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亚洲研究所 所长, 庆熙大学 副教授

一般中国人可能对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有模糊的记忆。或许从高中的考试能联想到妨害中国现代化的封建主义与科举制度。那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因此，当我说科举之类的制度是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方法时，中国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很惊异。

当然，我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而我所说的应视具体情况而言。首先，我们必须知道，正是中国古代能够吸引贤能之士参与统治的、科学的科举制度，激发了18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现的现代民主思想。没有强而有力的官僚体系对统治者的强权进行制衡，民主就很难得以实行。毕竟，在众多选举中，斯大林都获得了绝对多数的支持。问题不在于投票或选举，而在于官僚体系无法真正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权。

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儒家传统并不是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传统，而恰恰是宝贵的遗产，其中包含着经过改良后能为我们的时代所利用的无限潜能。中国有着四千年甚至更久的有关教育、生产及农业的管理，以及有关制度设置的历史，这正是我们能够从中探寻并借以创造未来的百宝箱。我完全不觉得过去是我们所应抛弃的。

不过我确信，我们应当将我们的讨论范围限定在明清两代，并且就如何更新历史以应对未来的问题而言，我们必须做到创新。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我们从中国历史（包括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优良的传统，而不是仅仅从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中获取并不能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已有政策，那我们就能够取得成功。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美国人要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中寻找解决21世纪治理问题的途径。为什么他把科举制度看作是寻找解决美国及其它国家的社会顽疾与社会矛盾的希望所在？首先，我并不认为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可以简单地加以照搬并应用。该制度必须加以大量的修改和重塑。我所提倡的应用过去的制度并不是怀旧，而是经过对其它治理模式的探寻后的精心设计与考虑的结果，而这些模式的必要性经由制度上的修改而得以凸显。

就美国而言，这个国家已经泛滥着制度性的衰败、无限制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受教育阶层对于国家状况以及普通民众的冷漠。政府愈发只为极富阶层服务。政府当中的专业人士正加速失去他们制衡富裕阶层的力量。虽然许多美国人努力阻止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银行的游资炒作行为买单，抑或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并未能够阻止腐败。

美国的媒体已显得如此偏颇扭曲，以至于大部分基本的经济、政治议题都无法得以报导。而国会是如此地受制于大财团，以至于民众的呼声无法得以响应，并且国会也无法在讨论中向民众证实政府多少还是能够应对他们的需求。司法系统亦是如此：传统上理应对政府的其它部门进行制衡，然而却丧失了其独立性，并且面对大多数大财团和既得利集团时，奉行利益至上主义。

接下来是总统领导下的行政部门。该部门曾经是一个改革的平台，一个普通美国民众视为能够修正地方上不公正的权力部门。但是今天，行政部门已经如此彻底地被资本利益集团所淹没，并被强硬的、好战的军事团体所操纵，以至于它无法担当自己的角色。

美国社会的腐败如此严重，以至于由内而外的改革显得并不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的政策方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期望选出一个新的总统或者议员便可解决这个危机。若要当选，每一个政客都必须从企业获取大量的资助——因而他无法启动任何有意义的改革。如果政府的三个分支以及该系统的制约与平衡（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已经如此腐败，以至于功能尽失，正如美国目前的状况，确信的结果或者是进行大量的政策改革，或者进行革命，抑或二者皆有。我们，特别是年轻一代必须十分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在未来，人们如何管制自己，将成为所有人必须面对的决定性议题——而我们绝不可小视。

学术界今天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始认真思考政府的治理和全新惯例及习俗的建立，从而激励人们从日复一日的腐朽中重新站立起来。然而，当整个文化都深陷腐败时，找到那样的领导力量则十分不易。有鉴于此，对于中国，美国并没有什么忠言可告，除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和中国都困于同样的境地：理想的沦落以及腐败的肆虐。但凡有责任心的两国公民都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这个全球问题。

对于美国而言，作为将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纳入政府实际权力机构中的方式，考试制度的复兴或许是将政府引入其正常轨道的唯一希望。当政府机构不再成为受过教育的美国公民的求职途径，而其职能业已外包给私营公司，多数美国公民便会开始认为政府无法为他们做任何事情。

对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近一半的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就职，如今只有极少数的人会做这样的选择。就读法学院的费用实在是太高，而政府部门的薪金却又太低。政府自身已经变成这样的一种职能：人们，就像消费者一样，假设政府会按照人们的意图去办事，而不是将政府部门作为他们应献身的一个事业。

回归政府部门的高效考试系统，以及引入由训练有素的、且将政府事务作为他们首要任务的官员所组成的整个阶层，或许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力量以对抗充斥着整个政府和社会的腐败。

这项运动对美国和中国来说都至关重要，但是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尤为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引导年轻人通过基于成绩和责任心的公平考试选择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们就有可能重铸美国的希望并且创立这样一股对抗力量：主要由具有前瞻视野的年轻人所组成，对抗已经攻陷华盛顿的体制腐败和资本利益集团。这个问题因人口危机而显得更加深刻：纽约、洛杉矶（或北京、上海）地区人口急剧老龄化，而年轻人口比重则不断下降。当人口不断老龄化且资源优先提供给老龄人口，而并不是关注下一代时，通过客观的考试系统进入行政事务体系并得以升职，或许是年轻人唯一的希望。

我们回想一下就会发现，从古代中国引入的公务员制度促成了19世纪法国、英国和美国近现代民主运动的形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举制度于19世纪被引入西方——恰恰是它在中国没落的时期。移植到英国和美国后，公务员制度得以发扬并且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众民主的兴起。但即便是有着中国的根基，在美国兴起的民主，自身衰落的种子也已被种下。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经济重心从地方小企业转移到大型国企直至跨国企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消费主义主张生活的意义在于个人消费产品的能力，以及体验一种通过符合其身份的品牌与生活方式来体现的优越感。

20世纪70年代消费主义开始脱离民主，而到了90年代，竞选人已经变成了向选民兜售的产品。选民变成了消费者，并且仅仅是选择那些看上去更具吸引力的竞选人，然后就期望那些竞选人为他们解决所有问题，像清洁剂或牙膏等等。此次转变的深刻之处在于人们不再需要参与政府治理。如果某个人看电视新闻并且每两年投一次票，他就是一个好公民。整个政府系统被置于任其腐朽的境地。

事实上，人们不再是公民，他们变成了消费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仍保有一些有效运作的系统，因为道德行为的惯例、习俗代代相传，但是本质上，政府系统自身已完全停止运作。我们所需要的政府应该在一群精心挑选的、有天赋的，并能够做出切实政策决定的人士监督之下运行。

这个任务极为紧迫，因为国会以及行政机构正越发深陷衰退，军队将越发突出地变成唯一能够抵制腐败现象的部门。然而，对军队的依赖加重，也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要了解这样的风险，我们只需看看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军队，作为抵制腐败政客们的力量，在整个社会中建立了牢固的地位。许多日本人很自然地支持军队，或至少不去公开反对军队，因为他们认为军队比腐败政客们更值得信赖。那个决定的后果是悲剧性的。2013年，盖洛普的调查统计显示相对于今天的政府而言，美国人更支持军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