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5月25日，日本長野縣松本警察署以製造、私藏炸彈的罪名逮捕在明科制木廠的宮下太吉和新村忠雄，是謂“明科事件”。5月31日，儘管只有宮下太吉、管野スガ、森近運平、新村忠雄和古河力作五人與暗殺計劃有關，日本總檢查長迫不及待地把舊刑法第73條“大逆罪”安到“明科事件”上，以此為藉口開始對全國的社會主義者、安那祺主義者進行大逮捕和監禁，並封閉了所有的工會，禁止出版一切進步書刊。從1910年底到1911年1月，對被捕的數百名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者進行秘密審判，誣陷日本安那祺主義先驅幸德秋水等26人“大逆不道，圖謀暗殺天皇，製造暴亂，犯了暗殺天皇未遂罪”。經大審院（日本最高法院）一審即終審的特別判決後，於1911年1月18日以“企圖滅絕冠絕宇內的國體之尊嚴、列聖恩德普照四海的帝國臣民之大義，對威嚴而神聖不可侵犯的聖體，欲逞千古未有之凶逆”的捏造罪名判處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還對新田融和新村善兵衛判決有期徒刑11年和8年。統治階級總是“先下手為強”，把屠刀架到任何（哪怕是思想上）敢於反抗的平民的脖子上。

的確，幸德1901年6月的《暗殺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際公法如此缺乏判決國際糾紛的能力，經濟制度如此缺乏調解勞資衝突的手段，社會法律與良心如此喪失判斷與制裁個人或黨派行動的力量，則對此社會絕望的人，或者隱遁、或者發狂、或者自殺、或者訴諸暗殺行動。暗殺確為罪惡，但把他們推向絕望的社會不是更罪惡嗎？”新村和宮下可能在與幸德的一面之交後受到其安那祺主義的影響，但包括幸德等多數“維新志士”（作家德富蘆花的著名“謀反論”演說中所稱）並沒有自覺地與天皇為敵，幸德不認為天皇制是向安那祺主義自然進化過程的重大障礙。但在1910年吞併朝鮮後，日本的統治階級不可能允許安那祺主義的存在。

從1910年11月12日起，在巴黎、倫敦、舊金山、紐約等地，艾瑪·古爾德曼等安那祺主義者召開了抗議集會，並向日本駐外使館寫信抗議。受艾瑪影響的傑克·倫敦在1911年1月21日的《大阪朝日》上說：“只有對幸德秋水等人寬大處理，才能表明日本是個文明國家。”在世界輿論的譴責和壓力之下，大審院被迫以天皇的名義將死刑中的12人減為無期徒刑。但幸德秋水、宮下太吉、森近運平、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奧宮健之、大石誠之助、成石平四郎、松尾卯一太、新見卯一郎、內山愚童11人於1月24日、管野スガ於1月25日被處以絞刑。被判無期徒刑的和尚高木顕明（自殺）、峯尾節堂、岡本一郎、三浦安太郎（自殺）、佐々木道元5人死在獄中，被判無期徒刑的坂本清馬、成石勘三郎、崎久保誓一、武田九平、飛松與次郎、岡林寅松、小松丑治7人後來被釋放。當時因為“赤旗事件”被關進監獄的大杉栄、荒畑寒村、堺利彥、山川均等逃過大難，但日本的社會主義/安那祺主義運動由於這次大規模的殘酷鎮壓而受到嚴重打擊，走向低潮。“大逆事件”以後，談論天皇成為禁區，“國賊及其家屬”成為眾矢之的，日本新聞言論檢閱制度進一步強化。日本作家森鷗外在《沉默的塔》、田山花袋在《殘雪》等作品中對大逆事件有所記述。

日本政府投降後，坂本清馬本人和森近運平的遺族於1961年1月18日向日本政府提出重審此案的要求。1965年7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確認原判現在仍然有效，因為這涉及到天皇制的日本統治本性。說起來，歷史自有公論（插圖為和歌山縣新宮市民眾所立的表彰大逆事件犧牲者的紀念碑），誰稀罕日本政府的“平反”？

“大逆事件”又被稱為“幸德事件”，是因為作為安那祺主義思想先驅的幸德秋水的大義凜然、視死如歸的殉道精神。據布施柑治說，幸德秋水在判決的最後，平靜地陳述道：“一個證人也沒有調查就判決，有這樣可恥的審判嗎？”當天,他寫下了絕筆:“區區成敗且休論,千秋唯應意氣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覺布衣尊”。這使人聯想起1886年5月1日（五一節和八小時工作制的來由）芝加哥乾草市場的安那祺主義殉難者在絞刑架上的遺言：“這是我最幸福的時刻。”他們是安那祺主義的耶穌（個人歸宿）、安那祺主義的“基督”（救世真理）！

幸德秋水1871年生於高知縣的一個商人家庭。18歲時本計劃到中國留學，因貧困而中途折回。來到大阪後，作了民權運動精神領袖中江兆民的學生。他1898年入萬朝報社工作。這時日本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萬朝報》對罷工深表同情，對幸德的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使他開始傾向於社會主義，並加入社會主義研究會。1901年，他和片山潛等人創建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社會民主黨，提出“完全廢除軍備、廢除階級和土地及資本實際國有”。在行動綱領中要求撤銷貴族院、廢除《治安警察法》，裁減軍備，實施普選法，制定工會法、保護佃農法、平分土地等。因拒絕政府修改綱領的命令，該黨兩天后即被勒令解散。但他們繼續以社會主義協會名義活動。這一年幸德秋水的《20世紀的怪物--帝國主義》一書出版。

1903年，日俄戰爭爆發前夕，他因為在反戰問題上與萬朝報社意見不合而脫離該社,同堺利彥等人創辦《平民新聞》周刊,宣傳反戰和社會主義思想。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後，《平民新聞》曾先後發表了“吾人堅決否認戰爭”、“不斷反戰論”等文章，抨擊日、俄帝國主義戰爭。他還在這家周刊上發表他和堺利彥共譯的《共產黨宣言》，後來的首次中文版也譯自這個日文版。他還曾翻譯過孫中山的“革命潮”一文，刊登在《平民新聞》上。

1905年1月,《平民新聞》被迫停刊後, 幸德等改出《直言》作為輿論陣地。2月,幸德以反政府文章被判處5個月徒刑。他在獄中讀了克魯泡特金的《田園、工廠、手工場》等書後,“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者入獄,以無政府主義者出獄”。10月,“平民社”被解散後,他於11月離日本去美國。在美國訪問的半年間，在同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接觸過程中，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更加堅定。回到日本後，幸德等於1907年復刊《平民新聞》，改為日報。幸德在“我的思想變化”一文，明確指出,“用普選及議會政策不能完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要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只能依靠團結一致的工人的直接行動。”但幸德本人並沒有參與多少“直接行動”，他主要從事譯著工作,出版了《平民主義》（《平民新聞》時代的論文集）,立即被禁售。1908年他回到故鄉,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等。1909年3月,他出版《自由思想》後,不但被查禁還遭到罰款。

除了《共產黨宣言》日譯本，幸德秋水別的主要著作都先後譯成中文出版：《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趙必振譯，1902年版，《社會主義廣長舌》商務編譯所譯印，1912年版，《社會主義神髓》蜀魂遙譯，中國留學生會館社會主義研究會1906年版；創生譯，東京奎文館書局1907年版；商務印書館1963年出版過馬采的新譯本；《基督抹殺論》狸吊正譯，北京大學1924年版。到今天為止，中國對幸德的介紹和研究可謂“不遺餘力”。可惜的是，所有在中國發表的文論，都把幸德作為“日本社會主義思想家”來定位（從而有價值），卻他從馬克思主義向安那祺主義的轉變升華定為“倒退”、“局限”，沒有突破官方的意識形態控制，去掉了幸德思想的精髓。

2000年12月19日，幸德秋水的家鄉高知縣中村市議會通過了以下決議：“90年間幸德秋水作為所謂大逆事件的主謀，背負着濃重的陰影。值此20世紀的最後一年，作為我們的義務，應對幸德秋水為首的有關人員，依正確的理解予以評價並謀求為其恢復名譽。故中村市議會決議稱頌鄉土先驅者幸德秋水的偉業，以資顯彰。”

今天，正值“大逆事件”慘案一百周年紀念之際，面對依然維持“天皇國體”的東京政權以及後來冒出的各方軍政當局割據遺留下來的朝鮮半島、台灣海峽、還有區區釣魚/尖閣無人小島等國際糾紛，我們確信只有幸德秋水等先烈一百年前為之犧牲的安那祺主義能夠為亞洲、為世界帶來真正持久的和平。

[參考：http://ja.wikipedia.org/wiki/幸徳事件 等網上資料]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1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