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19日中午，我手机上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内容很简单：“22日告别紫阳，参加悼念活动，请致电治丧电话：010-5XXXXXXX”。

    两年前，我听一位老先生谈起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巧遇紫阳打球，说远远望去，紫阳略显佝偻，但一拿起球杆，即腰挺背直。此刻这条短信让我感到完全出乎意外。其实，这时距离紫阳出任总理已经25年，距离紫阳最后出现在国人视野里已经16年，他身体再好，毕竟不是金刚不坏之体，总有走掉的一天。但是在我心中，从来没有预计过、设想过有这么一天。一个公众人物，他越是销声匿迹，你越是觉得他生命也会像声名一样凝固不动，从此静止长存。我也和朋友们聊起过紫阳的寿命，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朋友轻松、自信、骄傲地说：“老赵是何许人也？什么没见过、什么看不透？老赵且活呢，这帮人都死光了，老赵还活着呢。”话虽玩笑，但我们心里都深以为然：以紫阳的豁达通融、云淡风轻、举重若无，生命似乎可以无限。况且，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历史的榜样，这就是社会主义伟大的改革先驱杜布切克。杜布切克47岁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发起“布拉格之春”，两年后被苏联解职；1970年6月开始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于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伐木所工作。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共产党一党专政瓦解，还会咸鱼翻身。1989年捷克民主变革之后，杜布切克于政坛复出，1992年出任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主席与联邦国会议长。因此，我们满怀期望这一奇迹会在紫阳身上重演。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杜布切克复出时才仅仅68岁，正是紫阳去职时的年龄。

发给我短信的朋友当时不到三十岁，对紫阳不会有直接的了解和情感。他知道我是那一代人，想来我会关注此事，所以收到短信后转发给了我。

   接到这条短信应该说纯属偶然。如果没有这条短信，我虽然对紫阳充满感情和敬意，但也不会想到我应当对紫阳的逝世公开表达自己的哀思。有了这条短信则完全不同了，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我很快按照电话号码打了过去。电话非常容易地接通，我本来很自然地以为这个电话是紫阳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应该是紫阳的某位亲属，会语带悲戚地听完我的致意。然而，对方仅仅简单、职业、程序化地告诉我：紫阳的治丧办公室设在北京金台饭店二层，如果想参加悼念活动，可以去办公室询问方法。

金台饭店位于平安大道和德胜门内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和北大附属第一医院新楼隔街相对。我早就听到过这个酒店是安全部下属酒店的说法，此时听电话里这么一说，我顿时明白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方便管制和监控。

   没有对中国政治恐怖有深刻了解的人也许根本想象不出来我后面的犹疑不决和苦思冥想。余下的一天我都在反复权衡分析：很显然我最初的判断是错的，这个电话不是紫阳家的，而是紫阳去世后临时安装，从号码就应该看出能得到这个号码的绝非等闲机构，最可能的是中办，也不排除是安全部门，这个电话本身就应该属于紫阳治丧办公室；当局如临大敌，会最严厉地封锁消息、淡化影响，但紫阳的家属绝不容忍紫阳就这样默默走掉，希望利用最后的机会让紫阳和人民真正地结成一体，所以通过各种关系、途径把紫阳逝世的消息、连同这个号码透露并且尽量扩散出去；但是，紫阳亲属为什么不扩散出自己家里的电话、即便是临时安装的吊唁电话，而去透露一个官方的电话呢？这不是让群众与虎谋皮吗？不过，我又自问自答地想，这倒也不难解释：也许是紫阳家人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亲自接电话，也许是紫阳家明白，如果把自己家里电话扩散出去势必被怀疑别有用心，而把官方电话公布应属无大过；当然也可能这个电话本身就设在紫阳家，但已经被有关部门接管。这个疑问解除了，又一个问题来了：治丧办公室完全可以回答谢绝参加，为什么要让人亲自去金台饭店呢？可能有两个答案：一是想引蛇出洞、请君入瓮，布设陷阱罗网；二是紫阳毕竟影响重大，逝世消息毕竟无法隐瞒，当局预计想参与者众而且涉及极广，一一拒绝反倒引起公愤，于是，索性让欲参与者亲自提出愿望，也可便于审核、管理。

   这一天的临睡前，我做出决定：不论是何种情况，我都要去金台饭店，根据情况临机而动；况且，这也是一个难得的观察和记录一个历史时刻的机会。我拨通了当时来往最多的中学同学GY的电话，告诉他这一天我的想法，问他是否愿意明天一起去。GY的政治观念并不十分鲜明，但他足智多谋、热情好事，一口答应一同前往。  

   上床之后，我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如放电影般以第一人称回顾着紫阳的一生，又如放电影般呈现了八九年六四的整个过程，再如放电影般交叉比照重叠回忆十六年来我自己的人生和紫阳的生活，眼里的泪水和心里的潮湿几次交替涌上。

    一月二十日上午，我接上GY，然后去金台饭店。进了饭店大院，我特意把车停在一个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然后和GY走下车，没有犹豫地直奔酒店大门，同时不漏声色地左右观察停车场里、酒店周围是否有闲散人等和监控摄像。

    一月是北京旅游饭店业最清淡的季节，如果不是治丧办公室设在这里，我想此地会是人迹罕至。 但即便付此重任，金台饭店大堂里的情景也比我们想象的要冷清，只有三三两两人走动、出入，偶有闲坐的人，也显得百无聊赖，不像是负有任务。直到我们上了二楼，才看出异常的熙攘。

   治丧接待设在八楼一个大会议厅里。大厅最里端一字排开七、八张条桌作为接待台，条桌里侧坐着十几个工作人员，面对条桌外侧七、八张椅子上坐的人，有的登记，有的签到，有的查阅，有的回答问题，有的发放资料。来访的人应该有三、四十个，在我们刚要进会议厅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被两个年轻人搀扶出来。

   我们没有直接去接待台，而是先很自然地坐到在会议厅最外侧的一排沙发里，仔细观察着接待的人和来访的人——当然我们很可能也正在被别人在暗中仔细观察着——。 接待的人以女性为主，穿着不一，和随处可见的的粗俗八卦的女机关人员没有什么区别；来访者基本上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很多是被年轻人陪着来的，中年人不多。

   在我们不动声色的观察期间，我们搞清楚了，紫阳的悼念活动就是二十二日——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到这里的人都是来领取仪式的入场卷。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我们自认为是最不引人注意的时刻，走到接待台前，告诉要领遗体告别仪式入场卷。接待人员问我们是否有提前申请预约，我们自然说有；接待人员随即查询名录，自然查不到；于是告诉我们没找到名字所以不能给我们入场卷，然后再不理我们分说，转头去接待别人。

   这种结果其实并不出意料，我们没想过轻而易举就随心所愿。所以我们也并不灰心，回到沙发上坐下，继续再观察着寻找机会。一旦到了这里，其他如昨天的忧虑、担心索性就没有了，唯一的想法就是达到最终目的。

   坐着坐着，我们看见一群穿着黑呢大衣、脸色黑红、其貌不扬的人晃晃悠悠走进会议室，一望而知是中国县城中人。这群人大大咧咧来到接待台前，用河南话和接待人员谈着什么。我们立即猜到这一定是紫阳家乡来人。家乡人在这种时候往往本领很大，对紫阳感情比当局的人深，警惕性也不如当局的人强。于是我们盯住他们，他们和接待人员交涉完我们就跟着他们走出会议室，下到一层。在一层我们拦住其中领头的矮个子，口气谦恭地告诉他：我们当年正在读大学，对紫阳的感情非常深，今天特别想有机会送紫阳最后一程；您们是紫阳家里的领导和亲友，肯定有办法和本领帮我们实现这个愿望。矮个子站定，双手插在口袋里，看着两个一脸诚恳地求助自己的北京人，显出非常理解但爱莫能助的神态，继而操着一口河南土调教育我们：“感情深，主要是思想政治上保持一致，不一定要非去追悼会。”当时我们正着急和焦虑，没有心思听他多扯。事后想想，这人说得其实挺有水平；再看那服土派头，十足是个小官僚，在当地应该是个人物。但和紫阳政治思想保持一致还能威风不倒，也算是个奇迹。

   离开了矮个子一群人，我们继续在饭店里上下逡巡，寻找可能的机会。李敖有过一段话谈各国法治的特点，其中谈到，美国是除了法律上规定不能做的你都能做，德国是除了法律上规定能做的你都不能做，意大利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苏联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不能做，国民党是不论法律上规定能做或者不能做的你都能做、也都不能做。在这个国家呆长了，我们都坚信，没有任何事可以顺利做到，也没有任何事一定做不到。

     八层来访者比刚才多了起来，总共能有七八十人。我们凑到三三两两议论的人群旁，有一个人对我们说：去到旁边休息室，找赵紫阳的家里人。

我们赶快按照他的引指，敲开不远处一个小休息厅的门。 里面只有几张沙发、茶几，有三四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胖小伙子站起来接待我们。简短的对话后，他告诉我们：“去我姥爷家吧，我二舅在。我姥爷家在王府井旁边的富强胡同6号。”         

   出了饭店，我们开车直奔王府井。路上我们议论着去紫阳家可能的遭遇和对策。去紫阳家，比仅仅来金台饭店显然凶险的多。如果遇到公安询问，我们如何回答？如果被警察带走，我们如何脱身？我们是编造一个身份，还是如实告诉？更往后的事情我还好，GY是体制内的人，一旦单位知道后续会很麻烦。这些都似乎应该在抵达富强胡同前想好。

   临近春节前的北京，路上已经不如平常拥堵；加上时值中午，车流也见稀疏。我们很快就到王府井，而且出意料顺利地确定了富强胡同的位置；此时。我们要想的事情半件也没想清楚。

   进入富强胡同之前，我把车停在一个公共停车场上，然后打电话给一个熟人。此人是富强胡同紧邻的一个著名购物城的内保，应属临时工一类。我们在朋友的酒局上无数次遇见，最近几次一直都听他兴冲冲地通报自己已经被安全局吸收为外围，大有妓女从良的得意。熟人听我说就在附近，立即迎了出来。我一说出“富强胡同”四个字，他就明白了原委，问我：“你要去？”我问：“有事吗？”他说：“这两天盯得很严，不过正常去，应该问题不大。反正要小心、小心。”

   富强胡同坐落在沙滩和王府井之间，是一条狭窄、破旧的小巷。如果不说，根本无法想象此间还会有足以让紫阳住进去的院子。胡同一辆车通过没有问题，但如果恰恰双向都有车就难办了。但即使这样，像北京大多数胡同一样，还是有几辆车不自觉地长时间停在墙根下。时值冬日午后，胡同里几乎不见人来往，我们两人一进去几乎被一览无余。这真是一条便于监视的街道，即使在最好的季节，也只会是住在其中的人来往，而不会有外人穿过，更不会有人停留站立。只要装几个探头，就没有死角。

   从富强胡同西口往里没有多远，路北一座不起眼的院门上“富强胡同6号”的陈旧的路牌就被我们看见。同时被我们看见的，是正对面的三四个摄像头。院门斑驳陆离，院墙青灰剥落，我们在门口略站片刻，就按响门铃。实话说，我们心中是忐忑不安、七上八下 的，一是因为身处是非险境，二是我们贸然来访，紫阳家属是否欢迎、是否纳入也在未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之前两天，已经有大量北京市民自发来到紫阳家里悼念。

   很快有人来开门，是一个中年妇女，像保姆样子，非常痛快的请我们进去，然后立即关上两扇大门。

   紫阳家的简陋、萧条、残败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一进去是一个很小的院子，或者只能算是一个过厅，进入过厅小门是第二进院子，第二进院子有一个大的影壁，绕过影壁的是主院，东屋就是紫阳的客厅兼书房。中年妇女引我们进去，我们慢慢打量紫阳生活了最后十六年的地方。

   紫阳的客厅兼书房大约有六、七十平米，有沙发、书架 、书桌、椅子、藤椅等，是一个典型的不善收拾的老年人的室内的零乱陈设。屋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到处都是相框，里面都是紫阳和孙子孙女们在各处各地的合影，可见晚年弄孙之乐给紫阳带来多少欣喜快慰。屋子里一切应该如旧，只是临时布置了灵堂，多了花圈、鲜花。紫阳那幅身穿灰色短袖稠衫、双手叉腰、笑容可掬的著名照片挂在东墙上，后来流传很广的两幅对联：“能做你的儿女是我们今生的荣幸，支持你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倡民主坚守良知儿女为你骄傲，今西去终获自由风范永存人间”分挂两侧。我注意到遗像下面田纪云的花圈，其他花圈落款我基本上就不知道是谁的了。

   正在这时，从门外进来一个四十左右、个子不高，身体有些向前弯曲，走道摇晃，象个北京小痞子人。他走到我们身边，向我们伸出手，自我介绍说：我是赵二军。我过去只知道紫阳的儿子叫赵大军，刚才在金台饭店紫阳外孙说二舅在家，这人又说叫二军，我自然明白这一定是大军的弟弟。然而看他举止神态，地道一个老北京的社会青年，怎么也不像曾经的二皇子。最让人想笑的是，他穿着一件几乎可以用破旧形容的草绿色粗毛线衣，一望而知是八十年代初的产品，连我这样从不讲究的人都有十几年不穿这种档次，更别说损坏程度的衣服了。我们握住二军的手，向他表示我们的沉痛，告诉他我们是当年北大的学生。然后，二军站在我们身后，看我们向紫阳深深地三鞠躬。

   后来我看杜导正的女儿杜明明在《他尊严地走了——赵紫阳临终纪实》里写到，好多人在紫阳家对着紫阳的遗像失声痛哭，包括从来没有见过紫阳的普通百姓。我在真正面对紫阳的时候没有流泪，但是这十六年里，当我想起紫阳，当我回味起在那个让我一生一世魂牵梦绕的尖峰时刻紫阳的行至时，多少次为他泪湿襟怀。

   十六年来，我在脑海里无数次浮现出紫阳，在心里无数次回味着紫阳，今天我终于离紫阳如此零距离。此刻，我时空穿越，努力地去想象、去描绘、去勾画十六年前的情景。那夜北京城破沦陷，坦克和军队突入，京城四处火光冲天、弹林矢雨。长安街屠城和天安门血洗之后，民运领袖们四散逃亡，百万市民如鸟兽尽。后面的几天，北京城十几万人流亡，空城绝迹，家家闭门杜户，整个京城像地狱、鬼城和死域一般；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城市却揭竿而起，焚烧捣毁。接下来是全国的大逮捕、大搜查、大处决。在那段风雨飘摇、肃杀恐怖和血雨腥风的日子，人人性命难保、自顾不暇之际，谁也没有去关注、去思忖在不见天日的京城另一个世界里、在整个事件的漩涡最中心、在人们永远无法看到的地方，同时发生的另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邓小平在公开对人民发动战争、镇压和屠戮的同一时刻，更在暗地里开始了对内部的围捕、清洗和整肃；紫阳做为最大的内部威胁必定第一个遭到惩罚。这段故事至今紫阳没有透露过一个字，也没有见过当年参与或身在旁侧的人进行过披露。紫阳如何被带走？他最初被囚禁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惊险经历？遭到过怎样的屈辱和虐待？当时军队杀红了眼，诛杀紫阳以谢亡者之声绝对会有。权势瞬间崩塌，希望顿成泡影，自由突然丧失；生命的危如累卵，子女的离散飘零、不知所踪，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无限江山......面对个人的凶险、山河沦丧和国破家亡，紫阳的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惨痛和沮丧？他有没有恐惧，有没有绝望和悔恨？这一切，深深地迷惑和吸引着我。

   鞠躬后，我们在二军的引导下在书房门口签到台紫阳悼念薄上签名留言。我在留言簿上写：紫阳万古不朽——献给我最崇敬的共产党员。

   然后二军带着我们参观紫阳书房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不长的时间里，我浮想联翩，想象当年紫阳在此的音容笑貌。

   将近离开，我们告诉二军，非常想参加紫阳后天的遗体告别活动，但金台饭店不给我们入场券，希望他能满足我们的愿望。二军说可以挤出一张入场券给我们，但两张实在给不了。再我们的一再恳求下，二军说你们可以再去金台饭店，大军下午过去，现在应该在那里。

   二军转身出去，片刻返回，递给我们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是一张请柬大小素白的入场券和一个车证。我们真诚地谢他，然后他送我们出来，出来时我们注意到这所院子还有第三进。

   从富强胡同出来，我们又立即驱车重回金台饭店。等我们回到金台饭店，才刚到下午两点，平时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起床。

   这次我们轻车熟路，很快在上午的那间休息室里见到紫阳的长子赵大军。

   大军尖脸，体型瘦消，认谁一看，就是二军的一奶同胞，只是比二军略大半号、老几年，也是身体有些向前弯曲，明显看出沧桑与落魄。两人最为相似的是，大军居然也穿着一件和二军质地一样的老式粗线毛衣。不同的是，大军毛衣的颜色是米黄，略微比二军的那件新些。紫阳这两个孩子长相看上去都不像他，人都非常朴实、随意。往高里说，和紫阳一样都有自由主义气质；往低里说，绝不像白痴李鹏那几个纨绔子女似的装逼。我想让大军、二军做官，他们肯定不愿做，也做不来。

    在金台饭店八层那间供紫阳家属休息的会议室昏暗的灯光里，我望着匆匆走进走出的赵大军，有一种时间倒错的感觉。十六年前即如雷贯耳、“倒彩电”风传全国的赵大军，今天终于站在了我面前。我很难想象他这十几年是如何度过的，在八九年那段风雨飘摇、肃杀恐怖和血雨腥风的时间里，紫阳的孩子们必定会经历了无数惊险、惨痛和颠沛流离——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我特地在互联网上查了一下大军的信息，不多的几条信息说，六四屠城、紫阳被审查后，李鹏处心积虑要借刀杀人，大军、二军前程未料，安全不保，只得背井离乡、避祸他国、飘落海外；二军更是持假证件出走香港。紫阳晚年思子心切，无日不念。但大军、二军何时才不予追究、何时回国，却无从查起。而他们在海外飘零的经历，又是一部现代河山破碎、国破家亡的皇朝旧事。

    大军人比二军沉稳、老成和干练，他听完我们叙述，立即取出一个同样的信封，并感谢我们的参加。我们起身，再次向大军表示哀悼，然后握手告辞。整整大半天的忙碌，回到家里已经近四点半，天色将冥。

    一月二十二日周六早晨，天气寒冷。六点半，我和GY一同驱车延西三环到五棵松，上长安街西行往八宝山。从西四环到长安街，只有不多的车在疾驶。一路上我们都在想，这些车内，也许有同样赶往八宝山送别紫阳的吧？

   临近八宝山，长安街西向最内侧车道流速逐渐慢了下来，车也逐渐增多，我知道，这一天注定不同寻常的迹象开始显现出来了。

   在八宝山西侧南北向路的南口，车流终于停滞下来，同时，大批警察和警车出现在眼前。我们看见，这条路已经被封锁，车流停滞的原因是警察逐一核准进入的车辆。封锁线外聚集了许多人，但视线的原因我们无法看清聚集者的动态。

   将近二十分钟，我们的车来到封锁口处。几个警察示意我打开车窗。车窗打开后，警察没有和我们废话，只是用两个手指轻轻一捏我事先放到车窗左侧的专用停车证左上角，即挥手让我们进入封锁口内。我之前一直想，如果我私自复制一张车证或者入场券然后混进去，他们该如何发觉，这时我这才明白，原来专用车证左上角有一个凸起的记号是鉴定真伪的暗迹。

   在大批警察看守的八宝山西门，车又停下，这次是真正查验入场券，此次如何识别入场券的真伪，我已经没有了印象。通过查验，在停车场停下车，我们来到了紫阳告别仪式的大厅外。这个大厅是几号厅我们搞不明白。门外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连我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多之人。大概官方本打算搞一个规模极小的仪式，除了家人、亲朋和友好，也就是有关方面人员代表。最后规模如此之大，估计也是出乎意料。规定的告别时间还没有到，但看厅里的样子又似乎已经在进行。旁边有人说，是贾庆林刚刚走。我听了觉得可笑：在共产党眼里，紫阳最后不是自己的一员，不是反对派，而变成了被统战的民主人士。

   上千人在刺骨的瑟瑟寒风里等待着进入告别厅。我注意看整个人群的气氛，是沉默和压抑。人群外侧来回游弋着无数穿制服的警察和明显晃动着更多着便装的工作人员，在维持、控制着秩序。人群中不时一阵喊叫、一阵骚动，原来是有人拍照，一瞬间旁边就冲出来人喝阻和制止。如此一来，大家知道人群里潜伏着数不清的便衣，自己身边的人可能就是便衣。但即便如此，我仍然成功地照了几张相。我注意到，不时有一辆军牌车，直接划开人群，开到吊唁厅附近，下来一个满脸骄横的青年，从后座扶出一个老人来。我想，紫阳毕竟当过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树大根深，即使已经成为当局极为敏感的敌人，也还是有些特权者不避嫌疑地与他亲近。

   八点五十分，穿制服的警察和着便装的工作人员开始用喊话和手式让人群面对吊唁厅大门集中。从吊唁厅门口起，两堵大约七、八米长的人墙已经排起，人墙均着黑色西装，平头、双手后背，一望而知是来自哪里，吊唁的人们必须以一行五六人的纵队从这两堵虎视眈眈的人墙中通过，才可以进入吊唁厅。两堵人墙后更密密匝匝站立着四五十人，目光死死盯着人流。吊唁者被紧紧夹在两排人墙里，只能往吊唁厅里走，而无法退后或横向迈出一步。在我临近吊唁厅不到五六米的时候，突然看见两边人墙中同时窜出三四个人，突入吊唁人流，饿虎般抓向队列中人。人流顿时大乱，我急速看去，看到他们抓向的是一个矮个黑衣女孩，此女发型衣着都很怪，左右双臂外侧各挂一个条幅，上面有字，长及地面。条幅肯定不是刚刚挂上，应该是此女原来穿一件大衣，罩住条幅，等到将近进门，这才脱去大衣，露出条幅，不想瞬间即被发现。左右虎抓的人并没有拖走女孩，只是扯去条幅。因为速度太快，估计无人看清条幅内容。出此意外，人们显然受了惊吓，后面的时间里更加安静、规矩，不敢稍微发声和逾矩。

   很快我这一排人走进吊唁厅。吊唁厅里异常拥挤。我有生以来参加过不多几次遗体告别，但即使是普通人的仪式，也鲜有这般拥挤的空间。空间如此狭窄，一是因为房间本身就不大，一是因为里面站立着太多的人——除了紫阳遗体左侧十几个亲属之外，其它空间都站满了各色“工作人员”。不夸张地说，在任一时刻中，吊唁厅里“工作人员”的数量比吊唁者的数量还要多。正面和两侧，无数监控探头对着大门、对着紫阳遗体、对着吊唁人流。吊唁厅里虽然响着哀乐，但没有丝毫肃穆、沉重、庄严和悲伤的气氛，只有明晃晃的灯光、密密麻麻的监视者和到处晃动的人影，嘈杂、慌乱、紧张、匆促、仓忙，乱哄哄一片。虽然尊享共产党的香火与殊荣未必是一件光彩的事，但如此侮辱和怠慢一个为自己出生入死、鞠躬尽瘁者，足见它的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

   我混合着其它吊唁者，几乎是在此起彼伏的压低的催促声和上百只警惕仇视的眼睛的驱赶中向紫阳遗体三鞠躬，然后匆匆围绕紫阳遗体半周，尽量让目光在紫阳身上多停留一会，尽量仔细地把紫阳最后得仪容摄进眼里、铭记于心中。

   紫阳的遗体躺在玻璃罩里，瘦小干黄，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 我泪水此刻汹涌而出，紫阳紫阳，一代人杰，绝世良知，就这样草草、凄凉地走了。紫阳慢行，稍后归来，中国人民会为你举行一个真正人民的百年国葬的。

   人流鱼贯从吊唁厅口出来，有一个工作台，几个工作人员发给每人一张32开的紫阳遗照，遗照用一个白色信封装着，信封右下角写着“富强胡同6号”。

   领完照片，人群被驱离八宝山，一律不得停留。我们本想在这里多逗留一会，能再细致的观察、再深入的感受，但现在只能这样匆忙离开了。

   车再过八宝山西街，原来聚集的人群基本上都散了，警察也比来时少多了。

   从八宝山回程的路上，我和GY谈论着今天的见闻，GY说，今天没事便罢，如果有什么意外，来的人全在录像里，“一个也跑不了”。

   几天后，我从外电得知，其实在一月十七日之后的几天里，富强胡同紫阳故居外抓走了好些人，也发生了许多冲突和殴打事件。 
   又几天后，GY告诉我，他听说紫阳家乡来了一百多人，“肯定包括咱们见过的那帮老冒儿”，在北京饭店、金台饭店连吃带住，最后拍拍手走人。中办拦住让买单，家乡人阵阵有辞地说：“紫阳为党干了一辈子，俺们是党中央的客人，单应该党中央买。”党中央搞的定紫阳，搞不定紫阳家乡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紫阳追悼会上那张署名“富强胡同6号”的家属赠送的遗照，十年来一直摆放在我客厅壁炉侧的格架上，是除了我自己和家人外唯一一张外人的照片。 

   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查阅相关资料时，我才知道，紫阳逝世直到遗体告别，北京如临大敌，做好了所有防备和应急准备；出席紫阳遗体告别仪式的人，有两千五百人；有许多人去过金台饭店，也见到赵大军，但最终没能领到入场券；在紫阳遗体告别仪式进行的时候，八宝山封锁线外想进入的市民和中外记者，有上万人：

   “八宝山革命公墓正门前聚集的民众在九点钟确认有数千至上万人，据报还有大批的大学生被堵在地铁里面不得上来。公墓门前数百警察和数量不明的便衣警察在不断的驱赶民众远离门口。现场几十个中外摄影师也被警察不断的驱赶，不时发生着冲突。

   门前聚集的黑压压的悼念民众、警察、便衣、记者人山人海。九点前后，坐着豪华轿车的要人不断的进入门内。民众不断的被驱赶。

   民众:警察太多了，一层层的到处都是，最少有二百多人(8:50分)。我们六点半就到了。那时还没有多少警察。

   九点多钟，民众和记者不断的被赶离门前50米以外。一名试图拍照的人士马上被20多名警察围住要求出示有效证件。

   八宝山公墓正门前聚集了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京报等中外记者，许多摄影记者不断的被驱赶，9:05时分，一名外国摄影记者被警察抓住摄像机推向远处。9:12，警察在驱赶英国摄影记者时现场又发生了骚乱，现场目击者报告说外国记者遭到殴打。还有的外国记者不断的在电脑上打字，并对着麦克风播送现场实况。

   9:15，现场又来了两车增援的警察。民众被越来越多的赶往外围，访民举着的赵紫阳照片被警察夺走，外国记者纷纷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