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彦

我认识张彦是他当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的家庭遇到了变故，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朱善璐曾帮他安排过家事，其间张彦来过朱善璐的办公室。张彦比我小六七岁，是哲学系1988级的本科生。虽然参加工作比较晚，他的仕途却十分顺利，从哲学系出来后，先后当过招生办公室主任，校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到了2003年底北大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张彦则更上层楼，当上了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当年他只有34岁。张彦从考入北大到成为校级领导，前后不过用了十几年时间。

我和张彦的直接接触很少，我们之间地位相差悬殊，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毕竟在党委办公室呆过，所以张彦见了我一般会打一下招呼。大概在2004年前后，我有两篇文章被《人民日报》社编的《思想理论动态参阅》转载了。张彦碰见我时说他看到了，还说我讲的“是那么个理儿”，他是黑龙江人，说话有一点东北口音。

张彦做副书记的头几年里，有一次学生资助中心在勺园举办家庭困难学生的活动，许智宏、张彦都参加了，我在《许智宏》一文里已经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其实学生们也给张彦献了感恩贺卡，并要念上面的贺词，张彦制止了。我当时正为献给许智宏的谀辞大感肉麻，所以对张彦的制止行为还有几分好感，不过从张彦这些年的表现来看，他当时的做法可能只是为了不抢许智宏的风头。

大概是因为我能写几篇文章，张彦见到我时还有几分客气。有一次我在艺园餐厅和几个朋友吃饭，忽然肩膀上被人一拍，回头一看，是张彦带着一帮学工口干部从包间走出来了。张彦停下来和我们寒暄了几句，两个女干部一左一右地趋奉着站在他身边，斜弯着身子做出随时准备搀扶的样子，和张彦大约只有半步距离，感觉上再近一些会显得太亲密，再远一些又不足以显现她们对领导的关切，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后面跟着的才是学工部长、团委书记等一批干部。此前我虽然见过张彦的做派，但这次看到他众星捧月的阵势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说了几句话之后，张彦慢悠悠地踱着方步，两只手前后大幅度地摆动着，在学工干部们的簇拥下派头十足地走出去了。

张彦除了主管学生工作之外，还主管学校的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于我所在的统战部人员很少，学校有关安全保卫工作的会议一般都是我去参加的。这类会议开得还比较频繁，大概每三个月就要召开一次，一般都是由保卫部长安国江主持的。安国江是部队转业干部，我印象中人还比较朴实，但是一到召开安全保卫会议，我感觉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不断吹捧张彦。每次宣布张彦讲话前，安国江总要说：“下面请张彦书记为我们做重要指示”，然后我们就开始听张彦慢条斯理地做“重要指示”；有一次在稻香湖酒店开保卫工作研讨会，张彦头一天还没有到会，但安国江提前告诉我们说，明天张彦书记会来给我们“揭示保卫工作的真谛”。第二天张彦讲完话后会场休息，那天天气比较寒冷，我看见他身边至少跟着四五个人，有给他拿着外套的，有拎着皮包的，也有空着手侍立在旁边的；还有一次在外研社培训中心开会，安国江又事先告诉我们说“张彦书记最近对保卫工作又有许多新的思考”。在安国江等人的吹捧下，张彦每次讲话都是自我感觉极其良好，讲起话来拿腔拿调、派头十足。我有时候听一些领导讲话，特别是听一些比较年轻的领导讲话，往往对自己的智商感到怀疑，因为这些领导经常会用一种开导式的语气给我们讲一些浅显的道理，听张彦讲话有时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张彦近几年的地位还在不断上升，先是2010年兼任了副校长，2011年又在和另一位党委副书记于鸿君的竞争中胜出，当上了校党委的常务副书记，成为了仅次于党委书记、校长之后的北大第三号人物。学校的两办、学工口等部门称呼张彦时，规范的提法都是“张彦常务副书记、副校长”，而不会称“张副书记”或“张副校长”，否则就和其他副职没有区别了。近两年我曾有两次替统战部长参加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会议，安全保卫会上的张彦已让我难以接受，但是和他在“一线小组”会上的表现相比，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在所谓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方针下，北大有“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校长兼任；在“安全稳定工作领导小组”之下，又成立了“安全稳定工作一线小组”，组长自然由张彦出任。“一线小组”成员是由保卫部、学工部、团委、宣传部、统战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张彦是最高领导。我这些年极少参加学校的会议，偶尔参加过几次，感觉北大的会议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不管开什么会，谁是这个会上的最高领导，基本上整个会议就成为这位领导的个人表演。朱善璐是如此，张彦也是如此。

在这个所谓“一线小组”的会议上，我看到张彦是摆足了派头的，完全是他一个人在发号施令。保卫部长安国江一向以吹捧张彦为能事，虽然他年龄比张彦大了十多岁，但张彦却是毫不客气，一口一个“老安”要如何如何的话，安国江则一直十分认真地记录着“张彦书记的重要指示”；张彦对学工口的干部，更是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口气；2012年叶静漪当上了党委副书记，并接替张彦主管学生工作，她虽然比张彦大了六七岁，但在张彦面前却完全像一个小学生。我参加过的两次“一线小组”会都是有关学生工作的，第一次会上因为叶静漪刚接手，张彦就以一种完全是居高临下的口气对叶静漪说：这次（学生工作的事）还是由我替你说，下次就该你说了，我让你说你就说。叶静漪则十分乖巧地不断点头称是。

我参加的头一次“一线小组”会议上，谈到了部分学生对食堂的拥挤状态有意见，在校园网上发了不少帖子表示不满。其实北大食堂拥挤的主要原因是学生数量增长太快，加上教职工以及大量的聘任、进修人员也需要就餐，食堂面积远远达不到实际需求所致。有一位学工干部提出让聘任、进修等非北大正式人员推迟就餐。只要稍加考虑，这个建议根本不具备可行性，难道北大的食堂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要让一些人饿着肚子等饭吃？但是张彦却说我们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学生，然后煞有介事地讨论起这个事情来；我参加另一次“一线小组”会议时临近放寒假了，会上讨论起寒假安全问题。此前由于邹恒甫微博事件，北大的名誉受到了很大影响。邹恒甫微博指责了北大一些院长、教授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虽然有些捕风捉影，但此类事情在北大绝非不存在。于是张彦强调假期对学生宿舍要严格管理，要坚决禁止男女生同居，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不能又成为北大的负面新闻。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北大的院长、教授们的下半身自然要管，学生里即使有人管不住，似乎也不会对北大的声誉产生多大影响。30年前项子明就对学生的此类行为网开一面，张彦上纲上线的态度让我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参加的两次“一线小组”会议都只好提前离场，倒不光是觉得讨论的事情比较好笑，主要还是看不惯张彦举手投足间表现出的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用他们东北话说就是太“嘚瑟”了。我虽然一天的领导也没有当过，但级别很高的领导我还是见过一些的，就是当今最高层的领导人中，在他们比现在的张彦更年轻、职务更高的时候，我也是见过几位的，但没有见过像张彦这样的。恐怕只有内心极度膨胀的人，才会有他那样的表现。

我虽然在北大30多年了，但对于北大的许多现状还是有些孤陋寡闻，我在近一两年才听到了所谓“标配”的说法：这些年北大的毕业生能留校从事党政工作的，基本上都有家庭背景，多半是各级官员的子女。如果其家长是司局级干部，就可以称之为“标配”，即标准的配置；如果其家长职位高于司局级，就称之为“高配”；如果是低于司局级的，自然就是“低配”了。一般的平民子弟已经没有多少留校工作的机会，一些权贵子弟更可以在权力的庇护下一路畅通，他们可以被保送进北大，保送读研究生，然后留校工作，进而很快获得提拔，“保送、保研、保留、保提”一条龙服务。张彦作为长期主管北大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作为一位重量级的实权人物，我不敢说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操作的，但如果说出现这些情况和张彦都没有关系，恐怕也不会有人相信。前几年两个经济学院官员子弟保研的事情就牵涉到张彦，一时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目前北大的主要领导人中，朱善璐、张彦都是黑龙江小地方出来的，没听说他们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如果他们是近些年的毕业生，基本上不会有留校的机会，更不用说能坐到现在的位置上。但也正是在他们的把持之下，北大已经基本杜绝了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张彦在北大干部的选留、提拔、使用、安排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是我这个局外人能说的清楚的，但却是很多相关人员都明白的。

在北大目前的领导层中，我认为张彦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曾听他讲过北大的校园管理，认为北大的管理应该体现出文化，不失为有针对性的见解。张彦以34岁的年龄进入北大的领导班子，难免有些年轻得志，特别是他任党委副书记以后的这些年，正是北大彻底走向官僚化体制的时期。作为一位年轻又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张彦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过度吹捧，如果他政治上比较清醒，知道自己今后的路还很长，应该对这些吹捧保持一定的警觉，对权力、利益的运作保持一定的分寸。但我看到的张彦却是完全沉浸在权力带来的快感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言行、做派已经让很多人看不惯了。他大概和朱善璐一样生活在梦境里，如果不能及时从梦中醒来，恐怕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杨河

杨河是2001年担任党委组织部长的，此前他是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党委书记，不过我不认识他。杨河到组织部以后我才见过他，我看他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以为他岁数比较大，其实当时他只有四十多岁。此后我也只是偶然在一些场合见过他，他2005年底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位居张彦之后，随后开始分管统战工作。

2006年前后中文系的孟二冬教授被作为模范教师代表进行了广泛宣传，北大校报在2006年3月出过一期介绍孟二冬先进事迹的专刊，校报的编辑让我为专刊写一篇评论。我对宣传孟二冬的情况也有所了解，就写了一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的一千来字的评论。杨河作为党委副书记还分管宣传工作，每期校报的清样都要报给他审查。也是在2006年初，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人，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教授因癌症去世了，王选去世时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王选的成就和影响力都很大，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等部门组织了一个王选事迹报告团，准备在全国各地宣讲王选的先进事迹。因为王选的主要贡献是在北大完成的，有关的报告稿自然就要由杨河牵头负责了。方正公司此前已经起草了一份王选主要事迹的报告稿，但没有得到认可，于是杨河点名让我负责撰写主报告稿。他对我说看了我关于孟二冬的评论，觉得写的还可以，所以考虑让我撰写。

我接受任务时离预定的报告会时间已经很近了，就在对材料没有充分消化的情况下匆忙动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两三稿。其间杨河曾对我提过具体建议，例如他提出可以参考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的评价方法，让我很受启发。报告团一共准备了4份报告，杨河数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统稿，有时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亲自动手在电脑上修改文字，还先后两次和我们一起去教育部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虽然我对自己写的报告稿不很满意，但总算是完成了杨河交代的任务。

北大的统战工作按说是由党委书记主管的，杨河只是协助书记分管。但实际上闵维方对统战工作基本不管，也没有专门来过统战部，只有一次接受党建工作检查时陪检查组来过，平时的各项事务都是杨河主抓的。我觉得杨河对统战工作是比较上心的，经常会主动来统战部。北大一般每年召开两三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如果是闵维方、许智宏等人参加，只会泛泛地通报一下学校的事情，也不留多少时间让党外人士发表意见。统战部每年也要召开几次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杨河一般都会参加，他对学校情况介绍的比较全面、具体，对一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会主动进行通报，例如有一次他对季老文物纠纷的情况就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各党派负责人对杨河的到会是比较欢迎的，北大的民主党派在学校没有任何权力，闵维方、许智宏等主要领导参加相关会议往往只是走形式，杨河的态度则体现了一种对他们的尊重。

杨河在有关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通常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能讲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例如有一次他对党员干部讲统战工作方法，提出要做到“明、诚、稳、细、和”，意思是说对统战工作要做明白人，要真心诚意，要稳妥、稳当，要讲求“润物细无声”，要宽容、和谐。如果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恐怕是提炼不出来的。对党外人士希望参政议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工作的愿望，杨河提出一方面学校应该提供这样的平台，另一方面党外人士自己也要积极争取机会。诸如此类的讲话还有不少，虽然不敢说有多大突破，但大都比较实在。

杨河对我及其他同事也是关心的。2008年底学校调整了统战部的干部，大概是怕我有想法，吴志攀找我谈了话。过了几天，杨河又亲自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谈话，态度非常诚恳，当时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在外地生活，他对我的家庭情况也表示了关切。我对谋求一官半职早就没有了兴趣，这时候也知道了杨河在干部安排上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我体谅他的苦衷，对他的细心周到表示了感谢。付新以前是北大校医院的党委书记，为人处事很正直、能坚持原则，结果受到了排挤，从正处职的院党委书记安排到统战部做副部长。付新2010年下半年发现患了乳腺癌，杨河知道后非常重视，会同医学部有关负责人一起到北大肿瘤医院，对付新的治疗问题进行了妥善安排。

虽然杨河在学校领导层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在自己的权限内对我给予了很大支持。我前些年一直在北大校报上零零散散写一些评论，虽然主要是一些批评意见，但口气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到了2008年之后，我对学校的状况愈来愈难以忍受，再写此类评论时明显加大了力度，有的文章直接对北大的现状进行了批评。2009年底我写了一篇《北大应以整体改革的形象重铸辉煌》的评论，将近4000字，其中有不少文字是比较尖锐的。校报的编辑看后觉得内容太敏感，担心杨河不同意发。我说你们不妨先拿去试试，结果清样送去审查后杨河未表示任何反对，文章一字不改地得以顺利发表。此后我又写了几篇类似的文章，杨河都顺利地放行了。其间我没有和杨河进行任何沟通，他也没有主动提起过，但他是以默许的态度对我给予了支持。

2011年初统战部部长进行了更替，杨河曾透露过对这次更替他事先是不知情的。此前宣传部任命了两位副部长，我听宣传部的人说他也是不知情的。主管领导过问不了主管部门的干部任免，这是闵维方时期北大干部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我的角度看，我认为杨河有比较软的一面，不能据理力争，但是设身处地从他的处境考虑，确实也有独木难支、比较为难的地方。在北大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不好对他有更多的苛求。在新任统战部长在场的某次会议上，杨河除了对新旧两位统战部长进行了充分肯定之外，还对我做了比较高的评价，可以说是一种“力挺”。我明白他是为了让我在新的环境里有比较宽松的空间。

2011年年中在杨河等人的争取下，组织部门算是给我安排了一个正科职的位置，距离首次有人提出给我解决正科级待遇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据说还是非正常操作的，因为统战部按规定是不设内部机构的，尽管其他部门经常可以“因工作需要”任意设置岗位。我当然也没必要拒绝，起码可以增加一些我不知道具体数额的津贴。这时候我对北大的干部运作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觉得实在没必要为此自寻烦恼，不过杨河还是力图让我更进一步的。朱善璐上任后事必躬亲，倒是能主动参加统战口的活动。2011年底我们举办统战系统新年联欢会，杨河陪同朱善璐一起参加了。我在台上主持联欢会的过程中，杨河在台下又向朱善璐说明了我的情况，并且随即就将朱善璐的表态告诉了我。过了几天，朱善璐专程来统战部，又当场表示要将我的事情在学校领导层里讲一下。我感到奇怪的是北大的干部部门对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从来是坚决贯彻的，甚至不需要领导人主动发话，为什么在我的事情上多位领导都表了态，但就是没有人落实。当然他们大概是很不愿意给我安排位置的，他们也会揣摩主要领导人未必真想解决我的问题，不过杨河对我的支持一直是真诚的、实在的。

2012年6月北大召开了第十二次党代会，杨河这年58岁了，没有再进入新一届党委，不过他随后出任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级别也从副局级提升为正局级。在北大近些年来的领导班子成员中，杨河是一位比较难得的有正义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作风上又比较朴实、正派的干部。在北大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杨河确实很难发挥作用，但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是一位能让人尊敬和信任的学校领导。

周其凤

我第一次知道周其凤的名字是在1994年召开的北大第九次党代会上，他当选为那一届的校党委委员，但我不清楚他当时的职务。到了1995年，原已确定出任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历史系教授成汉昌突然去世，于是学校决定由周其凤担任这一职务。此后我时不时会在书记办公室看到周其凤来汇报工作，如果赶上领导们正忙，他也会和我们聊几句。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周其凤虽然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很精干，精神头总是很足。我那时候对上级部门过多干预学校的事情有看法，经常遇到有的官员职务不高，也要对北大指手画脚。有一次趁周其凤等领导时，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周其凤要和这些部门打不少交道，或许会有同感。周其凤却表示说既然人家在那个位置上，当然要和人家搞好关系，要尊重人家。原话我记不清了，但大体是这个意思。还有一年学校举行研究生毕业典礼，任彦申突然吐血住院了。我听参加典礼的人回来说，周其凤特别强调了任书记本来是要出席的，但因为住院来不了了，可能还说了其他一些话，被传话的人认为是在向任彦申表示“效忠”。

此后我知道周其凤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后来又调到教育部工作，先后担任了学位办主任等职，几年后空降到吉林大学任校长。其间我只隐约听说周其凤在吉林大学遭到过抗议，据说以前吉大的教职工子弟如果报考本校，只要成绩达到本科分数线，就可以被吉大录取。这明显是一项违反高考招生政策，违反公平公正原则的做法。周其凤取消了这条土政策，因此遭到吉大部分利益受到损害的教职工的抗议。不管我此后对周其凤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取消这项招生特权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到了2008年暑假前，我接到一位以前在办公楼工作的同事的电话，告诉我他听说周其凤要回北大当校长了。他认为许智宏干的不怎么样，问我周其凤做校长会不会好一些？我首先对消息的准确性表示相信，根据多年的经验，所谓的传闻、小道消息往往都是真的；其次也是根据多年的经验，我认为不要指望换一个领导就能有多大变化，只要不比前一任差就谢天谢地了。到了这年年底，果然周其凤接替许智宏出任北大校长。

虽说北大换不换校长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早就对他们不抱什么期望了，不过周其凤毕竟是新任校长，他的动向我多少还是会有所关注。很快我就听到了一些消息，先是听说周其凤从吉林大学带了一位秘书过来，我顿时就有些不以为然。我是做过多年秘书的，知道这个职业不需要特殊的专业技能，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周其凤需要秘书完全可以从两办现有人员中挑选，如果他觉得吉大的秘书跟着自己劳苦功高，也不妨在调离之前予以安排，许多离任的领导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是一种人之常情。周其凤从吉大带人过来，起码要解决秘书夫妻两个人的北大编制，解决包括孩子在内至少三个人的北京市户口，可能还要解决其住房问题，而北大的编制、住房，北京市户口都是非常紧缺的资源。秘书熟悉北大的情况又需要一个过程，觉得周其凤实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窃为其不取也”。至于听说秘书的妻子被安排在经济效益最好的学院工作，又在党办校办设立了专门的督查室，由周其凤的秘书兼任主任，解决了其正处级待遇。这些已经是后话了。

周其凤任校长后我听过他几次讲话，那段时间我写过几篇文章，主张大学，特别是北大这样的大学要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周其凤在讲话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不免对他又产生了一点幻想。其实周其凤还是比较实在的，我记得他说过他们给我起草了这个稿子，我照着念一下的话。只是我太渴望周其凤能有这样的想法了，以为他讲的是自己的话，是准备这样做的，但是很快我就明白是我会错了意。

周其凤上任之初我除了听过他几次讲话之外，还在大讲堂多功能厅看到他参加学校教育基金会一位工作人员的个人演唱会，演唱者并不是专业歌手，但是周其凤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觉得他这样重视一位普通职员的非专业演出，还是很能放下身架的；另外我有一次在大讲堂看北大师生演出，演出结束后周其凤上台同演职人员握手，握过第一排后又绕到第二排继续握。虽然觉得他没必要去第二排，但看上去确实是很随和、很亲民的。或许是那段时间周其凤对文艺产生了兴趣，愿意出席文艺活动。到了2010年下半年，忽然在学校新闻网上看到他写了一首《唱给妈妈的歌》，歌词是：
妈妈，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你的生日，孩儿不能回家，不是孩儿不牵挂，不是孩儿不想妈
世上让儿陶醉的是你温馨的气息
给儿力量的是你轻柔的双手
催儿奋进的是你期待的目光
还有你绵长的唠叨就像孩儿总也没有长大
世上孩儿惦记的是你安康和吉祥
总担忧的是老房屋四季的暖凉，总揪心的是家乡暴雨和骄阳
还有你行走的路上，那些满眼飞驰的车辆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不是孩儿不牵挂，不是孩儿不想妈
只因不敢辜负你养育和期望

我不了解周其凤写这首歌的背景，觉得他有许多比写歌词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歌词给我的感觉如同白开水，没有什么味道，也没有什么内涵，是任何一对母子之间都可以有的一种普通情感，但看上去也还文从字顺。有作曲家为歌词谱了曲，由军队歌手刘一祯演唱，还在北大搞了一场刘一祯个人演唱会，主打歌曲就是这首《唱给妈妈的歌》。周其凤也在演唱会上清唱了这首歌，据说现场效果不错，但是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引起反响。

真正让周其凤曝得大名的是他2011年写的《化学之歌》。大概是受了上一年《唱给妈妈的歌》的鼓舞，周其凤作词的兴致越来越高。2011年是国际化学年，周其凤作为化学家、北大校长自然要参与其事。可能是有人提议周校长既然写过歌词，应该也为国际化学年写一首歌。周其凤欣然允诺，于是就有了那首火爆一时的《化学之歌》，其词曰：

化学究竟是什么 化学就是你 化学究竟是什么 化学就是我

化学究竟为什么化学为了你 化学究竟为什么 化学为了我

化学究竟为什么化学为了你 化学究竟为什么 化学为了我

父母生下生下的你我 lalala 是化学过程的结果

你我你我的消化系统 lalala 是化学过程的场所

记忆和思维活动要借化学过程来描摹

要借化学过程来描摹描摹描摹

即便你我的喜怒哀乐也是化学神出鬼没

也是化学物质的神出鬼没

化学你原来如此神奇

哦化学 难怪你不能不火

哦四海兄弟 我们携手努力

哦 为人类的航船 奋力扬波

你我你我要温暖漂亮 lalala 化学提供 衣装婀娜

你我你我要吃足喝好 lalala 化学提供 营养多多

你我要飞天探地化学提供动力几何

化学提供动力几何动力几何

即便你我的身心健康也是化学密码解锁

也是化学为生命密码解锁

化学你原来如此给力

哦化学 难怪你不能不火

哦四海兄弟 我们携手努力

哦为人类的航船 奋力扬波 奋力扬波

既然周校长亲自做了词，当然不会没有捧场者。很快就有人为歌词谱了曲，并组织北大的学生艺术社团——中乐学社排练为合唱节目，还在国家大剧院进行了演出。过了一些日子，不知是哪个好事者将演出视频放到网络上，顿时引起轰动，周其凤立刻成为网络上最热门的人物。有关《化学之歌》的评论更是铺天盖地，有称其为北大校长“神曲”的，有说其歌词“雷人”、“天雷滚滚”、“斯文扫地”的，有攻击谩骂的。我看了以后也觉得歌词过于粗鄙，不伦不类，出自北大校长之手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尽管近年来北大的声誉早已江河日下，但在一般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北大、北大的校长还是被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看待的，但结果却是他们看到了这首《化学之歌》。

周其凤不是不能写歌词，如果他能将《化学之歌》写得既有哲理，又有文采，未尝不可以让人赞叹“到底是北大校长的水平”。当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顿时轰动山城，尽管对其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客观上确实为共产党树立了文化方面的形象；假如毛泽东拿出的是像有的领导人那种附庸风雅的诗词，恐怕同样会引起轰动，只是轰动的效果会不一样。当年的共产党虽然不乏一些受欢迎的政治主张，但一般人并不了解来自延安山沟里的他们有多高的文化；而一向被视为是文化重镇的北京大学，其校长拿出的却是极没有文化含量的《化学之歌》。

然而周其凤并不认为《化学之歌》有什么不妥，我多次听人说周其凤在很多场合都主动提起他的《化学之歌》，对人们为什么会讽刺批评他毫不理解。2012年初学校召开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我又亲耳听到周其凤向与会者抱怨此事，认为他的《化学之歌》为宣传国际化学年做出了贡献，很委屈地说不仅不应该骂我，而且“应该表扬我”。如果周其凤没有北大校长的身份，只是一位普通的化学教授、不知名的中科院院士，以他《化学之歌》的文字水平，肯定是不会有人请他写歌词的，更不会有人张罗着为他谱曲、排练、开演唱会。热衷此道者看中的无非是周其凤的身份，但遗憾的是他似乎并不明白这一点，更不明白他作为北大校长是不可以这样没有文化的。

虽然《化学之歌》让周其凤饱受抨击和挖苦，但他倒颇有些愈挫愈奋的心气，创作热情并未因此而稍减。于是2012年周其凤又写了一首《妈妈的油茶果》，歌词是：

在山溪旁的油坊里
水车吱扭吱扭地旋转着
妈妈背回的茶果哟
榨出了滴滴香油，留下了饼饼茶枯
洁白的油茶花开了又落
化作妈妈年年的果
油茶果的背篓里
装满着妈妈的希望，妈妈的我

在我远行的日子里
妈妈一天一天地变老着
妈妈捎来的茶油
炒香了我的饭团，陶醉了妈的爱抚啊，
在高山深处的悬崖陡坡
长着妈妈的油茶果
油茶果的油汁里
饱和了妈妈的眼泪
妈妈的苦

不知道是不是有高人指点，这首歌词的水平比前两首有了明显提高，词意雅致了不少，表达也比较含蓄了。如果周其凤的前两首歌词能有这样的水平，或许不会受到太多批评。《妈妈的油茶果》照例有人谱了曲，由更大牌的湖南籍歌唱家宋祖英演唱并灌制了唱片，不过没有引起多大关注。我还听说周其凤在许多场合都会主动谈起他的这三首歌，以此博得人们的夸奖和赞誉。
    2011年注定是周其凤火爆网络、名声大噪的一年，其实他在化学歌中就预言了“难怪你不能不火”，只是“火”的并不是化学而是他本人。《化学之歌》余音未绝，2011年年底周其凤又在长沙市第一中学作了一次两个多小时的演讲。据报道周其凤此行是去为北大招生做宣传的，他在演讲中说“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此言一出立即又引起舆论大哗。大概这个观点太惊爆眼球了，很多人不相信是出自北大校长之口，怀疑是不是媒体断章取义了。我专门核对了一下，周其凤的原话是这样说的：“现在大家都觉得美国的教育好，我们也在向美国学习，什么哈佛、MIT等等，其实美国的教育也不是那么好。它有它好的地方。怎么讲？美国的教育对于培养合格的或者说优秀的美国公民，这是很成功的，因为为美国培养了那么多人才，把美国建成为这么一个很霸气的强国。但是如果是从我们现在是个地球村，在培养世界公民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它培养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哪个总统懂得尊重人家？就想欺负人家，就想把它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就想按照美国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教育是一塌糊涂，这是我的看法。”

作为在美国大学接受过教育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又身为北大的校长，周其凤的这番言论的确令人无语。我没有去过美国，更不懂美国的教育，美国的教育也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不是不能批评，但美国毕竟是世界公认的教育强国，而中国的教育则一直饱受非议。作为代表中国教育最高水平的北大，其校长即使要批评美国也应该有一定的层次和水准。我们姑且看看周其凤的批评，他认为美国的教育之所以一塌糊涂是因为培养了不懂得尊重人，就想欺负人家的总统。这就有些莫名其妙了，美国的大学每年总得招收上百万名学生吧，美国立国以来的总统不过四十多位，莫非美国大学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事先就知道谁会当总统，大学期间就开设了将来怎么当总统的课程。再说凭什么认为美国人“感到骄傲的是他们的总统”，反倒是批评总统的言论随处可见。至于美国的总统是否尊重人、欺负人，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主要考虑的恐怕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全球战略，同大学的培养似乎没有多少关系。

我不知道周其凤对美国的历任总统知道多少，太远的姑且不说，罗斯福支持中国的抗战算不算欺负人？尼克松以朝圣般的心态拜见毛泽东，亲手为周恩来脱大衣算不算不尊重人？周其凤的这番言论无论从史实上还是逻辑上完全讲不通，自己说的话倒是“一塌糊涂”的。当然周其凤这样讲也并非全无目的，他不过是站在某些官方机构的立场上，根据某些官方人士的口径鹦鹉学舌般地表达对美方的不满，实际上也是在显示一种对体制的“效忠”姿态。他的言论同任彦申设计的对克林顿的提问如出一辙，但其技术含量又远在任彦申的问题之下，而且是亲自披挂上阵，不免显得更加荒唐可笑。

周其凤虽然屡遭抨击，但还是不肯低调。我甚至有一种感觉，如果隔些日子没有出现关于他的热点新闻，似乎都有些不正常。果然到了2012年暑期，周其凤回湖南老家为母亲祝贺90岁大寿，祝寿过程中他突然跪倒抱住老母亲痛哭的图片再次成为网络热点。周其凤是农家子弟，他从湖南农村考上北大，并一步步走到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北大校长的位置，的确离不开母亲早年含辛茹苦的抚养之劳。周其凤对母亲的感情非同一般，他的三首歌里就有两首是写给母亲的。但祝寿毕竟是私人的事情，周其凤作为北大校长、公众人物，如此高调地为母亲祝寿是否合适？楚人项羽曾有“富贵而不还故乡，如衣锦夜行”的感慨，同为楚人的周其凤在大庭广众之下为母亲祝寿，是否也很能找到些衣锦还乡的感觉？周其凤祝寿似乎也不完全是私人行为，有眼尖的人很快在图片上发现了北大某校办公司老总的身影，莫非也是专门去为周母祝寿的？

按理说周其凤衣锦还乡为高龄母亲祝寿，应该是一件非常高兴、极有面子的事情，但是周其凤却突然跪倒抱住老母亲痛哭，实在有些令人费解。有人将其解读为周其凤事母至孝，是孝心到深处的自然流露，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有意炒作。以周其凤公众人物的身份，如此表达孝心的举动还是在私底下更合适一些，另外他在公开场合为老母亲祝寿，炫耀之心可能有一些，但没必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炒作。我以为可能的情况是周母虽然年纪很大了，但并不糊涂，可能也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对周其凤的指责，老人毕竟心疼儿子，祝寿过程中说了一句“有困难就回家来，妈妈还在”。这句话一下子触及到周其凤的内心深处，他本来就对舆论的指责很不理解，感到非常委屈，虽然他向许多人诉说过委屈，甚至向某些高级领导人诉说过，但是没有任何人能代替自己的母亲。于是周其凤一下子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家里扑到妈妈的怀里寻求安慰。所以才出现了抱头痛哭的一幕。

周其凤的一系列言行不断受到激烈的批评和质疑，甚至出现了丑化他的漫画。还有人将一张他陪同李克强、刘延东视察时，从人丛中探出头来一脸灿笑的照片发到网上，并配发了一张胡适翘着二郎腿和蒋介石并排坐着的照片，作为新旧两位北大校长的鲜明对比。其实这两张照片体现的不过是胡适、周其凤内心境界的自然流露。我不知道周其凤对他的这位前任了解多少，胡适不仅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影响巨大，而且他是敢于对国民党政府、对蒋介石本人提出批评的。虽然如此，胡适在蒋介石那里却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抗战时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抗战后任北大校长不久，蒋介石请他出任考试院院长，胡适拒绝了。1948年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更是提出请胡适出任总统，自己做行政院长，只是因为在国民党内部遭到反对才没有实现。当年的北大校长没听说有行政级别，但胡适就是做总统好像也不存在身份障碍，在蒋介石面前他是有完整人格的，所以可以和蒋介石平起平坐；周其凤却只知道自己是副部级的北大校长，他流露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效忠”姿态，于是在高官身后探头灿笑就再自然不过了，只是他的神态在当今的官场上也显得过于夸张了。

这几年出现过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的说法，周其凤也曾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但又说在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教育家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他还不无委屈地表示待遇是与行政级别联系的，取消级别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VIP通道。周其凤的这些看法其实不值一驳，他首先混淆了大学校长和教育家的概念，中国多得是大学校长，却几乎没有真正的教育家，所谓的教育家不受尊重完全是一个伪命题。再说北大、清华这些名校的校长，本来就应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1987年我去过河北正定北大学生军训的38集团军某部，部队的人问是丁石孙官大还是秦基伟（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官大，当时的北大校长只是地师级，不过相当于部队的师长。问这样的问题至少说明他们认为北大校长应该地位很高，好在后来秦基伟、丁石孙先后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算是平级了。

北大、清华这些名牌大学的校长只是地师级确实太低了，于是1999年将一些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升格为副部级。其实这是一项完全违背大学特点，背离大学的改革方向，将大学进一步纳入行政化体系的举措。开始只有十几所，后来扩大到三十多所，实际上越来越成为教育主管部门解决其司局级官员出路的主要渠道。只要看一看近年来有多少教育部的司局级官员空降到这些大学任党委书记、校长，就不难明白这一举措的真正含义，周其凤本人就是由教育部司局级的学位办主任空降到吉林大学任副部级校长的。当然周其凤是很在意他的副部长级别的，他不知道北大校长可以有远比副部级官员更高的声望和地位，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更无法理解蔡元培、胡适这些前任们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

2013年3月，周其凤在一片非议声中卸任北大校长。他卸任后我听一位化学学院的退休教授说：当初周其凤回北大时，他在化学学院的同学、同事们普遍不看好，认为他不具备当校长的能力。但是周其凤能否做北大的校长，不管是了解他的同学、同事，还是其他的北大师生，都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周其凤卸任后我只见过他一两次，2014年初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学校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周其凤讲话直率的特点还是没有改变，我感觉他对北大现任的两位主要领导明显不满，所谈的问题也不无道理。他对所谓的《高教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中的一些条目完全经不起推敲，他也不赞成在各种关系都没有理顺的前提下匆忙制定《大学章程》。虽然周其凤的见解未必有多高明，但起码是合理的，是有正常分析判断能力的。但是过了没多久，到了2014年5月，周其凤在面对湖南北大校友的谈话中，又一次旧事重提，对他批评美国的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辩解，还指责说“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国民很可悲，可以骂自己的娘，但却不可以骂美国”。对自己受到的批评仍然耿耿于怀并且没有任何反思。

其实我倒觉得周其凤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活力的人，也不乏几分率性和天真。但是他对于北大校长身份的敏感性，对于当今社会的多元化显然缺少认识，以为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只要懂得“效忠”就行了。周其凤既是被“捧杀”的，如同《皇帝的新衣》中那个不知道自己什么也没有穿的皇帝，同时又是被“骂杀”的，北大的历任校长加起来恐怕都没有他那么多的骂名。但是不管是对“捧”还是“骂”，周其凤都始终不明所以，完全迷失了自我。如果周其凤只从事化学专业研究，未尝不可以是一位很有个性的学者，或许还会在北大留下一些传奇。但是他却很不恰当地被推上了北大校长的位置，只能让他在北大的历史上留下很大的笑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校长的任用方式，不能彻底改变大学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周其凤这样的校长肯定还会不断产生。在这些校长们的带领下，正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或许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内的大学，都将越来越成为世人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