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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感谢你 !

1976 年，中国那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但是，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1970年代末高考恢复之后，成为海南岛的外语类状元，由于环境的因素，就读中山大学德语系。在中山大学，我遇见了爱妻张申华，1988年两人一起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西德巴伐利亚自费留学。

老婆最了解老公的身体，不管哪个部位，所以，老婆亲自裁缝制作的衣服自然合身，合身得十分自然。自然合身的衣服穿上去就很自然、很舒服。申华说，男人的衣服领子要挺、袖子要直，这样男人穿起来看上去具有雄心壮志、魅力无限。

三十多年了，这件衣服一直伴随着我，过去在中山大学天天穿，现在不舍得穿。我走南闯北、从亚洲到欧洲，不知道搬家多少次，该扔的都扔了，不该扔了也扔了，可是，这件衣服一直紧紧地贴身贴心，直至永远。

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老三届”是指中国1966年、1967年、1968年的高中毕业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考大学。1966年到1968 年，中国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在1968年至1969年的上山下乡高潮中，这三届本应已毕业的而实际上并没有完整结束学业高中，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下乡，或集体到农林牧场，或分散插队落户农村。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正常的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国家恢复高考后，先后于1977年、1978年、1979年参加高考，并相应于1978年春季、1978年秋季、1979年秋季进入大学学习的三个年级的大学生，习惯上统称为“新三届”大学生。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在年龄构成上差距相当大，有十四五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有文革十年中积累下来的历届高、初中学生，更有年龄已在二十四五岁到三十多岁的。

我找不出能确切描绘那个时代的词汇。当时正逢三中全会前后，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在77年恢复，77级开始，考生可以自由报名，全省统考。 78级全国统考，更是排除了家庭出身和家庭背景，以分数录取。记得在学时有美国的大学代表团来中大访问，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大学生”。那时图书馆座位太少，傍晚时分，开馆之前，学生已经排起长龙，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不然，大门的玻璃又要被挤破。

那年头，同学们基本是教室、宿舍和课堂，三点一线，路都不拐。在食堂排队买饭时，也背英语单词。外语专业自古以来是“计划”式呆板教学，一二年级学习语音语言基础、口语、听力，三四年级精读、泛读、翻译、报刊选读。我这个人天生叛逆，最不喜欢学习内容被规范、被计划、被灌输、被指导。所以，我下午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历史系课室，听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等；在经济系课室，学西方经济地理；在哲学系课室，读黑格尔。

我自己有最经典的论述：“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上学就停课；该读书的时候，我们在修理地球；该出成果的时候，我们却在嚐寒窗苦；该有作为的时候，我们必须养家煳口。”好一首趣味的打油诗，其中的故事，又有多少海外学子可以体会、可以承受?

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催生了中山大学的学生文艺刊物《红豆》。

我非常热心关注和事奉《红豆》。中文系苏炜（海南知青）他们成立了“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得到了吴宏聪、王起、金钦俊等老师的支持，苏炜任社长，不久创办校园杂志《红豆》，苏炜任主编。编委有王培楠、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林英男、辛磊等。

永远不会忘记，永远缅怀当年推着三轮车冲过海珠桥，到市区叫卖自己杂志的豪情。

如今在欧洲，留而不归，留而不学。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知识很远，竟然担任过德国班贝格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巴伐利亚工商会顾问、中德双语专栏作家，班贝格民选市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