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篇评论，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说一个简单的故事，我说你看一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他治理过三个省，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一亿两千万。这三个省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我说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板块之后才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说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我说你怎么能比，我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协商制， 也就是说其他花瓶政党没有通过选举合法夺权的途径。 这是中国制度的真正创新。落后国家数完了选票砍人头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因为有内在不可避免的原因， 中国孙中山时期如此，今天利比亚乌克兰还是如此"

"政党和平轮替的前提是各党接受一个基本原则， 比如私有财产问题。 中国不具备这样的共识。 政党和平夺权导致反对党拆台捣乱而不是磋商合作。 弱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最主要的一条， 政党轮替造成资本家操纵选举，寡头或者亲自当政，或者使用代理， 一旦寡头掌握了实质性权利， 国企还能存在吗？ 资本家上台三天就可以把所有国企卖光分净。"

《完善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周期性危机和革命》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过去三十多年啊，对中国的预测，一种是乐观的，一种是悲观的。但很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我们回头一看，乐观的几乎都是对了，悲观的几乎都错了。

十八大召开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曾经邀请我去他们演播室。这个主持人很有意思，他见到我坐下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张教授啊，你觉得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当时十八大还没有召开，即将召开。我笑了，我说过去这么多年，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那一次是对的？我说我都记不起来，我说我一个人的预测都比你们预测得准。有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媒体人、西方学者，他的思想里还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只要你和我西方做的不一样，你就不对，你就要走衰，你最后要崩溃。

大家知道《历史终结论》的作者是福山先生，美籍日裔的学者，来跟我有过一场辩论。2011年时在上海，我说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了解，我说你的这个设计啊，政治制度设计是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政治改革的迫切性绝对不亚于中国，实际上我觉得比中国还要迫切。现在我们这个辩论已经将近四年过去了，我的观点没有任何变化，只是更加细化更加深化。但福山先生，最新的一期外交事务杂志，是美国的一个顶尖杂志，他发表了一篇长文，这个长文的标题就是“AmericaninDecay”，“衰败中的美国”。我自己看了这篇文章，英文，还有中文的翻译，我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不用任何修改，登在《人民日报》上没有问题。

我之所以谈问题比较自信，恐怕跟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中国最底层工作过，我在上海当过三年工人。我非常荣幸，在八十年代中期时，有机会直接为当时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邓小平，我做了很多次的翻译。我接触过中国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我第一次出国去的是泰国曼谷，我都不可思议，当时到的时候，觉得怎么这么发达，领先上海至少二十年。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九点钟商店还都开着。当然今天，去过曼谷的都知道，落后上海至少二十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在西方长期生活过，所以西方很多忽悠我是不会上当的。我在那儿用过律师，用过会计师，交过税，打过官司，买过地，建过房子等等。我总的感觉是，西方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客观存在。

纽约肯尼迪机场，始建于上世纪40年代，虽历经修葺，也已是“老态龙钟”

但现在，它体制中的短处，开始慢慢压倒它的长处。我走了一百多国家之后，我有很深的感觉，中国已经取得这么大的进步，我自己发觉我们相当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我们知识界、媒体界，这些人不自信。总觉得还有一个非常理想的彼岸世界，就西方，特别是美国。我说一次啊在上海一个大学里讲课，讲中国崛起。一个青年教师提了一个颇为尖锐的问题，他说张老师啊，听完你的讲座，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生活得都很幸福，但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人移民呢？你能不能劝他们不要移民，待在中国？我也笑了，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对人了，我说我不做这样的傻事情，我鼓励他移民。因为我做过个小小的研究，就是至少百分之七十的人，出国之后会变得更加爱国，不管他加不加入那个国家的国籍，一出国就爱国，这个效果比党的教育还要好。而且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我们现在移民还非常之少，就过去三年平均的这个移民，是十九万一年。十九万一年是什么概念？小小的波兰，还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人口四千多万，去年移民五十万。我们这个民主的台湾省，人口比上海还少，二千三百万，现在在中国大陆生活工作学习的台湾同胞多少人？一百五十万。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纽约市中心地铁站，与国内广泛运用的屏蔽门相比只有简陋的护栏

我说是围城现象啊。如果你想移民美国的话，我说我给你支个招，我对纽约还算熟悉，恐怕不亚于上海，我说这样吧，你可以从上海的浦东机场，到纽约任何一个机场，纽约有三个机场，现在跟上海联系比较多的是纽瓦克机场，我说你先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从第一世界的机场，到第三世界的机场，美国基础设施都是六十年代的，怎么跟中国比？我说如果你有胆量的话，如果你是八尺男子的话，试一试，敢不敢在纽瓦克这个镇，就像我们虹桥一样是个镇，住一夜，我住过，体验一下你晚上敢不敢出去。我一个朋友在纽瓦克一个医院，做过博士后，我问他了你这个医学院怎么样？他说不错的。我说你哪个专业是最好的？他说枪伤科，天天有火并，那枪伤科就发达了。美国，你只要稍微有点起码的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常识你就知道，这个国家三个世界组成：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第一世界。如果你不幸地坠入美国的第三世界，对不起，我估计你的寿命和非洲人差不多，五十来岁。如果你像我们很多的留学生那样，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美国所谓的第二世界，变成一个中产阶级，你真的问问这些人，过去二十年，你的实际收入有没有增长？你买了房子的话，你的房子有没有增值？你对以后在美国的退休生活你有没有信心？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说我们应该平视美国，平视西方，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这样可以防止被西方被美国忽悠。

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要被西方被美国这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当时的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我自己觉得中国的进步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见到过的。我们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们的成就恐怕超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现在我们如果看经济总量，我讲超越美国，我讲总量最保守的估计，我看到的，十年之内，根据就是官方汇率计算的GDP，应该超过美国了。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就是你的货币实际能够买到多少东西，这样来计算的话，中国经济规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报告，今年2014年已经超过了美国。就是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有的人还是不自信，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即使你超过美国，你的人口比美国多四倍，对不对？你的人均GDP还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我说你换一个指标系统，可能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高企的负债率和中国人超高的房产自有率，此消彼长，真正的“藏富于民”在哪里？

我自己用两个不同的指标来看世界各国，一个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说你老百姓家底到底有多厚。你的房产，你的股票，你的债券，你的储蓄等等加在一起，去掉你所有的债务，你有多少净资产？我现在看到的美联储它每年都出报告的，2010年，美国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水平，百分之五十比这个高，百分之五十比这个低，是七万七千三百美金。有人说美国怎么就这么一点呢？实际上美国这个国家是个债务型的国家经济，个人老百姓消费也是债务型的消费，你把债务都去掉以后，资产还确实不是特别高，这个水平和中国今天的家庭净资产，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在中国的发达板块，我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和美国人口一样多的三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坦率讲四十七万人民币（7.73万美元）的资产，属于弱势群体了，恐怕需要政府提供帮助的人群。第二个重要的指标系统就是人均预期寿命，可以活多久，中国现在是七十五岁，美国是七十八岁，就比中国多三岁，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而我们整个发达板块，北京上海都是八十二岁，纽约才七十九岁，而且七十九岁还是最近的，前两年还没有到这个水平。

为什么名义GDP、人均GDP美国比中国高相当多，但实际上家庭净资产和这个人均寿命这个差距不是很大，一种解释，我觉得邓小平当时讲过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我自己亲耳听他讲过，他说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我们人民得到的实惠可能会比较多。

第二种就是，最富的一百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二三十个美国人可以左右白宫。就这么简单。因为现在美国连这个竞选，公司竞选的献金就不封顶了，个人捐款也不封顶了。那就不是emocracy,是Monetocracy，不是民主是钱主，是钱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老板姓怎么改善？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但是我们国内一些人还是不自信，西方还是天天在骂我们，他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我们是民主国家，你是专制国家。叫民主与专制，西方一个主要的话语。所以我们讲超越美国，超越西方，不仅是经济总量，不仅是百姓财富，而且也是话语的超越。我们要有自己的话语。今年三月，我们有一个小组去德国首都柏林开会，BBC正好在播一个电视节目，叫“Freedom2014”（自由2014），这里面一个退役的宇航员，拿着一张他冷战时期拍的照片，跟大家说，你们看，这是冷战时期我从外太空拍的柏林的夜景。柏林，东柏林，你们看是黯淡无光的，西柏林非常明亮。这说明了什么，他说，一边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另外一边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但我们这些从上海到柏林的同事，一到柏林就觉得，这个机场怎么这么小啊，确实，中国已经找不到这么简陋的机场了。这个街道里的商店空空荡荡没有人气，这个夜景比上海差太多了，一个天一个地，所以如果一定还是要套用这个宇航员的话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今天中国是一个繁荣的民主国家，德国是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实际上我想关键不是一个国家，德国中国民主还是专制，而是这个话语，民主与专制这个话语，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了。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我们这个非常复杂有非常精彩的世界了。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新的话语来代替这个范式的话，我想就是，英文叫作GOODGOVERNANCE，良政还是劣政，劣政叫BADGOVERNANCE。就是国家治理的好坏，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制度下有一些国家治理的还可以，有些治理的非常糟糕。

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模式，非西方的制度。我把中国也放在这一类，虽然我们很多问题，但是可以经得起国际比较。关键是劣政BADGOVERNANCE,也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举出一百个例子，从最烂的阿富汗，伊拉克，海底，利比里亚到所谓的发达国家，已经破产的希腊，我倒希腊我就说了，我说我们可以从上海派个团队来帮你治理，因为治理水准太低了。冰岛也破产了，也所谓发达国家，我也去过，没有治理好。

我们讲超越，实际上还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超越，政治制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的编辑给我来了一个邮件，说张教授，能不能写篇评论，我的这个文章的标题是，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我就和他说一个简单的故事，我说你看一下，中国十八大产生的最高执政团队，政治局常委，他们的履历，基本的要求：两任省委书记。也就是说，至少治理过一亿人口，而且要有政绩。我说你看一下习近平，他治理过三个省，当第一把手，福建、浙江、上海，这三个省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是一亿两千万。这三个省的经济规模加在一起，接近印度的经济规模，我说治理过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经济板块之后才进入了政治局常委。然后又给他五年的时间熟悉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方方面面，最后再出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说这个制度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我说你怎么能比，我是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中国现在的这个选贤任能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我已经可以保证，绝对不会产生像美国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

西方媒体很有意思，我对西方政治制度批评得比较尖锐，但是正因为你批评得比较到位，它有时候还不得不引用你。所以这个今年三月，自由主义的旗舰杂志，Economist经济学人发表一篇封面长文，标题就是《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它里边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引用了我的一句话，说是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政治制度有太多的问题，老是选出二流的领导人，我是讲过这个意思的话，但它引用的不准确，我讲的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

尽管中国明显地在赶超的路上做得相当不错，尽管有不少问题，但是西方和相信西方这些政治理论的人还是觉得，他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我们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复旦大学和牛津大学举行了一场中国模式的研讨会，我还是介绍我理解的中国模式，他们得一些学者，英国的还是质疑，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等等都质疑。我说我们可以竞争，你坚持你的模式，我坚持我的模式，我的模式不管怎么样，它的逐步的演进，它的与时俱进，它不断地进行改革，它自我调整，我说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的中国，每三年创造一个英国。说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一点都不害怕制度竞争，一点都不害怕模式竞争，特别不害怕政

治制度竞争。

最后就是我的结论，很简单，七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我们要把不自信的帽子送给我的们的对手，谢谢大家。

作者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