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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利休其人其道
日本今日之成就，得益于三个人。其一，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西方”的日本人。在他主政时期，引入了隋唐文化和印度佛教，使日本在物质层面，和大陆接轨；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向印度看齐。
其二，千利休；历史之发展，如人步行，左一下右一下，左矫正右，右匡扶左，断没有两脚并行的。一只脚走到底，只能进入万劫不复的死循环，如中国历史；而所有的文明国家，必然是左冲右突、两种势力交互博弈、互相纠偏的结局。一阴一阳，之为道。
如果说，圣德太子是“崇洋派”，千利休则是“复古派”。在天皇、将军和贵族一派奢靡之风中，千利休横空出世，倡导“清静和寂”、朴实无华的茶道之风，并一鼓作气将此风吹遍了日本之建筑、园林、装饰、绘画、插花等诸多领域，重新发现了日本上古时期的本土精神。换言之，千利休是对圣德太子之修正。
其三，福泽渝吉。没有福泽渝吉，日本人就一直沉浸在“小岛众民”的日本梦中了。坦率地说，这种生活也没什么不好。迄今，仍然有一些怀旧的日本古典学者，在寻找江户时代消失的背影。自然、清洁、俭朴、安静的小日子，“一箪食一壶浆，民也不改其乐”。这是东方禁欲主义，是极小化物质、极大化精神的一种状态。
福泽渝吉号召日本人，“脱亚入欧”。在其发表的最早、最重要的启蒙读物《劝学篇》中，第一句就写着：天，不造人上之人。等级制无疑是中国礼制的遗毒，儒学在日本之扩散，不可避免地将这种病毒带到了日本列岛，并侵入了日本社会及民众的肌体中。千利休之茶道，虽然，倡导平等的禅宗思想，可是，对等级制的打击，并不是致命的。
毕其功于一役的任务，由福泽渝吉完成了。他的新式武器，就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在千利休的游击战术袭扰下，并不太强大、并不太有战斗力的儒家思想，终于被日本扫地出门。从此，日本告别了东方专制主义，大踏步地进入了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
千利休是个茶人，可，要是只把他局限在茶道之内，就贬低了其在日本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千利休在粗陋的茶碗中，用纤细的竹质茶杓，搅动抹茶，掀起了日本社会变化的风暴。这正是千利休比之于陆羽的伟大之处，也是陆羽和千利休不可等量齐观的原因所在。
千利休是织田信长选中的三个茶人之一。信长控制手下的一个办法是，赏赐价值连城的茶具，并授予举办茶会的特权。没有信长的允许，武士是不能随便开茶会的。茶具和茶会，遂成为一种标签；有了标签，才算获得了信长的赏识，才算是信长的亲信，身份骤变而身价暴涨。由于，茶会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追求茶器之豪华、高贵，茶室之宏大，与会人数之多，也就成为信长时期茶会的时尚和风潮。
如果没有本能寺之变，如果不是明智光秀在本能寺之变中逼迫信长自杀，日本的历史轨迹，该向何处？千利休和茶道之未来，是何面目，恐怕都是一个谜。历史如此诡异，雄才大略、豪气凌云的织田信长正当盛年，却不得不在本能寺滔天的火焰中，终了自己的生命，只留下一句“无关是非”的无奈叹息。
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政治遗产，其中，也包括千利休。千利休大放异彩的茶道生涯，也是在与丰臣秀吉“蜜月般”的合作中展开的。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千利休之悲剧，也是丰臣秀吉一手造成的。丰臣秀吉以“天下人”自居，千利休以“天下茶人”自傲；一个以武力令天下武士庶民仰视，一个以“清静和寂”的茶道精神及高超的审美旨趣，令众人追随；一个以“刀狩令”将天下铁器尽数收缴，一个以两叠半的茶室，收拢了日本民族的心灵。一武一文，各领风骚，堪称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对手和伙伴。
伟大的对手之间，总是上演着精彩的故事。
听说千利休在京都的家中，“朝颜”开得格外好看，看过的人，都说好。“朝颜”者，牵牛花也。丰臣秀吉就和千利休说，赶快准备一下，我去你家喝个茶，顺便欣赏一下你的“朝颜”。第二天，丰臣秀吉兴高采烈地来了，可是，进了花园，大为震惊。满园失色，传说中的牵牛花一朵也没有。休吉不禁大为震怒，但也不好怒形于色。
随着千利休，解下武士刀，半跪着进入茶室。猛抬头，一朵娇弱的“朝颜”，在釉色黝黑、质地粗糙的花插里，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千利休的茶室，是一个刻意营造的、与世隔绝的格子间，没有直射的光线——直射的光线，过于强烈和耀眼，这是与千利休的美学观不相容的；茶室四壁，是泥胎，为了营造沧桑、枯寂的氛围，颜色像烟熏火燎过的。试想，在这样一个封闭、灰暗、局促的空间，丰臣秀吉一眼望见挂在墙上的、唯一的一朵朝颜，该有怎样的激动和感慨。
丰臣秀吉被千利休而折服，千利休的茶室，遂成为丰臣秀吉及各路大名拜会的圣地。一时间，千利休之茶室，成为战国时代武士们的精神家园。不过，日本不是中国，日本大名也不是刘邦手下暴得天下的草寇——樊哙等在刘邦的大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杯盘狼藉，一派胡言，肆意撒野，随地便溺。来茶室的武士，不是来喝茶的，更不是来撒野的，而是来虚心学习、接受教育的。茶道是一种教养，是修身养心、陶冶情趣的必修课，而他们的老师，就是茶人千利休。换言之，千利休是战国时代最上层武士、即大名们的精神领袖。
千利休和丰臣秀吉合作的早期，是非常融洽的。丰臣借重于千利休及其茶道，笼络各路大名；千利休则通过各地大名，将自己的茶道，远播日本列岛。如果说，丰臣秀吉和千利休之合作，是一出“二人转”，则其最精彩的篇章，非北野天满宫大茶会莫属。
1500多人，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一张席子上，还有使用纯金茶具的豪华茶室；山麓溪流，树丛草甸，大茶会在京都郊外的原野上漫无边际、无拘无束地展开；将军和百姓，大名和商人，士民一体，天下同庆。如日本学者所言：千利休的理想，是创造一个超越身份、没有名分限制的新世界，士民平等，天下平等。利休之意不在茶，而在乎平等；利休之茶道，不限于茶，而在乎以茶道打破人分高低物有贵贱的不平等的社会体制。
对此，权力基础尚不稳固的丰臣秀吉，是赞同的。大茶会也是在丰臣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秀吉还为大茶会写了“广告”：茶の湯に興味のある者は 武士も町人も農民も それ以外の者も 皆集まって 思い思いの茶を点てよ——对茶道有兴趣的，武士也好，町人也好，农民也好，其他社会阶层也好，全都来吧！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喜欢点茶吧。
军人是靠不住的，丰臣秀吉也不例外。天下稍定，丰臣秀吉就颁布了《身分统制令》——日本社会分为公家、武士、町人和百姓四个阵营。公家是以天皇为首的皇亲集团，他们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但有虚名和教养，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武士是日本社会的实际统治阶层，他们一手仗剑，一手抱着钱袋子和粮仓；百姓是住在农村，专门生产稻米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农民；町人就是商人，他们住在城下町——城下町，是武士居住的城堡的郊外；町人从事手工业以及贸易活动，为庞大的武士集团提供各种经济服务，比如稻米买卖、货币兑换、货物运输、日用品加工等。
士农公商，四民分野；人分等级，群有贵贱。每一个人，都被固化在棋盘式的格子间中。阶层之间的转换，是不允许的；武士不可以脱离自己的身分，作与自己身份不相干、不相称的事情，比如，武士去市场上买酒打酱油，是不允许的，是被耻笑的。反之，町人和老百姓，也不可能晋升为武士。
丰臣秀吉和千利休的蜜月期，基本结束了。虽然没有马上分道扬镳，但分歧已十分明显，且是不可调和的。千利休之茶道，倡导平等。要平等，自然是就低不就高，要让平民百姓、让权势者之外的人，也有机会享受茶道。丰臣秀吉之国，是等级分明的金字塔。
千利休之茶室，是草庵风格的；木架土墙，萱草覆顶，屋檐低垂，小窗幽暗，与普通日本农家木屋，毫无二致。丰臣秀吉则在大阪城的天守之上，建造了一个举世无双的黄金茶室，金碧辉煌，极尽奢华；
千利休之茶器，不是唐物，而是和物。中国瓷，一是价格昂贵，一般人用不起；二是，釉面润滑，光亮如鲜。千利休一改茶道中对唐物的推崇，转而使用日本本土的黑乐瓷。黑乐瓷，釉色晦暗，质地粗糙，像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样，不滋润不发亮，却有一种古拙质朴的美感。
丰臣秀吉之茶具，除了继承石田信长的大量唐物之外，就是金制茶具，熠熠生辉，灿烂夺目。与利休之茶具，不可同日而语。在日记中，利休写道：げ柰毪恕〔瑜颏郡皮毪长趣颉⌒慵婴盲皮い搿�——秀吉讨厌用黑茶碗点茶。另据日本学者近年的研究，利休所修建的草庵茶室，也因不合秀吉的喜好，被命令重建。
丰臣秀吉和千利休，渐行渐远。导致两人决裂的，是一朵野菊。
一次，千利休作茶会，丰臣和另外三个大名在座。利休离席之际，秀吉做了一个小动作。他把藏在自己怀里的一朵野菊，插进装有抹茶的茶叶罐和茶碗之间的空隙里，并以为得意。秀吉想，千利休曾经把所有的牵牛花剪掉，只留下一朵观赏；我也如法炮制，用一朵野菊杀他个回马枪，看他如何应对。不曾想，利休回来之后，一言不发，将野菊拿下去了，连正眼都没看秀吉一眼。
秀吉傻眼了，比看见一朵牵牛花的时候，更加震惊。不妙的是，这一次，在场的不只是秀吉和千利休，还有另外三个秀吉手下的重要大名。利休完全无视秀吉之存在，既是作为天下茶人的一种舍我其谁的骄傲，也是对最高权力拥有者丰臣秀吉之挑战和蔑视。利休无言，但是其作为明确宣示：我的地盘我做主，丰臣秀吉你别插手！
丰臣秀吉和千利休，在精神上，彻底决裂。之后的一切，都是秀吉主导的，也是丰臣秀吉对野菊花事件的报复。丰臣秀吉先是命令千利休，不能再举办茶会；要是举办，必须经过自己允许，并在自己眼前举行。
天正19年初，在丰臣秀吉常去的京都大德寺，发现一座千利休木像。谣传，是千利休自己造的。实际上，是大德寺为了感谢千利休的大额施舍，和尚们自发制作的。木像立在大德寺山门楼上，山门乃进出大德寺之惟一通道。秀吉认为，在自己头顶上，立千利休的塑像，岂不是目中无人，要把我踩在脚下吗？
对“天下人”丰臣秀吉而言，还有比这更大的屈辱吗？是可忍孰不可忍。2月13日，丰臣秀吉下令，把千利休赶出京都，让他回老家堺闭门思过。同时，将千利休大德寺的木像，在京都一条戾桥上示众，并传话给千利休，不谢罪，下场和木像一样。
崇拜千利休的大名，纷纷劝千利休通过丰臣秀吉的母亲和妻子，向秀吉疏通关系。千利休拒绝了。在千利休由绪书中，利休写道：因茶道而天下知名的我，为了活命而求助于女性的话，真是遗憾啊。
骄傲的千利休，至此，依然是骄傲的；他没有认错，更没有谢罪；他没有一丝的懊悔，也没有一丝向秀吉之乞求，他毅然决然地走向生命的终点，。
这，是丰臣秀吉最不能忍受的。他没有直接杀掉千利休，而是将其流放。一是念及以往的情分，二是给了千利休一个回心转意、服软屈膝的时间窗。他在等待，等待千利休直接或间接地向其俯首称臣。只要千利休说了软话，认错服输，丰臣秀吉是会放千利休一条生路的。那样做，既显示了丰臣秀吉无上的、不容挑战的权势——连最骄傲的茶人，千利休也跪下了；其他人等，还能如何！——又搏得一个大肚能容大美名，何乐而不为呢？
但是，千利休不买他的帐，不给丰臣秀吉一举两得的机会。可想而知，丰臣秀吉该有多大的怨恨，不杀不足以泻其忿。在长达半个月的等待后，丰臣秀吉作了最后的决断：命令千利休切腹。2月28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3000多名日本武士，包围了千利休在堺的房子。面对宣布切腹的使者，利休的反应是，以点茶招待使者。
千利休放弃了生，选择了死；千利休之茶道，却因此而获得了最灿烂的光辉。反观丰臣秀吉，却是一个失败者，彻底的失败者。当一个人、组织只有以武力和强权，让另一个人和组织屈服时，武力和强权是虚弱的，也是可耻的；当一个人和组织不得不以消灭对方的肉体，让另一个人和组织顺从时，胜利者是惶恐不安的，并将在永远的天谴中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3年11月6日，15：00
北京，望京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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