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盛威：死灰何以复燃？--从张灵甫遗骸事件说起

作者：薛盛威 发布时间：2015-01-28

对腐朽政权及相关人物的追怀、吹捧，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现象。公知们通过肆意夹带民国私货，混淆、颠倒历史是非，以质疑并颠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正义性。

近闻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的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的遗骸在一个农民家的羊圈里被找到，此事又劳动公知们的唇舌手脚，一番鼓噪，大有捶胸顿脚、兴师问罪的架势，指责中共现政权亏待抗日英雄。且不说众所周知的张灵甫之死因，也不说当时张的遗体是如何处置的,以及后来是怎样遗落的，单要说说这突然冒出来的“抗日英雄”，为什么让公知们如此上心?

显然，死于68年前的张灵甫与公知们非亲非故，八竿子打不着。公知们的作为，正如徐焰将军所指出的，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说白了，就是要在张灵甫葬于羊圈这件事上，打开一个遣责中共政权、追怀民国遗范、最终颠覆历史价值的缺口。用心何其毒也!那么，这种追怀民国的死灰，在跨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又是如何复燃的呢?

首先，“特别是”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刻意否定，为某些公知营造了追怀历史僵尸、重祭政治亡灵的社会大气候、大氛围。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建立，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人民大解放，也是对大陆国民党政权摧枯拉朽的彻底埋葬。建国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创建者们，就下定决心走出政权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律。在实践效果上，毛泽东时代以崭新的气象风貌和辉煌的历史成就，博得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拥护、认同。而萦绕、徘徊于少数人心中的民国情结，只能伴随着其生理寿命的终结，化为真正的死灰。然而，改开以来，为了彰扬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就利用国家舆论公器，全面系统地否定毛时代。“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民国政治基因遗传者的某些公知们却从中窥出了门道：毛时代否定了民国，改开时代又否定了毛时代，那么，民国特别是国民政府时代，以今天的立足点观之，就是被否定者所否定的时代——那就是应该肯定的了。于是，吹捧民国人物、追怀民国范儿，就成了时下的风尚。中国社会出现了令人困惑的历史认知“隔代亲”。

这种风气首先从津津乐道于所谓的民国学人大师风范入手，在对那批冬烘古董和海龟羊杂们大肆吹嘘之后，还高调宣扬他们优厚的经济待遇、崇高的社会地位、优雅的生活境况，而舆论的着力点更放在民国学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价值塑造上。把普世价值这顶红缨帽，硬生生地戴在了民国的光屁股上。殊不知，民国学人的优厚待遇、体面生活正是建立在剥削阶级把持文化特权、劳动人民基本人权被剥夺的极其不公的社会体制之上的。这批民国范儿无疑是以亿万劳动人民被奴役、被盘剥为代价供养起来的寄生虫。至于那种所谓的社会名流贤达的地位，只不过是炮筒子军阀为了附庸风雅，为了显示自己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消除公众心目中的那股匪气、戾气和土气，忸怩作态地找些文化人来摆设、来捧场、来装点门面而已。士大夫们在受宠若惊之余，自然要知恩图报，这批草莽军阀们也以此沽取好名声，可以说这笔买卖挺值的。而“自由”、“独立”云者，其实也是其来有自。试想，在有枪便是草头王、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年代，哪个草头王会去关注秀才们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价值取向?他们能弄懂啥叫意识形态吗?有注重这一点的必要吗?

至于民国的政治精英，自然是公知们着力吹捧的重点。吹捧对象从北洋时代的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逐渐向他们的目标人物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聚拢。我们不能否认，在国共交恶期间，双方都不会送给对方好听的头衔，蒋某人在大陆曾被骂为独夫民贼、人民公敌。可到了特色时代，怎么摇身一变，竟成了民族英雄，还一口一个“蒋公”的。这弯转得确实太大了，真让人有时空错乱之感。更有高明的研究家，搬出了蒋介石的日记，以学术研究的客观、求实和价值中立为幌子，为蒋介石全面翻案。毫无疑问，蒋之所以把自己几十年的日记留给后人，当然是想在后人心目中留下一个他本人认为是“真实”的形象，而为蒋某人了却心愿，完成重树领袖“真实”形象这一历史重任的，竟然不是台湾学者，而恰恰是对面“敌营”中的大陆学者。

其次，两岸关系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剑走偏锋，为公知国粉们美化民国、编造历史提供了广阔的话语空间。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曾开了个大口子：“(台湾国民党)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前提下，什么都可以提，什么都可以谈”。对岸的直接回应是：那就请大陆共党承认，中华民国才是合法政权，台湾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地位。于是，与这种言论相呼应，大陆的拆墙党、公知国粉们就掀起一股怀旧浪潮，包括对民国的政治怀旧、文化怀旧和民俗怀旧。

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一改长期沿袭的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的提法，把国民政府的正面战场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而把共产党的敌后抗战置于其后，这等于把中流砥柱的桂冠拱手出让给了国民党。于是，作为呼应，罔顾史实神吹国民党抗日的影视作品、书籍资料似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在国民政府抗日战绩实在乏善可陈的情况下，竟炫耀将士伤亡人数，炫耀屡败屡战。同时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消极抗日。有关国共两党抗日的话题，很大很广，不便展开。在此只想说明，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借为民国涂脂抹粉来达到否定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一直是公知们惯用的一种“项庄舞剑”式的伎俩。

更有甚者，在军队院校中，有以专门吹捧蒋介石为务的人民解放军教官，竟被御封为理论创新的标兵，临终床上还受到最高领导的亲切慰问。公知们不是很热衷换位思考吗?那我们不妨也换换位：设想一下，在海峡对岸的国军院校里，有一个教官天天公开宣讲毛泽东军事思想，捧毛泽东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领袖，会怎么样呢?马英九会树他为理论创新标兵?会亲至病榻前慰问关爱?政治伦理的错乱颠倒，莫此为甚!

另外，在告别革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标签下，公知们通过肆意夹带民国私货，混淆、颠倒历史是非，以质疑并颠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法性、正义性。

曾几何时，与共产党内部要求由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呼声相照应，告别革命的论调开始流行，由此刮起了一股否定暴力革命的阴风，其矛头直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当政者极力提倡的构建和谐社会施政纲领，又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了他们否定阶级斗争历史，混淆、颠倒历史是非的现实政治依据。

解放后被镇压的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在公知们的笔下和口中，竟都成了开明乡绅、大善人。四川刘文彩的收租院变成了福利院，水牢变成了地下储水池，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变成了乐善好施、造福桑梓。那个曾经因半夜鸡叫故事而家喻户晓的周扒皮则成了一个善待长工、勤劳朴实的厚道人，而《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却变成了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的邪恶之辈。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完全颠了个儿。其用意不言而喻：地主是农村中的精英，是必不可少的农村正能量。共产党发动泥腿子消灭地主阶级，那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是历史的反动。如此一来，否定了土地革命，就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点，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

与否定人民革命的逆流相伴随，就是对民国政治亡灵的借尸还魂。在原来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解放后改了名的“南京大戏院”，竟重新改回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名——“首都大剧院”。改名后，情景意味就大不相同，民国的政治幽魂找到了适宜的躯壳，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们、民国政治基因的遗传者们，又可以整天傍着剧院，过一把梦回民国的政治怀旧瘾了。

至于各地在修编地方志书、地方先贤事迹宣传、地方人物形象展示等方面，国共和谐一体、甚至刻意扬国抑共的现象，就更是司空见惯了。国民党要员与共产党先烈同时出现于人物画廊，杀人者和被杀者并肩亮相，已成了某些地方展现和谐、包容的一道靓丽风景。需要强调的是，历史恩怨不必时时纠缠，在民族大义面前，有时是应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但历史是非不能含糊!国民党屠杀人民的历史旧账必须记清。当然，记清旧账是为了警示后人，缅怀革命，张扬正义。如果在这个原则问题上糊涂，中国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就会陷入正义性困境，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失去根源支持。

对早已被人民所唾弃、被人民革命所推翻的腐朽政权及相关人物的追怀、吹捧，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政治现象。透过这些，我们深感困惑：滋长这种现象的大气候、大环境是怎样营造出来的?好在以习总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重提“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相信，革命理想的凛然正义，将使这些幽魂余孽无所遁形而彻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