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知的博客     轉帖： 章伯鈞，一號右派的一號秘辛 —— 李昌玉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合影。前排左起：譚平山、章伯鈞、朱德、毛澤東、沈鈞儒、李濟深、陳嘉庚、沈雁冰。中排左起：黃炎培、馬寅初、陳叔通、郭沫若、蔡廷鍇、烏蘭夫。後排左起：周恩來、林伯渠、蔡暢、張奚若、馬敘倫、李立三。

......

朱正寫了《“線人”是如何煉成的？——從“馮亦代現象”管窺反右運動中的告密文化》，

說：“看了馮的這本日記，我不禁為章伯鈞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運動之後他有什麼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會落到幾年前張東蓀那樣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動，以收集情況，恐怕各地都有這樣的需要。馮亦代未必是僅有的一例。”

情況確實如此。余英時先生寫的《人生識字憂患始》，順便舉了一個例子龍榆生（1902—1966）。龍榆生是一位著名的詞家，詞學的造詣也很高，尤其在清詞方面。一九五六年由於陳毅的賞識和推介，曾受遇毛澤東招宴的榮寵，當筵獻詞，有"喜得傍太陽，身心全暖"之句。但不知什麼緣故，兩年後他在上海竟被打成右派，不但降級減薪，而且“喪失原有社會地位，朋輩往還遂稀。” 《龍榆生先生年譜》一九六一年條說：“九月二十九日，上海音樂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鍾望陽為先生摘帽，先生賦《賀新郎》（淚涌情難抑）一闋。自此後，先生處境稍勝於前。”

龍榆生為什麼在一九六一年忽然得到“恩赦”摘去了“右派”的帽子呢？《年譜》作者沒有一句解釋的話。但《年譜》保存了兩件官方文書，解答了我們的疑問。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上海音樂學院委員會在《關於龍榆生同志錯劃右派的改正報告》中說：“約一九六一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上海音樂學院在《悼詞》中則說：“在他的最後幾年中，還接受了黨交給一項有關某一部門的專門任務，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

原來他的“摘帽”是有交換條件的，即答應暗中為公安機關“做某對象的偵察工作”。不用說，所謂“某對象”一定是他平時交往很密切的朋友，否則這個“任務”不可能落在他的身上。“配合尚好”、“盡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了肯定”等褒詞證實了他在最後五年中曾向公安機關提供了許多有關“某對象”的秘密報告。

我要補充一句的是，這個“某對象”當然是有相當高地位的人，恐怕也是龍榆生的朋友，不是一般的右派。解放後初期，龍榆生著的《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是兩本很風行的詞選。龍榆生打右派，據說是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指示。

      （2010-5-28於山東大學附中）

                                 瀏覽  (1592) (0) 評論  (1)

作者：  Pascal                       留言時間：     2015-01-28 14:37:55

真知君菩薩心懷，慈愍（從心,敃(mǐn)聲。本義:憂患;痛心的事）眾生；辛苦勞作，獨具慧眼；篇篇精品，振聾發聵；令人叫絕，深長思之。

順手點擊這篇，忽然看見龍榆生（1902年4月26日-1966年11月18日，年僅64歲零6個月！與夏承燾、唐圭璋並稱，為20世紀最負盛名的三大詞學大師之一 ）的名字，他是筆者嫂子的外公。當然,從未聽聞任何“ 約一九六一年起，龍曾協助我公安機關做某對象(好像是施蟄存)的偵察工作多年，配合尚好”的事情，讀來亦是愧辱不驚。就像翻譯大家馮亦代一樣，英若誠幾十年來，接觸任何外國朋友之後馬上撰寫“敵情”戰況，上交組織。東德共產黨垮台後開放的秘密警察保存不知多少萬份檔案顯示，原來整個國家的親朋好友、街坊四鄰中間，遍地是告密的特務。

通篇沒找到和李昌玉有何相關，作者借用李的大名做馬

甲？這不是太自卑啦？張三就是張三李四就是李四，用

名人為自己的筆名，寫出的東西能有說服力嗎？

Joe

李昌鈺

1998年，擔任美國康乃狄克州警政廳長，成為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級警界最高職位的華裔首長。在此之前，他曾擔任康涅狄格州公共安全委員、康涅狄格州法醫實驗室主任和1979年至2000年的首席犯罪學專家。2006年，他設立了“李昌鈺法醫學研究所”。

他鑑識過幾個全球重大的案件，如肯尼迪總統被殺案、尼克松“水門事件、克林頓桃色案、“911事件”、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法醫調查南斯拉夫種族屠殺萬人案及呂秀蓮“3·19槍擊案”等。

                 李昌玉先生因病逝世

   (北京時間2013年6月12日 轉載) 李昌玉更多文章請看李昌玉專欄

(參與2013年6月12日訊）李昌玉先生，因癌症晚期，於今早0點46分去世，享年79歲。李先生57年被打成右派，生前書寫大量評論，他是零八憲章首批簽署者，畢生致力於推進憲政。
李昌玉簡介
1934年生，196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一生從事中國語文（即國文）教學，直到 1994年退休於山東大學附中。先後發表過各種文章約三十萬字，退休後又好攝影，發表過照片約600張，其中有數十張經中國新文社轉發給海外華文報刊。1999年來美國俄亥俄大學探親，一年當中寫下見聞感想約三十萬字，拍攝了照片三千餘張。目前受八十二歲的邵芳女士之委託，回國後將為她整理、編輯、出版《八千里路鴻雁飛——盛勝保和邵芳情書集》，全書約 80-100 萬字。

       楊憲益、英若誠的臥底生涯

由“水流雲在”而“漏船載酒”

(2012-10-28 20:19:30)

道，“如果我們能得到你的幫助，這對國家、對黨、對

我軍都會很有用，尤其是當前的局勢下，海內外敵人又

開始蠢蠢欲動。”

對他的建議我有些不知所措，答道：“可我這人不懂

政治，不知道能做些什麼。”

“能。”他答道，“我們不要你多做什麼，只要繼續和

這些人保持聯繫，注意他們的反應，尤其是對大事件的

反應，隨時通知我們，讓我們有個準備就行。我們不打

無準備之仗。”

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英若誠和楊憲益這兩個有“裡通外國”之嫌的人來說，組織上賦予如此重任，無疑意味着一種特別的信任。而他們原本就打心眼裡熱愛新中國、熱愛共產黨，因此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洗刷自己身上的疑點，其工作熱情也就可想而知了。雷音女士在經傳主審定的《楊憲益傳》中寫道：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髮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他以為身負重任，意味着自己重新得到了黨的信任。他在加班加點地翻譯大量有用或無用的東西的同時，還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時間“交朋友”，進行一系列的“社交”活動；他按照組織的要求如實向“上面”匯報與外國朋友的每一次談話內容……

其實，對於他們的這種心理及由此激發的工作熱情，組織上是早就充分把握了的。因此，從選擇的對象看，組織上顯然比較偏重身上帶有“疑點”甚或“污點”的人，況且這些“疑點”或“污點”本身也使他們具備了某種“隱蔽性”，有助於他們去收集“同類人”的信息，

如由“裡通外國”的人收集海外人士的信息，由“右派

分子”收集“右派分子”的信息，後者如馮亦代。

當然，為了讓他們更努力地工作，組織上也給予了他們相應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儘可能地幫助他們解除“後顧之憂”。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英若誠在自傳中只有兩句話捎帶提及：“他們會先打電話給我，然後派車來接我。通常都請我吃一頓飯，席間話題則隨時局而變。”再簡而言之，就是“派車接送、邊吃邊聊”——這的確符合秘密工作的特點，但顯然過於簡略了。好在楊憲益就此說得較為全面、具體，使我們得以一窺當年秘密工作者的各項待遇：

首先，“神秘人”借給楊憲益“市里一座帶庭院的舊式房子”，說是他的“朋友出國了，房子正好空着。我們馬上就可以搬進去住”，這樣楊憲益得以離開了單位宿舍樓。當然這一“待遇”並非只針對楊憲益，馮亦代也曾說，“臥底”之後，由“一間不到十平米和一間可以容得一床一桌二椅的地方”而“住進了二居室的宿舍”，可見組織上對從業者的住房問題是非常關心的，至於住房大小、租賃還是分配等等，則會根據各個從業者的具體情況包括工作需要等加以通盤考慮。

其次，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但在那段秘密工作期間，

由於“神秘人”的幫助，“楊憲益能定期收到牡丹牌香

煙、五糧液和瀘州大麯、鮮肉和臘腸、帶魚和各式肉類

或水產罐頭……”

（鄒霆《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楊憲益的“特供”，固然與其在家中招待外國客人以獲取信息的工作特性有關，但顯然也體現了組織上對其生活的關心。這方面的情況，在主要依靠“串門”獲取信息的馮亦代的《悔余日錄》（河南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中亦有記錄：在工作成績獲得肯定之後的一九六一年，馮亦代得到了“一些費用，老劉同志說有什麼個人的花費，也可以用”，之後是調整工資，恢復十五級每月一百二十四元。

第三，家人的生活得到特別的關照。楊憲益搬遷之後，“更重要的是為三個孩子辦理轉學手續”，長子楊燁轉到了北京市第五中學就讀高中，大女兒楊熒轉入北京女二中，小女兒楊熾則轉到家門口的船板胡同小學就近讀書（《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而從馮亦代日記中說組織上與他“談了如何幫助馮浩（馮之子）的升學問題和馮陶（馮之女）的入團問題……”可以見出，楊家孩子的轉學應該是得到了“神秘人”幫助的。

房子、票子（甚至還有當年憑票子買不到的東西）、孩子……這樣的工作待遇即便在今天也是極為優渥而具吸引力的，更何況那是在困難時期，特別是政治上又有了“歸屬感”。因此連楊憲益都“加班加點”地工作，“按照組織的要求如實向‘上面’匯報與外國朋友的每一次談話內容”，甚至後來在撰寫自傳時，楊憲益都不會諱言“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我們在那兒愉快地住了三年”。

但有意思的是，英若誠和楊憲益在自傳中對自己的“工作業績”都評價不高。英若誠說，“我答應了彭真的要求。可事實上我沒起過多大作用。”楊憲益則說，“那三年中，我如實地向那位神秘的聯繫人匯報了我的工作情況，但他們對我的匯報似乎不大感興趣，他們準是感到很失望。”不過從組織上對楊憲益的“考評”看（這在英若誠自傳中也是個“盲點”），他的匯報又豈止讓組織上“感到很失望”。

二
組織上對楊憲益工作業績的“考評”，是其自傳中寫得最為跌宕起伏、精彩傳神的篇章之一：

到了一九六〇年，暴風雨猝然而至。他們很客氣地請我去吃飯、聊天，那天的筵席非常豐盛，氣氛也真誠、熱情。但是吃完了飯，我的主人（一個年輕男子，我很少與他見面，但他顯然是那伙人的頭兒）突然問我對歷史人物曹操有什麼看法……聽他突然提出這麼一個怪問題，我不禁嚇了一跳，但我還是回答說，曹操是一位大人物，我喜歡他的性格，因為他喜愛詩歌、女人和酒，他天賦很高，多才多藝。我的主人用神秘莫測的語氣說，他早就料到我會喜歡曹操的，因為他老奸巨猾、詭計多端。他接着又說：

“我想你的性格有與他類似之處。”

接着他突然轉而談另一個話題：

“楊先生，我聽說解放前你曾對朋友們說過，你很喜歡一句中國成語叫‘狡兔三窟’，有這回事兒吧？”

我回答說，我確實說過類似的話，因為當時我不得不兼好幾份工作，我在國立編譯館當翻譯，同時又在幾所大學裡教書，因為當時生計艱難。

“很對。”他打斷我的話，

“不過，這話還有別的含義吧，不是嗎？‘三窟’可能

是指國民黨、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你是不是同

時在為三方面工作呢？”

我震驚得說不出話。原來他們一直懷疑我是個雙重間諜，表面上裝出一副忠於中國共產黨的樣子，實際上是為外國某個秘密機關工作的一名間諜。我受到極大的傷害，感到非常氣憤。他卻冷冷地說，現在該是我徹底交代自己所作所為的時候了。我怒氣沖沖地離開，他們用汽車把我送回家。第二天早晨，他們派人給我送來一大沓書寫紙，供我寫徹底交代的材料。我氣憤地在第一頁紙上只寫了十個字就把那沓紙退了回去。我寫的是：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兢兢業業工作了三年，突然被組織上認定為“雙重間諜”，這是楊憲益沒有想到的，或許也是他直到最後都沒有想明白的。但隨着馮亦代等“臥底”細節的披露，現在即便從非專業的視角看，組織上的判斷也是有邏輯依據、順理成章的：

首先，在接受“神秘人”的任務之初，楊憲益就已經露出了“破綻”。“神秘人”告訴楊憲益，他解放前曾通過一些外國友人特別是西方外交官為中共地下黨收集過國民黨的情報，黨認為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所以決定讓他重操舊業。對此，楊憲益可能還有些“沾沾自喜”，以為自己的“一技之長”得到了組織上的肯定。殊不知，組織上對他解放前的這段經歷一直存有懷疑，“肅反”期間就曾對他進行過調查，只是最終還是無法確定他是否兩面甚至三面間諜。不過，有一點顯然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楊憲益有秘密工作的經驗。但與“神秘人”初次見面時，楊憲益就違反了秘密工作的一條基本準則，他對“神秘人”說：

解放前，我和地下黨接觸的事，我是連妻子乃迭都瞞着的，因為我不願她捲入危險。現在情況不同了，我要把你的建議和她商量一下然後再決定。

“臥底”馮亦代直到遲暮之年都堅守着秘密工作準則，

堅持“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講……連老婆也不能講”，而

楊憲益這個曾經從事過情報工作的“老手”，竟然違

背“垂直領導”“單線聯繫”的紀律，“委婉”地提出

讓妻子加入，這不能不讓組織起疑，更何況在組織看

來，戴乃迭本身就有英國間諜的嫌疑。

其次，楊憲益的“匯報”也露出了“破綻”。楊憲益說“神秘人”對他的“匯報”“似乎不大感興趣，他們準是感到很失望”，並非沒有依據。事實上，早在“神秘人”將其“匯報”由最初的定期改為不定期，又由書面改成口頭（《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之時，楊憲益就該意識到自己的“匯報”缺乏價值了。但自以為忠誠而“如實匯報”的他並沒有意識到，“匯報”的“言之無物”，沒能提供其所交往的“外國友人”中敵特分子的蛛絲馬跡，在組織看來，恰恰是不忠誠，甚至也是他的間諜嫌疑之所在。——這，其實也是我直到“臥底”曝光、“聶檔”解密之後，才漸漸悟出的。而楊憲益的“匯報”之謎也因此得以慢慢解開。

“臥底”“聶檔”事件相繼公諸於世之後，楊憲益對自己的那段秘密工作經歷一定有過回顧。趙蘅在日記體的《楊憲益舅舅的最後十年》（三聯書店二〇一一年版）一書中有段記錄，說的是“聶檔”解密之後的二〇〇九年四月三日在楊家的一段對話，：

媽（楊苡）指着我對舅舅說：“她說我向着李輝，其實我是說那時不叫告密，叫匯報。”舅舅說是啊。

接着舅舅卻說了這樣一句話：“那時也叫我揭發趙學齡（楊憲益在外文局的同事，曾任《中國文學》編輯——筆者注），找我好幾次，我沒理。”

從邏輯上看，楊憲益由“那時不叫告密，叫匯報”一下子轉到“揭發”的確有些突兀，以至趙蘅用了“卻說了……”但從楊憲益的角度看，他的思維其實並沒有什麼大的“跳躍”，他只是在補充說明“匯報”並不等於“告密”，與“告密”類似的是“揭發”，而他連“揭發”自己同事的事都沒幹過。換言之，楊憲益很可能意在間接表明當年的“如實匯報”並不包含“揭發”、“告密”的內容。

這裡不妨再看看楊憲益的獄中“交代”——槍口下的“匯報”。所謂“交代”，當然包括自我坦白和揭發他人。但即便在不交代就“拉出去槍斃”的威脅下，楊憲益也只是“在絕望中將解放前、解放後我所認識的所有親戚、朋友的名字統統寫出來，並一一說明我和這些人的關係。我不知道他們究竟對哪些人感興趣，因此不厭其煩地列出了一百個中國人和五十個外國人的名字”（《漏船載酒憶當年》），然後，“我把他們一個人寫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羅沛霖，比我大一歲，上海交大畢業，學電機的，去過一趟延安。我說的都是好話。就一個人一個人那麼說，大約每個人寫二百字左右……他們看了以後也是很不滿意”（李輝《楊憲益與戴乃迭：一同走過》，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在不交代就殺頭的嚴峻時刻，楊憲益尚且“說的都是好話”，而決不“揭發”乃至“構陷”友人，正如黃苗子在《奇文不可讀》一文中所說：“昔金聖歎有言：‘殺頭，快事也，聖嘆於無意中得之，不亦妙哉！’個中境界，憲益有焉。”（《永遠的求索——楊憲益傳•小序》）雖然此評價如今讀來令人別有滋味，但用在楊憲益身上大體還是貼切的。當然，最了解楊憲益這種品格、境界的還是戴乃迭，當她在獄中被要求揭發楊憲益的罪行時，戴乃迭說道：“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沒有罪行……”（《楊憲益與戴乃迭：一同走過》）

由楊憲益的獄中“交代”再回過頭來看他當年的“如實匯報”，便不難發現其“匯報”能有多大價值。“世界上最好的人”自然不會去做“揭發”、“告密”甚至“構陷”之類的齷齪之事。但“匯報”如果沒有了“揭發”、“告密”（或者“構陷”）的成分，在當年的秘密戰線上還能有多大價值？除了反證他的間諜嫌疑還能證明什麼呢？

第三，戴乃迭的“破綻”。真正導致組織上向楊憲益“攤牌”的原因，據現有的資料看，很可能是戴乃迭的一封信。這封信，即便不是“暴風雨猝然而至”的唯一的直接因素，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當年《中國文學》英文組組長唐笙在一九九九年接受雷音採訪時回憶說：

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出事，戴乃迭看了外電知道了這事，她寫了一封信正式提出意見。她說：“彭德懷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在這兒工作，我們也是人，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那時候我們才知道彭德懷的事。我們都非常老實，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說。我的任務就是把這封信翻成中文，交給領導。這件事楊憲益夾在當中，領導就對楊憲益很不滿。

可以想見，“神秘人”看到這封信時絕不會認為這是戴乃迭政治上的無知，其職業的直覺只能告訴他們：這個英國間諜因未能在第一時間獲取高層變動的重要情報而有些迫不及待了……為了阻止可能的情報外泄，組織上必須向楊憲益“攤牌”，於是便有了上述要求楊憲益“交代”的精彩一幕。

三

但當初讀到那精彩一幕時，我還是有些納悶：既然組織上已經認定楊憲益是外國間諜，令他“徹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為”，為何他在自傳中又說“後來我們決定不再與這些神秘的同志打交道了”，似乎是自己主動退出的，而且還用了鄭重其事的“我們決定”四個字。但通過以上的“比對”閱讀，這些“納悶”也漸漸有解了。

從秘密工作的角度看，一旦發現雙重間諜，組織上一般並不會立即將其“掃地出門”，所謂責令“徹底交代自己的所作所為”，其最終目的還是意在讓其徹底為己所用。也就是說，當時楊憲益還是有可能繼續留在組織內的，只要他表現出對組織的絕對忠誠，努力做出“成績”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楊憲益用“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以示與“神秘人”斷絕關係，可見他的退出絕對是主動行為。

主動退出，看起來簡單，其實不然。因為退出同時也意味着上述房子、票子等一系列工作待遇的“退出”，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小事，因此必須是鄭重其事“決定”的。事實也證明，那三年“愉快”的生活隨着楊憲益的主動退出而告終了——

過了一個星期，那位“神秘人”“臉上掛着靦腆的笑”對楊憲益說：“認識您真高興，不過我的朋友、那位房主最近從國外回來了，所以說我們要把那座房子收回了，您看什麼時候搬方便？”

也是在一九六〇年，楊燁高中畢業報考北大，達到了北大錄取分數線，但最後被另一個分數不如他的幹部子弟取代，他只能就讀北京工業大學。

至於楊憲益的“特供”，那些煙酒魚肉等等自然也都“退出”了。

這大概也是楊憲益成為戴乃迭眼中“最好的人”所付出的代價之一，也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但楊憲益就這麼“決定”退出了。

不過，楊憲益能“全身而退”還是令人不可思議。照理說，秘密工作一旦“入行”，並不是你想退出就能退出的，更不要說“全身而退”，直到“文革”時才被投入監獄勒令交代。這簡直比“反右”時楊憲益寫了“反詩”而未被劃為右派更令人費解。我曾試圖用“戴乃迭是英國國籍，弄不好會造成國際影響”來解釋，但終究有些牽強。近日在“比對”閱讀中旁及雷音的《楊憲益傳》，讀到馮亦代一九九六年談楊憲益當年為何未被劃為右派的一段話，才豁然開朗：

當時沒有碰到他，是沒有辦法。因為沒有他，這個外

文出版社要關門了。你英文誰搞？當然有人可以翻譯，

但是要定稿，要修飾稿子不能夠靠外國專家，外國專家

對中國的東西莫名其妙。因為要用他，所以有人為他講

了話。

由於馮亦代已被揭曉的特殊身份，現在來看，這段話應該是很可信的。而且從語氣和用詞看，其中談論楊憲益“不可獲缺”的那些話，很可能就是為楊憲益講了話的那個人所說的原話。馮亦代雖然沒有透露那人是誰，但從當時的形勢看，那人絕不可能是外文出版社的領導，而且地位應該不低，甚至不在“彭真同志”之下。而他所謂不“碰”楊憲益的理由其實並不充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那不過是“保”楊憲益的“託辭”而已。

那個替楊憲益“講了話”的人究竟是誰，不好推測，只能有待將來解密了。但我直覺，在楊憲益“退出”秘密戰線時，那人一定再次替他“講了話”。

由“水流雲在”而“漏船載酒”，隨着楊憲益那段秘密工作經歷一路跌宕起伏下來，忽然想起他一九九四年接受雷音採訪時說的一段話：

錢鍾書不大好交友，他光看書，書呆子，不大關心政

治……錢鍾書就看得起兩個人，一個是向達，一個是

我。他叫我小楊。雖然我比他年輕，可是對我還比較看

得起。

而我則想說，楊憲益好交友，不光看書，也關心政治，但他還是個“書呆子”。“小楊”雖然是“最好的人”，但“在政治上還很不成熟”。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戴乃迭女兒和楊憲益戴乃迭生前好友

來源：新浪博客 虞非子：坐井觀天齋劄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488500101c1tt.html

       秘密檔案所揭示的聳人聽聞的東德“告密文化”

1949年，在二戰中失利的德國分裂為兩個國家：西邊是民眾只能接受“萬/惡的資/本/家”的“殘/酷剝/削”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成立於當年的5月23日；東邊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成立於當年的10月7日。

奇怪了，從1949年到1961年，竟然有2,686,942名東德人逃往西德去接受“萬/惡的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占東德總人口的1/7。有人曾如此評論：制/度是好是壞不是靠嘴就能吹出來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手投/票，但可以用自己的腳底板進行投/票！

1961年8月13日，柏林民眾發現，一道155公里長、3.5米高的水泥牆，一夜之間就橫空出現在大家面前。事實上，這道水泥牆僅是正式名稱為“反法西斯民主牆”的柏林牆的第一道防線，此外每隔500米就有一座瞭望台，後面還有14道防線。然而，在付出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的慘痛代價後，28年間還是有5043人成功翻越柏林牆放棄了“當/家作/主”的機會。除此之外，還有更多的人繞道波蘭、捷克、匈牙利前往西德。

東德人民軍軍裝，這三名東德士兵氣勢非凡

東德人民軍踢正步

1989年12月的一天，正當斯塔西準備把這1.7萬個袋子運到一個採石場集中焚毀時，民眾沖入了斯塔西總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來。這批檔案如果橫排，可長達180公里。有斯塔西官員後來證實，這些檔案並不是斯塔西當初所存檔案的全部——東德支持西德恐怖主義分子—赤軍旅的檔案，就早已提前焚毀；另有一些檔案，早被一些高/官提前拿走了。

斯塔西檔案館裡眾多書架上密密麻麻的檔案

斯塔西檔案館裡眾多書架上密密麻麻的檔案（賀衛方攝）

自1991年起的16年間，德國官員以“智力拼圖”的方式，手工處理了350袋檔案碎片。按照這個速度，要幾個世紀才能處理完全部檔案。2007年，德國政府決定斥資630萬歐元，利用新開發的軟件技術將這些碎片拼湊起來。軟件的設計者聲稱，如果進展順利，工作將在5至6年內完成。

從已經解密的部分檔案來看，斯塔西1959年大約有1.3萬人，1973年為5.3萬人，1989年有9.1015萬名專職工作人員——也就是，在1989年，每180名東德人中就有一人是斯塔西。而其它東歐國家所公布的數據是：當時蘇聯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為48萬人，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595；捷克1：867；羅馬尼亞為1：1553，波蘭為1：1574。

在整個東德範圍內，還有17.0381萬名非官方的“線人”，占東德18歲至60歲人口總數的1/40分之一。最“牛”的是艾爾福特市，這個僅有30萬人口的小城，“線人”數量高達5萬人。

從1950年到1989年，斯塔西共僱傭了27.4萬人來“維護國家安全”，消除“階級敵人”和“法西斯分子”。

以上數據肯定不是最完整的，因為有部份材料已被銷毀

或無法恢復，還有就是目前恢復工作尚未全部結束。一

位曾在斯塔西任職的上校曾估計，加上偶爾提供告密材

料的人，“線人”的總數應該是200萬。如果他的估計

屬實，那就是說：每6.5個東德居民，就有1人在充當告

密者。

這麼多人充當告密者的結果是：東德有66%的人口受到斯塔西的監控。在柏林牆豎起的28年間，平均每天有8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捕。

這，不免讓人想起了喬治·奧威爾（1903-1950）那預言性的名著《1984》的一個場景：主人公溫斯頓的住所的每一層樓，都有一幅畫着很大臉龐的招貼畫凝視着。你不論走到哪裡，畫面中的眼光總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說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1990年1月15日占領位於柏林的斯塔西總部後，市民委員會代表在清點檔案

也難怪，在經典電影《竊聽風暴》中，只要出現東柏林1984年的場景，每次都有這樣的開頭字幕出現：“公開化無處不在”。

許多人在靈魂的拷問面前閃爍其詞，但鐵證如山的那些檔案卻馬上戳穿了他們的謊言。

德國政府的解密法案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政治衝擊波！受害者們發現：除了警察和官員外，

告密者中還有好友、近鄰，甚至最親近的丈夫、妻子、

父母、子女。每天都有歷史創疤在媒體上揭開，面對舊

體制的黑暗與恐怖，人們先是震驚，然後陷入精神崩

潰，大量家庭因之解體，還有人因無法面對被自己出賣

的親人而自殺，社會瀕於休克狀態。被揭露的專業或業

余線民遍布各行各業，其中不少人曾是最受尊敬的東德

人士，一些政治家、大學校長、主教、作家、藝術家、

體育明星、教師等，頃刻間名譽掃地，不得不退隱江

湖。

如勃蘭登堡前總理斯托斐，做過25年的線民。洪堡德大學校長芬克，定期向秘密警察匯報教授和學生的情況。線民中還有不少是著名球星、作家、教授等。

教會曾是抵抗東德暴政的堡壘，人們一直認為是乾淨的地方，許多反對派的政治活動都在教會中進行。秘密檔案公開後，證明有數千宗教人員、牧師，甚至高級主教與警察合作，充當密探。最令人震驚的是東德天主教的前主管麥西爾，1989年成為基督教民主黨領袖，參與了推翻舊政/權並當選為東德總理，但他早年也當過線民。

安德森是一位才氣橫溢的作家、音樂家、設計師和發行人，但誰也想不到他是東柏林藝術家區的特務總管。他說，他告密因為無奈，如果不合作，就會被拷打甚至致死。安德森向官方密告了許多藝術家，但他沒有懺悔。
... ...
女議員維拉發現，案卷中一份報告詳盡描繪了自己私生活的細枝末節，線民就是與她生育了兩個孩子的丈夫，兩人因此離婚。

物理學家、人權活動家帕皮斯被秘密警察騷擾了20年。為了破壞他的家庭，秘密警察要他的妻子離開他，條件是給她一筆錢、更好的教育機會和出國旅行的簽證。警方甚至還派了一位美男子，做她的情人。此外警方還讓帕皮斯找不到工作，使他的朋友都離開他，還鼓動他的兒子反對他。

艾格爾主教拒絕與當局合作，於是警察派女人去勾引他，並散布謠言說他雞姦男童。1983年醫生突然告訴他，他患了一種罕見的病，必須用藥。服藥後，艾格爾開始衰弱，並一度想自殺。後來他不再遵醫囑吃藥，健康倒恢復了。原來，那名醫生是秘密警察的雇員，警方指使他用抑制精神的藥品損壞艾格爾的健康。
... ...
德意志民族以思維縝密和勤勉敬業著稱，“斯塔西”繼承了這一傳統，將自己的工作徹底“科學化”。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假想的“敵對勢力”，私人空間被肆無忌憚地入侵，搜集到的所謂“情報”幾乎無所不包：從男女間的調情話語，到每星期倒幾次垃圾、工具存放何處，買了何種口味的香腸等等；攝像機被安裝在公共廁所，逐日檢查其中的圖像。無所不用其極的監控手段，文牘主義的無聊和弱智，透露出極權體制的極度不自信，完全陷入了病態的恐懼中。

有人說：以生性多疑而著稱的曹操，在戰勝袁紹並繳獲了他所收到的大量書信後，明知其中有許多是自己的部下寫給袁紹的，但卻下令將其全部公開燒毀。曹操為何會這樣做？並不是曹操不想追究那些叛敵者，他們敢肯定曹操並沒有偷看過那些信件嗎？以後還敢不老老實實地為曹操賣命嗎？更重要的是：曹操還想繼續玩袁紹當初玩的那一套！

東德人無疑是幸運的：他們成功阻擊了斯塔西的焚毀行為，更重要的是西德當局不想玩同樣的“遊戲”。

雖然那一份份觸目驚心的檔案令他們先是震驚，然後陷入精神崩潰，大量家庭因之解體，還有人因無法面對被自己出賣的親人而自殺，乃至整個社會一度瀕於休克狀態。但，他們畢竟很幸運地得到了知情權！

然而，並不是所有經歷類似之事的的民眾都有那樣幸運！

“在歷史中公開質問自己的責任” ——東歐的秘密警察是怎樣形成的（下）

如何在法律框架下對待歷史遺留問題

劇變前夕，羅馬尼亞警察局、內務部和情報局檔案資料被最高機關授意的便衣燒毀。這樣既可以使過去罪惡的歷史無據可查，又可以嫁禍上街示威的學生，給鎮壓製造藉口。其他東歐國家也都存在大量銷毀檔案的現象。東德民眾從劇變一開始對保護檔案就有一種自覺的意識。1990年1月東德的示威民眾占領了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的總部大樓，迫使秘密警察解散，阻止他們銷毀檔案。目前保存下來的告密檔案大約有185公里檔案櫃長，大約1.55萬麻包被撕碎的檔案，現在都存放在馬格德堡，還有47公里長的膠捲，照片160萬張。大量卷宗詳細地記錄了告密的“線人”被招募、領取薪酬、跟蹤、竊聽、匯報的種種行徑。

在東歐國家，如何對待那個時代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行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國家考慮到秘密警察的活動範圍涉及的人群廣博，唯恐檔案公布以後導致社會波動、人際關係要重新洗牌，所以銷毀、封存檔案，試圖既往不咎。但也有一些國家主張清算此種行為。

2009年4月10日在“黑色星期六”罹難的波蘭前總統卡欽斯基，1981年因團結工會事件被秘密警察告密而關押，這段經歷讓他對共產專制國家的秘密警察制度深惡痛絕，他甚至不惜在此問題上與主張“既往不咎”的瓦文薩分道揚鑣。他當選總統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重新審查當年的秘密警察和告密者。他發誓要清除前制度的殘餘，要求公務員、大學教師、媒體人員等公開聲明當年是否與秘密警察合作過，並促使議會通過《清查法》。此舉涉及甚廣，據說牽扯到70萬餘人，一時間在東歐引起很大震動。

劇變以後，德國在整理和使用斯塔西檔案過程中摸索出一條不同于波蘭的獨特經驗，在東德遺留下來檔案基礎上於1991年成立了第一任斯塔西檔案委員會。起初它只有52名員工，現在已發展到1600人。委員會的第一批信息被用於對受害者進行賠償，對職員進行核查。1991年12月底《斯塔西檔案法》開始實施，該法律至今已進行了七次修訂。從1992年1月2日起，公民可以查看自己的卷宗。斯塔西檔案委員會的任務是將斯塔西的結構、任務和職能公之於眾，為從歷史、政治、司法和社會發展等方面處理紅色專制遺留問題做出貢獻。檔案委員會通過公開提出如何處理歷史問題，促進公眾參與對集權主義及其結構的討論和反思。從此開啟了“正視歷史”的過程，把斯塔西變成一個喚醒記憶的場所。1991年底生效的《斯塔西檔案法》為如何獲取檔案信息提供了法律框架，受到斯塔西監視的個人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檔案，從而了解斯塔西是如何決定了他們的人生命運。此外，檔案還有助於對重要崗位的官員和職員進行核查。學者和新聞工作者也可以申請查閱卷宗，以便從事歷史研究和公民教育項目。

由於斯塔西偵聽、跟蹤、攝像和私拆信件、檔案嚴重地侵犯了個人的隱私權，這些檔案文件與普通檔案不同，是要依據嚴格的隱私保護政策謹慎處理的，檔案只能用於特定的用途，而且要遵循《斯塔西檔案法》中的規定。檔案委員會總部在柏林，在前東德的各區首府設有12個辦事處，分別保存當地的檔案。2011年9月30日聯邦議會通過了《斯塔西檔案法》修正案，其中第33條a款規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員在檔案委員會中任職。修正案還對公務人員的核查規定進行了修正。

2011年11月上旬，我們在德國朋友的安排下走訪了德國的一些單位和個人，專程去前東德的國家安全部進行了參觀和座談。在11月7日前蘇聯十月革命節的這一天，我們來到了東德人曾談之色變的“斯塔西”。斯塔西檔案館館長楊·羅蘭德先生帶我們參觀這個曾經畸形發展的龐然大物。下面一些數字可以形象地描述斯塔西的性質：斯塔西是東德最大的部委，甚至超過其他部級機關的總合。有的國家部委只有1棟大樓，而斯塔西卻有49棟建築物，約9萬正式員工和19萬的“線人”隊伍，其中1萬人是未成年人，2萬人在西德，甚至很多人原來就是納粹人員。這兩項相加約占總人口的2%。它在國家的地位絕對是支配型的、不可一世的“主角”，其他部委的工作都要為它讓路。

在斯塔西展館裡有一種特殊機器叫“拆信機”，它的主要功能是把郵局裡分揀出來的可疑信件拆封拍照。一般來講，出入境的信件要全部拆開拍照，國內的信件受到懷疑的要拆開拍照。在機器的協助下，東德國安每天約要打開9萬封信。

坦率地說，在來到斯塔西之前，我已經有相當的心理準備，因為我畢竟已經看過斯塔西的母體——蘇聯的克格勃總部機關盧比揚卡。但是在參觀完斯塔西後，我仍然感到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和不寒而慄的心靈震撼。這一套無可匹敵的精確、結構嚴謹、完備、龐大的秘密警察系統，真是叫人嘆為觀止，東德人的工具理性在特務活動方面真可謂發揮得淋漓盡致。看了斯塔西才深深地理解到，為什麼說“專政機器是萬能的”。

斯塔西櫥窗里有三句話讓我們這些中國的參觀者心領

神會，啞然失笑：第一句是“作為秘密警察應該無所

不知”；第二句是“這些內容不能在電話里講”；第

三句是“表面上看起來很穩定”。

“斯塔西是我們反思歷史的寶貴財富”

下面是我們在與斯塔西檔案管理委員會的人員座談時的問答：

問：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情況下，國安的撥款是多少？東德政權的最後一年國安費用占GDP的多少？肩負有特殊使命的“線人”的分布狀況是怎樣的？

答：數字至今不明，但是非常龐大，因為秘密警察的很多經費都是用民用的名義來支出的。總之秘密警察隊伍的開支無疑是國民經濟支出中很龐大的一項。線人的密集程度在各個領域有所不同，國防、軍工、涉密單位、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線人分布比較密集。

問：紅色專制時期“線人”的人數是多少？被監視對象的人數是多少？與1930-1940年的法西斯監控猶太人的行為相比，哪一個更厲害？

答：1989年時大約有占總人口1/95的線人，共18.9萬人，具有線人行為的人數量會更大，但各個時期會有不同。蓋世太保時期告密的人多於斯塔西，那個時候的人口基數也要遠遠大於東德人數。據不完全統計，在種族優越論的大肆宣傳下，1930-1940年代大約有60萬線人。但是東德很多人是主動告密的，所以才發展了這麼龐大的線人隊伍。

問：斯塔西檔案的可信程度如何？1989年是如何發生逆轉的？

答：斯塔西的檔案是完全可信的，因為國家建立這樣龐大的系統是在為自己服務，它不可能自己騙自己，所以絕對具有可信度。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也得到當事人的證實和大量的信息正反饋。

1987年國安和秘密警察就給德共中央上書說，我們現在還可以抵擋一陣子。但是，控制“公共話語”的能力在不斷遞減，投入和產出越來越不成比例，所以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否則我們就抵擋不住了。斯塔西向來稱自己是國家的矛與盾，是最堅強的銅牆鐵壁。他們發出這個信息說明國安已經感覺到大事不好，專政機器已經運轉不靈了，只有他們知道這個表面上堅固無比的體系內部是多麼脆弱。

東德最大的屏障是“柏林牆”。從1961年柏林牆建立以來，逃亡問題就一直無法根治。國家花了很大的物力人力控制人口外流，最後幾年東德甚至不惜花費大量外匯保證柏林牆的屹立。1980年代末，整個東歐都動起來了，我們的人民也走上了街頭要求自己的權利。他們使統治者意識到不能照樣維繫下去了。1989年我們這裡發生了感人的和平革命，當年的中國讓我們震驚。我們認為，這場公民運動一定要進行理性的非暴力抗爭。

問：斯塔西與克格勃相比有什麼特點？它的這套工作是否得到克格勃的指導？

答：克格勃是斯塔西的母體，它當然是從那裡派生出來的。共產專制國家或多或少都從蘇聯學到一些東西，按它的體制建立的，就主導思想來說沒有什麼不同。但東德也有自己的特點，德國人發達的工具理性在斯塔西的工作中也發揮得淋漓盡致。它顯現出來的縝密、嚴謹、管理細緻、記錄完整、檔案資料龐大且井井有條是其他同類國家無法比擬的。可以說所有的偵聽、私拆信件、監視、拍照、錄像和跟蹤工作環節以及領取報酬都有完整的記錄卷宗。

但是東德殺人不多。從1956到1965年因為告密而獲罪被殺害的有67

人，不像蘇聯大肅反那樣大規模殺人。

檔案的完整性對劇變後的甄別工作也非常有用，可以還原出更為真實的歷史。比如像波蘭、捷克之類的東歐國家，劇變以後的檔案遺留不完整，尤其是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工作檔案被大批銷毀，很多事情就變得撲朔迷離了。當然東德也把最關鍵的部分給毀掉了。之所以一定要還原撕碎的檔案，說明它的價值意義非凡。在人類歷史上很少為了控制人而製造出這樣龐大的監視系統，製造出這樣一種不信任自己人民的管理模式。

問：有沒有關於普京的檔案？

答：在蘇式體制中蘇聯人是老大，東歐國家中有許多鐵杆“親莫斯科人士”或者“雙料間諜”，他們會把國內的情況率先通報給蘇聯人。一般來講，兄弟黨都不敢搞蘇聯人的情報，因為這樣弄不好會砸了自己的飯碗。

問：東德在國民經濟中計算機的運用比較普及，在秘密檔案中是否如此？

答：1980年代的時候斯塔西的人也在討論，要不要搞電子化、數碼化，這樣從管理和節省人力的角度說，會大大提高效率。但是從保密的角度考慮，他們害怕泄密，害怕新技術的擴散面大，容易被人竊取，所以雖然也引進了新技術，但是進度很慢，使用起來也非常謹慎，也正是這種“落後優勢”的手工操作才得以留下大批檔案。在所有的碎紙機連續工作報廢以後，人工撕碎畢竟要慢得多，留下了1.55萬麻包碎片。計算機上一個指令“刪除”就什麼也留不下了。

德國人都知道，第三帝國留下的是“如山的軍隊”，

東德留下的是“如山的檔案”。

我們剛接手斯塔西的時候面臨很大的挑戰，一方面專業人士嚴重短缺，因為檔案數量太龐大、種類太混雜了，既沒有任何索引，也沒有歸類編排，剛開始接手的時候完全沒有頭緒，全靠我們一點點摸索出來。目前我們檔案管理委員會有1600人，聯邦預算每年有9000萬歐元的撥款，主要用於人員的工資和材料費用。檔案的整理和碎片復原是一個漫長而細緻的工作，在這裡工作人員心理負擔很重，他們每天都要面對這些突破人類心理底線的記錄，心理壓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問：如何使用斯塔西檔案？會不會有使用不當的負面作用？

答：我們有一套嚴格的制度約束，立法清晰，考慮到了使用過程中的各種情況。政府機構不通過議會就無法使用這裡的資料。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嚴守保密協定，進庫必須是兩人同時在場，有嚴格的登記手續，不能查閱他人檔案，個人檔案中涉及其他人部分都被塗黑，因此不會出現以檔案敲詐他人的現象。

問：現在聯邦的國安是否利用這裡的資料？是否進入絕密檔案要由內政部決定？

答：新的立法很快就會出台。在統一合約中提出一個說法：“我的檔案是我的東西”。1991年東西德合併的時候，這句話被寫進統一合約中去。2011年9月30日聯邦議會通過了對《斯塔西檔案》的修正案，其中第33條規定，禁止前斯塔西雇員在檔案委員會中擔任職務，同時對前公務人員核查規定進行了補充修訂。

1989年時有人提議在聯邦政府的領導下建立一個專門的機構。西德當時要求我們把檔案搬過去，但是爭議很大，最後同意保留在斯塔西的原址上成立管理委員會，建立“斯塔西博物館”。現在有關納粹歷史的檔案是可以借閱的，關於斯塔西檔案的使用情況，議會中仍有不同看法，可能還會有所變更。我們的宗旨是既要有利於使用，又要保護個人的隱私。我們有自己的科研中心和網站，發表、出版一些有關這方面的書籍和論文並定期發表信息，但是對媒體的報道不出面加以評論，不干涉公共輿論。

問：現在斯塔西檔案在德國政治生活中發揮着什麼樣的作用？

答：斯塔西的檔案現在成為我們反思歷史的寶貴財富。只有在過去的歷史中公開質問自己的責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對一些重要歷史問題進行反思是十分必要的。牢記它並不是強調仇恨，而是為了讓人們從中吸取教訓。前體制最大的特點是屏蔽真相，遮蓋真相，歪曲真相，以記憶模糊叫人遺忘，以謊言代替真相，而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讓人們看到這一切，知道我們從什麼樣的歷史中走來。

問：有些國家的《國家安全法》中，都提及國家安全機關有“採取技術偵察”進行調查的權利。怎樣界定它與違法行為的竊聽呢？

答：必須要有相應的細則規定，對所採取手段的限制和應用程序的司法根據。否則，任何違規的行為都可以在“國家安全”的藉口下無限擴大，東德當初也是在“為了祖國”的名義下發展出龐大的線人隊伍。如果缺乏相應的法律規定，即便受到侵權被竊聽公民的行為被發現，受害人也無法訴諸法律程序。正因為考慮到這一點，很多國家在這方面都有相應的法律約束，在這些在法律條文中嚴格劃定了監聽的主體、使用條件和程序，同時也明確了各種非法監聽的法律後果，以規範執法部門濫用職權竊聽公民的行為。

公開監聽以及其他偵訊手段的倫理討論對整個社會都有啟迪意義。德國電影《竊聽風暴》就是以斯塔西為原型拍攝的影片。它揭示了在共產專制時期國安滲入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缺乏法律支持的偵訊行為無視民眾的基本權利，實行人與人背靠背的相互監督，導致社會倫理價值的崩潰和人際關係的“無底線”突破。眾所周知，是柏林牆和斯塔西導致了東德的垮台。

這種政府把所有人當作“敵人”一樣防

范，靠“圈禁”和“特務政治”的“維

穩”手段一經公開，民德統一社會黨的

合法性瞬間就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種踐踏人權的現象是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是經不起“公開性”考問的。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前體制者”至今不能原諒戈爾巴喬夫、視他為“叛徒”的原因。另外，控制社會的成本越大，鏈條越長，就越不真實，分析辨別的能力就越差，體系便容易走入“情報誤導、誤判”的死胡同。

從這一點說保留斯塔西檔案的必要性怎麼估計也不過分。我們努力就是讓我的檔案只屬於我自己，以後每個人都不再成為被斯塔西卷宗控制的工具。歷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的醜惡的部分。人類文明是一條羊腸小道，旁邊充滿了沼澤、陷阱和歧路，稍不留神就會走到岔道上去，所以我們要避免糊裡糊塗地向前看，告誡人們不要不長記性地重犯過去的錯誤。對待過去歷史的態度、有什麼樣的“公共記憶”已經預設了未來的道路。

我們看到了一種可貴的“民族警覺”

德國人的自覺反思和拒絕遺忘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看到了一種“民族警覺”的可貴品質。

他們不斷告誡自己，我們是從一種什麼樣的背景中走出來，我們犯過什麼錯誤。為了防止過去的悲劇重演，就是要不厭其煩地進行自我質問、自我反省，因為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辦法。他們說，後人對我們的評價，是把我們與其他民族放在同一個天平上加以比較，所以我們對自己的過去不能置身事外。對此其他民族也有類似的警醒，索爾仁尼琴曾說：“縱然謊言鋪天蓋地，縱然謊言主宰一切，我堅守的最起碼一點，不讓謊言通過我興風作浪。假如我們連不參與撒謊的勇氣都沒有了，我們就真的一錢不值了，我們這個民族就無藥可救了。”捷克作家克理瑪說：“如果我們丟掉了記憶，我們就丟掉了自身，遺忘是死亡的症狀，沒有記憶我們就不再成為人，抗拒死亡就是抗拒遺忘。”

這個社會稀缺的是真實和勇於承擔責任，如果一個民族可以抗拒遺忘，抗拒虛假、抗拒偽造歷史、抗拒一元化史觀，那它就能夠戰勝自己，就能夠從自己過去的陰影中走出來。否則記憶不全的和缺乏集體反思能力的民族，就會重蹈覆轍。

已經成為“記憶博物館”的斯塔西向人們警示，由於一個體制缺乏合法性，經不起自由認同的選擇，就不得不把所有創造力用於恐嚇和監視具有離心力人群身上。它像章魚一樣把觸角伸向各個領域，所以它就會畸形發展，無限擴大，以至於發展到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制度的國家機器。這種癌變般的國家機器企圖利用個人的恐懼心理和自我保護的弱點來進行統治。它以潛意識的追逐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為誘餌，編織起一張把每個人都網羅其中的大網，以“告密文化”來衡量對現政權的忠誠度。

在這種氛圍里，一方面政府鼓勵人們大義滅親，對身邊的親人、朋友、熟人“打小報告”，公開招募“告密者”，另一方面製造驚恐不安的恐怖氛圍，迫使人們向強大的專政機關靠攏，把社會劃分成“專政者”和“被專政者”，劃分成盯梢者、竊聽者、告密者的線人和被監視者。很多自願告密者認為，只要充當了政府的眼線，最起碼可以保障自身的安全。孰不知線人背後又有線人，盯梢者背後又有盯梢者，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種不可知的恐懼當中，每一個個體都成為裝在檔案卷宗里的“黑材料”。告密文化像毒素一樣快速傳染，人們彼此毒害。這是一個道德徹底崩潰的社會的末日景象，人人都深陷自保的泥淖中。在這個惡性循環中，每個人都可能是其中的一環，形成了公眾與制度間的“共謀關係”。到處都可以見到人性的掙扎和自甘墮落的博弈，人們不斷地發問：“是做螺絲釘還是做自己？以權力來決定對錯和善惡的盲點在哪裡？”

利用國家機器實行“紅色專制”的恐怖氣氛和喪失自我的秘密警察體系不但違反左派理論，也違反人性。竊聽和私拆信件是對公民言論和通信自由的最大傷害，針對普通人的竊聽觸犯了法律的底線，這是公民維護人格尊嚴的必要條件，無論對個人隱私無論以何種方式竊聽竊取，都是對公民生活的強行介入。它已經觸犯了人權的底線。一個良性的社會可以誘發出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一個社會的價值觀若是被告密文化所籠罩，就會激發人性惡的一面大行其道。製造恐懼的人本來是要使別人失去安全感，但令製造者始料未及的是，最後連他自己也生活在恐懼之中。不正常的社會在敗壞着每個人的生活，統治者自己也概莫能外。東德的張牙舞爪的怪物“斯塔西”已經死去，但是在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斯塔西在興風作浪，對此我們要牢記斯塔西管理委員會的那句話：“在歷史中公開質問自己的責任！”

把這段潛藏的記憶裸露出來，並不是再次把那些曾經迫不得已助紂為虐的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他們推上審判台。他們說：“我們努力就是讓我的檔案只屬於我自己，以後每一個人不再成為斯塔西卷宗里的控制工具。讓民眾們記得我們所有的人都曾經生活在驚弓之鳥的環境中，要讓每一個人有尊嚴地生活，就不能無視體制魔力下的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