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不同于文章，醒目、直观，一目了然。这两幅照片，对于当年全国愈刮愈烈的浮夸风无疑是火上浇油，产生的影响极为恶劣。
二、城市人民公社的创始人
邓小平与刘少奇同为共产风的始作俑者。他还是城市人民公社的创始人。如果说当年大办农村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集中意志的体现，那么，城市人民公社的“蓝图”则出自邓小平一人之手笔。城市人民公社的设想就是邓小平理论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处女开篇。
1958年9月底，邓小平在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等人陪同下，视察了东北三省。视察中，他竟突发奇想，谈到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下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1958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城市人民公社系一新生事物，试问如此重大决策，政治局讨论过没有？有没有形成决议？就现有材料来看，这完全是邓小平一时心血来潮。既然未经政治局讨论，更未形成决议，缘何通过《人民日报》向全国胡乱指示？！邓小平的党性、原则、霸气，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城市人民公社这幅蓝图，对于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来说，早已成竹在胸。他是这样描绘的：“城市公社的所有制，最初可有三种形式。即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全民结合的所有制。但是归根到底，城市公社总应该尽快的实行全民所有制。一些民办工厂，如果一开始就能实行全民所有制，就不必经过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城市公社的分配，也可以先采取不同形式，以后再逐步统一。”（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众所周知，在中国第一个鼓吹共产主义近在咫尺的是刘少奇（参看我的博文《祸首刘少奇??饿死人事件之我见之五》，刘少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领导的谈话），再联想起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给刘少奇摇鹅毛扇的”这句话，加之邓小平谈及城市人民公社说话没商量的那种语气，樵夫怀疑共产风的第一始作俑者很可能是邓小平而不是刘少奇。所幸由于后来的经济形势，尤其是粮食形势日趋险恶，邓小平不得不把他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宏伟蓝图”藏掖，否则，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灾难。
三、“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罪恶言论炮制者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写道：“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在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从全面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有了邓小平这句话，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就积极鼓吹“丢卒保车”的歪理邪说。当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对此质疑时，李井泉竟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先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参看王东渝（化名车夫）在香港出版的《麦苗青菜花草??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李井泉对他的主子的话，可谓心领神会，活学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