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又至，不禁唤起儿时过年的记忆。记忆的深处，是那永远也忘却不了的年味。现代人的物质条件已经很丰富，从吃喝玩乐的角度几乎天天都在过年，因此现在的“年味”往往指的是过年的气氛；而我心中的年味，则是淳淳的感官味道。
儿时的生活条件十分简朴，凭本供应的吃食根本满足不了饥渴状态的身体成长需求。盼过年，最先盼的是解馋。我的父亲是北方人，母亲是南方人；父亲会做一手好面食，母亲炒得一手好菜，再加上南北风味的融合，只要有原材料，家里的菜肴始终让人垂涎欲滴。每逢春节临近，父亲会蒸一大堆白面馒头、豆包、花卷，然后放在室外的一个小水缸中，算是在天然的冷冻容器里保存。如果气候合适，父亲还会用两个月的猪肉指标，在元旦过后腌制好腊肉，挂在房檐下风干，随用随取。母亲也会釀好一大坛米酒，用来做初一早上的米酒汤圆。除了三十晚上的那顿有鱼、有鸡、可以随便吃肉的大餐，年年盼望的，更是那些可以过足嘴瘾的奶糖、果脯、点心、花生和瓜子。我小时候嘴忒馋，老是有吃不饱的感觉。那时家里为了让备好的年货小吃能留到过年，都要仔细收好防备我们偷吃。尽管如此，也挡不住我们恶狼般的食欲。有一次父亲买回两斤杂拌糖，没来得及收起就又出去办事。半天的时间，我不仅把那些糖吃了一大半，而且吃光了所有的奶糖和软糖。吃完后那种忐忑不安怕受惩罚的心情至今难忘。不过父亲回家后，见状只是哈哈一笑，说我太馋了。家里过年的花生几乎永远等不到除夕那天就会被我们吃光，父母也总是网开一面地仅保留起瓜子用来招待过年串门来的亲戚朋友，把花生放在外面任由我们抓食。
家的附近有不少公司合营时保留下来的传统小吃店。过年时节会有烤红薯、糖炒栗子、冰糖葫芦。我最喜欢烤红薯，除了在寒冬中有一种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感觉，远远地闻到那香香甜甜的味道就会让人咽口水。但是家里很少在外边买烤红薯，大都由父亲在家自己烤制。那时冬天取暖还都是煤炉子，父亲会先把洗净的红薯在炉膛中放上一圈，等软了以后再拿出来放在炉台上面继续翻烤。时间一长，红薯就会渗出糖分，滴在炉台上嗞嗞作响。很多时候，父母还会在炉台边上撒上一两把花生和瓜子，这时候，满屋里会弥漫着过年特有的甜香。
母亲特别喜欢花卉，每年春节之前都会购买两头水仙花球，算好生长期后再放入一个专用的瓷花盘中浇水养育。神奇的是，在母亲的精心侍弄下，水仙花总是能准准地在大年三十那天开放。此时，屋里就会散发着一种极其幽淡，却又无法忽略的花香。我时常凑到花前去闻那香味，母亲就告诉我：那样的话，离远了就感觉不到花香了。
最让男孩子兴奋的，当然是鞭炮的硝烟味道。父母说我从小就不怕鞭炮声，听到那种噼里啪啦的动静还会兴奋起来。的确，从我记事起就爱看大人们放鞭炮。大约也就三岁，就要自己举着杆子放。印象深深地记得，那是一挂100头的浏阳河牌小鞭，包装有现在五毛钱纸币大小，红红的包装纸上贴着年画风格的厂牌标签。当我放完后，父母兴奋地说：咱们孩子真的长大了！第二年，我就学着其它孩子的样，把鞭炮一个一个拆开，插在雪堆里点放。后来便开始拿在手里点着后再扔出去。
最淘气的时候是在小学。那时已经会放“二踢脚”了，家也从近郊搬到了市里。放鞭炮一个人放不够意思，经常是胡同里的同学们一起放。规规矩矩地放不过瘾了，就开始玩花样。有一次，我们捡到一根半米左右长的废水管，我就出点子把铁管的一头用劈柴堵上，把二踢脚点着后迅速放进空着的一头，这样，这玩意就像一门小炮，指哪打哪，自己还很安全。后来不知是谁出了个坏点子，在一个很窄的胡同口，把铁管用砖头架好，准备炸从另一头过来的行人。为了测试弹道和爆炸的位置，还特地先试放了几个，并调整好了角度。远远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子进了胡同，我们熟练地点火，装“弹”，眼看着二踢脚从铁管中飞出，然后一声震响，就在骑车人的耳边不到两尺的位置炸开一团白烟，那人顿时人仰车翻地栽倒在地上。其实我们只是想捉弄人玩，真没想到会炸得这么准。原来说好炸完就跑的，但见状就全都吓傻了，呆呆地看着在原地迈不开步。大约过了十几秒钟，那人从地上爬了起来，吼叫着向我们冲来。这时我们十几个孩子才疯了似的一哄而散，绕胡同、穿堂门回各家躲避。
小的时候，北京根本见不到自己燃放的烟花。说得也许夸张，我们家可能是文革期间北京市区唯一放过烟花的家庭。那时正值卫星上天，红旗尚未落地的当口，父亲从干校回来过年，给我们带了一盒以前从没见到过的烟花。那是一盒六个火箭形状的烟花，每个大小约15公分，有三个粘在竹签上的尾翼。父亲说那是当地的爆竹厂为了庆祝卫星上天而特地制作的。当天晚上，我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院中间施放。烟花点着后真的像火箭一样腾空而起，在几十米的高空燃起一个鲜艳的粉红色焰火球。我们见状兴奋不已，随即又燃放了第二个。第二天上午，好几辆公安警车出现在我们家附近，没多久，有几个着装和便装的警察来敲我们家的们，问我们昨晚做什么了。父亲马上想到了烟花，就把实情说了。警察要求拿出烟花来看，看过后如释重负地说：因为群众举报，有人在给特务打信号弹，所以他们才来奉命调查。由于那包装盒上印着庆祝卫星上天的字样，任何不良的揣测都可以轻松否定。由于当时既没有允许放烟花的规定，也没有不允许的规定，警察们便连盒拿走了剩下的四个烟花交差，我们也就平安无事地过了关。
没几年改革开放，烟花爆竹已经满大街都是了。那时追求的是鞭炮的威力，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八响的“闪光雷”。那闪光雷的思路跟我们的“小炮”一样，过瘾的是威力、声响、亮度都更强大，最吸引人的，是还可以连发。有一年在电报大楼附近的长安街两侧，两拨年轻人，每边约几十号人隔着马路玩闪光雷对射，后来发展到共同射击过往的车辆。那时几乎还没有私家车，除夕时分过往的轿车大都是往来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高干。这种“万炮齐发”的阵势真就惹恼了受惊吓的官老爷。一声令下，以后北京地区再也不允许卖类似闪光雷这样的爆竹了。
现在过年，原来的风俗形式虽然都保留着，但在日常几乎饱和的消费状态下，除了闹腾的感觉，过年的味道再也没有以前那样清晰和温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