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虔谦-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有位读者一口气读了我好几部作品：《不能讲的故事》、《银女》、《最后一个女人》和我的新作《吉女花》等，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虔谦成了真正的女人代言人。历史跨越巨大，故事细腻连贯。篇篇动人心弦。”他还没有读我的《二十九这个坎》。
不说受宠若惊，他的话对我有些振聋发聩。我在接受江少川教授采访时，还觉得自己对女性题材重视不足。而今我意识到其实自己在不经意间做了“女性代言人”。
写作和电影演员的表演一样，有本色和性格两种。本色是感人的，写起来较顺心应手。性格是迷人的，但有风险，从心理和技巧上说对作家都是更大的挑战；因为作家必须走出自我，细心体验外界的人物并把这体验感觉雕刻表现出来。我自己在小说创作的早期（以长篇小说《不能讲的故事》为代表）比较本色，主要女性人物基本是作者本人人性的外化。后来我有意识朝性格迈进，特别在塑造一些故事配角的时候。

女性人物的塑造可以放在不同的平台或者说层面上：可以是一个人整个的命运人生，比如《不能讲的故事》和《吉女花》；可以只专注爱情婚姻，比如《二十九这个坎》；也可以只是主角和她际遇的一些人物之间的故事剪影，比如《银女》。

《不能讲的故事》所塑造的芦花我认为是有经典意义的。我在《回忆我那不能讲的故事的激情岁月》里写道：
“我那激情，为的是我的女主人公芦花和她的命运，她的情爱，她身边的男人和亲人。我那激情，为的是芦花一生的苦难和悲欢离合，为的是她的宽容、善良，坚韧、爱和付出。
《不能讲的故事》的难以超越处，在于芦花这个人物的难以超越。芦花这个人物，简单，朴素，完美并撼动人心。”
“神啊，给我一个芦花 ……” 芦花是一个时代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中国女性在苦难中所迸发出来的人性光辉的集中体现。

后来我写了长篇小说《二十九岁这个坎》（原名《二十九岁以前，不要结婚》）。我打心里认为这部小说不输给《不能讲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我试图走出自己的本色，塑造一个人性复杂些的女人。然而就像上面提到的，性格型的人物塑造不容易并有一定风险。当时读者对小说女主人公彭惠有许多评论，其中以抨击为多。我将彭惠和芦花做了一些比较，试图说服读者，彭惠其实也是一个好女人；她和芦花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不同。我这样分析：

“首先，芦花是被卖的孤女。这一悲惨身世本身就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同情。更有甚者，无辜的她二度遭遗弃，她的人生也从此进入旋涡和飘零。
第二，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年代里像芦花这样的农村妇女，并没有自由恋爱的观念。有的只是嫁鸡随鸡，逆来顺受的伦理反射。
第三，芦花真正的魅力在于她冲破了这一切，超越了命运的不幸、世道的艰辛和生活时代的局限。芦花人性里的全部美丽，是在那不幸和艰辛中层层展现出来的。
反过来看彭惠。她处在与芦花完全不同的时代。一个女性爱情已然觉醒的时代。彭惠的早恋一方面表现了她人性的纯真和早年性格的明快勇敢，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时代女性觉醒的鲜明标志。

女性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女人的天地不再仅仅是丈夫和孩子，她有自己的工作、职业、兴趣爱好等等。这些女性生活的要素可能会和她的爱情生活形成矛盾。
女性觉醒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女人对爱情的深度和高度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年龄局限性或者说敏感度的。
但是彭惠的故事不止于此。和芦花一样，彭惠本质上是个纯真、善良和自律的女人。因此她和林文杰的婚爱过程也是她的良善本性和她的情爱追求之间近乎残酷的交战过程。最后她明白了婚姻的本质，明白了婚姻可以是真爱的结合，也可以不是。但是无论如何婚姻有着神圣的责任和家庭亲人纽带。婚姻里头可以没有爱情，却一定有爱。

在芦花和彭惠的身上我能看到女性跨越时代的恆古美德，那就是善良和自律。说到忍耐，彭惠的忍耐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意识的成熟而成熟的。”
看来，虽然我试图超越自己，彭惠这个人物最终仍然贴近我个人的本色。不过，彭惠要比芦花立体多变一些。她的不尽完美性构成了她的立体性。

短篇小说《银女》写的是大众情人。因为是大众情人，在社会的眼里可能是不贞不洁的；但是小说描写了一个实际上充满了女性美的少女，既善良又纯真。小说的结尾是童话式的。这部小说收入晋江小说集《重奏》（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

《吉女花》是一部九万字的大中篇。小说描写了杏真从纯情少女如何被迫从娼，她的遭遇对其女儿命运的冲击等等；其中涉及娼妓、牢狱和拆迁，是我关注社会和社会底层的一个新尝试。《吉女花》的另一个尝试是在性的描写上。饮食男女，性是人（人生，人性）的一部分，文学作品涉及性是自然的，关键在于怎样涉及。该小说这方面的描写应该说是我作品中较为成熟的。它含蓄洗练，有睛无龙，传达神而不是形。

从芦花，到彭惠，到银女再到杏真（从懵懂时代的纯美，到成熟时代的挣扎再到改革前后的风霜，注意，不是风尘），就是我笔下女性形象的大致脉络。

二给我的女主角一个魂

创作《吉女花》的过程中我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七年萦绕我心，并且其实已有答案的老问题：《不能讲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吸引人，芦花为什么这么感人？曾有人指出：芦花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物，虽然感人，但现实中很少。我想，现实中不多，所以才应该光扬这美好的灵魂。韩国电视剧里的大长今，中国电视剧里的陆贞、阿勒邱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这些人物形象都塑造得很成功，充分释放出文学的正能量。

在《晨芳2112》这部小说里，有一个大章，叫《商代的故事》，开头是这样写的：

有的时候，天很蓝很青，天地很大；有的时候，天又灰蒙蒙的，天地好象很窄，连站着说句话的地方都没有。
其实也没有话说---有话，无法说，慢慢的，话咽回去了，就再也说不出来了，就再也没有话了。
除了肚子饿了，觉得自己还活着外，好象生命并没有什么迹象。可有的时候，当漫天小雨飘洒而下时，也会感到一阵无端的寒战和茫然。因为毕竟，自己和矮墙下的那只伸长了脖子的狗，还有矮墙上那只和自己对视着的断了尾巴的壁虎还是有些不同。
她叫阿柳，十四岁。她没有爹妈的概念，因为她没有爹妈。养大她的人也是使唤她的人，对她拥有一切权威，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

阿柳没有自由，生存空间极其狭小。但是小说里写她不是真的肚子里没有话，而是没有办法说。小说还写到阿柳做了一个乘着大鸟的翅膀遨游的梦——阿柳还有梦。不仅如此，阿柳的生命里还蕴藏着爱的火种。《商代的故事》，写的就是作为奴隶的阿柳和阿梁的充满悲剧气氛的爱情故事。最后，阿柳被她的主人“恩赐”活埋陪葬……
有话，有梦，有爱，阿柳，虽然身为女奴，生命力和灵魂却相当的饱满。

《吉女花》女主人公黄杏真之女林小雪有句话：“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 她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她的童年和她的家境。林小雪从小经历母亲的受苦、家庭的艰难乃至最后的亲人分隔，那句话是一个家庭不幸的折射。黄杏真从少女时代开始，她的个性就被家庭的重负压折。从少年，到青年，到成年，黄杏真的生命里只有一个念头，一个本能，那就是赚钱养家。从家庭重压这个角度上讲，黄杏真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舒展甚至还不如三千多年前的女奴阿柳。小说原先偏重了这份重压，忽略了必要的心理深层挖掘，黄杏真的形象偏于暗淡，灵魂乏光甚至乏力。

写着写着我感到了这一点。比较芦花和阿柳，我意识到，我应该给黄杏真一抹彩色的魂。这一抹魂要通过情节和细节刻画来体现。于是，我加进了黄杏真的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反复做，至少做了两次：一次是第二次和白连江上床以后，第二次是在狱中发病住院的那个晚上。此外，我还加进了三个情节，一是黄杏真在狱中腹痛，坚持刺绣直到挺不住而晕厥过去。杏真之所以硬挺着，原因之一是她感到喊痛没用；原因之二即和杏真不死的家庭团圆希望和“硬骨头”性格（狱中女看守的评价）有关。二是杏真亲赴狱伴阿姣在远方的老家，完成对女伴的承诺，尽管阿姣曾经对杏真充满敌意。三是杏真最后终于步入光明，接受了公众职务。至此，我觉得，黄杏真这个女人在我的面前站立了起来：一个从社会最底层挣扎着活了下来的女人；一个走过漫漫的黑暗隧道，始终没有放弃光明希望，并可以为这希望豁出去的女人；一个心灵手巧，驾驭针线超过庖丁解牛的女人；一个仁慈宽容和坚忍的女人。

三小女人，大时代

有人说女作家写来写去都离不了女人和爱情，这话不虚；我读过不少女作者的作品，大致是如此。这一点应该和女性的心灵和思维特质有关。我发现自己也很难抛开女人和爱情，硬性切入写大题材。反而是，我往往会通过女人和爱情来反映时代、社会、人生和人性。不过，这些年来我还是一直在努力创作一些画面大一些，故事宽广深厚一些的作品，比如中篇小说《阿葱的南闸口》、《晨方2112》等。

《不能讲的故事》、《二十九岁这个坎》、《银女》和《吉女花》也都有这个努力在里面。这四部小说时代跨度长，写起来难度不小。除了生活经历、积累和沉淀外，写芦花靠的是难以再现的激情和作者本人的人性外化；写彭惠靠的是硬弓强拉的写作韧性和认真态度；《银女》透露出作者的理想主义女人观；《吉女花》则雄心勃勃地把小女人黄杏真的故事放在了改革开放前后的大时代背景上推演。《吉女花》和《阿葱的南闸口》、《痕》、《晨芳2112》、《朴山男孩》等中、短篇小说有共同点，即从不同的层面及时代背景上体现作者对社会和社会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关爱，抒发作者的悲天悯人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晨芳2112》外，本文列举的所有作品的主要地点背景都是闽南，我最熟悉的地方。也因此，我又把《阿葱的南闸口》（文革背景）、《痕》（知青时代背景）、《吉女花》（改革前后）一起，称作我的“故乡三部曲”。三部中篇小说一起，立足我熟悉的闽南，从我比较得心应手的女主角们的角度切入，反映了中国从文革到改革这几十年间的历史变迁。女性题材，完全可以如一叶知秋，或露珠射阳一般，反映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深广和厚重；同时由于女性的特质，女人的故事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爱与美、温柔与祥和。

新版长篇《二十九岁这个坎》正式上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