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楼、大师与“一流”

北大的大楼这几年是越盖越多、越盖越气派了：光华管理学院大楼、新图书馆、百周年纪念讲堂、理科楼群、太平洋大厦等一批新建筑先后拔地而起。这些新建筑规模宏大、设施齐全，不仅在国内高校堪称一流，就是同国外名牌大学同类建筑相比也毫无逊色之处。与此同时，一批原燕京大学的老建筑也纷纷进行装修改造，其内其外均焕然一新。在这些新老建筑里面，陆续配置了许多先进的办公和仪器设备，据一些到国外名牌大学去过的人反映，北大目前使用的计算机等设备就比不少国外大学的更为先进。应该承认，经过这些年的投入和建设，北大的物质条件已经比较可观了，不少硬件设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的看到：虽然北大的办学条件大为改善，经费大大增加，然而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同时大量存在。一方面各类用房面积和教学科研、办公经费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用房和经费的紧张程度却有增无减。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学校的分配体制不尽合理，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些部门、单位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可能多地占有学校资源，有的楼里以前可以容纳十几个单位，现在却连几个单位都容纳不下，其原因大家应该都很清楚。有些同志片面追求办公条件要一步到位，要“和国际接轨”，一味攀比谁的房间大，谁的家具新，谁的设施先进。甚至还有人把一些好的传统，艰苦朴素的作风认为是小农意识，思想不解放。

北大许多人都有在国外生活的经历，不要说国外的大学，就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总统府、总理府也不过是一些小楼房。德国迁都柏林后准备建新的总理府，但新总理府宏大的规模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乃至德国总理都认为它的“块头太大了”，会多花纳税人的钱。我们的周总理多年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房子年久失修，家具也很破旧，工作人员乘总理不在时修了房子，换了家具，却遭到了总理的严厉批评，并且坚决让工作人员把那些旧家具再换回来。相反倒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市县也好、乡镇也好，无论穷富，办公楼房一定要造的大、造的气派，一种奢华的风气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已经蔓延到一向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高校里了。如果我们到学校有些单位的办公室去看一看，其豪华舒适的程度恐怕已足以令人瞠目。

笔者此言绝非认为北大不应该建大楼，不应该改善办公条件，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物质条件肯定不如现在，但那时的北大清华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未必比现在更大；西南联大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仍然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大批一流人才；袁隆平开始研究杂交水稻，陈景润开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王选开始748研究项目的时候，其物质条件恐怕只能用艰苦来形容，但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果。我们现在的物质条件比他们不知道强了多少倍，但是我们又拿出了多少可以傲视国内外同行的成果呢？我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是否和我们的实际贡献相符呢？

北大在新世纪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和世界一流大学进行比较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财力、“硬件”方面的差距，总是反复强调我们的办学经费只有国外一流大学的百分之几，却较少去关注我们在管理、在人才等“软件”方面的差距。我们在建“大楼”，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应该更注重于“软件”的建设，着力于培养广大师生、干部艰苦奋斗的精神，创造出一种有利于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办学体制，努力使学校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团结融洽、顾全大局、协作共进的局面。否则即使我们拥有了哈佛、斯坦福那样充足的经费，按照目前的办学体制和工作方式，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恐怕还只能停留在梦想阶段。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4月20日第一版，原标题为“大楼与大师”，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赵存生审稿时改为现在的题目）

“小人物”与“大事业”

笔者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多年，其间见过不少大师级的前辈学者，他们的道德文章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年来在学校亲见亲历的一些“小人物”，却同样也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甚至某些方面竟不亚于大师们的风范。记得以前中文系就有一位姓冯的老教务员，印象中一般只有年高德劭的老教授们才被尊称为“某先生”的，但是这位老教务员却也被师生们尊称为“先生”。起初还不大理解，后来才知道这位“冯先生”果然厉害，系里的每届学生，他见面大都能叫出名字，其待人之和善，工作之精细尤其令人称道。无独有偶，后来听说在清华叶企孙教授的实验室里，也有一位老实验员业务非常精湛，一直被尊称为“先生”。如果有学生表现出对他的不尊重，叶先生都要严厉批评，并亲自带学生去向他道歉。笔者还知道办公楼值夜班的赵大爷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听见看校门的老门卫回忆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参观北大的情景，感到北大的老职工的确是不简单，有素质、有见识。过去人说“宰相家人七品官”，从这些普通的北大人身上也可以看出这所名校的风采。

同学校的校长、部长、教授们比，笔者所提到的这些人或许可以说是些“小人物”。但是我们往往能看到这样的现象：体现一所学校、一支军队乃至一个家庭水平、素质的高低从小的侧面看常常更有说服力。笔者曾随学生到我军的王牌部队——第38集团军参加过军训，集团军军长也亲自来看望北大学生，但给我印象深刻的却是那里的普通士兵都以身为38军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三国演义》中讲到郑玄的文化修养极高，但却并没有直接说他的修养有多高，而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其家中侍女俱通《毛诗》”，以此来反衬出郑玄的文化品位。

根据“木桶理论”，一个木桶盛水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长的木片决定的，而恰恰是由最短的木片所决定的。北大许多人从国外大学学习、工作回来后，常常感慨国外大学的后勤服务、教学科研辅助工作之完善，而在我们这里却总是要为各种各样的琐事大伤脑筋。北大前副校长王义遒最近撰文，提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资最高的不是校长、名教授，而是一位玻璃工；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里拿最高工资的也是一个负责吹玻璃的师傅。由此可见，学校里的所谓“小人物”，其实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北大的“管理骨干”、“学术骨干”固然需要重视，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忽视那些普普通通的各类干部、职员、工人，我们的学生、教师更多的时候不是同校长、部长们而是在同他们打交道，他们的工作水平和服务态度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出北大的整体管理水平。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似乎更多地强调了选拔“骨干”、培养“尖子”，而较少去注意普通职工的素质培养，较少去关注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一家工厂如果只有厂长的正确决策，工程师的精心设计，而没有高素质工人的具体操作，终归生产不出高质量的产品。让笔者感到遗憾的是在更年轻一代的北大职工中，像冯先生那样熟悉业务，能精雕细刻地对待本职工作的普通职员已很难见到了，而泡沫式的“名人”、“学者”还在不断涌现。我们恐怕还是需要恢复老北大、老清华的传统，借鉴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真正重视北大普通职工的地位和作用，把他们作为一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队伍来培养、来看待。在我们重视和强调“骨干”、“关键岗位”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那些“非关键岗位”的普通职工，既要让他们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要给予严格的要求和培训，在经济收入上也不宜和“关键岗位”拉开太大的距离，使他们能真正体会到自己应有的地位、责任和价值。如果北大能在不断涌现出“骨干”、“尖子”的同时，每一个北大的“小人物”也都能认真对待本职工作，将本职工作作为一项技艺来钻研，以作为北大的普通一员为荣，那么，我们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样一项“大事业”的目标也将会越来越接近。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5月20日第一版，此文先后获2001年度北京高校校报系列言论类文章一等奖，2001年度“北京新闻奖”（省部级）三等奖，2001年度全国高校校报协会评论类一等奖)

也谈“淡化数字”

现代社会可以说是用数字来管理的社会，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人类更是开始进入了所谓“数字化时代”。我们通常可以从一系列统计数字来直观地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样，一所大学的规模和水平也可以通过数字来体现。例如我们一提起北大的院系、专业、重点学科数目，本科生、研究生数量，教授、博导人数，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北大在全国高校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光看数字又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仅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日本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考虑到物价、生存环境等多种因素，我们还不能得出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美国人高的结论。对于北大的办学水平，我们也不能完全用数字来说明，如果光从数字上看，北大有许多方面不仅在国内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在世界各国的大学中也早已名列前茅了，仅教授人数一项就多于不少世界一流大学，但我们绝不会因此就认为北大的办学水平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否则我们还用得着去“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同志似乎比较热心于用“数字化”来进行学校的管理和建设。例如一讲到北大的发展建设成就，就强调我们又建了多少平方米教学科研用房，建了多少套教职工住宅，获得了多少项科研成果奖，办学经费、科研经费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校办产业由于可以直接创造出产值、利润等“数字”，更是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应该说北大近年来在学校发展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可以有一系列数字为证，笔者绝非无视这些成绩。但是北大办学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还在于学校的整体环境和办学机制等方面的改善，所谓“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强”，有些领域数字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办学的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有些同志还进一步提出要培养多少名“学术骨干”，多少名“管理骨干”，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要达到多少人，等等。其实学术骨干应该是在一种宽松的、利于竞争的环境中自然成长，到底有多少名学术骨干能成长起来恐怕是难以预测的。蔡元培任校长时的北大并没有提出要有多少位“骨干”，但是通过一系列有力的改革，却造成了当时北大群星灿烂的局面；管理骨干的人数则更是难以界定，不知道将根据什么标准界定出北大哪些管理人员是“骨干”，哪些又不是“骨干”；学位高低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北大历史上就有过许多学历不高的名教授。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对“数字”的热衷恐怕和一些干部力求政绩的工作方式有关。我们大家都不会淡忘“大跃进”时期粮食产量的数字游戏，对于多年来在官场上盛行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也不会太陌生。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不顾实际大搞各种各样的“形象工程”，因为这些容易看见，也容易用统计数字来体现政绩。与此相反，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一些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工作，例如环境保护工作、教育工作，我们却常常看到有些地方官员是不大重视的，这恐怕也和此类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出数字、出政绩，难以在官员的任期内见到成效有关。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同志看到在考察干部时一味强调数字的弊端，提出要适当地“淡化数字”。

北大的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着教育这个中心任务来进行，应该完全按照教育工作的规律来办学。但北大办学水平的显著提高也确实是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奏效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有些同志热衷于一些统计数字的增长，恐怕多少还是有一些急于出政绩的心态。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些同志迫切希望北大能够上规模、上水平、出成绩的心情，但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来说，还是应该从更符合北大建设发展的实际出发，着力于营造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良好的校园环境，实事求是地把学校的事情办好，这样对北大办学水平的提高无疑将更为有利。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9月20日第一版）

也说“精品”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曾经创造出无数的精品，从《诗经》、《论语》到《水浒传》、《红楼梦》，名家精品不胜枚举；北大在历史上也曾经创造出许多精品，从《新青年》首倡科学民主，到院系调整后大师云集、名作迭出，在中国近当代思想文化和学术界曾独领风骚。然而客观地讲，在我国当前的思想文化界、学术界，包括北大在内，虽然学者们著述不断，专著、论文批量产生，但真正有分量的“精品”却仍属凤毛麟角。这同我们时代的要求和北大的地位极不适应。今年春天，学校召开了“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并在日前举办了“21世纪：人文与社会”文科论坛，这无疑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平庸之作充斥、赝品不绝而开出的一剂良方，也为北大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精品”的产生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是我们简单地推出某些奖励措施就能很快奏效的。所谓“精品”，往往是能够站在时代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高度，洞察社会、历史、人生的发展轨迹，揭示出客观的规律，指出前进的方向。有的“精品”在当时并不能为人所理解，然而在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后，仍然可以闪耀出真理的光芒。

“精品”并不见得都是长篇大论，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深的《道德经》、《孙子兵法》不过只有几千字；一部《古文观止》收录了两千多年间的220篇文章，平均十年多才有一篇文章被收录；曹雪芹终其一生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并不完整的《红楼梦》，但这已足以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共产党宣言》、《独立宣言》这些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文献也都篇幅有限。

要求我们的学者很快就能奉献出对人类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精品来显然目标是过高了，但是要求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进行深入的探索，科学的分析，得出独到的结论，这样的要求应该是产生“精品”的前提条件。“精品”的出现还需要有创作者高度的兴趣和智慧的投入，往往很少去考虑功利的目的，曹雪芹举家食粥写《红楼梦》，巴尔扎克穷困潦倒创作《人间喜剧》时并没有想到要评几级作家的职称或是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我们的学者在创造学术成果时却往往要考虑到职称、住房、考核等多种因素。在提倡“精品”，呼唤“精品”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去从环境、机制上入手，研究解决好这些矛盾，逐步探索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希望这次文科论坛能够为北大文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身处于我们这个激烈变革的时代，背负着北大光荣的传统，依靠一代代北大学人的努力奋斗，相信“精品”的大量涌现或许不会让我们等待太久。

（《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1月5日第一版）

规模与水平

规模与水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成正比的，规模大不一定代表水平高，规模小也不见得水平就低。《财富》杂志评出的世界500强都是规模很大的企业，但500强的名单却又是经常变化的，可见有许多规模虽大但水平、效益不佳的企业不断被淘汰出局。企业如此，大学恐怕也是如此，如果以规模而论，据说罗马大学等一些国外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十几万、二十几万之多，但却并没有被看作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中国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应该是广播电视大学，但谁也不会将其和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相提并论。

近年来为集中资源、调整学科而将一些规模小、学科单一的学校合并起来组成规模较大的大学或将一些学科单一的学校并入其它综合水平更高的大学以组成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虽然在有些具体做法上或许还有值得商讨之处，但总体上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样做是为了和国际上先进水平的大学接轨。

同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大学相比，即使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也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应该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提高学校自身的实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方面，应该勤于修炼“内功”。但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热中于铺摊子、上规模，一方面不断扩大招生，不仅扩大研究生的招生数量，也扩大一般学历的各类成人教育培训，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对外合作办学的规模。在当前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社会上对人才、学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我国毕竟是一个高等教育事业还不发达的国家，为适应社会需求，通过适当的扩招，对外合作办学，使学校的教育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于国于校都有好处。问题在于这样做应该有一定的限度，特别是不能影响到学校自身办学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应保证合作办学的质量。现在有的学生提出自己高分上了北大，但教师的讲课却敷衍了事，究其原因，原来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有些教师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校外了；大学可以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但是又不能完全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办学，应该保持学术活动的严肃性、独立性、前瞻性。不排除有些地方同我们合作办学，是把教育作为一项产业来经营，要我们这块牌子以进行批量“生产”，至于学术水平高低，培养质量能否保证并不是他们最关心的；同时也不排除学校有些部门、院系，为了迎合社会需求，甚至出于小团体利益的考虑，无限制地扩大招生、扩大合作办学的规模，引起不少连带问题，给学校整体工作带来被动。

许多校内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校外人士，都指出北大不应该混同于一般大学，不要同一般大学争生源、争资源，在低层次上扩展规模，而是应该办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现在我们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本科生，数量可谓不少，但同国外一流大学相比，我们在研究生培养方面的差距更大，我们应该着力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而不是一味去追求数量的增长。国外的许多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规模都是相对稳定的，其教师人数，本科生、研究生人数，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们的地位是由办学水平而不是由办学规模来决定的，也没有听说过哈佛大学有什么“洛杉矶校区”，牛津大学有什么“利物浦基地”。大学毕竟不是企业，即使是企业，也不是说越大就越好，近年来国内一些“明星”企业由于盲目扩张带来经营管理不善进而垮台、破产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北大虽然还不至于由于扩大规模而导致破产，但大学的管理比企业则更要复杂，处理不好，很可能会丧失掉信誉这样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我们能否保持住在国内高校中的领先地位，能否缩小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办学的规模和水平问题上不能不进行认真的思考。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月15日第四版）

从“剽窃”和“伤熊”事件谈起

近来有两件事情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特别关注，因其涉及到了两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更有了一些轰动效应。其一为北大教授的“剽窃”，其二为清华学生的“伤熊”。两件事情在起因上有所不同，在性质上也有所差别，但的确都严重影响了两所名校的声誉。事发后两校也都做出了迅速反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弥补失误，消除不良影响。

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影响也造出去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就事论事，应该多寻找一些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近年来有关学术腐败的问题已经揭露出不少，学术打假的呼声也不绝于耳，有关主管部门、学术单位也陆续推出了不少奖惩措施，但似乎并未见到多大成效。某教授的“剽窃”行径固然令人不齿，但是将其看作是个别现象，将所有矛头都指向其一人也未必公平，简单的处罚奖励措施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在我们的高校，乃至在整个学术界，东拼西凑、粗制滥造，用各种方式“包装”出来的学术成果可谓不胜枚举，“剽窃”过的东西又在不断被别人“剽窃”。有人曾坦言某些学术著作，不要说没有别的人看，就是作者本人也没有完整地看过一遍；有些教师没有几年就“著作等身”了，其产生过程如何可想而知。但却可以以此为稻粮谋，获得职称、住房、津贴等种种利益。现在用于研究、创新的投入有了很大增加，但随之而来的各种评审、考核、奖励更是层出不穷，似乎如此就可以不断出现创新成果，达到世界先进的科学研究水平指日可待。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原创性的成果仍然如同养在深闺的佳人，“千呼万唤不出来”。

科学研究活动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有些项目更是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艰苦探索。王选研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时候绝没有想到要获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诺贝尔奖得主也没有哪位在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想着将来要获奖。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诺贝尔奖虽然高高在上，但是眼前的各种奖励却并非难以企及，而这些奖励办法普遍讲究量化，把高级的创造性劳动看作是简单的计件劳动。在如此浮躁的环境和利益驱动下，让大学教师们都不作假、都不“剽窃”也难。奖励制度固然必要，但过多过滥的奖励未必会产生好的效果，古训有言“奖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奖也”。看到了学术界的种种“鄙争”，有关部门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各种奖励政策出台的初衷吗？

在保护环境、爱护生物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清华学生的“伤熊”事件似乎更具有“轰动效应”。但我们在震惊和激愤之余，看到的当事人却只是一个可悲又可怜的大学生，恐怕大部分人甚至不忍心去让他承受更重的惩罚。这起事件所反映出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生的问题，也不是清华大学一个学校的事情，而是反映出我们的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大中小学教育都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值得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一味的强调考试成绩而不去注意心理是否健康，人格是否健全。现在的大学校园中自私、孤僻、缺乏爱心的现象并不少见，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更不会是一个小数目。还有一些学生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有的学生甚至连洗衣服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来，要父母陪读照顾；有的学生仅仅因为身体偶然不适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打电话让家长不远千里坐飞机赶来。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情。在我们津津乐道于教育规模扩大、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时，似乎更应该关注一下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大学生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需要从社会上去找原因，在全社会进行健康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尤为紧迫。

两起事件已经发生了，再多的解释说明也无助于挽回名誉上的损失。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马上出台一些措施，试图立竿见影，未必能长远地解决问题，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对方以掩饰自身尴尬的做法更不可取。笔者担心的是如果不能从深层背景上去找原因、想办法，恐怕类似“剽窃”、“伤熊”这样的事情还会在我们的教师、学生中发生，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事情，那时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呢？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3月20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载）

读“内部简报”有感

在学校有些部门出的工作简报上，笔者经常能看到下面这样的文字：某人向某部长（或某书记、某主任）汇报了某项工作，某部长（或---）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之后，做了重要讲话（或谈话），“指出”应如何如何，并就某方面的工作做了“指示”。某副部长（或---）要求大家认真领会某部长（或---）的讲话精神，共同努力做好某项工作。如果不看具体的人名、职务，完全会以为这是《人民日报》上对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务活动的报道，然而这只不过是在介绍学校一些中层干部的工作。此种风气也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学生，在某篇关于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报道中，全篇无一字提及他们进行了什么社会调查，有那些收获，而是津津乐道于当地市委书记、市长如何亲自设宴款待他们，外出时警车如何开道等等。

此类现象可谓不胜枚举，可能许多人早已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有的同志恐怕已经深深陶醉于做“领导”的感觉中。表面的现象必有其深层的原因，以笔者在北大的所见所闻，无论在我们的管理机构，甚至是在教学科研机构中，“机关化”、“衙门化”、“官场化”的影响似有愈演愈烈之势。记得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入北大求学时，许多前辈学者还健在，一提及他们的名字，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至少到那时候教授在学校里还是比较有地位的。笔者后来留校工作时，即使见到学校的党政负责人，大多可以直呼其名，或代之以“老张”、“老王”的称谓，现在遇到一部长、主任，如果不称呼官衔，好像就显得对人家不够尊重。随着前辈学者们的陆续逝去，教授的数量倒是越来越多，但道德学问总体上同前辈学者相比似乎还有不小差距，教授们在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也日渐式微。反之行政部门和管理人员的地位和影响则日渐增大，并逐步居于支配地位。在学校一些重大活动中，主席台上难觅没有官衔的专家学者的身影，前排、中心位置就座的几乎都是学校各级负责人，介绍顺序也一律按官职大小，即便如季老这样几乎是硕果仅存的前辈学者出席，有时也只能忝陪末座。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受“官本位制”的影响十分深远，官员身份所带来的荣耀和利益极大，官场规则、意识也可谓“深入人心”。此种状况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大学毕竟不是象牙塔，无孔不入的官场风气弥漫于大学校园也并不足怪。但是如果以学问为最高追求的大学不再以学问而是以官职为最高追求，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走进学校的一些办公场所，满眼都可看到房间门口贴着“部长室”、“副部长室”，“主任室”、“副主任室”的牌子，无形中强调着官场中森严的等级；以淡化行政级别为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实际上更增加了干部岗位的权力和利益，官员身份似乎未见“淡化”。而且官场风气也并不局限于某些管理部门，即使在学校的院、系、所、中心等教学研究机构，有院长、主任等头衔的教员可能就会比一般教员获取更多的公共资源，在评定职称、成果署名、科研经费、办公用房等方面享有优先权，将行政部门的办事规则用于学术活动；有些教授更以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很早以前就有某教授被“提升”为处长、主任的可笑说法；有的教授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往往也需要封一个官衔才算最高的奖赏；不少教授更是热衷于攀附权贵，“官学结合”，各取所需。

大学的精神在于其应该具有独立的意志和思想，而官场的意识和规则同大学有实质的不同。在大学里如果不是以学问高下而是以官职高下作为评价标准，甚至很多时候好像官大了学问就大，那么这样的大学就只是泛化了的官场，和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背道而驰。笔者见识浅陋，但也知道哈佛大学为了保持其独立的地位和学术的严肃性，可以拒不授予里根总统以名誉博士学位。我们的国情、校情有所不同，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放弃大学的精神。如果我们还是整天“指示”不断，“领会”不断，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校园内严重的官场作风、官场习气，那么这样一所大学的发展前景将会是令人担忧的。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此文先后获2002年度北京高校校报系列言论类文章一等奖，2002年度全国高校校报协会评论类一等奖）

世界杯与世界一流大学

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男子足球队终于出现在韩日世界杯的赛场上。然而不管是同世界一流水平还是同三、四流水平球队的较量中，中国队都存在着明显差距，不得不小组赛后就打道回府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为中国队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毕竟进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赛事。

由世界杯比赛笔者不禁联想到我们的学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就像中国队把参加世界杯作为奋斗目标一样。同中国队在世界上的位置相比，北大在世界著名大学中的排位恐怕还有所不如，不要说同欧美的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就是同日本、印度乃至港台的一些大学相比，北大也还有不小差距。中国足球要追赶世界，北大也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采取什么样的赶超战略非常关键。日本队、韩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取得了突破，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实行了“脱亚入欧”的发展战略，不以战胜低水平的亚洲球队为满足，而是尽可能同欧美强队较量，以致在本届世界杯上有了脱胎换骨的表现；与中国队同组的土耳其横跨欧亚大陆，但土耳其队宁可冒难以出线的风险，也要坚持参加高水平的欧洲区预选赛。

由此看来北大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真正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参照系，而不能满足于在国内高校中的老大地位。即使甲A赛场搞的再红红火火，“连沪争霸”再激烈，充其量也是低水平上的竞争；北大在国内再有多大的优势，拿国际水平一比较，差距恐怕还是全方位的。而我们有的同志眼睛却不向外而向内，只热心于北大同国内其他高校的竞争，似乎又特别热心于同国内另外一所与北大地位相当的著名大学的竞争。乃至于这种竞争经常要争一时一处的得失，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盯着对方。对方有了什么新的举措，我们有的同志就急的要命，好像不跟着做就会马上落伍；对方在某个方面露了脸，我们就好像抬不起头；自己出了某些不好的事情，也要把别人的注意力引到对方不好的事情上去。双方似乎都想在任何方面上压过对方，严重的时候甚至互相幸灾乐祸。其实两所大学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传统、学科背景、办学特色，正如足球场上有巴西的桑巴舞，也有欧洲力量派、欧洲拉丁派，没有那种风格可以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世界一流大学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优势，北大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没有必要在任何方面都要和别人一较高下。两所大学都以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为己任，如果要比较，也应该以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准。中国队不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就不知道和世界水平有多大差距。两所大学如果不顾各自特点，都力求时时、事事、处处压过对方，在低水平的竞争中乐此不疲，恐怕也就都很难取得办学水平上的重大进展，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中国足球要想在世界上赢得尊重，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合理的机制，而不要过于计较每次比赛的结果。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应该从办学机制上入手，不要过于和别人争一时一处的得失。当年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以弱胜强，战无不胜，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从来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从整体战略上考虑，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和气魄，紧紧抓住那些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着力于改革体制，增强实力。即使我们暂时在某些方面落后，也不必过于在意，只要我们按照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能在最终的竞争中取得领先。希望轰轰烈烈的韩日世界杯比赛也能对我们的办学思路有所启示。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

“状元”、“奥赛”及其他

每年高考招生结束，我们照例要统计一下招收了多少名各省市的文理科“状元”，多少名各项“奥赛”金牌获得者，哪些省市的前多少名考生等等。有的年头北大的主要竞争对手招的“状元”、“金牌”比我们多了，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高了一点，难免还会让有的人耿耿于怀。许多人平时一提起我们的本科生生源，自得之色常常溢于言表，认为我们的本科生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是从世界上最广大的考生群体中选拔最优秀的人才。

不可否认，我们的招生工作成绩显著，每年都为北大招收了一大批国内优秀的青年学子入校深造，这和北大的声誉以及招生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北大历来有很好的生源，我们招收的“状元”和“奥赛”金牌获得者也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北大就可以静候精英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从远处看，不要说现在每年都批量生产的“状元”，就是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每隔几年才产生一个的真正的“状元”，能够在历史上做出贡献、留下名字的屈指可数。从近处看，北大过去和现在许多著名的教授、“两院院士”并不是本校毕业的；近年来涌现出的许多优秀中青年学者、“长江特聘教授”，其中很多人根本没有在北大读书的经历，也未必在高考或“奥赛”中取得过突出成绩；北大的历任校长大多数也不是北大毕业的。

“状元”也好，高考成绩突出也罢，不过说明了考试能力强，全面成绩比较好，不见得专长突出。即便是专长突出的“奥赛”金牌获得者似乎也不必过于看重。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分别授予法国、俄罗斯的两位青年数学家以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茨奖，据悉其中一位根本没有参加过数学奥赛，另一位倒是参加了并获得金牌，但人家不过是随随便便就去拿了个金牌回来。今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小柴昌俊甚至还有过物理课考试不及格的纪录。我国中学生近十多年来在各类“奥赛”中可谓成绩辉煌，经常还会出现有的项目所有参赛选手都捧得金牌而归的盛况。不过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参赛学生虽然都非常优秀，但毕竟是经过了层层选拔、集中培训的，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应试能力的体现，同人家那样完全凭兴趣参赛就获得了金牌有所不同。据说我们有个别金牌获得者后来甚至厌恶所学专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所以我们虽然“状元”多，“奥赛”金牌多，但却没有人能去摘取诺贝尔奖、菲尔茨奖的桂冠。有一个笑话说上帝因为看到中国本土还没有产生过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很着急，就让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大科学家降生中国，结果他们或因为奇思乱想被视为精神不正常，或因为贪玩被严厉管教，或因为偏科而考不上大学。笑话虽说尖锐了一些，但确实说明了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某种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想像力、创造力，即使是天才可能也逐渐会变得平庸。千篇一律的教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答案，像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样故意与学生为敌的考题，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并不鲜见，即使考试成绩再高也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国外有许多名牌大学招生并不是一次考试决定的，他们往往更侧重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方面的测试。我们的国情有所不同，完全照搬国外大学那样的招生办法目前恐怕还不可行。我们在大学期间也无法完全消除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但是我们可以尽量为大学生们创造一种比较宽松的氛围，激发他们的各种潜能，使他们能够在一种比较健康的环境下成长。北大前两年取消三角地的“状元墙”不失为明智之举，确实没有必要对一次考试的成绩过于看重。如果人家多收了几个“状元”、“金牌”，录取分数线比我们高了一点，也并不说明我们的学生素质就差了。“风物长宜放眼量”，何况我们还有不拘门户之见，“兼容并包”，广纳五湖四海人才的胸襟和气魄。我们更应该着眼于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并有信心在最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

（《北京大学校报》2002年11月5日第三版）

高待遇不等于高创造力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长期以来曾经是困扰高等院校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脑体倒挂”在前些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不断加强投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尤其是一些重点高校教师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其中在一些热门的院系、专业，其教师的收入又大大高于同校其他教师，购买私人轿车乃至别墅等都已不再是梦想。                                    

解决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十分必要，在经济社会日趋繁荣的背景下要求他们独守清贫，只讲奉献，“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显然并不实际。但是现在似乎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就是将待遇问题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界缺少创新、缺少创造力完全是由于待遇太低造成的，以为待遇越高创造力就会越强。于是各个高校之间互相攀比，炒作不断，又是“年薪制”，又是“终身教授”，乃至推出了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天价教授，颇有“钱不惊人死不休”的劲头。至于各类奖项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获选人都可以得到较高的津贴。前些时候更有高校独辟蹊径，干脆对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来了个“明码标价”。

以笔者的愚见，窃以为待遇和创造力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许多伟大的思想、杰出的成果倒常常是在生活比较窘困的时候完成的。曹雪芹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况下写出了不朽巨作《红楼梦》，延安窑洞里诞生了毛泽东最杰出的理论篇章，“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研制过程中甚至有时还要饿着肚子，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最有价值的研究也是在他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中进行的。

对于一位真正的科学家来说，创新的原动力恐怕更多地在于他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物质生活条件和创新能力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19世纪的物质生活远不及20世纪，也还没有诺贝尔奖，但是20世纪人类在科学、思想、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其高度和影响力而言，却还是不能和19世纪相比。目前国内上下对于诺贝尔奖的期盼至深至切，其程度恐怕不会亚于期盼奥运会。笔者曾经开玩笑地同一位教授讨论，假如给你一亿元的资金，你能否得一个诺贝尔奖回来？以我们国家之大、诺贝尔奖空白的历史之长，笔者以为花这一亿元还是很值得的，但教授却只是摇摇头表示绝无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对于一位思想家的来说，他的创造性成果更多地是基于对人类、对社会的忧患意识，基于一种博大的胸怀、自觉的责任。马克思《资本论》的全部稿费还不够支付他写作过程中抽劣质香烟的费用，古今中外又有哪部伟大著作是在“明码标价”之下完成的？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难道今天的学者们都已经降低到仅仅为了物质奖励才会去从事创造性工作？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有时候倒需要一些特立独行，需要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或许才更能产生创造性成果。笔者很赞成李敖评价胡适的一句话：“一个那么重要的人，却做了那么多不重要的事。”胡适先生为人和气，在各种应酬中浪费了太多时间，以他那么大的才气和名气，却没有为后人留下更多的精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我们的教授都是将更多的精力用在怎么多赚钱，怎么装修房子这些“不重要的事”上，又怎么能期望他们做更多“重要的事”呢。现在一些已经成名的学者，其主要的学术成就大多也是在前些年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的时候完成的，现在物质待遇大大提高了，反倒不见有多少新的杰作问世。

提高高校教师待遇，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解决他们后顾之忧，这些做法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将物质奖励的作用看的绝对化，看的至高无上，恐怕还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其结果也将肯定和他们以为能达到的目的相去甚远。“明码标价”之类可以休矣。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3月5日第三版，《文汇报》2003年11月5日第五版）

“改革”杂谈

“改革”应该是这二十多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改革可以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大到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小到某个部门、某个基层单位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改革无论大小，都应该是一项十分严肃、艰巨的任务。

然而在某些人眼里，“改革”却似乎只是一个名词，一个时髦、随意的概念。如果将那些仅根据少数领导人的意志，不看其是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备先进性，不顾及多数人利益的政策措施都冠之以“改革”的名目出台，就很难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现在经常有“改革者”抱怨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他们的“改革”，甚至还给人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但细察其详，这些所谓的“改革”常常是在维护有权有势的“改革者”们的既得利益，将改革的好处和利益据为己有，而将改革的风险和成本让那些无权无势的“被改革者”承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也许认识不到“改革者”所标榜的“重大意义”，但却不难从实际产生的效果中得出自己的判断。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的日趋繁荣，在许多地方都要进行新的改革、新的利益调整。任何改革都应该是神圣的、庄严的，是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改革不应该成为某些既得利益者打着“改革”旗号而行利己之私，使其成为自身利益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过去曾有人对自由的泛滥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不禁也要针对某些泛滥的“改革”而发出感慨：改革，改革，多少私欲假汝之名以行。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改革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事业。改革的最大困难恐怕是在保持现有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要对已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调整。改革往往会损害到某些权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这大概也是历史上的改革很少有成功先例的主要原因。任何改革家都应该有极大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仅仅知道享受“改革”成果的绝不是真正的改革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有许多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权利阶层互相划分利益的一种游戏，对于普通群众来讲，这种“改革”往往会受到他们的抵触和反感。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里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茶馆的跑堂李三到民国时期还留着辫子，老板娘跟他说如今都改良了，你这辫子也该剪了吧。谁知李三却马上回答：“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恐怕是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在见多了各类“改革”后所得到的最切身的感受。据老舍先生的子女介绍，《茶馆》在法、德等欧洲国家巡演时，这句台词一说出也得到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强烈共鸣，可见滥用改革之名而行利己之私的情况并非中国所独有。

任何改革举措都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进行充分的论证，而不能“闭门造车”。改革的目标、措施一定要切合本地区本单位的现实情况，循序渐进，便于施行，而不宜好高骛远，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有些“改革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却缺少必备的理论素养和实际工作经验；有些“改革者”自我感觉良好，喜欢自以为是，一意孤行；有的“改革者”急于开拓新局面，从国外或其他地方拿来“新鲜”的做法便急于实行，往往会脱离实际。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那种将改革看的过于简单、过于容易甚至过于霸道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北大历史上就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于世。改革开放以来，北大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不乏有成功的经验，有些改革举措在全国高校乃至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还远不到可以自我夸耀的地步，有些已经进行的或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举措都还有待于在理论上进行充分的总结和论证，有待于广大师生集思广益的充分讨论，更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应该在改革的决策上充分实现科学化、民主化，使学校任何改革决策的出台既科学合理，得到广泛的认可，又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6月2日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