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Pascal-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采访时间：2005年元月30日采访地点：重庆万州南通宾馆记录整理：谭松

（ 1952年中国农村总人口比重为87.5%，农业劳动力比重为88.0%。

魏廉周之死

我是云阳县南溪镇青山乡人（1949年前叫二台乡），我父亲魏廉周在当地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有几十亩田土，是我父亲从我爷爷那里继承下来的。爷爷我没印象了，只知道人们叫他魏三爷，我见过他一张照片，穿着清朝的官服，我想他在清朝当过官。在我爸爸几兄弟中，我爸爸最能干，又有文化，到解放时（指1949年共产党夺得政权），家里除了田地，还开得有酒厂、盐厂（熬盐）和磨面作坊。爸爸有个侄子，叫魏炳全（音），他早年加入了共产党，快解放时，他劝我爸爸要认清形势，不要死守那份财产等等。其实我爸爸很看得开，钱财身外之物，要拿去就拿去。所以共产党一来，爸爸主动把所有田土家产统统上缴。上缴时怕路上不安全，还把金银财宝捆在我的身上，走几十里路送到云安镇去。爸爸缴得彻底呀，连他嫁出去的女儿陪嫁的金首饰都追回来缴给了政府，同时还积极为新政权征粮。另外，他还动员他的大哥（也是一个地主）把所有的财产交出来。由于爸爸缴得主动、积极、彻底，共产党把他评为开明地主，还让他到县城开“先进”会，我就亲自陪他去过两次。所以，从1949年10月云阳解放到1950年秋，爸爸人还算平安。

1950年秋后，上面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南溪，我记得带队的姓冯。他们突然把爸爸抓来关起，关了一个多月，给他安了三条罪名：一、砍伐树林；二、转移财产；三、欠一条人命。这三条罪名都是不实之辞。首先，家里的田土、山林都作为果实分给了农民，农民去砍树与我家无关；第二，我们把家里磨面的机器搬到云安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搬的，当时共产党主要搞土改，对工商业还是保护，并没有说要收缴机器。如果当时要，拿去就是了，不存在转移。最后一条最可笑！在批斗会上，他们动员了一个农民上来控诉我爸爸逼死他老婆。为什么可笑？因为乡里大家都清楚，那个女人是因为家里吵架闹矛盾，一时想不开，寻了短。农民还是朴实，逼他当众说谎相当困难，当着我爸爸的面，他在批斗会上很狼狈，结结巴巴话都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还是把我爸爸杀了，用枪打的头。

我当时很想不通，财产全部缴了，总该免灾吧，但还是要杀！不过后来我想通了：如果他们想通过杀人来镇住其他人，不杀我爸爸杀谁？我爸爸在当地是最有影响的地主兼工商业主呀。

收我爸爸尸的是一家姓裴（彭）的农民，收得很仔细，把打出来的脑浆都捧起来入了棺。(陈沅森在《谈谈“土改”“杀地主”》一文中写道：“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大参考》2005.03.17）

其实当时农民和地主并没有深仇大恨，并不是像所宣传的那样。比如我大伯，他对佃户非常好，哪一家夫妻吵架，他都请到家来，招待吃一顿饭，好言好语相劝，所以后来工作组发动农民斗他，总斗不起来。最后他们找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把他压倒，跪在地上，但是年纪大一点的主动跑上去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如此反复好几次。在斗完回家的路上，我大伯自嘲地说：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今天还拜了堂（注：旧时结婚时要跪拜三次）。

我爸的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修学校搬迁过一次，后来修公路被压在了公路下，再看不见了。

魏律民夫妇之死

爸爸死后，农协（农民协会）和工作组的人把我们全家赶到我家大院后面的旧房子里，农协的人则占据了大院的新房。这本无所谓，要命的是他们把我们所有的被盖都收缴了，紧接着就是冬天。我们一家十几个人怎么过？救我们命的是一个叫袁培君的农协会员，他看上我的一个妹妹，晚上悄悄从唯一的窗口塞了几床棉絮。如果不是这般“爱情”，我们活不过那个冬天。

后来他们认为旧屋也要收缴，又把我们赶出来，驱到山上，我们无家可归，在山上住岩洞。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年轻，无家无室，于是独自离家出走到奉节县当了个小学教师，后来又被调到一个剧团。

我说说留在乡下的我的大哥魏律民夫妇的事。

我共有兄弟姐妹11人，其中兄弟5人，除我以外，4个哥哥全部读了大学。大哥毕业于黄埔军校，因为婚姻回到乡下。新婚期间，蚊帐上的铁丝刺伤了他的眼睛，他因此留在乡下照看田产，没有再外出。解放时，我把他的中山剑等黄埔军校的东西统统沉到河里，怕惹祸。

解放后，他在乡下的日子很难过，实在过不去时，就走路到奉节来找我要点钱。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56年，他又来奉节，我给他30元钱，我当时月工资28元，还借了2元。我对他说，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你把大儿（魏京宇）送出来，在奉节找个事做，减轻一点家里的压力。于是，魏京宇来到了奉节。（魏京宇后来成了三峡地区有名的文物专家，2003年笔者为出版三峡专刊曾在奉节采访过他。）

1958年到1959年大哥被叫到山上去砍树炼铁，劳动强度很大。他是地主子女，更得拼命干，又吃不饱。1959年，他实在活不下去了，外逃到云安镇。逃走前，他偷了一件雨衣。在云安镇时，他去卖雨衣讨个饭吃，人家看他戴个眼镜，举止斯文不该像个落难的。追问他，大哥毕竟是个读书人，人家一追问，自个儿就慌了神。人们把他扭到派出所。在派出所，大哥一一招认了。你想，地主出身，又偷了雨衣，就这样，他被送进监牢，不久就死在里面。

再说我大嫂。1960年，她在乡下活不下去，走到奉节来找儿子魏京宇。当时我已调到了剧团，外出演出去了，没见到她。大嫂在奉节，把亲戚给她的几件衣服和一点钱全部留给了儿子，然后独自沿着梅溪河往上走。在这个时候她已经万念俱灰了。她跳进了梅溪河……

朱化成（音）之死

朱化成是我姐夫，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修养的人。他解放前担任了云阳县江口乡（现江口镇）的乡长。虽然是个小小的乡长，但是他竭力造福百姓，在当地口碑很好。解放后，凡当过旧政权乡长的都要杀。我姐夫也被抓起来，前后陪了两次杀场。那时一杀就是十多个，二十多个。比如，杀县长张之甫（音）那次就杀了21个人。为什么没杀他？说来你不信，当地几百农民（包括镇街上的人）联名上书保他，为他求情。在这种情况下，姐夫逃过一劫。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姐夫被抓进了劳改队。

我姐夫练过功，身体很好，在劳改队他拼命劳动，多次被评为积极分子。但是，他的身体因此拖垮了。大约在（19）70年，姐夫死在劳改队。

采访后记

偶然听一个朋友说起，她的一个朋友的祖辈，在土改时被枪杀了，我便请她帮我联系，说我想去找她聊聊。她的朋友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从重庆赶到万州，在宾馆里先同她沟通之后，再请出了她父亲魏苏民。

我们边吃边聊，老先生盯着我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要来了解土改和地主的事？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打算写一部关于三峡地区的小说，想收集一些素材。我既不便笔录，更不敢录音，只得以摆“龙门阵”（聊天）的方式了解那一段往事。遇到关键的人名地名时，便借上卫生间赶快记在小本子上。

外面，江水正一步步逼来，把一段段历史永沉水底……

譚松（1955年11月 - ）不怕失業窮困，堅持社會調查，挖掘瀕臨消失的殘酷歷史。他說面對那麼多血淚事實，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重慶學者、作家譚松7月30日
在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談他所著的《川東土改調查》。

七月三十日在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邉印穼ｎ}演講。室外是盛夏的艷陽，但室內卻瀰漫著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譚松冷靜講述和牆上視屏圖像中，土改的種種酷刑展現在聽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四川川東地區五十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對於文明世界中成長的香港人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一位中文大學女教授聽不下去，突然插話要求譚松「請不要再講了！」譚松有點愕然，然後一口回絕道：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他還以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例說，這個集中營是很殘酷的，但學校老師依然帶領學生去參觀，因為應該要學生知道真相。

川東土改貫徹劉少奇暴力路線

事後交談，譚松承認他當初調查川東土改時，那些血腥慘烈的場面他自己也難以承受，但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話說，「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須先揭露黑暗。」

譚松演講的川東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轄的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廣安市和黔江地區，即大致今天重慶直轄市區域。譚松是重慶人，他在二○○二年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歷史，走訪了十二個縣市，訪問了四百多個土改親歷者，包括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還有受盡酷刑而活下來的地主，所有採訪均做了錄音錄像。最後完成了一部土改專訪錄，共三十六萬字，尚未出版。

川東土改在中共佔領四川後的一九五一年開始。譚松指出，經過一年半時間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還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劣後果。他在調查中發現，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一家有兩個煮飯的鼎罐就被評為地主。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邉樱鲝埍┝ν粮模p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採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共來說，「土改必須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

利用地痞流氓施殘暴酷刑

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裡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注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裡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出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譚松在演講結束時，將他調查到的死於土改的受難者名單一一在視屏上打出來。他說，每一位受難者都不應該被人遺忘。

採訪艱辛受害者至今心懷恐懼

譚松提到一位台灣學者曾問他：你做這個調查，政府給了你多少資助？（全場大笑）譚松說，他所有調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著風險自費調查是為了搶救歷史，也是為受難者討還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貧下中農出身，但後來接觸到真相，發現自己教育受騙，正義感被激發。

他說，他的調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訪者分散在川東深山老林窮鄉僻壤，又沒有電話聯絡，走訪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時代久遠，現仍在世的當時人已寥寥可數。譚松聽說一位飽受點天燈酷刑的女子馮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趕去採訪。馮光珍當年十八歲，還是一個學生，因酷刑雙手殘廢。譚松上午採訪她，下午這個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懼，中國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是毛澤東時代受害最慘因而恐懼感也最深的群體，雖然毛澤東時代早已過去，但恐懼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採訪。作為採訪者的譚松本人也很恐懼，因為他在之前做川東右派調查被重慶當局關押了三十九天，剛獲釋不久，而且是在保釋期間，被勒令不能離開重慶地區，因此他是私下秘密採訪。

土改因為涉及中共政權革命合法性問題，是中國現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區，敢於觸及的學者少，而且多是以資料做研究，像譚松這樣深入一個地區大規模採訪做口述歷史的可能絕無僅有。現場主持的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譚松是首位在他們中心講土改的大陸學者。

而川東土改調查也只是譚松這十年為搶救歷史走上民間調查漫長之路中的一段路程。而他走上這條路，與他的好友重慶文化名士王康有關。

譚松和王康兩人最初合作挖掘重慶陪都抗戰歷史。譚松在重慶外事辦的《重慶與世界》雜誌任執行主編，在王康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個陪都專輯，全面肯定中國抗戰中心是重慶而不是延安，因為觸犯中共意識形態主旋律，譚松被迫辭職。二○○○年兩人又開始調查重慶著名的沙坪壩紅衛兵墓園背後的故事，打算製作紀錄片，但開張不久即因人告密被公安阻止半途而廢。

失業後調查長壽湖右派農場

譚松失業後，生活無著落。這時王康介紹他到重慶社科院三峽組做研究工作，但他上班第一天，一進社科院門，就見到通知說下午開會批判法輪功，他非常反感，一時猶豫是否要這份工，向王康諮詢，王康一句：「不去也好，保持內心的自由。」使他最後下定決心，從此再未擔任過公職，並因此打算用這段不需上班的時間做右派調查。

譚松父親譚顯殷是一九四七年參加中共的幹部，五七年在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任上被打成右派，劃為反黨分子，下放川東長壽縣荒涼無人蹤的長壽湖勞改。反右後長壽湖作為重慶市的勞改基地，共關押了六百二十七名右派及歷史反革命分子，還先後接納了有各種問題的一千零三十名下放幹部及出身不好的一千四百五十五名學生，這片當年交通不便荒無人煙的廣闊湖區飽載著右派的苦難和血淚，是川東地區的夾邊溝。

二○○一年三月八日譚松拿了下崗証，在父母的鼓勵下，他決定調查長壽湖右派勞改歷史，但不知如何當面向妻子開口，猶豫半個月後，寫了一萬字的信，向妻子陳述他決定放棄找工作掙錢一定要去長壽湖的原因，獲得了妻子的諒解和支持。這是譚松最困難的時候，家中沒有積蓄，他個人整整十個月沒有一文收入，旅費困難，阮囊羞澀。他八次租船進湖，遍尋當事者，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長壽湖的血淚史，在二○一一年在美國出版了五十萬字的《長壽湖——一九五七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

就在採訪工作半途中，二○○二年七月二日他因調查被當局拘押。當局指控他「收集社會黑暗面」，「說要對共產黨的罪行進行清算」，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當時他剛剛有了一份工作，在《中華雜誌》上班，但只拿了兩個月工資就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工作。雖然只關押了三十九天，但當局警告他出來後不得離開重慶地區和再做調查，否則要關他五年。因此後來的長壽湖右派史調查和川東土改調查，都只能私下悄悄進行。他估計是因為王康建議請流亡美國，當時仍還健在的大右派劉賓雁為他的採訪錄寫序言，王康是重慶受監視的敏感人物，與海外電話來往中驚動了當局。

不後悔選擇這條人生之路

在此期間他還與王康合作拍攝製作了一套五集講述重慶陪都抗戰八年的歷史紀錄片《重慶大轟炸》（在中央電視台和鳳凰衛視播出）。因為他是敏感人物，片尾的製作人員名單中，他只能以筆名「木公」出現。

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譚松，文革後讀大學，畢業後在重慶建築高等專科學校（後合併到重慶大學）教書，一九九一年被評為副教授，是當年該校最年輕的副教授，父親文革復出後任重慶市宣傳部副部長，名正言順的太子黨。如果譚松安分守己，在中共建制中一定能夠飛黃騰達，但他思想異端，對人生滿懷理想和激情，因此與這個體制格格不入。最終脫離中共體制，走自己的路，過清貧的生活，做有意義的事。

選擇這條路，譚松也曾徬徨過，他七次失業，最長的一年半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社保醫保，要靠做醫生的妻子養，他內心很苦悶，覺得自己只有激情，不顧頭尾，太不務正業。直到二○○○年認識王康，有了同樣一個不務正業但卻活得很瀟灑自在的朋友，他才有了自信。他近年先後在西南師範大學育才學院和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務學院做合同教師，教授西方文化概論、中外文化交流史、英語和新聞採訪與寫作等課程，向學生傳授知識之時，也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將普世價值帶上課堂，因而深受學生喜愛，有學生視他為精神上的父親。他業餘時間則全部花在自費的歷史調查工作中。

與當年一起出道現已有很高的職稱和豐厚的收入的同學相比，在名利上他差了很多，但他沒有失落感。他對我說，他不後悔，路是他自己選的，而且他自我感覺活得很精彩很有價值，講到自己過去落魄時的一些窘態，還哈哈大笑，很以為樂。

川東土改調查完成後，譚松又開始新的民間調查項目，這條路他堅持要走下去。在監獄中，國安局提審他時指責他思想偏激，專門收集社會陰暗面，看不到「光明」的東西。他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如此回應說：

「他們的話讓我反省檢討。的確，這些年我怎麼像個令人討厭的蒼蠅，專門追逐血腥？可是看到那麼多人、那麼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讚頌偉大，而那麼多血淚、那麼多真實無人理睬，我只得選擇後者。這輩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我所经历的刘源爹血腥土改

五大酷刑惨不忍睹

6/15/2014 22:49| 发布者: 郭国汀| 查看: 741| 评论: 0|原作者: 李鲁翁 |来自: 黄花岗杂志

1946、47年，我的家乡属于所谓老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的阳谷县最东边的一个古镇，东和北与东阿县交界，东和南距黄河约15华里，河对面由国民党占领，称“敌占区”。因系“老解放区”，故土改早于其他地方，开始于46年，我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正好见证了这段历史。

土改对象当然是地主。杀戮的方式是拉望蒋杆，顾名思义，即望蒋介石的杆子。望蒋杆的形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把滑车拴在古树杈上，另一种是东西各栽一根长杉木杆，顶端固定一根横杆，中间拴上滑车，高度约8米。当时我们镇上斗争地主的刑场有3个：海会寺、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海会寺是一个很大的古庙，由关帝庙、千手千眼佛庙和如来佛庙三部分组成，非常壮观，是鲁西南最大的古庙，后来陆续被破坏殆尽，十分可惜。海会寺搞的望蒋杆属于第一种，利用的是戏楼前的一棵古槐，北庙口和东关关帝庙是属于第二种。

每次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参加，我属于儿童团成员之一。在海会寺开斗争会时，农民会和儿童团围成一圈，中间是当天要斗的地主。斗争会开始后，拉出一个地主，在背后把两个手腕捆在一起，地主面向南站在滑车下面，北边由两个彪形大汉开始拉滑车，直至拉到最高点。一个地主受刑时，其他地主一定要目不转睛地看着。不大会功夫，受刑的地主两只手掌就被勒得乌黑，两只胳膊也由背后扭至两肩上方，惨叫声不绝于耳，就这么一吊，即使不死也要残废。拉上去之后，地主一定要面向南。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在我们家乡的南边，中共的逻辑为，蒋介石是地主的后台，所以一定要让你望着蒋去死，同时你的死也要让蒋看到。下边的一个凶手对着吊在上边的地主喊话，一般有两个内容：一是你家里还有什么隐藏的财物没有交代？二是你望见蒋介石没有？回答前者时，被吊的地主有的说有，在他家的某某地方，有的说没有；但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一致的，就是“没望见蒋介石，望见毛主席啦！”你望见谁也没用，反正你得死。拉滑车的两个彪形大汉一松手，“扑通！”一下地主重重的摔在地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哪见过这场面，吓得心惊肉跳，赶紧把脸捂上。

摔下来之后人“哼！”的一声昏死过去。年老体弱者，只此一次就一命归阴；年轻体壮者，有的一次摔不死，还要再来第二次、第三次，直至摔死为止。当前一个摔下来轮到下一个受刑时，没等拴绳子，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大小便失禁，呼呼啦啦连屎带尿顺着裤腿流了出来！这种血腥场面，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同时受刑的还有我们学校王老师和雷树范老师。对他两个所用的刑法有所不同，由行刑者用皮鞭抽打，只见被抽得皮开肉绽，哭爹叫娘，跪地求饶。不知何故当场没有打死他们，之后就不知去向。

在海会寺刑场上被拉望蒋杆的是镇南头高家、徐家和镇西头杨家，总共摔死约十人。

北庙口的斗争会是在晚上开的，没敢参加。第二天听说被摔死的有邢怀信夫妻，还有镇西头杨某等至少三人。东关关帝庙的斗争会我也参加过，人没有摔死，摔伤后就被拉走了，不知去向。

除被摔死的以外，所有地主都被扫地出门。如杨学义家，住在了东关的关帝庙，靠乞讨为生。

阳谷县与东阿县紧邻，最近的村庄也不过三、五华里，再者我家的亲戚全在东阿县，故对该县的土改情况听说甚多。其杀戮手段和残忍程度远远超过阳谷县，详情如下。

1.拉望蒋杆：

地主被吊得离开地面之后，先是用皮鞭抽打，用正在点燃的旱烟袋窝烫，待折磨够之后再摔死。家在孙郭村的亲戚目睹了这一场面。住在紧邻孙郭村的李庄的李×，是我亲戚的亲戚，家有40亩地，自种自吃，也被定为地主，受刑时两只手腕被绳子勒得骨头外露，之后伤处溃烂，蛆虫乱爬，饱受痛苦而死。

2.活埋：

每个坑活埋一个或多个不等。

例如在焦庄，焦庄很小，像雇佣长工这样的真地主没有，但因毛有百分之五的杀人指标，没有抓到阶级敌人是绝对不允许的，那就瘸子里头挑将军，将我表姐家选中，我表姐家地有40亩，有婆婆、丈夫和三个孩子，于是乎这个自种自吃的六口之家就被拔高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那么就只有死路一条。她家的结局是这样的，凶手把我表姐的婆婆和丈夫母子俩活埋在一个坑里，表姐则带着孩子被扫地出门。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上等待遇了。

在堤口等村庄，为斩草除根，连小孩也不放过，有的是全家两代或三代埋在一个坑里，尚不懂事的孩子也知道不是好事，求生心切，填土时就扒着坑边想往上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当头就是一铁掀，其惨状可想而知。可怜的一家老少，就这样死在一个土坑里！

刘集村刘衍厚之弟媳守寡，被定为活埋对象，农会成员刘衍德不忍心害死这个无辜的寡妇，填土时特意留一气孔，打算夜间将其挖出放走。不料被积极份子李子富发现告密，除将刘衍德立即枪毙外，李子富又把土挖开，用铁掀将寡妇的头铲成数瓣，可怜这一柔弱女子就这样被残害致死！

3.拖死：

堤口等离黄河比较近的村庄有的则采用拖死的酷刑。先在斗争会场上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之后，让人趴下，用绳子拴住两只脚脖，系在牛车后边，然后将牛车赶到黄河边上扔到河里。据目击者讲，当拖至黄河边的时候，人脸已被磨平，身体下边的骨头外露，其惨状实令人目不忍睹！

4.开膛挖心：

有一天，孙郭村用望蒋杆摔死了四或五个地主，因我的某位亲戚系农民会成员，被指定为去掩埋死者的几个人之一，当死者被拖至野地后，其中一人用利刃将一死者的心肝挖出拿回家中。在当时挖死人心肝这算好的，更有甚者，堤口、皋上等村，就在斗争会场上，地主被折磨得还一息尚存之时，在众目睽睽之下，屠夫就手持利刃，挖出地主心肝，拿回家下酒。记得有一目击者还说，其实皋上村某某是一个大好人，经常救济有困难的穷人，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5.对待女性的下流酷刑：

当天要斗争的女地主被押解到会场之后，禽兽不如的刽子手们首先扒光其衣服，把她们调戏够之后，然后开始行刑。有的割掉乳房，有的割掉耳朵，有的豁开嘴巴，更有甚者，记得是堤口村的一例，竟往女同胞的阴道里塞玉米芯，直至折磨至死，其娘家就是我们镇东关的胡姓。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和一个大我九岁的郭老太太聊天谈起土改之事时，她说，我见过割乳房，太可怕啦！因为她的原藉是河南濮阳县，当时同为晋冀鲁豫边区所管辖。

本来地主与雇工、地主与佃户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关系，并非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有几个地主子弟就是我的同学，他们的家中我经常出入，家长熟悉，有的雇工也认识，他们是同锅吃饭，关系协调。还有我的雷、王两位老师，教学认真，对学生非常好，从未听说过被杀、被斗的这些人有什么劣迹。如果真的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在斗争会场上首先站出来控诉的应该是那些雇工和佃户，可是，我未曾见到过一例。凡是那些上蹿下跳的积极份子，都是当地好逸恶劳的地痞无赖，这就是毛土改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由此看来，土地改革就是通过煽动仇恨，依靠和唆使农村的极少数地痞无赖，去掠夺和镇压一部分靠勤劳致富的农民的运动。

来源黄花岗杂志 / 李鲁翁

【2011年9月6日】【编辑语】 谭松，重庆人，生于1955年11月。两岁时其父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分子〞，送往重庆长寿湖劳改。在随后的三年大饥荒中，外公因病无钱治疗去世，妹妹饿死，外婆自杀。幸存下来的谭松，下过乡，上过大学，36岁时评为英语副教授，发表过专著、辞典、译着、散文、杂文等300多万字，曾担任《重庆与世界》杂志主编，《中华手工》杂志主编，采访过约400多名各类人士。其中，谭松采访了近百名长寿湖的幸存右派，写成了约50万字的采访录《长寿湖》，收集到珍贵的几百张照片。为此，他曾被当局抓捕关押过。《1962年，我的外婆》是谭松在2007年的一篇纪实作品，表达了他对外婆的思念和对那个

《1962年，我的外婆》

又是清明，年近80 的妈妈带着我们来到外婆的坟前。

外婆的坟在长江南岸的一个山坡上，后面，就是八年抗战时蒋委员长住过的黄山。

妈妈摆上供果，点燃红烛，伫立垂首。

纸钱烧起来，红红的火光，黑黑的墓碑，青烟起处，山风回旋。

泪水，从妈妈眼里滚出来，她又想起那个年代。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家在长江边一个叫马鞍山的半山坡上。出门，就是陡斜的石坡，长江，在脚下日日夜夜奔流。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代，家家户户不准自己做饭，政府不供应煤，甚至连锅都被收缴了，每个人，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到〝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去吃〝集体伙食〞。不去，不仅无法生存，而且还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风险。

外婆要去的那个公共食堂在山坡下的江边上，距那个著名的〝龙门浩月〞不远。

外婆是〝旧社会〞来的女人，小时裹过脚，〝三寸金莲〞行走起来原本不便，再加上长期饿饭，走路就更显吃力。然而，一日三餐，她必须下到江边，领取二两饭，然后沿着那陡斜的石板山路一步步挪回家。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下着雨，看见妈支着一根竹竿，挎着个布包，布包里面是一个碗和一双筷子。妈妈颤颤巍巍，面黄肌瘦，吃力地往上挪动脚步。我一下子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妈妈对我说。

终于，公共食堂的人也看到外婆走不动了，于是他们说：〝裴婆婆（我外公姓裴），反正你每天六两粮，我们给你做一个六两的馒头，你一次性领回去，这样每天你就只走一趟。〞

也只有这样了，去食堂来回下坡上坡，不安全不说，仅运动量大，就不利于对那二两粮的珍惜。

可是，很快发现，这也不是好办法。一个六两的馒头切成三份，每份也只有拳头大，更要紧的是，份量明显不足。

外婆不吭一声，她是传统文化打造的温良恭俭型女人，一辈子谦和恭顺，从没同人红过脸，更没吵过架。何况，人家还是为她着想呢。

我所经历的刘源爹血腥土改

五大酷刑惨不忍睹

【私密档案】谭松：我的外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