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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只有爱国主义没有国际主义的中国

    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叙述中，看不到世界对中国的援助支持，只看到对中国的欺负羞辱。这样的教育把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说成充满紧张对立，中国发展成就的所有资源和动力似乎完全来自中国内部。这种理解潜藏于大众心理，其长期后果比任何对具体史实的隐瞒、否认和歪曲更有害

    老高按：中国全国各地建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的，当时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到大量这方面的资讯。却没有想到，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也被列入了，而且规格甚高，进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列。从美国德拉瓦大学历史学教授程映虹的文章中知道，这是1997年列入的。
    程映虹教授的这篇文章，以其一贯的风格，从容冷静地、充分说理地，讲述了将周口店遗址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荒谬之处，并进而探讨了更多深一层的问题，包括这一类举措折射的民族心理缺陷、当局为“泛爱国主义”推波助澜的贻害，等等。
    我一直喜欢读程映虹教授的专著和文章。近20年前，读他的《卡斯特罗传》，就感到大开眼界——不仅对卡斯特罗的种种事功行状、奇谈妙论大开眼界，也对程映虹教授观照其人的多角度、多层面、独具慧眼、别辟蹊径大开眼界。他是研究红色专制国家和国际共运史的专家，我后来读过他对苏联、东欧和越南、柬埔寨等许多国家共产主义历史罪行、统治特征和转型规律的专著和文章，尤其是近些年，他在国内发表了大量文字。这些选题，他山之石也好，前车之鉴也好，对于探索中国转型出路的参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虽然——我推测——他在国内发表文章，不得不适应当局严管言论的口径；但是另一方面，他一定也得琢磨如何更尊重国内读者，一定也得探索更能让他们接受、更能说服和影响他们的思路、态度乃至分寸。他在这些方面的拿捏，也值得我们参考。
    直到去年，在费城举行的亚洲学会年会上，我作为听众，才见到程映虹教授，在他做学术报告的间隙，与之简短交谈。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对他专访，当面请教许多问题。

周口店遗址“被爱国”说明了什么？
程映虹，《纵览中国》

    程映虹教授在2014年3月于费城举行的亞洲学会年会上做学术报告。（高伐林摄）

    1961年，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个遗址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它被列入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天，这三块牌子在周口店遗址并列。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定位于是从远古文物遗存和文化遗产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意义。这本来有关公战秦琼之嫌。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但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欧洲或者非洲国家把在它们境内发现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民族主义。
    对于任何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周口店遗址的重要性是自然史和人类演化史意义上的，和后来产生的国界和民族的概念完全无关。如果非要让一个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负载政治教育的使命，那么倒有充分的理由说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它在世界人类进化史上地位的确立完全是国际主义的产物，凝结了世界很多国家科学工作者的心血，体现了科学无国界的普世性原则。
    无视或者淡化明显的国际主义内容，同时却用放大镜寻找或用聚光灯突出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严重失衡，甚至是国际主义的完全缺位，是当代中国建立在历史叙述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一个只有爱国主义没有国际主义的大国，是一个心态纠结的畸形巨人。

    （一）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爱国主义日渐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周口店遗址的政治符号作用越来越突出。北京地区很多学校将它选为入团入队、社会实践活动和清明节扫墓的地点，一些全国性重大活动选择它作为点燃火炬或者火炬接力仪式之处，例如1993年全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长安街上象征中华复兴的“中华世纪坛”上的长明火不但采自周口店，而且由古老的钻木取火方式点燃，以接力的方式在1999年和2000年由一系列跨越千年的国家政治仪式来完成。
    一个几十万年前的猿人遗址究竟和爱国主义有什么关系？
    从一些最常见的介绍和宣传来看，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当初参加和后来主持发掘的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等）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对中华民族的奉献，他们甚至死后都埋葬在这个遗址。第二，1929年裴文中发现的那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侵略军掠走，至今下落不明。所以这个遗址也会提醒人们民族耻辱的历史。
    以上这两个原因虽然可以挂靠到爱国主义，但问题是在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具有爱国情怀的科学家很多，每个辛勤工作的科学家都可以说他们是为国奉献。此外，考古这门职业对从业者的要求本身就特别具有奉献的性质，中外都是如此，这是职业使然，和爱国主义没有必然联系。
    至于让人联想起“民族耻辱”的地点和事件，如果较真起来的话，在中国也比比皆是，例如曾经被日本人占领过的每一个城市的城门都可以让人回想起当年侵略者铁蹄的践踏。
    所以，用以上理由解释周口店猿人遗址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似乎并不充分。

    （二）

    更重要的是，如果用以上原因来说明周口店遗址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话，那么有充分的理由来论证它更应该是国际主义的教育基地。
    走进2014年五月刚落成的周口店猿人遗址新展览馆，第一个展厅介绍的就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它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的确立。在这三个方面，其早期阶段起决定作用的都是国际科学家、外国的研究基金和外国在华科研机构，指导发掘和研究的都是在中国以外发展起来的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和概念，参加发掘的中国科学家或是留学西欧、或是直接受到欧美科学家的指导，手把手地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对化石的发掘、辨别和整理。

    以下把有关基本事实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周口店的古人类化石最初从本地文化中的“龙骨”到科学家眼中的类人猿遗骨，这个认识的转变是由一个名叫施洛塞尔的德国古生物家根据一个德国医生特意从中国带回的一颗“龙骨”牙齿化石完成的，时间在1903年。第一个认识到周口店可能有古人类活动遗址并开展发掘工作的是瑞典地质考古学家安特生，时间在1921年。第一个在这里发现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是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担任安特生助手的斯丹斯基，时间是1926年，这是周口店发掘史上第一个重大成果。
    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是下一阶段的主角。他是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是他将那两颗人类牙齿化石的研究写成论文，发表在英国的《自然》和美国的《科学》杂志上，使得周口店化石进入了国际科学界的视野。他又通过瑞典古生物学家布林的关系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笔经费，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美国资助的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于1927年进入周口店展开大规模发掘。
    正是在这次发掘中，布林发现了又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类牙齿化石。步达生在将它和斯丹斯基发现的那两颗牙齿化石加以对照后，给它们所属的那个古人类起了一个学名“中国猿人北京种”，同时又起了一个俗称“北京人”。
    因此，步达生不但是周口店遗址第一次大规模发掘的主持者，也是今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北京人”的命名者和第一个重要的研究者。1934年他在办公室中突然去世，当时他的头衔就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手下带着一批中国学者和学生。
    假如步达生是一个中国学者，按照中国人习惯的政治教育思维，一定会说他为祖国的古人类研究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口店的爱国主义先贤榜上一定会有一个更生动感人的事例。

    但步达生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加拿大人，所以尽管他死在工作岗位上，对爱国主义宣传也毫无用处。但换个角度，为什么不能把他塑造成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就像他的同胞白求恩那样呢？既然周口店遗址承载了如此沉重的爱国主义使命，为什么就容不下哪怕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主义典型呢？
    在步达生之后，从纳粹德国出走美国的犹太裔体质人类学家魏敦瑞在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任上应聘接任步达生的工作，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职位，继续指导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魏敦瑞对于“北京人”的研究最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是他基于对当时出土的大量化石的系统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把“北京人”放在了人类起源研究的中心，为今天国际人类学界有关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即非洲和东亚都是人类尤其是智人起源的地方）奠定了基础。这个理论无疑突出了以“北京人”为代表的中国古人类在世界人类演化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魏氏流风所及，泽被今日中国民族主义中有关“祖先”的历史想象。就凭这一点，今天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应该特别感谢魏敦瑞。
    此外，魏敦瑞对“北京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以及在他催促下复制的很多化石模型，在原始化石材料在日本军队手中失踪后成为最重要的替代品。北京人头盖骨发现后一直存放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魏敦瑞安排由在华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等一批化石运去美国保护起来，未料被日军中途劫走，至今下落不明。在今天与北京猿人有关的一些爱国主义叙事中，这个历史悬案把“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含含糊糊地牵扯了进来，和日本侵略军放在了一起,成了把“我们祖先”的头盖骨从中国抢走的劫犯。

    （三）

    似乎苍天有眼，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管欧美人到1929年为止是发现、发掘和解释北京猿人的主角，但最重要的发现还是留给了中国人去完成。1929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年仅25岁的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1936年10月到11月，同样只有20多岁的发掘现场技工贾兰坡竟然一连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今天，很多人都把裴文中和贾兰坡的名字和“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联系在一起。但如果真要计较的话，他们的成就显然是在欧美学者主持下进行了大量发掘的基础上的继续，是那些科学家把他们放在了做出最终发现的位置上，更不要说他们的相关知识和训练也来自于这些外国专家。
    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文化，在论功行赏时一般都喜欢突出集体的作用，个人再杰出，也必须放在集体的意义上来评价。考古发掘尤其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完全不同于基于个人努力的学术研究。例如相对论以爱因斯坦命名，无人对此提出异议。如果裴文中和贾兰坡是在1949年以后作出这样重要的发现，很有可能他们的名字就不会这么紧密地和这些发现联系在一起。
    裴文中之所以主持了发掘，是因为步林辞职，离开了周口店的发掘，而当时另一个法国人德日进前往中国其他地方考察。德日进曾担任法国地质学会会长，在法国发现过一个猿人牙齿。他在中国也工作了十几年,担任过周口店发掘的顾问。裴文中说自己考古发掘的工作方法得益于这位法国科学家，他的古生物知识除了来自当时参与指导发掘的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杨钟健（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当时和德日进一起离开周口店前往外地考察）外，都来自于德日进的口授。
    正是在步林、德日进和杨钟健离开了他们一起工作了很久的周口店发掘现场后不久，裴文中发现了猿人的头盖骨。1934年他应法国旧石器考古专家步日耶（此人为周口店化石做过很多重要鉴定）之邀前往法国留学，当时步达生已去世，于是杨钟健推荐跟随裴文中数年的发掘技工贾兰坡主持周口店现场的继续发掘。两年后辛勤工作的贾兰坡好运连连，几个月内发现了三个猿人头盖骨。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后，长期资助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的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增加了款项，使得中国地质调查所能以4900银洋的价格从周口店龙骨山的“地主”鸿丰灰厂手中将龙骨山购买下来，成为中国国家财产。

    （四）

    以上的史实都来自周口店遗址出售的有关历史资料，网上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到，属于大众历史教育和科普性质，任何关心这段历史的人都可以轻易收集到。
    这些基本事实充分说明，如果非要给周口店猿人遗址找到一个政治教育的内容（虽然笔者并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全文不过是对周口店遗址“被爱国”的反思），那么国际主义比爱国主义更有历史根据，至少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事实说明中国学者的贡献是在这个国际主义的大环境下做出的。
    这些基本的历史材料也说明，在周口店遗址和北京猿人问题上，欧美学术界和基金会没有依仗学术“话语霸权”和经济资助“欺负”中国人，而是从学术标准和科学价值出发。
    考古学、人类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对当时的中国学者是完全陌生的，其知识传授的方式甚至如裴文中所说是依靠欧美学者的“口授”。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那些欧美大牌学者对他们的中国学生和同事有任何的藐视和轻蔑，没有以项目“老板”自居把他们作为自己的研究助手任意使唤，更没有抹杀他们的贡献甚至把他们的发现据为己有。
    即使地位“卑微”如没有大学学位的技工贾兰坡，当事实证明他能胜任主持发掘工作时也就被委以重任，一旦他做出惊人发现时其贡献随即被承认并在世界上广而告之。我想，无论是裴文中还是贾兰坡的贡献，放在哪怕是显赫如像法国地质学研究所所长或者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的身上，都是一辈子最光荣的成就。
    北京猿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在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它把人类演化的历史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从当时能够确认的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的10万年左右推进到50万年左右。中国在世界人类学和人类发展史上突然从默默无闻到处于聚光灯下的中心地位，而且最重要的头盖骨化石都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发现的。欧洲学者不但把这个古人类称为“北京人”（“北京”这个名称本身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就有象征性意义），而且据此提出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多元论。
    所有这些，虽然都是在科学的范畴内用学术的语言来表达的，但对于当时的中国科学界乃至很多普通人来说，又何尝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暗示。我想，周口店遗址之所以“被爱国”，和这个难以明言的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

    （五）

    然而说到这里，还没有触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中国当代爱国主义之间被构建出来的最“血肉相连”的关系：北京猿人被认为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
    这个祖先和后代的关系，为当今中国民族主义言说尤其是“中国人”的认同提供了一个最原始最具有“凝聚力”的因素，是其他任何“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难以替代的。周口店遗址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其本源在于此。与此相比，中国科学家的爱国精神和帝国主义的掠夺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们并不是周口店遗址独有的历史，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并不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些借助周口店猿人遗址开展的国家政治仪式都是把50万年(最新鉴定是75万年)前的“北京人”作为当今中国人的“祖先”来崇拜、祭奠，甚至吸取精神力量的。北京猿人是“我们中国人”的祖先这个概念，不但在中小学生中，就是在成年人中也是很普遍的。
    “我们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悠久的没有间断的文明，而且有地球上最古老最单纯的血脉。这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爱国主义观念，其对原始性和生物性的诉诸，已经超越民族主义，迹近种族观念了。
    这里首先涉及一个科学界至今没有公认的答案的问题：数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究竟是不是今天中国人的祖先。DNA的测试结果是今天的东亚人是大约距今不到十万年时从非洲抵达这里的智人的后代，北京猿人和类似的直立猿人没有进化为“我们”的祖先。不但中国，世界范围内的基因调查结果也是如此—世界各地的当代人类都是约二十万到十万年前走出非洲的那批智人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现代人类起源的一元论。
    但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有很多考古学和人类形态学上的证据，对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猿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连续进化到智人阶段这个理论有利。这就是现代人类起源的多元论。世界范围内就整个国家的古人类学界而言，只有中国主张这个多元论。但这个今天很多中国学者坚持并一直在寻找证据的多元论，最初还是芝加哥大学的魏敦瑞这个欧美学者奠基的。
    因此，在遗传学界和古人类学界对北京猿人究竟有没有进化为现代人类还没有一致的答案时，主流意识形态和通俗文化认定它就是中国人的祖先，并将它吸收进爱国主义教育，按照官方近年来的“科学发展观”或者一直以来提倡的“尊重科学”和“实事求是”，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而且有提倡种族言论之嫌——不过中国人意识不到这是种族观念。和种族问题有关的政治正确性的观念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其次，即使假定将来有更多的证据有利于多元论，北京猿人确实连续进化到现代智人，或者和后来的智人发生某种混合，这种血统关系对于一个具有清明理性和科学常识的国家来说和当代国族认同乃至爱国主义也不应该有任何联系。在社会发展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近几千年的“中”外交流在族群和文化上产生的强大的混合性和复杂性，早就使得几十万年前的那个生物单一性显得微不足道了。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周口店遗址的“爱国”性在很高层的官方言论中又呈现出某种模糊。例如，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刘云山为《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每个“基地”有专册介绍）撰写的总序中，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华文明”历史演化中第一个被提及的地点。

程映虹教授在亞洲学会年会上演讲时也举了周口店这一例证。（高伐林摄）

    （六）

    回到本文时开始的话题。中国政府1961年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将它列为世界文物遗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它们都是非常合适的定位。但从9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却被赋予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意识形态使命。
    然而考诸遗址发现和发掘的历史，如果真要给这个遗址贴上一个意识形态的标签的话，应该说国际主义比爱国主义有更充分的根据。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周口店是在外国，而为它的发现、发掘、阐释和国际地位的确立做出关键性贡献的是中国科学家，对这种“爱国主义”的标签，中国人难道不会觉得太小气了吗？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国际主义内涵的更重要的方面，其实还不在于有多少外国科学家和组织对它做出了贡献。更广泛而言，它是整个人类远古生活场景的再现，当时的古人类和现在的国族以及国界没有任何关系，驱使欧美科学家投身这个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和对人类起源的关注。这个遗址更应该引导人们得出科学无国界、人类是一家的结论。
    明明是一个国际主义的范例，却被扭曲成爱国主义。一个经济上如此开放的中国为什么反而具有更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连远古人类活动的遗址都要为爱国主义宣传服务，这是当代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
    每天都有很多的中国人参观周口店遗址，他们看了那么多明显反映了国际主义的人和事，却难以沿着那个方向思考，反而绕一个弯去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很多人可能还会想：唉，中国那时真是不强，所以都是老外跑到中国来发现。对于这些人来说，文化交流和相互的学习关系成了弱国和强国之间的权力折冲和利益权衡。
    今天中国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人们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博物馆或其他设施（从古迹到烈士墓，都可以和爱国主义挂钩），但全国绝少有地方让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培养国际主义意识，知道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发展毕竟也曾和正在得益于世界。
    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严重失衡，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宏观叙述中，难以看到世界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只有对中国的欺负和羞辱。这样的教育把世界和中国的关系说成充满了紧张和对立，而中国的发展和成就的所有资源和动力似乎完全来自中国内部。
    毫不奇怪，对爱国主义的极度敏感和对国际主义的极度麻木，反映了对外部世界的怀疑、不满甚至怨恨这个难解的心结。在中国民族主义叙事中，中华文明是古代史上最伟大和有贡献的文明，但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又受尽各国的屈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苦主。建立在这种双重夸大之上的对中国和世界之关系的叙述和理解，潜藏于大众心理，其长期后果比任何对具体历史事件的隐瞒、否认、歪曲或遗忘更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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