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樓、大師與“一流”

北大的大樓這幾年是越蓋越多、越蓋越氣派了：光華管理學院大樓、新圖書館、百周年紀念講堂、理科樓群、太平洋大廈等一批新建築先後拔地而起。這些新建築規模宏大、設施齊全，不僅在國內高校堪稱一流，就是同國外名牌大學同類建築相比也毫無遜色之處。與此同時，一批原燕京大學的老建築也紛紛進行裝修改造，其內其外均煥然一新。在這些新老建築裡面，陸續配置了許多先進的辦公和儀器設備，據一些到國外名牌大學去過的人反映，北大目前使用的計算機等設備就比不少國外大學的更為先進。應該承認，經過這些年的投入和建設，北大的物質條件已經比較可觀了，不少硬件設施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遺憾的看到：雖然北大的辦學條件大為改善，經費大大增加，然而資源的不合理使用同時大量存在。一方面各類用房面積和教學科研、辦公經費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用房和經費的緊張程度卻有增無減。其原因恐怕還在於學校的分配體制不盡合理，所謂“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有些部門、單位往往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儘可能多地占有學校資源，有的樓里以前可以容納十幾個單位，現在卻連幾個單位都容納不下，其原因大家應該都很清楚。有些同志片面追求辦公條件要一步到位，要“和國際接軌”，一味攀比誰的房間大，誰的家具新，誰的設施先進。甚至還有人把一些好的傳統，艱苦樸素的作風認為是小農意識，思想不解放。

北大許多人都有在國外生活的經歷，不要說國外的大學，就是許多發達國家的總統府、總理府也不過是一些小樓房。德國遷都柏林後準備建新的總理府，但新總理府宏大的規模卻引起了不小的爭論，乃至德國總理都認為它的“塊頭太大了”，會多花納稅人的錢。我們的周總理多年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房子年久失修，家具也很破舊，工作人員乘總理不在時修了房子，換了家具，卻遭到了總理的嚴厲批評，並且堅決讓工作人員把那些舊家具再換回來。相反倒是我們現在一些地方，市縣也好、鄉鎮也好，無論窮富，辦公樓房一定要造的大、造的氣派，一種奢華的風氣在不知不覺中蔓延，已經蔓延到一向被認為是“清水衙門”的高校里了。如果我們到學校有些單位的辦公室去看一看，其豪華舒適的程度恐怕已足以令人瞠目。

筆者此言絕非認為北大不應該建大樓，不應該改善辦公條件，但我們同時也不應該忘記清華老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名言：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民國時期的北大、清華，物質條件肯定不如現在，但那時的北大清華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未必比現在更大；西南聯大在那樣艱苦的環境下仍然培養出了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等大批一流人才；袁隆平開始研究雜交水稻，陳景潤開始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王選開始748研究項目的時候，其物質條件恐怕只能用艱苦來形容，但他們都在各自領域內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果。我們現在的物質條件比他們不知道強了多少倍，但是我們又拿出了多少可以傲視國內外同行的成果呢？我們所擁有的物質條件是否和我們的實際貢獻相符呢？

北大在新世紀的目標是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在和世界一流大學進行比較時似乎更多地強調了財力、“硬件”方面的差距，總是反覆強調我們的辦學經費只有國外一流大學的百分之幾，卻較少去關注我們在管理、在人才等“軟件”方面的差距。我們在建“大樓”，改善“硬件”環境的同時應該更注重於“軟件”的建設，着力於培養廣大師生、幹部艱苦奮鬥的精神，創造出一種有利於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辦學體制，努力使學校呈現出一種朝氣蓬勃、團結融洽、顧全大局、協作共進的局面。否則即使我們擁有了哈佛、斯坦福那樣充足的經費，按照目前的辦學體制和工作方式，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恐怕還只能停留在夢想階段。

（《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4月20日第一版，原標題為“大樓與大師”，時任校黨委副書記趙存生審稿時改為現在的題目）

“小人物”與“大事業”

筆者在北大已學習和工作多年，其間見過不少大師級的前輩學者，他們的道德文章自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這些年來在學校親見親歷的一些“小人物”，卻同樣也給我留下過深刻的印象，甚至某些方面竟不亞於大師們的風範。記得以前中文系就有一位姓馮的老教務員，印象中一般只有年高德劭的老教授們才被尊稱為“某先生”的，但是這位老教務員卻也被師生們尊稱為“先生”。起初還不大理解，後來才知道這位“馮先生”果然厲害，系裡的每屆學生，他見面大都能叫出名字，其待人之和善，工作之精細尤其令人稱道。無獨有偶，後來聽說在清華葉企孫教授的實驗室里，也有一位老實驗員業務非常精湛，一直被尊稱為“先生”。如果有學生表現出對他的不尊重，葉先生都要嚴厲批評，並親自帶學生去向他道歉。筆者還知道辦公樓值夜班的趙大爺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聽見看校門的老門衛回憶周總理陪同伏羅希洛夫參觀北大的情景，感到北大的老職工的確是不簡單，有素質、有見識。過去人說“宰相家人七品官”，從這些普通的北大人身上也可以看出這所名校的風采。

同學校的校長、部長、教授們比，筆者所提到的這些人或許可以說是些“小人物”。但是我們往往能看到這樣的現象：體現一所學校、一支軍隊乃至一個家庭水平、素質的高低從小的側面看常常更有說服力。筆者曾隨學生到我軍的王牌部隊——第38集團軍參加過軍訓，集團軍軍長也親自來看望北大學生，但給我印象深刻的卻是那裡的普通士兵都以身為38軍的一員而感到自豪；《三國演義》中講到鄭玄的文化修養極高，但卻並沒有直接說他的修養有多高，而是很形象地描述了“其家中侍女俱通《毛詩》”，以此來反襯出鄭玄的文化品位。

根據“木桶理論”，一個木桶盛水量的多少不是由最長的木片決定的，而恰恰是由最短的木片所決定的。北大許多人從國外大學學習、工作回來後，常常感慨國外大學的後勤服務、教學科研輔助工作之完善，而在我們這裡卻總是要為各種各樣的瑣事大傷腦筋。北大前副校長王義遒最近撰文，提到伯克利加州大學工資最高的不是校長、名教授，而是一位玻璃工；英國國家物理實驗室里拿最高工資的也是一個負責吹玻璃的師傅。由此可見，學校里的所謂“小人物”，其實恰恰是十分重要的人物。北大的“管理骨幹”、“學術骨幹”固然需要重視，但我們同時也不應該忽視那些普普通通的各類幹部、職員、工人，我們的學生、教師更多的時候不是同校長、部長們而是在同他們打交道，他們的工作水平和服務態度可以更直接地反映出北大的整體管理水平。

然而一段時期以來，我們似乎更多地強調了選拔“骨幹”、培養“尖子”，而較少去注意普通職工的素質培養，較少去關注他們的地位和作用。一家工廠如果只有廠長的正確決策，工程師的精心設計，而沒有高素質工人的具體操作，終歸生產不出高質量的產品。讓筆者感到遺憾的是在更年輕一代的北大職工中，像馮先生那樣熟悉業務，能精雕細刻地對待本職工作的普通職員已很難見到了，而泡沫式的“名人”、“學者”還在不斷湧現。我們恐怕還是需要恢復老北大、老清華的傳統，借鑑國外大學的成功經驗，真正重視北大普通職工的地位和作用，把他們作為一支建設一流大學的重要隊伍來培養、來看待。在我們重視和強調“骨幹”、“關鍵崗位”的同時，也應該重視那些“非關鍵崗位”的普通職工，既要讓他們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又要給予嚴格的要求和培訓，在經濟收入上也不宜和“關鍵崗位”拉開太大的距離，使他們能真正體會到自己應有的地位、責任和價值。如果北大能在不斷湧現出“骨幹”、“尖子”的同時，每一個北大的“小人物”也都能認真對待本職工作，將本職工作作為一項技藝來鑽研，以作為北大的普通一員為榮，那麼，我們離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這樣一項“大事業”的目標也將會越來越接近。

(《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5月20日第一版，此文先後獲2001年度北京高校校報系列言論類文章一等獎，2001年度“北京新聞獎”（省部級）三等獎，2001年度全國高校校報協會評論類一等獎)

也談“淡化數字”

現代社會可以說是用數字來管理的社會，隨着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人類更是開始進入了所謂“數字化時代”。我們通常可以從一系列統計數字來直觀地了解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同樣，一所大學的規模和水平也可以通過數字來體現。例如我們一提起北大的院系、專業、重點學科數目，本科生、研究生數量，教授、博導人數，就可以很直觀地看出北大在全國高校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光看數字又不能完全說明問題，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僅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看，日本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考慮到物價、生存環境等多種因素，我們還不能得出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已經比美國人高的結論。對於北大的辦學水平，我們也不能完全用數字來說明，如果光從數字上看，北大有許多方面不僅在國內高校中居於領先地位，在世界各國的大學中也早已名列前茅了，僅教授人數一項就多於不少世界一流大學，但我們絕不會因此就認為北大的辦學水平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否則我們還用得着去“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嗎？

一段時間以來，有些同志似乎比較熱心於用“數字化”來進行學校的管理和建設。例如一講到北大的發展建設成就，就強調我們又建了多少平方米教學科研用房，建了多少套教職工住宅，獲得了多少項科研成果獎，辦學經費、科研經費又增加了多少，等等。校辦產業由於可以直接創造出產值、利潤等“數字”，更是受到了異乎尋常的重視。應該說北大近年來在學校發展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可以有一系列數字為證，筆者絕非無視這些成績。但是北大辦學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還在於學校的整體環境和辦學機制等方面的改善，所謂“大”並不一定意味着“強”，有些領域數字的增長並不一定意味着辦學的水平也因此而得到提高。有些同志還進一步提出要培養多少名“學術骨幹”，多少名“管理骨幹”，教師中擁有博士學位的要達到多少人，等等。其實學術骨幹應該是在一種寬鬆的、利於競爭的環境中自然成長，到底有多少名學術骨幹能成長起來恐怕是難以預測的。蔡元培任校長時的北大並沒有提出要有多少位“骨幹”，但是通過一系列有力的改革，卻造成了當時北大群星燦爛的局面；管理骨幹的人數則更是難以界定，不知道將根據什麼標準界定出北大哪些管理人員是“骨幹”，哪些又不是“骨幹”；學位高低和學術水平的高低之間並不能完全劃等號，北大歷史上就有過許多學歷不高的名教授。

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對“數字”的熱衷恐怕和一些幹部力求政績的工作方式有關。我們大家都不會淡忘“大躍進”時期糧食產量的數字遊戲，對於多年來在官場上盛行的“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現象也不會太陌生。一些地方官員甚至不顧實際大搞各種各樣的“形象工程”，因為這些容易看見，也容易用統計數字來體現政績。與此相反，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於一些需要進行長期努力的工作，例如環境保護工作、教育工作，我們卻常常看到有些地方官員是不大重視的，這恐怕也和此類工作難以在短期內出數字、出政績，難以在官員的任期內見到成效有關。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同志看到在考察幹部時一味強調數字的弊端，提出要適當地“淡化數字”。

北大的一切工作都應該圍繞着教育這個中心任務來進行，應該完全按照教育工作的規律來辦學。但北大辦學水平的顯著提高也確實是難以在較短時間內奏效的，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做大量耐心細緻的工作。有些同志熱衷於一些統計數字的增長，恐怕多少還是有一些急於出政績的心態。我們也可以理解一些同志迫切希望北大能夠上規模、上水平、出成績的心情，但作為學校的管理者來說，還是應該從更符合北大建設發展的實際出發，着力於營造多出人才、多出成果的良好的校園環境，實事求是地把學校的事情辦好，這樣對北大辦學水平的提高無疑將更為有利。

（《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9月20日第一版）

也說“精品”

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文明史里曾經創造出無數的精品，從《詩經》、《論語》到《水滸傳》、《紅樓夢》，名家精品不勝枚舉；北大在歷史上也曾經創造出許多精品，從《新青年》首倡科學民主，到院系調整後大師雲集、名作迭出，在中國近當代思想文化和學術界曾獨領風騷。然而客觀地講，在我國當前的思想文化界、學術界，包括北大在內，雖然學者們著述不斷，專著、論文批量產生，但真正有分量的“精品”卻仍屬鳳毛麟角。這同我們時代的要求和北大的地位極不適應。今年春天，學校召開了“樹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識大會”，並在日前舉辦了“21世紀：人文與社會”文科論壇，這無疑是針對目前學術界平庸之作充斥、贗品不絕而開出的一劑良方，也為北大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精品”的產生需要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並不是我們簡單地推出某些獎勵措施就能很快奏效的。所謂“精品”，往往是能夠站在時代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高度，洞察社會、歷史、人生的發展軌跡，揭示出客觀的規律，指出前進的方向。有的“精品”在當時並不能為人所理解，然而在數十年、數百年甚至上千年之後，仍然可以閃耀出真理的光芒。

“精品”並不見得都是長篇大論，對中國思想文化影響至深的《道德經》、《孫子兵法》不過只有幾千字；一部《古文觀止》收錄了兩千多年間的220篇文章，平均十年多才有一篇文章被收錄；曹雪芹終其一生只給我們留下了一部並不完整的《紅樓夢》，但這已足以使他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共產黨宣言》、《獨立宣言》這些在人類歷史上產生了極為重要影響的文獻也都篇幅有限。

要求我們的學者很快就能奉獻出對人類思想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精品來顯然目標是過高了，但是要求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中進行深入的探索，科學的分析，得出獨到的結論，這樣的要求應該是產生“精品”的前提條件。“精品”的出現還需要有創作者高度的興趣和智慧的投入，往往很少去考慮功利的目的，曹雪芹舉家食粥寫《紅樓夢》，巴爾扎克窮困潦倒創作《人間喜劇》時並沒有想到要評幾級作家的職稱或是要得諾貝爾文學獎，但我們的學者在創造學術成果時卻往往要考慮到職稱、住房、考核等多種因素。在提倡“精品”，呼喚“精品”的時候我們還應該更多地去從環境、機制上入手，研究解決好這些矛盾，逐步探索出解決問題的途徑。

希望這次文科論壇能夠為北大文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身處於我們這個激烈變革的時代，背負着北大光榮的傳統，依靠一代代北大學人的努力奮鬥，相信“精品”的大量湧現或許不會讓我們等待太久。

（《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1月5日第一版）

規模與水平

規模與水平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成正比的，規模大不一定代表水平高，規模小也不見得水平就低。《財富》雜誌評出的世界500強都是規模很大的企業，但500強的名單卻又是經常變化的，可見有許多規模雖大但水平、效益不佳的企業不斷被淘汰出局。企業如此，大學恐怕也是如此，如果以規模而論，據說羅馬大學等一些國外大學的學生人數達到十幾萬、二十幾萬之多，但卻並沒有被看作是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中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大學應該是廣播電視大學，但誰也不會將其和北大、清華等國內名校相提並論。

近年來為集中資源、調整學科而將一些規模小、學科單一的學校合併起來組成規模較大的大學或將一些學科單一的學校併入其它綜合水平更高的大學以組成真正意義上的綜合大學，雖然在有些具體做法上或許還有值得商討之處，但總體上似乎是無可厚非的，畢竟這樣做是為了和國際上先進水平的大學接軌。

同世界上一流水平的大學相比，即使像北大這樣的學校也還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們應該將主要的精力放在提高學校自身的實力，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方面，應該勤於修煉“內功”。但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熱中於鋪攤子、上規模，一方面不斷擴大招生，不僅擴大研究生的招生數量，也擴大一般學歷的各類成人教育培訓，另一方面不斷擴大對外合作辦學的規模。在當前市場經濟的背景下，社會上對人才、學歷的需求越來越強烈，我國畢竟是一個高等教育事業還不發達的國家，為適應社會需求，通過適當的擴招，對外合作辦學，使學校的教育資源發揮更大的效益，於國於校都有好處。問題在於這樣做應該有一定的限度，特別是不能影響到學校自身辦學水平的提高，同時也應保證合作辦學的質量。現在有的學生提出自己高分上了北大，但教師的講課卻敷衍了事，究其原因，原來是出於利益的考慮，有些教師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校外了；大學可以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但是又不能完全按市場經濟的規則來辦學，應該保持學術活動的嚴肅性、獨立性、前瞻性。不排除有些地方同我們合作辦學，是把教育作為一項產業來經營，要我們這塊牌子以進行批量“生產”，至於學術水平高低，培養質量能否保證並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同時也不排除學校有些部門、院系，為了迎合社會需求，甚至出於小團體利益的考慮，無限制地擴大招生、擴大合作辦學的規模，引起不少連帶問題，給學校整體工作帶來被動。

許多校內人士甚至包括一些校外人士，都指出北大不應該混同於一般大學，不要同一般大學爭生源、爭資源，在低層次上擴展規模，而是應該辦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現在我們研究生招生的數量已經超過了本科生，數量可謂不少，但同國外一流大學相比，我們在研究生培養方面的差距更大，我們應該着力於提高研究生的培養質量而不是一味去追求數量的增長。國外的許多名牌大學，如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的規模都是相對穩定的，其教師人數，本科生、研究生人數，多年來並沒有太大的變化，它們的地位是由辦學水平而不是由辦學規模來決定的，也沒有聽說過哈佛大學有什麼“洛杉磯校區”，牛津大學有什麼“利物浦基地”。大學畢竟不是企業，即使是企業，也不是說越大就越好，近年來國內一些“明星”企業由於盲目擴張帶來經營管理不善進而垮台、破產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北大雖然還不至於由於擴大規模而導致破產，但大學的管理比企業則更要複雜，處理不好，很可能會喪失掉信譽這樣最重要的“無形資產”。我們能否保持住在國內高校中的領先地位，能否縮小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在辦學的規模和水平問題上不能不進行認真的思考。

（《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1月15日第四版）

從“剽竊”和“傷熊”事件談起

近來有兩件事情受到了媒體和公眾的特別關注，因其涉及到了兩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大學，更有了一些轟動效應。其一為北大教授的“剽竊”，其二為清華學生的“傷熊”。兩件事情在起因上有所不同，在性質上也有所差別，但的確都嚴重影響了兩所名校的聲譽。事發後兩校也都做出了迅速反應，採取積極的措施，以彌補失誤，消除不良影響。

然而事情既然已經發生，影響也造出去了，我們最好還是不要就事論事，應該多尋找一些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近年來有關學術腐敗的問題已經揭露出不少，學術打假的呼聲也不絕於耳，有關主管部門、學術單位也陸續推出了不少獎懲措施，但似乎並未見到多大成效。某教授的“剽竊”行徑固然令人不齒，但是將其看作是個別現象，將所有矛頭都指向其一人也未必公平，簡單的處罰獎勵措施未必能真正解決問題。在我們的高校，乃至在整個學術界，東拼西湊、粗製濫造，用各種方式“包裝”出來的學術成果可謂不勝枚舉，“剽竊”過的東西又在不斷被別人“剽竊”。有人曾坦言某些學術著作，不要說沒有別的人看，就是作者本人也沒有完整地看過一遍；有些教師沒有幾年就“著作等身”了，其產生過程如何可想而知。但卻可以以此為稻糧謀，獲得職稱、住房、津貼等種種利益。現在用於研究、創新的投入有了很大增加，但隨之而來的各種評審、考核、獎勵更是層出不窮，似乎如此就可以不斷出現創新成果，達到世界先進的科學研究水平指日可待。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原創性的成果仍然如同養在深閨的佳人，“千呼萬喚不出來”。

科學研究活動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有些項目更是需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艱苦探索。王選研究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時候絕沒有想到要獲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諾貝爾獎得主也沒有哪位在開始研究的時候就想着將來要獲獎。國家科學技術最高獎、諾貝爾獎雖然高高在上，但是眼前的各種獎勵卻並非難以企及，而這些獎勵辦法普遍講究量化，把高級的創造性勞動看作是簡單的計件勞動。在如此浮躁的環境和利益驅動下，讓大學教師們都不作假、都不“剽竊”也難。獎勵制度固然必要，但過多過濫的獎勵未必會產生好的效果，古訓有言“獎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反獎也”。看到了學術界的種種“鄙爭”，有關部門難道不應該反思一下各種獎勵政策出台的初衷嗎？

在保護環境、愛護生物意識越來越深入人心的今天，清華學生的“傷熊”事件似乎更具有“轟動效應”。但我們在震驚和激憤之餘，看到的當事人卻只是一個可悲又可憐的大學生，恐怕大部分人甚至不忍心去讓他承受更重的懲罰。這起事件所反映出來的絕不僅僅是一個大學生的問題，也不是清華大學一個學校的事情，而是反映出我們的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大中小學教育都出現了很大的偏差，值得引起全社會的重視。一味的強調考試成績而不去注意心理是否健康，人格是否健全。現在的大學校園中自私、孤僻、缺乏愛心的現象並不少見，出現心理問題的學生更不會是一個小數目。還有一些學生缺乏最起碼的生活自理能力，有的學生甚至連洗衣服這樣簡單的事情都做不來，要父母陪讀照顧；有的學生僅僅因為身體偶然不適就不知道該怎麼辦，打電話讓家長不遠千里坐飛機趕來。這些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真實事情。在我們津津樂道於教育規模擴大、教育水平提高的同時，似乎更應該關注一下其中還存在什麼問題。大學生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孤立的，需要從社會上去找原因，在全社會進行健康的思想文化道德教育，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尤為緊迫。

兩起事件已經發生了，再多的解釋說明也無助於挽回名譽上的損失。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馬上出台一些措施，試圖立竿見影，未必能長遠地解決問題，將媒體和公眾的注意力引向對方以掩飾自身尷尬的做法更不可取。筆者擔心的是如果不能從深層背景上去找原因、想辦法，恐怕類似“剽竊”、“傷熊”這樣的事情還會在我們的教師、學生中發生，甚至會出現更糟糕的事情，那時我們又將如何面對呢？

（《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3月20日第三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轉載）

讀“內部簡報”有感

在學校有些部門出的工作簡報上，筆者經常能看到下面這樣的文字：某人向某部長（或某書記、某主任）匯報了某項工作，某部長（或---）認真聽取了工作匯報之後，做了重要講話（或談話），“指出”應如何如何，並就某方面的工作做了“指示”。某副部長（或---）要求大家認真領會某部長（或---）的講話精神，共同努力做好某項工作。如果不看具體的人名、職務，完全會以為這是《人民日報》上對中央最高領導人公務活動的報道，然而這只不過是在介紹學校一些中層幹部的工作。此種風氣也深深地影響到我們的學生，在某篇關於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報道中，全篇無一字提及他們進行了什麼社會調查，有那些收穫，而是津津樂道於當地市委書記、市長如何親自設宴款待他們，外出時警車如何開道等等。

此類現象可謂不勝枚舉，可能許多人早已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了，有的同志恐怕已經深深陶醉於做“領導”的感覺中。表面的現象必有其深層的原因，以筆者在北大的所見所聞，無論在我們的管理機構，甚至是在教學科研機構中，“機關化”、“衙門化”、“官場化”的影響似有愈演愈烈之勢。記得筆者上世紀80年代初入北大求學時，許多前輩學者還健在，一提及他們的名字，無不令人肅然起敬，至少到那時候教授在學校里還是比較有地位的。筆者後來留校工作時，即使見到學校的黨政負責人，大多可以直呼其名，或代之以“老張”、“老王”的稱謂，現在遇到一部長、主任，如果不稱呼官銜，好像就顯得對人家不夠尊重。隨着前輩學者們的陸續逝去，教授的數量倒是越來越多，但道德學問總體上同前輩學者相比似乎還有不小差距，教授們在學校的地位和影響也日漸式微。反之行政部門和管理人員的地位和影響則日漸增大，並逐步居於支配地位。在學校一些重大活動中，主席台上難覓沒有官銜的專家學者的身影，前排、中心位置就座的幾乎都是學校各級負責人，介紹順序也一律按官職大小，即便如季老這樣幾乎是碩果僅存的前輩學者出席，有時也只能忝陪末座。

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受“官本位制”的影響十分深遠，官員身份所帶來的榮耀和利益極大，官場規則、意識也可謂“深入人心”。此種狀況即使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未能得到根本改變。大學畢竟不是象牙塔，無孔不入的官場風氣瀰漫於大學校園也並不足怪。但是如果以學問為最高追求的大學不再以學問而是以官職為最高追求，則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憂慮。走進學校的一些辦公場所，滿眼都可看到房間門口貼着“部長室”、“副部長室”，“主任室”、“副主任室”的牌子，無形中強調着官場中森嚴的等級；以淡化行政級別為目的的人事制度改革實際上更增加了幹部崗位的權力和利益，官員身份似乎未見“淡化”。而且官場風氣也並不局限於某些管理部門，即使在學校的院、系、所、中心等教學研究機構，有院長、主任等頭銜的教員可能就會比一般教員獲取更多的公共資源，在評定職稱、成果署名、科研經費、辦公用房等方面享有優先權，將行政部門的辦事規則用於學術活動；有些教授更以謀得一官半職為榮，很早以前就有某教授被“提升”為處長、主任的可笑說法；有的教授在學術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往往也需要封一個官銜才算最高的獎賞；不少教授更是熱衷於攀附權貴，“官學結合”，各取所需。

大學的精神在於其應該具有獨立的意志和思想，而官場的意識和規則同大學有實質的不同。在大學裡如果不是以學問高下而是以官職高下作為評價標準，甚至很多時候好像官大了學問就大，那麼這樣的大學就只是泛化了的官場，和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背道而馳。筆者見識淺陋，但也知道哈佛大學為了保持其獨立的地位和學術的嚴肅性，可以拒不授予里根總統以名譽博士學位。我們的國情、校情有所不同，但這並不等於我們可以放棄大學的精神。如果我們還是整天“指示”不斷，“領會”不斷，不能從根本上扭轉校園內嚴重的官場作風、官場習氣，那麼這樣一所大學的發展前景將會是令人擔憂的。

（《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此文先後獲2002年度北京高校校報系列言論類文章一等獎，2002年度全國高校校報協會評論類一等獎）

世界盃與世界一流大學

經過了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男子足球隊終於出現在韓日世界盃的賽場上。然而不管是同世界一流水平還是同三、四流水平球隊的較量中，中國隊都存在着明顯差距，不得不小組賽後就打道回府了。但是我們還是應該為中國隊邁出的歷史性一步而感到高興，因為他們畢竟進入了世界最高水平的賽事。

由世界盃比賽筆者不禁聯想到我們的學校，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就像中國隊把參加世界盃作為奮鬥目標一樣。同中國隊在世界上的位置相比，北大在世界著名大學中的排位恐怕還有所不如，不要說同歐美的世界一流大學相比，就是同日本、印度乃至港台的一些大學相比，北大也還有不小差距。中國足球要追趕世界，北大也要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採取什麼樣的趕超戰略非常關鍵。日本隊、韓國隊在世界盃賽場上取得了突破，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們實行了“脫亞入歐”的發展戰略，不以戰勝低水平的亞洲球隊為滿足，而是儘可能同歐美強隊較量，以致在本屆世界盃上有了脫胎換骨的表現；與中國隊同組的土耳其橫跨歐亞大陸，但土耳其隊寧可冒難以出線的風險，也要堅持參加高水平的歐洲區預選賽。

由此看來北大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必須真正以世界一流大學為參照系，而不能滿足於在國內高校中的老大地位。即使甲A賽場搞的再紅紅火火，“連滬爭霸”再激烈，充其量也是低水平上的競爭；北大在國內再有多大的優勢，拿國際水平一比較，差距恐怕還是全方位的。而我們有的同志眼睛卻不向外而向內，只熱心於北大同國內其他高校的競爭，似乎又特別熱心於同國內另外一所與北大地位相當的著名大學的競爭。乃至於這種競爭經常要爭一時一處的得失，恨不得一天24小時都盯着對方。對方有了什麼新的舉措，我們有的同志就急的要命，好像不跟着做就會馬上落伍；對方在某個方面露了臉，我們就好像抬不起頭；自己出了某些不好的事情，也要把別人的注意力引到對方不好的事情上去。雙方似乎都想在任何方面上壓過對方，嚴重的時候甚至互相幸災樂禍。其實兩所大學都有自己不同的歷史傳統、學科背景、辦學特色，正如足球場上有巴西的桑巴舞，也有歐洲力量派、歐洲拉丁派，沒有那種風格可以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世界一流大學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風格和優勢，北大也應該堅持自己的特色，沒有必要在任何方面都要和別人一較高下。兩所大學都以建設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為己任，如果要比較，也應該以世界一流大學為標準。中國隊不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就不知道和世界水平有多大差距。兩所大學如果不顧各自特點，都力求時時、事事、處處壓過對方，在低水平的競爭中樂此不疲，恐怕也就都很難取得辦學水平上的重大進展，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只會越來越大。

中國足球要想在世界上贏得尊重，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合理的機制，而不要過於計較每次比賽的結果。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不是短期內就能奏效的，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應該從辦學機制上入手，不要過於和別人爭一時一處的得失。當年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軍隊能夠以弱勝強，戰無不勝，很重要的成功因素就是從來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從整體戰略上考慮，終於奪取了全國政權。我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應該有這樣的雄心和氣魄，緊緊抓住那些最關鍵、最根本的問題，制定合理的發展戰略，着力於改革體制，增強實力。即使我們暫時在某些方面落後，也不必過於在意，只要我們按照正確的方向走下去，就一定能在最終的競爭中取得領先。希望轟轟烈烈的韓日世界盃比賽也能對我們的辦學思路有所啟示。

（《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6月20日第三版）

“狀元”、“奧賽”及其他

每年高考招生結束，我們照例要統計一下招收了多少名各省市的文理科“狀元”，多少名各項“奧賽”金牌獲得者，哪些省市的前多少名考生等等。有的年頭北大的主要競爭對手招的“狀元”、“金牌”比我們多了，錄取分數線比我們高了一點，難免還會讓有的人耿耿於懷。許多人平時一提起我們的本科生生源，自得之色常常溢於言表，認為我們的本科生水平已經達到了世界一流，因為我們是從世界上最廣大的考生群體中選拔最優秀的人才。

不可否認，我們的招生工作成績顯著，每年都為北大招收了一大批國內優秀的青年學子入校深造，這和北大的聲譽以及招生工作人員的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北大曆來有很好的生源，我們招收的“狀元”和“奧賽”金牌獲得者也是全國高校中最多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北大就可以靜候精英人才源源不斷地湧現。從遠處看，不要說現在每年都批量生產的“狀元”，就是一千多年的科舉史上每隔幾年才產生一個的真正的“狀元”，能夠在歷史上做出貢獻、留下名字的屈指可數。從近處看，北大過去和現在許多著名的教授、“兩院院士”並不是本校畢業的；近年來湧現出的許多優秀中青年學者、“長江特聘教授”，其中很多人根本沒有在北大讀書的經歷，也未必在高考或“奧賽”中取得過突出成績；北大的歷任校長大多數也不是北大畢業的。

“狀元”也好，高考成績突出也罷，不過說明了考試能力強，全面成績比較好，不見得專長突出。即便是專長突出的“奧賽”金牌獲得者似乎也不必過於看重。今年在北京召開的世界數學家大會分別授予法國、俄羅斯的兩位青年數學家以數學界的諾貝爾獎—菲爾茨獎，據悉其中一位根本沒有參加過數學奧賽，另一位倒是參加了並獲得金牌，但人家不過是隨隨便便就去拿了個金牌回來。今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物理學家小柴昌俊甚至還有過物理課考試不及格的紀錄。我國中學生近十多年來在各類“奧賽”中可謂成績輝煌，經常還會出現有的項目所有參賽選手都捧得金牌而歸的盛況。不過也應該看到我們的參賽學生雖然都非常優秀，但畢竟是經過了層層選拔、集中培訓的，一定程度上還是一種應試能力的體現，同人家那樣完全憑興趣參賽就獲得了金牌有所不同。據說我們有個別金牌獲得者後來甚至厭惡所學專業，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所以我們雖然“狀元”多，“奧賽”金牌多，但卻沒有人能去摘取諾貝爾獎、菲爾茨獎的桂冠。有一個笑話說上帝因為看到中國本土還沒有產生過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也很着急，就讓牛頓、愛因斯坦、愛迪生等大科學家降生中國，結果他們或因為奇思亂想被視為精神不正常，或因為貪玩被嚴厲管教，或因為偏科而考不上大學。笑話雖說尖銳了一些，但確實說明了我們現在的教育方式某種程度上扼殺了學生們的想像力、創造力，即使是天才可能也逐漸會變得平庸。千篇一律的教材，千人一面的標準化答案，像毛澤東曾經批評過的那樣故意與學生為敵的考題，這種情況在我們的學校教育中並不鮮見，即使考試成績再高也不能說明太多問題。

國外有許多名牌大學招生並不是一次考試決定的，他們往往更側重於學生的綜合素質，創新能力方面的測試。我們的國情有所不同，完全照搬國外大學那樣的招生辦法目前恐怕還不可行。我們在大學期間也無法完全消除目前的家庭教育、中小學教育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端，但是我們可以儘量為大學生們創造一種比較寬鬆的氛圍，激發他們的各種潛能，使他們能夠在一種比較健康的環境下成長。北大前兩年取消三角地的“狀元牆”不失為明智之舉，確實沒有必要對一次考試的成績過於看重。如果人家多收了幾個“狀元”、“金牌”，錄取分數線比我們高了一點，也並不說明我們的學生素質就差了。“風物長宜放眼量”，何況我們還有不拘門戶之見，“兼容並包”，廣納五湖四海人才的胸襟和氣魄。我們更應該着眼於人才培養的最終目標，並有信心在最終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北京大學校報》2002年11月5日第三版）

高待遇不等於高創造力

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長期以來曾經是困擾高等院校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腦體倒掛”在前些年一直都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隨着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國家不斷加強投入，高校教師的待遇，尤其是一些重點高校教師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其中在一些熱門的院系、專業，其教師的收入又大大高於同校其他教師，購買私人轎車乃至別墅等都已不再是夢想。                                    

解決高校教師的待遇問題十分必要，在經濟社會日趨繁榮的背景下要求他們獨守清貧，只講奉獻，“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顯然並不實際。但是現在似乎又出現了另一種傾向，就是將待遇問題的重要性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好像中國知識界缺少創新、缺少創造力完全是由於待遇太低造成的，以為待遇越高創造力就會越強。於是各個高校之間互相攀比，炒作不斷，又是“年薪制”，又是“終身教授”，乃至推出了年薪幾十萬、上百萬的天價教授，頗有“錢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至於各類獎項也是名目繁多、層出不窮，獲選人都可以得到較高的津貼。前些時候更有高校獨闢蹊徑，乾脆對學術著作、學術論文來了個“明碼標價”。

以筆者的愚見，竊以為待遇和創造力之間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許多偉大的思想、傑出的成果倒常常是在生活比較窘困的時候完成的。曹雪芹在“舉家食粥酒常賒”的境況下寫出了不朽巨作《紅樓夢》，延安窯洞裡誕生了毛澤東最傑出的理論篇章，“兩彈一星”的元勛們研製過程中甚至有時還要餓着肚子，陳景潤對“歌德巴赫猜想”最有價值的研究也是在他那間六平方米的小屋中進行的。

對於一位真正的科學家來說，創新的原動力恐怕更多地在於他對探索未知世界的興趣，物質生活條件和創新能力之間並無必然的關係。19世紀的物質生活遠不及20世紀，也還沒有諾貝爾獎，但是20世紀人類在科學、思想、文學、藝術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其高度和影響力而言，卻還是不能和19世紀相比。目前國內上下對於諾貝爾獎的期盼至深至切，其程度恐怕不會亞於期盼奧運會。筆者曾經開玩笑地同一位教授討論，假如給你一億元的資金，你能否得一個諾貝爾獎回來？以我們國家之大、諾貝爾獎空白的歷史之長，筆者以為花這一億元還是很值得的，但教授卻只是搖搖頭表示絕無可能完成這個任務。

對於一位思想家的來說，他的創造性成果更多地是基於對人類、對社會的憂患意識，基於一種博大的胸懷、自覺的責任。馬克思《資本論》的全部稿費還不夠支付他寫作過程中抽劣質香煙的費用，古今中外又有哪部偉大著作是在“明碼標價”之下完成的？所謂“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難道今天的學者們都已經降低到僅僅為了物質獎勵才會去從事創造性工作？

對於一個真正的學者而言，有時候倒需要一些特立獨行，需要有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或許才更能產生創造性成果。筆者很贊成李敖評價胡適的一句話：“一個那麼重要的人，卻做了那麼多不重要的事。”胡適先生為人和氣，在各種應酬中浪費了太多時間，以他那麼大的才氣和名氣，卻沒有為後人留下更多的精品，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如果我們的教授都是將更多的精力用在怎麼多賺錢，怎麼裝修房子這些“不重要的事”上，又怎麼能期望他們做更多“重要的事”呢。現在一些已經成名的學者，其主要的學術成就大多也是在前些年物質生活還比較貧乏的時候完成的，現在物質待遇大大提高了，反倒不見有多少新的傑作問世。

提高高校教師待遇，為他們創造更好的物質生活條件，解決他們後顧之憂，這些做法無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將物質獎勵的作用看的絕對化，看的至高無上，恐怕還是一種簡單化的思維，其結果也將肯定和他們以為能達到的目的相去甚遠。“明碼標價”之類可以休矣。

（《北京大學校報》2003年3月5日第三版，《文匯報》2003年11月5日第五版）

“改革”雜談

“改革”應該是這二十多年裡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之一。改革可以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大到國家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小到某個部門、某個基層單位一些具體的政策措施。改革無論大小，都應該是一項十分嚴肅、艱巨的任務。

然而在某些人眼裡，“改革”卻似乎只是一個名詞，一個時髦、隨意的概念。如果將那些僅根據少數領導人的意志，不看其是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具備先進性，不顧及多數人利益的政策措施都冠之以“改革”的名目出台，就很難得到大多數群眾的認可。現在經常有“改革者”抱怨群眾不理解、不支持他們的“改革”，甚至還給人扣上“反對改革”的大帽子。但細察其詳，這些所謂的“改革”常常是在維護有權有勢的“改革者”們的既得利益，將改革的好處和利益據為己有，而將改革的風險和成本讓那些無權無勢的“被改革者”承擔。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也許認識不到“改革者”所標榜的“重大意義”，但卻不難從實際產生的效果中得出自己的判斷。隨着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社會生活的日趨繁榮，在許多地方都要進行新的改革、新的利益調整。任何改革都應該是神聖的、莊嚴的，是應該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改革不應該成為某些既得利益者打着“改革”旗號而行利己之私，使其成為自身利益合法化的一種手段。過去曾有人對自由的泛濫發出過這樣的感慨：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我們不禁也要針對某些泛濫的“改革”而發出感慨：改革，改革，多少私慾假汝之名以行。

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改革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事業。改革的最大困難恐怕是在保持現有體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要對已有的利益格局進行重新調整。改革往往會損害到某些權利階層的既得利益，自然會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這大概也是歷史上的改革很少有成功先例的主要原因。任何改革家都應該有極大的勇氣和自我犧牲精神，僅僅知道享受“改革”成果的絕不是真正的改革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有許多所謂的“改革”，不過是權利階層互相劃分利益的一種遊戲，對於普通群眾來講，這種“改革”往往會受到他們的牴觸和反感。老舍先生的名劇《茶館》裡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茶館的跑堂李三到民國時期還留着辮子，老闆娘跟他說如今都改良了，你這辮子也該剪了吧。誰知李三卻馬上回答：“改良改良，越改越涼，冰涼！”這恐怕是一個最普通的老百姓在見多了各類“改革”後所得到的最切身的感受。據老舍先生的子女介紹，《茶館》在法、德等歐洲國家巡演時，這句台詞一說出也得到了熱烈的掌聲，獲得了強烈共鳴，可見濫用改革之名而行利己之私的情況並非中國所獨有。

任何改革舉措都應該進行充分的調查研究，進行充分的論證，而不能“閉門造車”。改革的目標、措施一定要切合本地區本單位的現實情況，循序漸進，便於施行，而不宜好高騖遠，最終只能流於形式。有些“改革者”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缺少必備的理論素養和實際工作經驗；有些“改革者”自我感覺良好，喜歡自以為是，一意孤行；有的“改革者”急於開拓新局面，從國外或其他地方拿來“新鮮”的做法便急於實行，往往會脫離實際。改革是一項十分複雜的系統工程，那種將改革看的過於簡單、過於容易甚至過於霸道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

北大歷史上就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以開風氣之先而聞名於世。改革開放以來，北大陸續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不乏有成功的經驗，有些改革舉措在全國高校乃至在國內都處於領先地位。但我們還遠不到可以自我誇耀的地步，有些已經進行的或將要進行的改革方案、舉措都還有待於在理論上進行充分的總結和論證，有待於廣大師生集思廣益的充分討論，更有待於實踐的檢驗。我們應該在改革的決策上充分實現科學化、民主化，使學校任何改革決策的出台既科學合理，得到廣泛的認可，又能經得起實踐的檢驗。

（《北京大學校報》2003年6月2日網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