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留言说我的博文“编得不够圆”，对这个问题，我得说几句题外的话。

说地卖得差不多了，是相对我岳父郑家的祖上而言，土改时，郑家地虽然不多了，但除了地之外，还有山林。

在我们湖北老家，土改划成分的政策依据是解放前三年和后三年的土地持有情况，目的是防止一些地主抛售土地以逃避土改的打击。有些一辈子穷得叮噹响的贫雇农，对共产党的政策不懂，在土改之前看到地主半卖半送的低价抛售土地，就砸锅卖铁、筹款借钱买了进来，结果花钱买了个地主成分，这种愚蠢的行为祸害了一家几代人。

持有多少土地可以划成分为地主？这要看人口密度，全国各地差异很大。“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这是东北农民的理想。在地广人稀的东北，有三十亩地，只能算下中农或中农，但在人稠地密的江南，不是地主也是富农了。

地主并不是长年累月酒肉招待雇工。农忙就是那么几天，在那几天，东家是一定要让雇工们吃好的，否则雇工消极怠工，东家损失更大。所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问题上，南北并没有多大差异。

中共所宣传的恶霸地主，有，不是很多。绝大多数地主都不是坏人，特别是耕读人家的地主，那都是乡绅，是中国乡村几千年传统仁义道德的奠基石，他们对人都是非常宽厚的，对雇工也不例外。

土改时杀了很多地主，稍微有点劣迹的地主，不是杀掉就是判重刑死在牢里了，我岳父家没有人被杀头或判刑，显见得是开明地主。

革命的肇因是复杂的，有酒有肉就不革命？无酒无肉就革命？历史不会这么简单。

共识网发表了邓晓芒的访谈文章：《幸好我们还在，不然就死无对证了》。文章中，在谈到有些人不知道中国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时，邓晓芒说：

“其实，对那段历史知道得不多不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从那时以来直到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的连贯性就体现在我们身上和你们身上，只要有所耳闻，马上就能够豁然贯通。”

在谈到对历史的反思时，邓晓芒说：

“我对此不抱过多的奢望，能够反思的人在中国注定只是小众，绝大部分人都是昏昏噩噩、稀里糊涂地就过完了自己的一生，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活得像植物一般，却自以为辉煌无比，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我只是觉得，不说白不说，不是为了“唤起民众”，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自己经历的时代。凡是经历过的苦难，都应该留下记忆，不能白白地消逝。如果年轻人能够从中得到某种感悟或共鸣，这就是国家之幸了，我乐见其成，但不是刻意追求的。”

笔者我没有邓晓芒那么激进，我写的回忆文章，并不期望得到所有人的感悟和共鸣。如果有人质疑是我编造的，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们所经历过的苦难，在正常社会里生活的人，都不会相信。都会认为是编造出来的——因为太离谱了，因为根据常识，在正常的社会里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和体验过不正常社会里的不正常；

不相信，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过不正常社会里的那种蛊惑和煽动。

事实上，也可以这样说：

没有经历过和体验过就是无知；没有受到蛊惑和煽动就是善良。

无知和善良的人们以为当年中国社会的人性不会扭曲到如此之恶，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无知和善良并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年青。

年青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年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