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日，我乘公共汽車去農村。農村青壯大都打工去了，沿途停車上來的多是走親訪友的蹣跚老人。這些老人乘車大都以同樣奇怪的姿態：他們蜷進座位的角落，枯瘦的手緊緊鎖住邊上的欄杆。那幾個坐在過道包袱上的老太太神色更加緊張，她們儘量把自己的身體蜷縮到最小，眼睛不安地盯在地板上，一旦有誰上下車從她們身邊經過時，她們都毫無必要地顫顫微微地把小腳盤起來讓路，人過去許久才小心冀冀地放下來。這就是傳統的中國農民的典型神態：在自己熟悉的一畝三分地之外，他們永遠是緊張的、怯懦的，似乎周圍充滿不可測的危險。

      我想起了作家關仁山講過一個故事：在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河北灤縣進行掃蕩。他們把一個村子三百多口人集中起來，叫他們挖一個大坑。村民們知道這個坑是用來埋葬自己的，然而還是一鍬一鎬，認認真真地挖好了這個坑。然後，三百多人全部槍殺，埋在這個坑裡。抗日戰爭過去五十多年了，我們在電視上還是能看到這樣的新聞：一個歹徒，兩天之內，僅憑手裡的一把小小的水果刀，就能在長途客車上，當着大家的面連續強姦幾個女孩，全車乘客，包括其中一個女孩的親哥哥，都一言不發。漢語裡有一個獨特的詞——“順民”，我不知道還有哪個民族的語言裡有。那些農村老太太的神態，就是“順民神態”。這種“順民神態”告訴你，他們準備在任何公權力、暴力和不合理現象面前低頭。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會選擇順從，而不是反抗。

是什麼，造就了中國人獨一無二的“順民性格”?是中國獨特的歷史和獨特的政治文化。

黑格爾說中國是個“停滯的帝國”，湯因比說中國幾千年裡處於“僵化狀態”。如果因此而認為中國的傳統社會沒有發展，那無疑是錯誤的。幾千年的中國史其實就是一部專制技術發展史。專制制度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一種制度。為了讓這一家一姓能夠千秋萬代享有全天下的膏脂，它盡最大可能地壓縮社會其他人群的權利和利益，盡最大可能地消滅一切對專有權力的覬覦和挑戰，盡最大可能地維持穩定，保持現狀，防止社會發展變化。套用魯迅在《春末閒談》中的比喻，專制技術就是掠奪者刺在中國社會神經上的一根毒針，它使得中國社會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於它肆無忌憚地敲骨吸髓。

因此中華民族最大的發明創造不是“四大發明”，而是專制技術。這一技術，有高深的理論，有精密的設計，有龐大的體系。從韓非子到董仲舒，它背後有許多理論提供者。秦始皇在全國範圍內確立郡縣制度，是這一技術大規模應用的開始。漢武帝“獨尊儒術”給秦始皇創立的硬制度，配合上了非常適用的意識形態體系。唐太宗完善了科舉制度，把社會的智力資源統一到“皓首窮經”這一條路上來，有力地從制度上控制住了知識分子的頭腦。清代諸君，則大興文字獄，在人們頭腦里直接建立監獄，終於把專制制度推上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峰。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停滯”“僵化”，正是專制制度所要達到的目標，正反映了專制技術不斷發展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孟德斯鳩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專制的目的是平靜。”(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因此專制技術發展史的另一面，或者說這種技術成果的體現，就是一部漫長曲折的國民性演變史。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新舊交匯的河口，傳統與現代，在各個層次交錯重疊。從表面上看，或者用一句學術術語，從“器物層面”上看，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全面西化了。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在文化大革命把“四舊”破壞殆盡的基礎上，我們再以現代化的名義，掃蕩掉古老民居，建起一幢幢面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但是，這僅僅是表象。改造一座城市遠比改變一個頭腦容易。請問，我們那些坐奧迪、用筆記本電腦的官員們，他們跑官、買官、貪污腐敗的方式，和明清那些坐八抬大橋的官僚們，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嗎?我們那些施用化肥、使用含激素飼料、每天晚上在電視前興高采烈地看《康熙帝國》的農民父兄，在政府、權力和暴力面前的表情，和秦漢時代，有什麼不同嗎?

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不動聲色地可怕地靜靜旋轉。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交錯，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變幻莫測，光怪陸離。這種錯綜複雜，不但讓外國人迷惑，也讓中國人眩暈。世界諸重要國家中，只有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最為崎嶇曲折，多次重複交納高昂的學費，依然在同一個地方不斷跌倒。西方國家的事物移植到中國，似乎逃不了被染上“中國特色”的命運。到現在為止，在中國人與中國人的面對面鬥爭中，成功者無一不是更“中國”的人。在晚清，慈禧太后與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鬥爭中，那個深懂中國權力運作機要的老太太勝了。在民國初，從海外回來的孫中山被土生土長的官僚袁世凱輕而易舉地打敗了。在毛主席與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鬥爭中，熟讀孫子兵法的毛最終戰勝了那些喝飽了洋墨水的留蘇生。在毛與蔣的生死決鬥中，留學日本、信基督教的蔣最後還是敗給了沒出過國的毛。

因此，認識清楚古老中國的內核，是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必須做的。這是我們走下去的前提和基礎。

 

摘自張宏傑《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