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浅议

人才问题是全社会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人才的培养选拔更是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特别是对高等教育的日趋重视，接受各类教育人员的规模之大，各类人才培养的数量之多，乃至出国留学的人数之众，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由此看来我们所期待的那种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早就应该出现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尽然。尽管现在培养人才的规模、数量都是空前的，高级人才如教授、博士的数量更是成十倍、百倍增长，到处可见“跨世纪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是真正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在国际上拔尖人才的缺乏仍然是困扰我们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天中国拥有的科技人才的绝对数量甚至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在这种绝对数量增长的背后，却是较低的专利与科技产出量，高级人才的供应仍然严重不足，国家的科技竞争力远远不能和我们这个人口大国、“人才”大国相适应。

北大一向被认为是中国的最高学府，近年来又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更应该以培养和造就在国际上达到一流水平的人才为己任。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呼唤大师，但是老一代的大师渐渐离我们远去，新一代的大师却罕见出现。不独在北大，在国内其他名牌高校，在其他众多领域，大师级人才的缺乏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现在的文坛上产生不了新的鲁迅，舞台上看不到新的梅兰芳，在科学、思想、文化、艺术乃至在实业界都很难看到既有崇高威望，又有极大成就，同时还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领袖级人物。与此相联系的，难以产生科学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发明，思想文化上重大的建树，文学艺术上新的公认的经典作品，乃至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姑且不论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四大发明”，以及灿若群星般的众多杰出人物。即便是离现在不远且十分动荡的民国时期，在许多领域也都活跃着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北大过去一批大师级学者大多也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反倒是在这几十年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在教育空前普及的情况下，杰出人才的匮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人和人之间是千差万别的，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一般都具备鲜明的个性。最近看到一些老清华学生描述名教授的文字，在他们笔下，教授们或形象可笑，或举止怪异，然而却无一不是饱学之士。人们对许多杰出的人物，不仅了解他们的成就，也熟悉他们的逸闻趣事，往往越是杰出的人物其经历愈特殊，个性愈鲜明。但是现在对人才的要求却似乎出现了某种标准化的倾向，例如都要求具备某种学历，要求达到什么样的外语水平。如照这些标准，北大历史上担任“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鲁迅等人都不合乎今天北大教师的要求，胡适的博士学位也是后来才得到的；也许将来北大的教授都能达到用一门外语授课的水平，但不知其中可否会出现辜鸿铭、林语堂那样能用非常好的英文写出煌煌大作的北大教授。九方皋相马不识其毛色，不辩其雌雄，只看其是否具备了千里马的资质。我们今天对人才的要求是否倒有些舍本逐末了，强调人才的一般标准而忽略人才的特殊禀赋，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特殊人才、杰出人才的匮乏。

人才的成长自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我们对杰出人才的要求固然十分迫切，希望尽快有一批得到国际同行公认的很有成就的学者，但是也不可拔苗助长。“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三代以上才能产生一个贵族”。据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调查，大多数获奖者其父亲、祖父一辈都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许多被视作大师级的学者，考察其身世，大多也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笔者曾听到北大一位很有名气的教授坦言，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国内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不可能问鼎诺贝尔奖。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学科领域恐怕都处在这种状况。留学国外的大量人员中，真正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杰出人才也十分有限。应该认识到在我们在杰出人才方面同国外的实际差距，也应该看到完全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从整个社会环境、教育体制入手，真正形成一种人才自由成长、自由竞争的局面。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固有的人才模式、人才标准，并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杰出人才大量产生的局面才有望出现，北大也才能培养并吸引大批优秀人才，真正有实力同世界一流大学展开平等对话。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9月10日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转载。经适当修改后，《文汇报》2003年11月21日第五版以《标准化不是人才成长规律》为题发表，《人民日报》社《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3年12月9日转载）

讨论与争论

自学校《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出台以来，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校内校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关注。对此项改革举措众人可谓见仁见智：主张者理由充足、态度坚决；反对者则针锋相对，不乏尖锐的批评意见。自“改革方案”公布之后，在各个座谈会上，在互联网上，在报纸杂志上，乃至在电视上，都可以看到热烈的讨论和争论。笔者见识浅陋，难以对整个方案做出自己独立的评判。但学校能将此项方案及时公布并广泛征求意见，广大教师能以高度的负责精神积极参与讨论，通过广泛的讨论和争论，以寻求最终合理可行的改革举措。此种做法和现象在近些年来的北大还是不多见的，也无疑是令人赞赏的。

前些年在北大曾经有一种观点，即片面强调对学校的各项举措要“不讨论，不争论”。小平同志的确是讲过“不要争论”，但小平同志主要是指对那些明显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明显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方针政策不要在“姓社姓资”的问题上讨论不止，争论不休，从而贻误发展时机，并不是对任何问题都“不要争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实际上是过于相信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不愿意让广大师生、干部在学校改革、发展问题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回顾历史，假如没有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很难正确地总结过去，面对未来，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基础将不复存在，改革开放的国策也就难以比较顺利地推行。而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并全力支持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常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在某项决议通过之前赞成者、反对者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但决议一旦获得多数票通过，则大家都会不折不扣地自觉执行。而在我们周围却常常看到许多政策、决议通过的时候非常一致，甚至压制不同意见，但执行的时候却是各打各的算盘，互相掣肘，不知使多少“一致通过”的决定在执行时或大为走样，或名存实亡。由此看来，还是先允许大家充分发表不同意见，通过讨论、争论各抒己见，权衡利弊，取得共识，然后再付诸实际行动。总比不允许反对意见存在，实际上又不能防止反对者貌合神离的情况要好得多。

鲁迅先生早就告诫过国人，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外国的新事物，但“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描述了当时的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实行牛津剑桥的导师制，导师制在英国本来是一项好制度，但是一到中国就变了味。于是借书中人物赵辛楣之口发出感慨：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可见任何好的改革举措，即便是从国外学来的新事物，不管其如何先进，如何合理，也应该防止在执行过程中走样，这恐怕正是许多人担心、疑虑的。也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和争论，真正使大家看清改革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防患于未然，才能保证各项改革举措的公正实施。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集中全校师生员工的智慧。应该充分相信我们的广大教师，在他们当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深刻的思想，高度的责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会理解学校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的。只要是真正对学校发展有利的改革措施，大部分教师是会接受和拥护的。此次人事制度改革教师们通过多种形式的讨论和争论，真正以学校主人翁的态度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学校也以充足的时间再三听取各种意见，“改革方案”数易其稿，对此项关系全局的改革举措十分慎重。希望这种态度和做法能在北大继续存在下去，也希望今后能听到范围更广的讨论和争论，许多新的思想、独到的见解正是在不断的讨论和争论中产生的，也许这正是北大生机与活力的一种体现。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11月8日第三版）

走上博雅论坛

今年是北大校刊复刊50周年，复刊后的校刊已印发了上千期。说起来我也算是一个比较老的北大人了，从入学后就经常阅读校刊，留校工作以后，同校刊的历任主编、编辑们大都熟悉。但在我进北大的前20年里，却几乎没有机缘在校刊上留下过只言片语。

我同校刊真正产生比较密切的联系是在两年多以前，那时校刊刚刚从四开四版的小报改成对开四版的大报，我们的办公室正好又搬到和校刊编辑部相邻。有一次我在楼道里遇到校刊主编魏国英老师。魏老师向我提出，现在学校领导层有一种意见，校刊作为学校重要的宣传媒体，不能只是宣传成绩，也应该反映一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有一些不同声音。魏老师询问我能否为校刊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并可以为此开辟专栏。我自思在北大工作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对学校各方面的情况还算熟悉，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自己的见解，于是就答应了魏老师的提议。当时校刊上已有王义遒教授的“湖边琐语”及其他教授的专栏文章，都十分精彩。人家是饱学之士，是名教授，而我不过是一个学识、见解都十分浅陋的普通工作人员，对于写专栏文章实在没有信心。

但是已经答应了，就只有硬着头皮上阵，于是在校报新开辟的“博雅论坛”专栏上陆续写了《大楼、大师与“一流”》、《“小人物”与“大事业”》、《读“内部简报”有感》、《高待遇不等于高创造力》、《“人才”浅议》等十余篇评论文章。考虑到自己的水平有限，怕别人笑话，同时也担心一些意见比较尖锐，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今年以前写的文章中都用了笔名。然而出乎我的预料，很快就有同志对我的这几篇小文章表示兴趣，多次有人打电话给校刊或我本人对文章中的观点表示赞同，有的文章被送出去参评并获得了一些奖励，其中包括获得了“北京新闻奖”，也有数篇文章被其他报纸转载。

最近校刊要庆祝复刊50周年及印发1000期，约我写一点文字。50年的时间不算短，1000期加起来也有相当大的数量，而我在其中不过占有极小的篇幅，本来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向北大校刊，特别是要向北大表示感谢，感谢北大校刊给我这样一片园地，更感谢北大的胸怀和宽容。也许只有在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才能够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才能够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不仅允许学者名流们发表意见，也允许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发表意见，这应该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我的那几篇小文章是微不足道的，但却不经意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有了这样的胸怀和气魄，我想北大的未来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北京大学校报》2003年10月10日复刊1000期纪念专刊第五版，题目为编辑所加）

“姚明现象”的另一种启示

NBA赛事在中国的转播已经很有些年头了，笔者开始关注这项比赛大约是在1990年代中期乔丹第一次复出之后，当年公牛队第二次夺取三连冠的过程相信也曾令大洋彼岸的每一个中国球迷为之击节赞赏、荡气回肠。NBA无疑是篮球运动的最高殿堂，这里有最激烈的较量，最精彩的表演。

随着王治郅、巴特尔的先后加入，在这项世界最高水平的篮球比赛中终于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身影。但是直到2002年NBA选秀大会上姚明以第一顺位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成为NBA有史以来第一个非美国籍的“状元秀”，中国人才真正在这个篮球运动的殿堂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轰动效应，姚明也随之成为世界体坛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

中国的体育运动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悉尼奥运会上就曾以金牌榜的前三位而傲视群雄。但是也不可否认，在一些热门的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网球、赛车这些职业化高度发达、市场影响力巨大的项目中，特别是在其最高水平的竞技中，还一直难觅中国人的身影。中国足球队好不容易进了一次世界杯，却只能匆匆铩羽而归；杨晨、孙继海、李铁等人虽然先后参加了欧洲足球联赛，但毕竟还只是一些小配角。这个时候姚明以主角的身份开始登场了，在涌现过张伯伦、贾巴尔、乔丹等天皇巨星的NBA舞台上，在美国这个篮球王国，破天荒地出现了一张来自东方神秘国度的黄种人面孔，其影响力和震撼力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说姚明在那一刻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也并不为过。

姚明很快正式进入了NBA的竞技场，他所展现给世人的不仅是他的球技，还有他东方式的含蓄的风度，迷人的微笑，以及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时过人的智慧。姚明在树立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一些原有的宣传手段。姚明也很快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喜爱，多家公司更是向他挥舞着巨额的支票，他所得到的拥戴程度和商业价值是任何其他中国运动员都不曾达到的，已经进入了世界顶级运动员的行列。他所受到的关注和他在赛场内外的表现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姚明现象”。但是客观地讲，姚明目前的球技还不能和他的名气相媲美，他的名气和商业价值更多地是因为他来自东方并且背后有十几亿中国人的巨大市场。姚明在NBA常规赛上已经是第二个赛季了，在球场上他有过超凡的表演，即使面对奥尼尔、邓肯这样的巨星也丝毫不落下风，但也有不少低迷的时候。至少到目前为止姚明还不是NBA的超级球星，离篮球场上“最有统治力”的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毕竟还有很大的潜力，最重要的是他凭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已经稳稳地站在了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

对于广大的中国球迷以及全世界的华人来说，对姚明的期待和支持可以说是无条件的，姚明在赛场上每时每刻都牵动着全球华人的心。笔者以为“姚明现象”的意义和价值绝不仅仅局限于篮球场上，它可以说是中国人渴望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并且在竞争中展现自我的一种体现。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领先于世界，但是近代以来却发现自己逐渐落后了，在21世纪已经来临之际，这种全面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职业体育的落后仅仅是一个小的领域，我们在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仍然落后于西方世界。落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很大程度上恐怕和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有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个人的财富、地位、社会名望往往不是和才能成正比的，多种因素制约着国人才能的充分展示、个性的充分张扬。中国人太渴望公平竞争的环境了，许多人都试图在姚明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都渴望像姚明一样去参加高水平的公平竞争。NBA赛场则将这种每个人都希望充分展示自己能力、个性的需求发挥到了极限，乔丹力挽狂澜的英雄本色，罗德曼虽行为乖张而勇气十足，都可以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里更没有种族、国籍、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区别，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NBA同时又是科学精确的，特别是比赛时字幕上打出的层出不穷的统计数据，使观众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想要了解的所有信息，每个球员的价值都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得到充分体现。笔者这里倒是有一句题外话：希望我们各级统计部门的同志都应该看一看NBA的比赛转播，这样也许会有利于我们的各种统计数据更加科学、精确、全面。

姚明已经在NBA赛场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他所需要的是更进一步展示自己的能力、霸气和个性。但是我们不能只有一个姚明，不能只靠一个姚明来体现中国人的形象。不仅在体育运动领域要有更多的姚明，笔者更希望我们的国人要发愤图强，在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其他所有领域，有更多的“姚明”、“张明”去参加世界最高水平的竞争，当然更希望我们逐步创造出一个能让各种“姚明”都脱颖而出的公平竞争环境。只有当更多的中国人不断出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竞技场上，充分展现出中国人的能力、意志、品质，并且扬眉吐气地取得竞争中的优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才会得到根本性提高，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落后局面才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希望这也是“姚明现象”对我们的另一种启示。

（《文汇报》2004年2月13日第五版，次日中央电视台早间新闻节目报纸摘要中做了介绍）

评“超人”现象

    记得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美国影片《超人》，影片中的超人来自外星球，可以上天入地，力大无比，无所不能，但是他的超能力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不过是为了满足一种幻想和消遣的需要。扮演超人的演员后来不幸摔成了高位截瘫，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也没有“超人”的能力。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却经常会发现很多“超人”。前两年看到报纸上刊登大幅广告，那个所谓“词坛怪杰”张俊以居然同时以两大集团公司总裁的身份炫耀。我当时就很不以为然，心想能把一个公司做大、做强就非常不容易了，果然没过多久，这位张先生就因经济犯罪而锒铛入狱，其“两大集团公司”也不知所终。张先生大约曾经以为自己是“超人”吧。不过时下的“超人”还有不少，前些时候据媒体透露，一个中国女孩子获得牛津大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分，并得到六万英镑的高额奖学金，而且她还有模特般的身材、明星般的容貌。我当时也感到纳闷，怎么这么多好事情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了？此后不久知道果然又是一场骗局。中国人大约是崇拜、向往英雄、完人的，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多少英雄、完人，就造出许多完美的“超人”，以此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两大公司总裁”、“牛津女孩”不过是骗人的把戏，但在我们身边却还活跃着许多实实在在的“超人”。仅以学术界而言，我们经常就能见到某位学者“专著上百部，论文上千篇”，而且还不需要花太长时间，是不是在学术界也存在着许多“超人”呢？我不得而知，反正一个严肃的学者是很难做到这些的。我曾向一位著名学者的研究生了解他导师有哪些主要成就？这位研究生只是向我列出其导师三篇学术论文的题目，认为通过这三篇论文就可以体现他主要的学术贡献。我不知道那些学者“等身”的著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其中又有多少是真有价值的。

学术界的“超人”不仅能落笔如飞，而且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有非凡的能力。现在一个导师同时带二、三十名研究生恐怕不算太少见的，我曾听某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过，她的导师连博士生、硕士生加在一起，同时带了107名研究生。我倒建议有关方面可以调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以此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恐怕问题不大。只是不知道这究竟体现的是中国学术界的骄傲还是荒唐呢？我还担心这样的导师能否来得及将每个学生的论文都看一遍，会不会“误人子弟”？当然，我这种凡人的担心可能根本是多余的，人家本来就是“超人”嘛。不过北大去年就明确做出规定，为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今后每位博导每年招收的博士生不得超过两名。北大此举看来也是不相信有什么“超人”的。

中国人好像历来有一种情结，就是过于依赖某些有超凡能力的人，把他们奉为神明，以致于整个民族都可以停止思考。现在我们是不再相信神明了，但是似乎又把这种对神明的信仰转移到某些“超人”身上了。我们真正在国际上赢得荣誉、为国争光的杰出人士并不多见，但是身边总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大师”：一个学者做出了一些成果，很容易地就被称为“学术大师”；一个演员演了几部戏，也一不留神就成了“表演艺术大师”。不知道那些真正的大师对此会作何感想。中国人好像还有一种习惯，就是很不能“万千宠爱在一身”：一个人一旦在某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就以为他可以无所不能，荣誉唯恐给的不够，担子唯恐加的不重。这种情况下也产生了不少“超人”，就是不知道这些“超人”能否承受得起。

所谓的“超人”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超人现象”的泛滥不过是中国人急躁、“跃进”心理的又一种体现。我们不能人为地制造各种“超人”，而是应该更多地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按照人才成长的规律，顺其自然。长此以往，真正的人才才能逐渐成长起来，我们的各项事业也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北京大学校报》2004年2月26日第三版）

从出乎许振超意料之事谈起

近日，国内各大报纸均在头版详细报道了青岛港吊车司机、桥吊专家许振超的先进事迹，并将其誉为“当代产业工人的杰出代表”、“民族复兴的脊梁”。对一位普通的劳动者有这么多重要媒体以如此显著的篇幅，如此高的评价进行广泛宣传，颇让人眼前一亮。许振超尽管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却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从一名初中毕业的普通工人成长为令世界航运界瞩目的桥吊专家，他和他的团队已多次刷新世界集装箱装卸纪录，在看似普通的岗位上做出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笔者注意到，在关于许振超的报道中透露，去年年底青岛港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许振超觉得自己年龄大，没学历，估计合资公司不会要他。出乎许振超意料的是，这种情况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能够让许振超这样的杰出人才都产生出的这种疑虑，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是不是说明一些被我们普遍遵循的用人标准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呢？

对许振超的报道使笔者不禁想起另外一件事情：2000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震惊世界，事件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悲痛不必多言。潜艇沉没后，俄罗斯方面全力组织营救，但在全球目光的关注下，俄罗斯的潜水员却迟迟无法打开潜艇，不得已求助于挪威。挪威潜水员仅用了很短时间就顺利进入潜艇并发现了遇难官兵。俄罗斯人民在悲痛之余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羞耻，为本国潜水员的无能而感到羞耻。俄罗斯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曾经为世界奉献出无数优秀的科技文化成果，但是仅仅因为潜水员的能力就已经显著地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许振超也好，挪威的潜水员也好，他们并不是所在国家的顶级人才，都是一些具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劳动者，但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港口每年吞吐的货物数以亿吨计，贸易额达数千亿美元，同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假如没有大批高素质的工人，装卸货物总是不能安全及时，那么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又会给贸易双方带来多么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想要实现现代化的大国而言，培养和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许振超式的技术工人无疑是一项最基础、最重要的任务。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在某些地方和行业，在某些同志的眼里，似乎只有学者、专家、博士、教授、工程师、厂长、经理才够得上是人才，才是“培养”、“选拔”、“照顾”的重点，而大量普通劳动者的价值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涌现出多少在国际上领先的高精尖的人才，而普通劳动者素质的下降却成为困扰我们各行各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据统计，中国的高级技工仅占全体工人总数的4％，而发达国家却占到30％至40％，中国的工业产品之所以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高级技工的缺乏肯定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现在许多企业虽然对高级技工开出了比博士、硕士更高的身价，但是仍然难以寻觅到优秀的技术工人，长期以来忽视普通劳动者的恶果已经开始显现。

德国的产品素以制作精良而享誉世界，这恐怕和他们有世界上最好的职业培训体系关系密切。桑塔纳轿车开始引进中国的时候，仅在方向盘上的技术指标就达200项之多，而国产的方向盘当时仅有几项技术指标，没有高素质的工人是生产不出这种高质量产品的。许多德国公司的总裁不过是技术学校毕业的，在我们这里也就相当于中专文凭，但其手下却不乏打工的博士；瑞士银行以管理高效而闻名世界，但许多瑞士的银行家只是出身于银行学校，并没有很高的学历。这种情况在目前的中国都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一般职工即使再优秀、再能干，也不能算是高层次人才。过去我们还有八级工资制，一位八级工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都足以令人羡慕，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羡慕一位技术工人呢？

不仅在企业界如此，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的问题。笔者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曾经亲身感受过一些前辈学者的道德文章风范，而那时还有一些老的教辅人员，如老的教务员、实验员，还有一些老的校工，同样也能感受到他们有很高的素质、涵养、能力，某些方面甚至不亚于那些大学者，他们凭借着自己的平凡工作受到了师生的普遍尊重。但是现在恐怕就很难看到这种情况了，普通职工在企业、大学及许多其他行业都缺乏真正的地位，虽然他们没有专家学者的层次，没有企业家的实力，没有明星的影响，但却是体现各行各业整体水平的基础所在。

事实上，一家企业的整体水平，是不难从一名最普通的职工身上体现出来的。而培养大批高素质职工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既要使他们受人尊敬，也要有合理的报酬。而当一家企业随便一个低层管理人员的地位、待遇都大大高于最高级技术工人的时候，又能指望有多少工人去刻苦钻研技能并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呢？我们的时代需要许振超这样当代工人的优秀代表，需要各行各业都出现无数的许振超，也更需要为许振超们创造一个有利于成长的外部环境。只有真正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才能涌现出更多的许振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才有了根本保证。

（《文汇报》2004年4月19日第五版，《人民日报》社内参《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04年5月11日转载）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

在校内外媒体关于孟二冬同志事迹的报道中，笔者感触最深的就是他的朴实无华。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的一番评价也许最能概括孟二冬同志的特点：“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或重大影响的成就，甚至可能系里有些教师还不认识他。但你仔细品味孟老师的为人为师，能体会到他在平常生活中呈现的人格魅力。”以往有些媒体在宣传先进典型、英雄人物时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拔高这些先进人物，往往拔高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但是在对孟二冬同志的报道中就看不到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很亲切地接受他、感受他、学习他，如同身边一位可靠的朋友。他是一名好教师，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他的潜心学业、教书育人都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但是能够长期甘坐冷板凳，能够这么多年来始终如一日地指导、关怀、爱护他的学生，特别是在他身患绝症、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还能全身心地坚持这样做，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

最能体现孟二冬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的，是他那部具有重大史学文献价值的专著《〈登科记考〉补正》。他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和北大图书馆馆员一起上下班，翻遍了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相关古籍，终于完成了这部100多万字的著作。本来这也许不足为奇，但是要知道他撰写专著的这些年，也正是市场经济大潮不断涌起，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不断冲击着高校的时期。坐冷板凳、做实实在在的学问，似乎在某些人身上已经不再是追求的目标了。有些教师关心著作的数量远胜于质量，对名誉利益的追求远胜于对学术的追求。当然这种现象也和有关部门急功近利，不断出台一系列不太科学的奖励制度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孟二冬能够静下心来，不受外界影响，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勤勤恳恳地教书育人，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人民教师的本职工作中来，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句空”这句朴实的格言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由孟二冬身上，笔者不禁联想到了刚刚去世的王选同志。无论从成就、威望、人格魅力等方面看，王选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同王选相比，也许孟二冬在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上还有一定差距，但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异常扎实刻苦，在人格魅力方面也得到几乎所有人的公认，堪称是道德学问完美结合的典范。孟二冬为完成专著甘坐7年冷板凳，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王选的贡献更是举世公认，他后来也确实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和地位，可是他当初也是以一个助教的身份，默默无闻地带病从事着最尖端的科技创造，十余年后才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没有那么多年默默无闻的辛勤耕耘，也就没有后来的王选。北大既需要王选这样的大家，也需要孟二冬这样无私奉献的优秀教师。如果说王选是金字塔的塔尖，孟二冬这样的教师就是塔基，他们身上都共同体现出了坐冷板凳、做真学问的治学精神，都是对北大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北大只有涌现出更多的王选、孟二冬，构成严谨治学的深厚基础，才能为中国的科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王选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孟二冬还在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抗争，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相信他会战胜病魔，重新站在北大的讲台上。但是他们的贡献、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北大永远的财富，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3月1日孟二冬先进事迹专刊第一版）

具备一种王选式的关切情怀

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和教育部最近联合发布了开展向王选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王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也在各地陆续举行并得到强烈反响。王选无疑是中国当代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被誉为当代毕昇，他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为中国的出版印刷业带来革命性变化，使汉字的出版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走进了“光与电”的世纪。虽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杰出的贡献和人格的魅力必将受到人们长久的怀念和爱戴。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学习王选，他不凡的业绩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王选在作客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时曾经讲过一段话，谈到自己当初之所以选择“汉字激光照排”作为攻关目标，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亲身去过印刷厂，看到印刷工人实在是太辛苦了。中国虽然是印刷术的故乡，但是直到1970年代，汉字印刷仍然停留在“以火熔铅，以铅铸字，以铅字排版，以版印刷”的铅印阶段，不仅污染十分严重，工人们还要捧着沉重的铅字版来回捡字，每天行走的距离达好几十里，劳动强度极大。这样的场景激发了王选要改变中国出版印刷业落后状况的雄心壮志。

王选看到的场景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今天的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年印刷行业的状况仍然是今天许多中国产业的真实写照：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持续污染，超人的劳动强度仍然伴随着众多的行业。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已经是世界上钢铁、煤炭、纺织品等行业的头号生产大国，也是手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头号生产大国，计算机、小汽车的产量也位居前茅，“中国制造”已享誉世界。但我们这个“中国制造”却没有多少是自己创造的东西，多数是低附加值的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多是在搞加工组装，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用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我们出口一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飞机，卖一台电脑才能挣一捆大葱的钱，比起掌握高新技术、品牌等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所得微不足道。

由于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难以持续发展；而普通劳动者十分低廉的收入也亟待提高，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的发展道路越来越难以为继。根本的出路就在于要提高中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依靠科技的进步、创造力的增强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王选正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他没有选择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是直接研制国外还没有形成产品的激光照排四代机，跨越了西方国家从一代机到四代机40年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编辑、印刷、出版全行业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性跨越。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方正出版系统迅速占领了国内出版印刷行业99%的市场份额，海外华文出版业90%的市场份额，创造出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曾与之竞争的所有国外照排机厂商不得不全部退出中国市场。此外，他们还开发出日文排版系统，使其成为我国首次大规模出口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

    我们怀念王选、学习王选，就是希望中国能出现更多的王选式的科技工作者，希望他们有更多的发明创造，特别是应该像王选关注印刷工人一样关注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也许是最能体现行业技术水平的，他们的劳动条件越差，劳动报酬越低，这一行业的技术含量往往也就越低。我们每年要挖出世界上最多的煤炭，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服装鞋帽，但是如果看一看煤炭工人的现状，看一看那些加班加点忙碌在流水线上的打工者，也许就不值得为此夸耀。如果通过技术的进步更多地使用新能源，降低居高不下的能耗，也许就不需要再挖那么多煤了，也可能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矿难了；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核心技术，创造出更多的知名品牌，就不会总是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为别人打工。

王选是单纯的，他一门心思地搞发明创造，一门心思地想改变印刷工人的艰苦劳动，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成果要得到什么奖励，要从中获得多少个人的利益。在王选等人的努力下，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没有铸铅排版的印刷工人了，他们的工作状况得到了根本改善，同时也意味着这个行业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科研方面的物质条件比起王选当年不知要好了多少倍，但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更应该具备一种王选式的关切情怀，应该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只满足于争取多少科研经费，成果获得某种鉴定，做出多少论文，评上什么职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如果能更多地深入基层，深入到普通劳动者中间，通过科技的进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也就必然能够提高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王选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立足于自主创新、立足于关怀普通劳动者的科研之路，为更多的科技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也正是王选留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是他超越自身技术领域的价值所在。

（《文汇报》2006年6月21日第八版）

从“大学生当村官”谈起

    今年北京大学有19名大学毕业生被选聘到京郊房山区基层农村工作，将到房山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委会主任助理等“村官”职务，这是北京市2006年招聘2000名大学生“村官”计划的一部分。此项计划自2005年底一推出，立即受到了北京高校学子的热烈响应，据悉共有11000多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历年都不乏一些具体的事例，但是像北京市今年这样有组织、成规模地选聘毕业生去农村，应该称得上是一项新的创举。

    毋庸讳言，随着“扩招”后大学生数量的大幅增长，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确实出现了困难的局面，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这项举措一推出，也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并且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但是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考虑，从大学毕业生的发展出路来看，此举都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应该都不会陌生，13亿人口中生活在农村的占大多数，但是总体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却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发展的滞后固然有十分复杂的原因，但是农村地区缺乏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就在于农村。党中央、国务院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强调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农村的现代化，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需要大批有理想、有抱负、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投身到这一空前的伟大工程中。

大学教育目前在我国已经初步普及，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就业，而城市的容纳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与其千方百计寻找大城市已近饱和的就业机会，不妨把眼光投向广阔的农村。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村教育、医疗事业的发展，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乡村政权执政能力的提高，都迫切需要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不能仅仅将大学毕业生走向农村看作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出路，而应该看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项根本措施。毛泽东曾经把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看作是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今天的社会环境虽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农民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基本事实仍然没有改变。正如当年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今天如果没有广大农村地区的繁荣富裕，中国的现代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提高农村地区的文化教育水平，帮助他们实现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摆在中国当代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面前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当然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工作还面临着许多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京郊和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总体环境可能会比较有利于大学生发挥作用。但是要号召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特别是到中西部比较落后的地区去，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鼓励措施，特别是要为他们创造能够切实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否则将很难吸引更多的大学生献身新农村建设。此外，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自身还有许多不足，他们一般还不太熟悉农村的现状，更缺乏对乡村社会世态人情的深入了解，也不具备实际的管理经验，可能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甚至会受到某种排斥，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思想准备。虽然以前有个别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走上了领导岗位，但不宜将其视为普遍现象。随着更多的大学生走向农村，更需要脚踏实地，切实为基层农民服务，提高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大学生也不一定都要去当“村官”，农村教师、医生、乡镇企业技术人员、基础设施建设者管理者等职业领域，都可以有大学生广泛的用武之地。

北京大学的这一批大学生即将走向基层，走向农村，但是新农村建设需要有大批的各类专门人才，即使是北京市今年总共2000人的数量也毕竟有限，而且还仅限于京郊农村。但是他们的行动可能会代表着一种方向，将激励更多的大学生走向农村、走向基层。当然要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到农村工作也不能只凭号召和热情，还需要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给予必要的保障，尽可能解除其后顾之忧。如果每年都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不再把就业目标局限于大城市，甚至仅仅局限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而是更愿意将他们的青春和智慧献给基层农村，那么无疑将会促进农村社会整体落后状况的改善，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北京大学校报》2006年6月15日第一版，《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第八版）