命長興侯耿炳文為征西將軍，武定侯郭英為征西副將，坐鎮西北邊防。史家評論道：“諸勛臣坐胡藍二黨，誅戮且盡，(耿)炳文以開國功臣榜列其名”，“是時，元功宿將無出其右者”；“上(指朱元璋)自起兵以來，存者僅(耿)炳文與(郭)英二人，而(耿)炳文亦年逾六十矣”。不久，燕王朱棣打着“清君側”的幌子，發兵南下時，建文帝無將可派，不得不命年邁的長興侯耿炳文率軍出征，敗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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